澎湃思想周报｜艺术欣赏的注意力变迁；自然法则的本质
艺术欣赏的注意力变迁
如今，人们已经不太习惯仅仅依靠双眼去欣赏一幅画作，科技成为了欣赏艺术的重要工具。大多数人在参观画廊时拿着手机，随时准备拍照，把照片发给朋友，通过手机查找艺术家信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艺术史教授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在《注意力紊乱》一书中关注数字技术如何重塑人们的注意力，作者尤其关注艺术家如何调整他们的作品，以适应新时代的注意力变化。然而，即使重塑人们注意力可能与全新的科技息息相关，但注意力的社交性质并不新鲜。这一特质起源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剧院和博物馆。当时和现在一样，艺术家引导、有时甚至玩弄人们的注意力。在18世纪，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在原本有序的音乐中加入沉默，通过打破听众的期望，让他们集中注意力。
《注意力紊乱》及其作者克莱尔·毕晓普
《国家》杂志作者弗朗西斯卡·比林顿（Francesca Billington）近日采访了克莱尔·毕晓普，并共同讨论了科技对博物馆和画廊的影响，以及注意力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毕晓普表示自己在参观博物馆期间，会在艺术品和手机之间来回切换，可能会扫描二维码阅读展览信息，会回复短信，会拍摄标签。在她看来，这既受到个人注意力习惯的影响，也与博物馆本身的鼓励有关。毕晓普认为，我们的阅读习惯因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而发生了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短时注意力，以及信息相互竞争导致的注意力分散。这种情况在2016年达到了顶峰：那时，关于在剧院中是否可以使用手机曾激起激烈讨论。有趣的是，博物馆则选择了相反的路线，博物馆机构决定拥抱科技，充分“利用”人们的注意力分散。举例而言，许多知名博物馆使用增强现实技术（AR）将数字内容叠加到实物上，丰富展品。增强现实技术提供的互动式教育体验，让参观者能够看到更多信息。这项技术可以吸引观众，使学习更方便、更具生动，同时增强了观众对展品的叙事和背景理解。毕晓普说：驻足在一幅画前，专心欣赏的观众依旧存在（她本人最近就在大都会博物馆的马奈的《奥林匹亚》前久久不愿离去），但那已不再是大多数人欣赏艺术的真实写照。
毕晓普表示，在19世纪，特定的视觉呈现与建筑形式被创造出来，其目的是产生所谓的“注意力”：博物馆改变了悬挂作品的方式，剧院引入了黑暗并改变了座位排序。现代的白色画廊，墙上只有一行作品，其目的在于建立作品与观众之间的一对一关系，让观众保持专注。剧院则构建出一个黑暗的空间，让人们虔诚地关注舞台上的东西，同时禁止说话或聊天。
完全专注、全神贯注是一种现代建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如果翻阅18世纪博物馆和剧院的资料，我们会被忙碌的人群所震撼，他们互相交谈，对舞台上或墙上的东西毫不在意。因此，我们今天在画廊或博物馆中看到的那种社交化注意力（拍照、录像、发短信等等）可以看作是回归向前现代的、社交式的观众形式。毕晓普认为，拍照、使用手机是一种将我们带回前现代社交形式的技术，不应该将人们在表演中使用手机归类为“分心”，或将其视作一个“问题”。
也有不少声音表示，自己在博物馆展览时，即使不想拍照，也会忍不住查看手机，这仿佛是一种科技的诅咒。在毕晓普看来，手机不仅仅代表社交生活，我们依靠手机工作。能关掉手机是一种特权。对于许多外包工人来说，关掉手机根本不可能。对于有孩子的人来说，关掉手机同样是不可能的，家长永远需要担心潜在的育儿问题。
当谈到允许人们在表演期间（比如在一场戏剧表演中）拍摄和拍照有什么好处时，毕晓普表达了对“放松式表演”（relaxed performance）现象的兴趣。这种形式在过去十年间逐步兴起，聚焦神经功能障碍观众，有残疾的观众以及需要说话或活动的小孩子。如果未来所有的表演都变成更为宽松、友好、互动性更强的放松式表演，那将是很有趣的想法。
艺术家的创作策略同样伴随着人们注意力时长的变化而改变。首先，这种变化可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今天所有的艺术家都会预想展品在照片中的样子。具体到作品层面，有些艺术家作出的回应像是某种症状，而不是刻意地、去批判性地应对注意力问题。一方面，人们对表演，尤其是持续时间较长的表演兴趣增加，这是智能手机等媒体技术的直接影响。人们渴望即时的体验，与一群人共同参与其中。但这也是矛盾的：表演中的身体即时性在照片中看起来也很棒，观众依旧乐于在表演过程中拍照。
还有一些艺术家有意识地通过“病毒式传播”，或展现富有争议或政治性的姿态，在最大程度上吸引注意力。但该行为的后果，是产生一种被称为“高潮与衰退”的注意力模式——兴趣迅速飙升，然后快速饱和并被遗忘。这类表演迅速而强烈地吸引到大量注意力，但很快人们就会失去兴趣。
在采访的最后，毕晓普表示新一代的艺术家正在处在一个新的范式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海量文章和档案变得唾手可得。艺术创作者对历史的兴趣激增，但他们的作品也体现了一种“剪切和粘贴”的心态，作品具有一种“累积和聚合的倾向”，而不是综合和提炼。我们对此也心知肚明：谁有时间编辑手机里拍的所有照片呢？
毕晓普总结道，在这些复杂的堆砌背后，是有意为之的策略——在20世纪90年代，艺术家们不想传递简单的结论。当时是后结构主义的高峰期，没人愿意被指责是在指向那些“破产”的普遍性（比如“真理”）。从那时起，艺术家们经历了“假新闻”和“另类事实”，艺术家对待真理的思考，也进入到一个新的范式之中。
自然法则的本质
对自然法则（natural laws）本质的探索，源于我们对日常现象的观察。太阳每天升起、水在100°C沸腾、苹果落向地面等看似理所当然的自然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其背后法则的深入思考。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科学能够解释这些自然法则的结构和本质，但实际上科学给出的答案往往是不完整的，而且在现代物理学中出现了许多与传统“夹心蛋糕模型”（layer-cake model）相矛盾的现象。这种认知上的冲突，加上我们对自然法则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到笛卡尔和牛顿影响的历史事实，使得重新思考自然法则的本质成为必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更关系到我们理解宇宙的起源和发展方向，以及人类是否能准确预测和规划未来的实践意义。
Aeon杂志网站11月14日刊登了一篇题为《The nature of natural laws》的文章探讨了上述问题。文章作者是慕尼黑大学的哲学助理教授Mario Hubert，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物理哲学、形而上学、科学哲学和认识论。
据文章解释，自然法则是描述现实世界运作方式的基本规则。它们包括牛顿第二定律（F=ma）、麦克斯韦方程组和薛定谔方程等基本物理定律，这些法则具有普遍性，能够在整个宇宙范围内准确地描述和预测自然现象，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些法则不仅仅是数学公式，更反映了物理世界的基本运作机制，它们不仅能解释已知现象，还能预测未知现象。
文章探讨了三种解释自然法则运作方式的模型：“夹心蛋糕模型”（layer-cake model）、“报纸模型”（newspaper model）和“约束衣模型”（straitjacket model）。其中，“夹心蛋糕模型”（layer-cake model）源自17世纪笛卡尔的决定论宇宙观，后来被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数学上强化。其核心思想是：在某一时刻，一个物体所受的引力取决于那一时刻宇宙中所有物体的位置，而宇宙的状态加上引力定律可以预测所有物体的运动。这个模型在经典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物理学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它在科学界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科学家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在遵循它。
电影《奥本海默》中，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在湖边谈话。
然而，现代物理学中出现了许多与这个模型相矛盾的现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对“夹心蛋糕模型”的第一个重大挑战，而拉格朗日方程只是“未来影响过去”这类理论的开始。量子力学发展出了“逆因果模型”（retrocausal models），暗示未来可能影响过去；约翰·惠勒和理查德·费曼发展的经典电磁场理论认为未来的电荷可以向过去发送光信号。这些由著名物理学家提出的正式理论表明，“未来影响过去”的观念在物理学中并非孤例，这暗示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对时间和因果关系的理解。虽然一些替代理论目前仍处于非主流位置，但这些挑战涉及我们对宇宙如何开始、往何处去以及是否有某种实体在驱动宇宙等基本认识，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广泛的理解。
“夹心蛋糕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其对“法则”（laws）的解释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根据纽约大学哲学教授Maudlin的观点，自然法则被认为是原始的（primitive）、独立存在的抽象实体，类似于数字，而不是像桌子、汽车这样的具体物体，这就带来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抽象的法则如何能够影响现实世界中的物理对象？虽然人类社会的法律也是抽象的，但二者有本质区别：人类可以理解法律并选择是否遵守，有选择的自由，而电子等物理实体没有选择的自由，必须遵循自然法则。更重要的是，完全无法解释这些作为原始抽象实体的法则是如何“告诉”电子该做什么。这个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哲学家David Lewis不得不提出另一种关于法则的概念（Humeanism about laws）来试图解决这个困境。
“报纸模型”（Newspaper model）是一种解释自然法则的理论，它认为自然法则仅仅是对物理现象的描述和总结，就像报纸报道事实那样，而不是像“夹心蛋糕模型”那样认为法则会“产生”或“支配”物体的行为。这个理论虽然简单直观，但也面临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法则只是描述而不能影响物体，那为什么物体会表现出规律的行为？比如为什么台球A击中台球B时，B总是会以相同方式运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理论借用了休谟的观点，简单地认为“世界本来就是有规律的”，这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基本事实。这种解释虽然没有完全令人满意，但因为它简单且能与现有科学理论兼容，所以在哲学界很受欢迎。
“报纸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对科学定律（如牛顿定律）的兼容仅仅建立在“效率描述”（efficient description）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这些定律之所以被接受，只是因为它们在简单性和信息量之间取得了最佳平衡，而不是因为它们揭示了世界的本质规律。理论上可能存在其他描述方式（如详细的时空坐标列表），只是不够简洁高效。而在现代物理学发展中，一些新理论如量子力学中的逆因果模型（未来决定过去）和否定绝对同时性的狭义相对论，都与传统的“夹心蛋糕模型”（要求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且需要独立的原始时间流动）不相容。这些物理理论的出现暴露了现有模型的局限性，也为新模型“约束衣模型”（straitjacket model）的提出创造了必要性。
“约束衣模型”（straitjacket model）是由三位数学家/哲学家Chen、Goldstein和Adlam提出的自然法则理论模型，其核心思想是：自然法则是原始的（primitive），但它们的作用仅仅是“约束”物理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约束衣限制了人的行动范围一样。这个模型不需要像“夹心蛋糕模型”那样要求有“产生”作用和时间流动，它结合了“报纸模型”的普遍性和“夹心蛋糕模型”解释规律行为的能力，因此能够解释逆因果现象和相对论等现代物理现象。不过，这个模型仍然面临着形而上学的难题：它没有解释法则是如何实现约束作用的，也无法说明抽象的法则是如何作用于现实世界的物体的。尽管如此，它仍然是目前解释自然法则较为全面的一个理论模型。
作者最终认为“夹心蛋糕模型”相对更好。这是因为它最能解释“法则如何约束物理可能性”这个形而上学核心问题，并在解释常规物理现象（如台球运动）的因果关系方面表现出色。相比之下，“报纸模型”虽然避开了形而上学的负担，但无法解释世界的稳定规律性，这些现象在该模型下只能被解释为持续的巧合；而“约束衣模型”虽然更通用，能解释包括逆因果在内的现代物理现象，但过于宽泛且没有解决形而上学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不必执着于寻找完美的统一模型，而是可以保留“夹心蛋糕模型”作为主要解释框架，同时为特殊情况（如逆因果现象）开发补充性的解释框架。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夹心蛋糕模型”的优点，又承认并解决了它的局限性，体现了更实用的科学哲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