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雯谈十八世纪西方启蒙思想与现代小说的兴起
金雯（章静绘）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任金雯在其新著《情感时代》中，从情感视角出发，阐释现代小说在十八世纪兴起的过程。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她谈到了为何以理性自我标榜的“启蒙时代”能够被定义为“情感时代”，并结合时代背景，对理查逊、伊丽莎白·海伍德、菲尔丁、斯特恩、沃尔普尔、安·拉德克利夫等十八世纪的作家作品做出了精彩分析。
《情感时代》，金雯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440页，95.00元
在《情感时代》的弁言和第一编中，您着重论述了人类情感被重新发现和定义的历程，并将我们耳熟能详的以理性自我标榜的十八世纪这个“启蒙时代”定义为“情感时代”。这个时代的来临，与西方现代文学的诞生过程——尤其是媒介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金雯：这首先关乎一个问题：社会何以成立？这是十八世纪的人们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此时的西方历史来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具体而言，如果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制度决定了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行方式，到了十八世纪，随着宗教和政治权威的松动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人们为什么没有陷入对利益、权力的无限制的角逐？如果人们完全被工具理性推动，社会就无法成立，而是会像反乌托邦小说刻画的那样，进入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或少数人掌控大部分资源、压迫绝大部分人的末日情景。但是，这些情况并非常态。这就让我们必须追问：究竟是什么力量对抗着末日的威胁？对十八世纪的思想家、文学家而言，他们自然也不愿看到这种情景。如何避免这种情景，如何缔造一种更为良性的社会秩序，如何使有利于社会建构的理念得到更好的传播和渗透，就成了关键的问题。在这场思考中，情感成为一个核心议题。其实，我们今天的情况也与之相似。现代社会长期处于“道德崩溃”的潜在危机之中，但这种危机始终没有全然压倒人类的“良知”，这与情感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是密不可分的。情感的力量和人们对情感的想象，为社会秩序的不断重建提供了支撑。
关于情感的作用这个问题，不同学者会从不同角度切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掀起了一股情感研究的热潮。例如，英国学者詹姆斯·穆伦就在他的研究之中，对感性（sensibility）如何转化为正面的社会价值做了追溯。他的研究中有一项创见：情感为什么会成为现代社会自发构建秩序的根基，人们为什么相信功利思维和理性计算不是人际交往的唯一原则，这并不仅仅是由于精英的观念在推动。从精英角度出发的研究，之前有过不少。例如，波考克在《德行、商业和历史》中，从观念史的角度探讨了早期资本主义对道德的需求，认为商业社会发展需要与古代德行不同的伦理规则。苏格兰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就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是人类“同情”的能力使得商业社会能够自发形成秩序，正是以“同情”为中心的道德情操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抵消了自利倾向的膨胀。然而，社会大众真的是在知识精英构建的资本主义伦理的感召之下变得富有同情能力和道德品质吗？这似乎与社会的实际状况是脱节的。
那么，普通人丰沛的情感世界从何而来呢？出版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出版文化本身也是兴起于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印刷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拥有相对独立的生命和逻辑。这里可以岔开来说一句，情感一直被认为是与理性算计相对立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很早就被发现了。向前追溯，不管是古希腊的史诗还是中国的《诗经》，其实都描写了朴素、自发的情感会对人的所谓理性选择产生极大影响，这种对情感的重要性的认识贯穿了人类历史，例如莎士比亚很早就告诉我们，人的情感是一个谜团，李尔王的女儿就是不愿意说出“我爱你”，这种执拗的情感完全与一个人的生命利益相背离，就是因为人的理性不能抵抗情感的力量。但是，情感如果只是在少数识字者中传播，这种力量是不会有多强的。恰恰是由于出版文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情感得以借助于戏剧、小说等媒介广泛传播，脱离了识字者的小圈子，也不再局限于乡土和家庭的范围内。这就带来两个后果：一个是人们从媒介中看到的镜像越来越多，潜在的微妙情感得到全方位激发，另一个就是人们从媒介中增加了很多对生活可能性的想象。因此，人开始成为能够并且也想要去满足自身欲望的一种生物。戏剧表演作为一种重要媒介，可以越过阅读障碍，吸引不识字的观众。而出版物也是一种同等重要的媒介。从十五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印刷术的推广和出版物的增多，印刷资本主义为了追逐“流量”，无意间推动了意见的多元化——当时不仅涌现出取材于日常生活的各种虚构小故事，还出现了许多关于女性责任、女性生活方式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等话题的讨论。这类内容，只要稍微识字就可以阅读。我在书中也举过一个例子，法国的纳瓦尔公主借鉴《十日谈》的形式创作了《七日谈》，通过男女间的故事和对话，让女性也拥有评判男性、做出道德判断的权利。这类故事促进了一个重大文化变迁，使得“罗曼司”（Romance）这个概念得到了扩充，不再仅仅指涉英雄史诗、骑士传奇，而是同时也包括浪漫化的言情故事。这样一来，罗曼司这个本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概念，就涵盖了更为日常、更加贴近大众的情感内容。就像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所展示的：象征着现代读者的堂吉诃德爱读的骑士传奇虽然在现实中逐渐沦为笑柄，但理想主义的骑士精神依旧具备强大的情感号召力。塞万提斯一方面批判、讽刺骑士传奇，另一方面也肯定了理想主义的情感感召力。而这种感召情感的能力也成了文学产业发展的基石。在媒介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情感逐渐成为一个显性的议题和一股巨大的力量，人们可以不断地通过阅读小说、欣赏戏剧来反思和挖掘自己的情感，不断操演“同情”。当然，这种转变也得益于资本主义在欧洲不同地区的发展所导致的政治制度的松动。英国在内战之后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混合政体，在法国和德语地区君主制则没有受到明显的限制，而是呈现出君主与宗教权威、反君主与反宗教权威两股势力之间的激烈对抗。然而，无论在哪里，都出现了对传统政治权威的抵抗。在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之下，加上媒介文化起到的关键作用，使人们开始关注如何顺应自身的欲望生活。
我在绪论开篇引用的《鲁滨逊漂流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鲁滨逊的探险动机并不是为了追求财富积累或提升地位，而是一种内在的不安分。在笛福撰写《鲁滨逊漂流记》的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早期，已经开始流行各种探险小说，这种荒岛冒险的叙事并非笛福独创，笛福本人也受到这些文化潮流的影响，他笔下的鲁滨逊之所以选择远航冒险，并不是因为理性算计，而是出于难以清晰描述的内在的不安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七、十八世纪的人们的生活原动力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们从自身的欲望和情感出发来规划自己的生活。恰恰是在这种情感成为生活原动力的语境之下，知识精英们才意识到，人们的行为深受情感驱动，进而开始思考如何在社会契约中赋予每个人更多的权利，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像洛克、霍布斯这些人不仅是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自然法理论家，他们注重从人性的角度来推演天然的道德原则。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构想，建立在对人性和普遍道德准则的理解之上。这样一来，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成了深入理解人性。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人最基本的欲望和需求，进而设计出能够满足这些需求、促进人们相互的情感联结的社会制度。那么，这些需求到底是什么呢？对这些知识精英而言，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是自我保全的需求，二是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需求。十七、十八世纪自然法理论和政治哲学反复诉说着这两种需求之间达成平衡的可能和路径。
简单总结一下：在资本主义和早期媒介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情感的力量开始显现，使得知识精英更加严肃地思考人性是什么，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制度应该怎样建立。与此同时，作家也通过写作和出版实践，感受到了印刷文化为自己带来的经济自由和社会影响力。他们不断通过写作去回应知识精英对人性的思考，基于日常生活中对人性的观察提出洞见。十八世纪的小说中常常带有一种对人性幽微的认识，关于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需求和自我保全的需求之间能否达成一致，文学家是更加犹疑的，他们在生活中看到的、在作品中描写的，往往是这两者发生冲突之后的悲剧。所以，他们也会更多地发现，情感的力量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因素，还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破坏社会秩序。因此，文学家一方面通过创作成为广受欢迎的名人，积累了大量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也在作品中深刻剖析其对情感、道德和人性的认识，对知识精英的思想提出修正和补充。
您之前在接受访谈时提到，“到了17和18世纪，欧洲人对情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相信自然情感是可以为理性和道德建设服务的，而图书市场的扩大也为情感的构建、放大和传播提供了便利”。刘意青教授在《情感时代》序言中也提到，“18世纪是英国走向市场经济形成，资本主义大步发展……的时代”。那么，这种时代背景究竟怎样“为情感的构建、放大和传播提供了便利”，能请您展开谈谈吗？
金雯：在谈及资本主义与图书市场的关系之前，不妨先来讨论一下消费文化这个问题。就以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为例，书中的女主角艾玛·包法利将自己对某种灵性生活的追求与消费文化绑定，这也正是她悲剧的根源。类似的情节在当代也有真实的映射，许多人同样因为消费而产生“赋能”的错觉，而这种现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十八世纪的欧洲通过与东方的贸易大量引入瓷器、茶叶、漆器、土耳其挂毯等奢侈品，逐步形成了一个奢侈品市场。为了扩大销量，商人开始积极培育消费者，就像今天的消费市场一样，当时的消费市场主要面向女性，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在家庭生活中负责管理家政，有更多的时间和权力来购买商品。女性与商品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早期的奢侈品广告文案往往带有强烈的煽动性，目的在于激发女性的消费欲望。自十七世纪末起，西方的生理学研究逐渐进入“神经学”阶段，认为人的观念和情感都是由神经活动引起的，例如，人看到某种物品后，神经会产生特定变化，进而引发特定的主观感受。而这种理论就导致了一种带有性别偏见的结论，认为女性的神经更为敏感，更容易被煽动性的文字所影响。女性的善感性显然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女性社会生活受限，精力大多被导向消费，更容易受到广告中的煽动性文字的影响，这样商家也会尽量去迎合女性的情感，就此形成一个闭环，使得女性与消费有关的欲望不断被强化，让她们特别容易成为消费文化的受害者。今天有很多人感到很困惑，为什么资本主义想要“割韭菜”，总是先针对女性消费者呢？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为什么要说到消费文化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十七、十八世纪以来所诞生的“现代小说”，与《堂吉诃德》这种“早期现代小说”存在一个很大的不同：现代小说尤其关注女性读者的阅读需求。像塞缪尔·理查逊这样的男性作家，以及与理查逊同时代的女性作家，作品都以女性为核心读者。这种面向女性的创作倾向，与当时的消费文化是相关的，但其中也有一个双重性的悖论。一方面，男性作家希望借助情感话题吸引女性，将小说推向女性读者市场。比如，理查逊在创作中经常与一些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女性朋友通信，甚至将部分手稿寄给她们，希望获得反馈，以便调整情节。这种方式不仅是为了迎合女性读者，也是为了培养和扩大读者群体，使女性成为小说的忠实消费群体。另一方面，男性作家在创作时也抱有明显的教化意图，试图通过小说影响女性的道德观和行为。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以悲剧收尾，女主角克拉丽莎在长期的痛苦和忧郁中憔悴而死。许多女性读者对此结局不满，认为理查逊应该给她一个圆满的救赎，但理查逊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死亡结局，才能展现道德的力量。另外，理查逊在书信中对具备独立见解和文化素养的“蓝袜子”类型的女性作家也表现出批评态度，认为她们的言行有悖于传统妇德。
理查逊一方面在作品中塑造了具备道德判断的主体性的独立女性，她们能在当时流行的诱骗文化之下，理智地判断男性的道德品质，并据此决定是否进入情感关系，另一方面，又在作品中试图教化女性读者不要轻信男性，不要贸然进入秘密婚姻。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盛行秘密婚姻的现象，只要有牧师见证，甚至无需父母同意即可成婚。而理查逊就警示女性应对男性保持谨慎态度，避免陷入不现实的幻想。在消费文化提升女性地位的背景之下，理查逊这样的男性作家，也就具备了创作态度的双重性：既希望通过小说去讨好女性读者，又试图基于道德规范去规训女性读者。所以，学者南希·阿姆斯特朗指出，女性在新兴的公共领域中成为道德的载体。这个公共领域需要培养道德自律的个体，自律既要求个人的自我保全，也要兼顾他人利益。而在这一过程中，男性通过自律来彰显主体性，女性则更多地成为道德规训的对象，因而成为公共领域的受害者。正如哈贝马斯所描述的，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新兴公共领域在人们中间推广了一种道德实践的信念，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需求，并从他人角度反思情感的合理性。亚当·斯密的“中立旁观者”理论也指出这种自我反思的情感调节机制的重要性，强调想象一个中立的旁观者来反思自己的情感，以此来抑制过度自恋。而在这种公共-私人领域二分的框架中，男性被视为公共领域的道德主体，女性则被规训成客体，成为家庭这种私人领域的代表，所扮演的角色局限于维护家庭的日常生活。这也标志着公共与私人领域的性别身份和职能的分化。值得一提的是，十八世纪的这种分化不仅反映在性别上，也体现在种族和阶级关系中。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黑人逐渐被视为“他者”，而城市中的贫困群体逐渐成为未来工人阶级的雏形。正如E. P. 汤普森所说，这是一个“没有阶级的阶级时代”，社会中尚未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但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的基础已经逐渐显现。城市中的贫民虽然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聚居现象和生活条件为未来的阶级社会打下了基础。
那么，以女性读者为主的出版现象，是怎样构建情感文化的呢？前面已经以《克拉丽莎》为例，提到了小说在十八世纪既迎合女性读者对情感的需求，又承担起道德教化的功能，强化了两性关系的规范性。与此同时，女性作家大量参与写作和出版，对男性和女性应该如何交往、何谓爱情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这是当时小说的一个重要贡献。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通在《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一书中提出了“情感个人主义”概念，认为个人主义不仅在经济上体现，也延伸到情感领域。尽管斯通的研究没有重点探讨小说的影响，但他指出的某一点很重要：家庭成员通过共同阅读小说，可以在私人领域中实现情感的流动。这种情感个人主义让人们逐渐认为，婚姻应由个人情感主宰，而不是由父权控制。这种婚姻观念的转变，隐含着对传统政治权威的反叛之意。在小说的流通中，这种情感一方面塑造了女性的道德身份，将她们置于家庭等私人领域，另一方面又使这些私人情感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产生了回响。女儿对父权的反抗，实际上暗喻了对君主权威的反抗，因此私人领域的情感和公共领域的权威关系相互影响。小说成为连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纽带，使得私人领域并非完全被统治，而是带有潜在的对公共权威的影响力。小说的这种双重性——保守性与激进性，尤为女作家所敏锐捕捉。十八世纪晚期，女作家们将感伤小说与哥特小说融合，描写女性在情感追寻中的磨难与抗争，甚至跨越阶层寻找爱情。这类作品不仅限于言情主题，还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批判，将女性情感追求与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反思联系起来，甚至涉及英国与法国对革命不同态度的讨论。通过这种方式，女性作家打破了公共与私人领域的界限，为女性赋予更多的社会能量。这种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不仅表达了个人的情感诉求，更成为女性干预公共生活、反思社会秩序的方式。
您在第五章对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的分析中，指出作家深刻地洞察到了女性用第一人称写作时所面对的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存在的悖论：通过写作来建构“私人”势必需要公众，而作为媒介的公众又会时刻打破“私人”的边界。您进一步提到，“十八世纪的复杂性不是根据身份来划分的，……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女性作家采取的文化策略并不独特，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男性作家也很善于用文字编织面具来争取内心自由，协调外界与内在的冲突”，并引用学者诺瓦克（Maximillian E. Novak）的说法——十八世纪是一个“假面年代”（the age of disguise)！我们该怎么理解假面年代这个概念？作家又如何应对这种悖论呢？
金雯：“假面时代”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欺骗这一问题，这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主题。欧洲文学史上，中世纪晚期的作家如薄伽丘和乔叟，常常通过讽刺那些道貌岸然的宗教人士来揭露伪善，如兜售赎罪券的赦罪僧。到十八世纪，假面文化的问题变得复杂。假面的存在意味着人们开始意识到真相的重要性，即真与假的区分在这一时期变得明确。虽然欺骗的概念早已存在，但真相的概念却是在十七、十八世纪才被深刻地思考。这一观念的形成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关系密切相关。当时小说作为教化工具在传播中承担了立法和道德教育的职能，而教化本身也表明了公共行为和个人情感的联系。这意味着公共领域逐渐承担起改造私人领域、重塑人们情感世界的职责。印刷资本主义带来的小说流通，正是通过公共话语的传播来影响人们的情感世界和私人生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化指的是它们在职能上的分工，而非彻底割裂。公共作家们试图影响人们的私人情感，这一努力孕育了一种“内心”观念——即个人的真实内心和情感，成了所谓“真实自我”。随着情感逐渐成为所有人行为的核心动力，人们对真实自我的关注也愈加强烈。人们开始认为情感需要被纳入公共话语进行规训和引导，从而使情感超越私人体验，成为社会构成的条件。因此，情感被赋予了两项重要的公共功能：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人们开始相信，真实的情感是人们做出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的依据，而所谓真实情感不仅可以被研究和剖析，也能够被人为控制。因此，真实的“内心”成为十八世纪最引人入胜的风景。
名人日记与书信的出版风潮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兴起的，名人们通过公开私人记录向公众展示自己的“真实情感”，借此表达符合社会期待的道德形象。亚历山大·蒲柏的书信出版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知名诗人，蒲柏在当时并不完全认可自我暴露的潮流，认为书信是个人隐私，公开出版有违风范。然而，当他看到许多二三流作家纷纷出版书信，获得了声望和收益时，内心也感到动摇，于是设计了一个“曲线”出版计划。蒲柏首先暗中“引诱”他不喜欢的出版商擅自出版了自己未经授权的书信集，随后便以“保护个人声誉”的名义推出了经自己授权的正式版本，以此即维护了体面，又达到了展示真实自我的效果。在书信集中，蒲柏展现了自己真诚、温柔而细腻的情感世界，符合当时所崇尚的情感文化。他的这些书信不仅向读者展示了其思想的深度，也符合社会对“真实自我”的期待，使他得以通过印刷文化进入公共领域。展示个人情感的同时，具备道德自律和公共示范的性质，是假面文化和真诚出版文化相伴而生的产物。鲍斯威尔的日记出版也具有类似的特点。作为约翰逊博士的随从，鲍斯威尔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在伦敦的经历，甚至将自己的一些“艳遇”情节包装成情感遭遇，展示出自己对情感的敏锐感知与人性反思的能力。与蒲柏类似，鲍斯威尔通过这种方式既向公众呈现了“真实的情感世界”，又塑造了符合当时道德规范的自我形象。这种崇尚“真实自我”的文化在卢梭的《忏悔录》中达到顶峰，他在书中明确表示要向读者展示自己的真实情感，将自己暴露在公众面前，成为“真诚出版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假面文化的悖论在这里清晰可见：人们一方面追求自我展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在展示中进行自我修饰，使这种“真实”符合道德与社会标准。展示自我的热潮与假面文化相辅相成，使得个人在暴露自我的同时掩盖了真实的某些部分，从而在公众面前戴上了符合期待的“面具”。
在这一文化框架下，女性作家将假面与真诚的矛盾转化为独特的写作策略。伊丽莎白·海伍德便是其中的代表，她一生创作了大量前卫作品，涉及情感、性别等主题，既满足了公众对女性欲望的窥探欲，又通过符合道德标准的写作策略，避免了社会谴责。在海伍德的小说中，女性角色往往以乔装打扮的方式接近爱人，隐晦地表达对爱情和欲望的追求。为了迎合道德观念，她在故事结尾安排女性因堕落被送入修道院接受教化。而她的这种写作策略折射出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双重要求：既希望女性具备情感自我，又希望她们受到规训。海伍德将这种矛盾巧妙转化为写作策略，在满足读者需求的同时，也避免了舆论压力，使自己在文学领域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种策略既是对男性作家情感规训的回应，也是在假面文化中创造个人表达空间的智慧选择。
关于《项狄传》这部奇书，您谈到它对忧郁的描写和剖析，奇特的是，作者斯特恩完全没有提到伯顿《忧郁的解剖》这部名作，而他却又对此书进行了创造性的使用。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
金雯：斯特恩关于“忧郁”的理解不仅限于神经敏锐导致的过度刺激和失调，他更敏锐地认识到，忧郁还具有认知上的症状，表现为对观念的混乱搭配。《项狄传》中的叔叔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因在九年战争中受伤，回家后反复模拟军事演练，意图克服当年战场上的挫败感。这种执念实际上是一种忧郁的认知症状：他被自己当时认知的局限所击败，因而通过不断积累知识来弥补自我无力感。因此，忧郁不仅有认知的起源，也有认知上的应对方式。
不同于传统小说，斯特恩在《项狄传》中不仅塑造情节，还通过叙述者项狄的评论引入大量百科知识。项狄在讲述时经常引用或改写他人观点，例如拉布雷和塞万提斯等文学家的思想资源，但他并未明确引用医学或百科全书内容。这在当时很常见，不构成直接的抄袭。
在我看来，十八世纪读者和十九世纪初批评者的指控，其实源于嫉妒，因为《项狄传》的风格独特、难以归类，它既不同于精英学者的博学对谈，又不同于拉布雷的小人物狂欢叙事，而是两者的复杂结合。这部作品虽然形式新颖，竟然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之一，以九卷形式分五次出版，每次发行量高达数千册，打破了读者对“小众文学”的预期。它的独特风格不仅吸引了知识分子，也受到了普通读者的喜爱。作品中既有桃色笑话和日常生活的诙谐描写，又不乏对社会的细腻观察和批判，这种独特的吸引力让一些人对斯特恩的天才感到难以置信，认为他“必定抄袭”他人。举个例子，有一位读者曾在书店翻阅一本小说，因为风格与《项狄传》略微相似，便怀疑斯特恩受其影响。这就像后人指责斯特恩挪用了伯顿的《忧郁的剖析》一样。然而，尽管斯特恩可能借用了伯顿的部分句子，但在《项狄传》的语境中，这些借用的句子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这种指控反映了大众对斯特恩的复杂心理：他们对这位天才作家的能力表示怀疑，因为他的创作方式和其他作家截然不同。事实上，斯特恩的成功体现了当时“名人文化”的特质，他不仅是作家，更是一个社交名人。他会在公园里与友人散步，征集他下一本书的捐助者，并且通过这种模式出版书籍。他也是当时被画家画得最多的作家之一，而这些画作会被复制并出售，成为流行的商品。斯特恩的作品不仅是文学创作，还是名人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名人的独特魅力，就是美国学者周思睿在他的研究中所指出的“it”，是一种说不清的品质。这种“it”，是斯特恩成为名人的关键。这种魅力不仅来自他作品的内容，还源于他“真实的自我”在作品中的流露，这种流露，能让读者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情感连结，这也是小说得以流通的情感机制。
您在第六章对菲尔丁的两种同情的分析非常精彩，而我注意到一处细节，您提到菲尔丁“在小说中的质疑地位较高的人与十八世纪对于道德与外貌的关联的争论有一定的共振”，“学者凯勒赫的研究表明，十八世纪人相学繁盛，且渗入了道德哲学家的话语”，而菲尔丁敏锐地挑战了这种时代风气，体现了当时的文化氛围的多元性。能否请您展开谈谈，菲尔丁为什么能够敏锐地挑战这种时代风气？
金雯：菲尔丁的小说创作深刻揭示了“假面文化”现象。他的作品除了最后一部《阿米丽亚》之外，大多属于散文化的喜剧史诗，以一种宏大的叙事架构展示人性，并在叙事过程中揭示人物的虚伪和假面。他以讽刺喜剧的手法，通过巧合或人物的敏锐判断力来揭露虚伪角色的真相，使这些角色的“假面”在故事中剥落。菲尔丁作品的核心在于叙事者的全局掌控力和穿透力，使得叙述能够精准揭露人物内在的真实动机，而他的写作生涯始终围绕“假面”的主题展开。他的早期剧作《带着几层面具的爱》探讨了贵族男女之间的误会，以及误会的解除过程，即使没有实际佩戴面具，人物之间也充满了假象。这意味着，在一个强调展示真实自我的社会中，假面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当人们展示自我时，往往戴着面具，因此辨识他人的能力变得尤为重要。辨识不仅适用于私人领域，比如女性在挑选伴侣时，需要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内、在父亲的认可或权威之下，判断是否接受某位男性；还适用于公共生活，比如当时一些臭名昭著的罪犯之所以能够长期行骗，依靠的正是“假面”的伪装。菲尔丁在他的作品中揭露了大量所谓的“体面”人物——法官、律师和上层贵族——如何通过虚与委蛇的手段，或是诱骗底层女性，或是构建社会资本网络。作为伦敦威斯敏斯特地区的治安官，菲尔丁在长期的法律工作中深刻体会到这些“体面”人物是戴着假面的，这也让他对社会道德制度十分关注。
那么，再往下，就牵扯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十八世纪观念史上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情感是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的基础，那么辨识人所必须要做出的判断，其实仍然是基于自己的情感。在《汤姆·琼斯》等喜剧性作品中，菲尔丁认为，判断他人内在的真实性需要一种“纯真的情感”。他强调，一个纯真的人才能真正看清他人的本性。这个观点与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思想家是相通的，他们认为人的天然情感是道德和审美判断的基础，这种天然的判断力可以帮助人们分辨善恶、美丑，从而维持社会道德秩序。然而，菲尔丁对这种理论也提出了批判，他认为，这种情感判断很容易受到外貌和礼仪的误导。在他看来，体面、优雅的外表往往掩盖了人物的真正本性，而“道貌岸然”的伪装也很可能蒙蔽他人的判断力。他着力于在作品中打破外貌与内心道德的直接关联，主张通过全面考察来揭露人物真实的道德面貌。菲尔丁的反思在十八世纪晚期逐渐发展成一种阐释学思想。早期的人相学和表情理论是对人物外貌的直接判断，但到浪漫主义时期，德国思想家如施莱尔马赫等人提出了现代阐释学的基础，即通过人物文字、书信等更深层次的表现来理解其真实自我。阐释学提出，通过文字的修饰能更好地揭露人物内心的矛盾，而非仅靠外表的判断。
菲尔丁后期作品愈加严峻和冷酷，显示出他对社会复杂性的认识，他逐渐意识到，随着社会变得险恶，仅凭纯真的情感判断已不足以应对现实，因此，他的作品逐步转向悲剧性的叙事，这种转变也预示了十八世纪晚期文学的变化。随着感伤小说的出现，小说中的情感开始被描绘得更为阴暗，人性的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愈发受到重视。像斯特恩这样的作家，就深入刻画了人物内心的情感冲突和曲折。而在哥特小说中，这种变化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晚期哥特小说作家不再试图通过故事进行道德教化，而是着重展示情感的负面力量和人性的黑暗面，纯真人物往往在邪恶势力面前脆弱不堪。早期小说的教化功能在此已被抛弃，变成了对人类内在黑暗的探索。
您对哥特小说的论述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部分。尤其是您着重论述了女性作家参与这类小说创作的过程。这个过程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金雯：哥特小说的兴起是十八世纪英国古史研究热潮的一种文化产物。当时的英国、德意志和法国等地都在为欧洲文化寻找新的精神根源。自文艺复兴以来，古希腊和古罗马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但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社会逐渐推翻了天主教会和拉丁语的统治，开始摆脱古典文化的单一影响。由于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与拉丁语言密不可分，欧洲人寻求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将目光转向了中世纪。
在这股古史热潮中，哥特人成为欧洲人想象中“原初文化”的代表。哥特人作为毁灭罗马帝国的北方蛮族，他们被认为是欧洲俗语文化的开端，象征着一种未被“罗马化”的文化根基。英国人甚至将他们的议会民主制度溯源到哥特人所建立的小型共和国，认为英国政治体系的精神并非来自罗马，而是源于这种古老的“哥特自由”。于是，哥特历史在当时成为“想象的共同体”——一种用来重塑民族身份、建构国家文化的新传统。与后来的德国人将雅利安人视为德意志文明源头的做法相似，十八世纪的英国人通过复兴哥特历史来重新定义自己的文化身份。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764年，霍拉斯·沃尔普尔偶然地匿名出版了《奥特朗托城堡》，出人意料地大受欢迎，掀起了哥特小说的开端。最初沃尔普尔并未署名，因为他不确定这种古怪、阴森的中世纪故事是否能得到大众接受。随着小说迅速走红，他才在第二版中署上自己的名字。沃尔普尔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中世纪的奥特朗托城堡，围绕曼弗雷德亲王家族因先人罪行而遭受的诅咒展开。这种题材融合了神秘的中世纪氛围、道德惩罚的主题以及对恶的揭露，正好迎合了当时读者对恐怖情感和未知力量的渴望。
沃尔普尔的小说之所以成功，包含了诸多复杂的时代背景因素。当时新兴的卫理公会派强调道德自律和信仰复兴，在社会上掀起了新教派的崛起浪潮，影响了人们对善恶和罪罚的看法。沃尔普尔将这种宗教情绪融入故事中，用诅咒和道德审判反映了对人性黑暗面的揭露。此外，在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和金融资本的影响下，英国社会充满了对金钱崇拜的焦虑，沃尔普尔个人也对金融资本和当时首相威廉·皮特的政策心怀不满，他的小说中透露出对金融资本的批评。曼弗雷德家族的命运不仅是个人道德的惩罚，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沃尔普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警惕。
此外，沃尔普尔的小说中还包含了对自己性别身份的暗示。有许多男性密友的沃尔普尔被当时的人称为“第三性”，在今天看来可能含有同性恋倾向。在《奥特朗托城堡》中，他暗中批判了异性恋意识形态的精神操控，通过描写诡异压抑的建筑空间等手法表达了对传统异性关系的不满。他利用哥特风格不仅反映了个人困惑和压抑，还借此表达了对当时社会道德标准的质疑。
《奥特朗托城堡》的成功证明了哥特小说的恐怖主题在公众中引起了共鸣。尽管随后在英国，哥特小说一度陷入冷却期，但它很快在德语世界产生了影响。德语作家结合天主教中的鬼魂传统，将哥特小说发展为更具宗教意味的“战栗小说”。这些小说后来被翻译回英国，进一步推动了哥特小说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复兴。跨文化的流通使哥特小说不断在不同地区演变和发展，不断衍生新的文类。
十八世纪末，英国密涅瓦出版社率先发现了哥特小说的市场潜力。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社会自身各种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与恐惧情绪成为哥特小说的重要灵感，出版商发现，公众乐于在阅读中体验惊恐，开始大量推广以中世纪为背景、充满超自然和暴力元素的故事，并招募许多女性作家参与创作。出版商的商业眼光使得哥特小说在英国迅速扩展，并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流行文类。
安·拉德克利夫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女作家，她不仅延续了哥特小说的传统，还对其进行了独特的改造，使之更具女性视角和情感教育的功能。她的作品更加写实，背景不再局限于中世纪，而是延伸至同时代的英国社会，探讨了社会压迫与女性困境。安·拉德克利夫塑造了聪明、坚强的女性角色，她们不仅能够化解危机，还能在充满压迫的环境中找到爱情与自我价值。她的小说在恐怖氛围中注入了抵抗黑暗的力量，使得哥特小说更富有人性关怀。这种创作模式也反映出女性作家在修补社会危机——在现代语境中就是情感危机——方面的努力。她们指出，女性不仅需要独立，也需要与智识紧密融合的情感世界，纯真的情感需要与敏锐的洞察力结合，才能帮助女性在男性主导的复杂社会环境中保护自己。女性作家通过哥特小说表现了有关在复杂情境下如何完善自身情感世界的深层理解，这个关注焦点不同于男性作家，体现了女性独特的生存环境和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