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猜疑到理解：叙利亚难民救助经历教会了我什么

司法考试结束后我马上就开始关注和搜索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个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两个穿着潜水服的无名尸体。

2015年的1月，在挪威西南边一个叫Lista的小镇上，一次暴风雨过后，一位挪威的老者在海边发现了一套潜水服。后来，他在这套潜水服里看到人的骨骸，就立马报警了。在挪威，一般情况下有人失踪，很快就会发现，但警方查了很多区域乃至全国的失踪案例，仍一无所获。他们进行了DNA检测，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调查，还是什么都查不到。这个失踪的人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三个月后，挪威警方接到荷兰警方的通知：几个月前，荷兰警方发现一具尸体，穿着完全相同的潜水服。他们也查不出来那个人是谁。但荷兰警方通过缝在潜水服里的一个电子条码追踪到这身衣服。两身潜水服，都是2014年10月7日，在英吉利海峡边一个叫做加莱的法国城市被人买下的。但那个人是用现金买的，商店里没有监控录像，所有的线索就止步于此。这似乎变成了一宗悬案。这引起了一个挪威记者Anders和摄影师Tom的兴趣。和警方一样，他们大概猜出了这两个人的身份——难民。

为什么？因为如果是土生土长的加莱人、欧洲人，有一天失踪了，他的家人会发现，朋友会发现，有人会报警，警方会查找，媒体会报道，大街上会贴着照片，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个人不见了。但如果这两个人是从叙利亚逃难出来的呢？他们的家人可能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或者说他们的家人早已死了，那么，如果有一天他消失了，可能谁都不会知道。警方也不会搜寻他，因为没人知道他离开了。好像这两个生命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

后来两名记者多次前往加莱走访调查，终于联系上了死者的亲戚，比对了DNA，两个人的信息逐渐浮出水面：两个叙利亚年轻人分别叫Shadi Omar Kataf 和Mouaz Al Balkhi。

Mouaz于1991年生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他生长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化学工程师，因为支持反对派，坐了11年牢。他父亲在狱中时，Mouaz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他照顾他的三个妹妹，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战争爆发时，Mouaz在大马士革大学学习电气工程，想要做一名电气工程师。但因为战乱，他不能继续学业，跟着爸爸逃到约旦。但在约旦，爸爸不能工作，他也不能继续学业，眼看着家庭生活非常困难，他想唯一的办法是去一个可以完成学业、找到工作的地方，于是他就去了土耳其。在土耳其还是没有大学接收他，他决定去英国投奔他的叔叔。他生命的最后一周在敦刻尔克，一个就在加莱旁边的城市。他曾经有12次，试图藏在卡车后面穿过英吉利海峡，但都没有成功。

Shadi比Mouaz大几岁，也在大马士革长大。他是个工人，工作很勤奋，有一个大家庭。但他们家的房子在战争中被炸毁了，于是全家搬到大马士革郊区一个叫亚蒙克难民营的地方。这被称为是整个地球上最不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曾有一位联合国官员去了那个地方之后说：“难民们把那的草都吃了，现在那已经寸草不生了。”不难理解为什么Shadi带着他的姐姐妹妹离开了那里，逃往利比亚。刚到利比亚时，他每天潜心练习潜水，因为他梦想当一名潜水员。但利比亚的局势越来越糟，没过几年，他不得不往欧洲逃。

我不知道这两个叙利亚年轻人怎么在加莱相遇并决定一起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一刻他们在想些什么。我们能够知道的是，Mouaz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讯息是他启程那天，发给在英国的叔叔的短信：“I miss you.”

究竟是什么样的绝望，会让两个年轻人想到游泳游过英吉利海峡？我无法将这两个年轻人和“寄生虫”联系在一起。媒体和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太过分裂，我希望能够获得一手的信息，于是开始搜索合法接触难民营的方法。我了解到一个叫“Care4Calais”的NGO组织，他们官网上有志愿者招募的信息，针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设计——针对上班族甚至还设计了周末志愿者。

2016年5月，我去波兰参加一个论坛。其中有一段自由安排的空余时间。于是我决定去加莱。“Care4Calais”确定他们能够接收我后，我拉上一个在巴黎念书的法国朋友和我一起。我觉得有男生朋友跟我一起会安全很多。

我们两个就这样从巴黎出发坐车到了加莱，开始很短期的志愿者生活。因为我是女生，前几天我一直被安排在仓库工作。我的朋友跟着其他男生去营地盖房子，其实是搭帐篷，盖一些庇护所。最后一天，我终于有机会前往营地。我和几个志愿者一起去发放水跟食物，还有被子。我趁这个机会使劲儿观察难民。有一个大哥跟我握了手，然后用英语猜我是哪个国家来的。从韩国、日本、新加坡，最后才猜到中国；有一个人一直坐在我旁边试图和我聊天，可他不会说英语，我只听到了他的国家名，他就一直坐在我旁边要跟我讲事情，但是我听不懂，我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想让别人知道，我就那样听着，到最后他离开。

还有一两个男人过来，面无表情，拿完被子和水之后转身走了，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 我当时有一点惊讶，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礼貌，连个谢谢都不说就走了。工作之余又听说前几天营里不同国家的小群体之间还爆发了一次小小的冲突，很多人打群架，最后法国警方来了才调解好。我当时心里就开始打鼓，觉得这些难民的素质好像还真的挺差的啊。如果让我长期待在这里帮他们，我不一定会像当初那样热情高涨。

这个观察非常有限，所以我也抓住所有时间和其他长期志愿者聊天，想听到更多的信息。他们跟我说，因为法国跟英国之间签了协议，加莱的围墙筑得越来越高，这些人几乎已经不可能从英吉利海峡越过去。他们从他们的国家，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等，都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很多同伴死在路上，最后才到了加莱这个地方，离英国只有一个海峡这么远。但他们就停在了这里，永远都过不去。所以他们很多人是非常沮丧、抑郁。这个情况下如果有一些摩擦，很容易导致他们爆发，然后打架。但第二天志愿者给他们组织足球赛的时候，这些前一天刚打过架的男人们就好像之前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志愿者说：他们这些人就是一群普通人，他们会犯和我们一样的错误。他们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伟大，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帮助了他们，就一定要非常客气、毕恭毕敬地对我们，时刻表达感激。

当时我脑海里想起那两个面无表情的男人——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在经历怎样的心境，也许已经麻木，笑不出来了？

但是，还有很多人，却并没有简单地向绝望妥协。我想到当车从营区开出来时，破败的木板和塑料拼起来的房子前，有几个大叔在下棋。看到我们的车驶过，他们站起来举着手朝着我们比划大拇指，笑容灿烂。我的心特别特别疼。

有一个斯洛伐克妹子会画下一些印象深刻的情景。“丛林”（加莱难民营的别称）一个最勤奋的孩子，学了好几门外语。他抓住所有机会跟各国来的志愿者学习。他已经在这个营里困了很久，但他一直没放弃过希望。他相信如果他有机会在新的国家开始新的生活，他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最后得出了我的结论：难民就是一群和我们一样的人。像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的人一样，他们当中有努力的、阳光的，也有存在性格缺陷的。任何人类会犯的错他们也可能犯，成长环境和心理状态也许会让他们更容易犯错。他们这个群体跟我们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只是因为非自身的原因处在了需要帮助的境地，但是可怜、值得同情都不应作为他们唯一的标签。

这样的人，在当今的世界，大概有6500万。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大概50万穿过了地中海到达了欧洲，其中只有几千人待在加莱。Mouaz和Shadi只是这几千人当中的两个人。这几千人背后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这6500万个体背后的故事，我们也无从知晓。我们只有数字。他们不该只是数字。他们是一个一个跟我们一样鲜活的、有思想的、有情绪的人。想到这些，我决定之后要继续关注和参与到这个领域的工作当中去。

看见：光辉与黑暗共存 

在更加深入地参与到难民救助工作之后，我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有了更多的思考。

“它让我看到了世界和人性最光辉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最黑暗的一面”——这句话是我当时在加莱的时候，一个英国的志愿者说的。

我先说光辉的一面吧。光辉，是她们在苦难中仍然坚持的善良和给予。

2017年夏天，我跟随“共同未来”去黎巴嫩出差，在当地一家NGO的带领下去了贝卡难民营。当时我一去就被小孩包围了。她们显然对我这个亚洲脸大姐姐充满好奇，虽然语言不通，但她们拉着我的手带我到处走。照片中的这个女孩扯下了她的一个手镯，一定要送给我。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后来我发了照片，一个两年前曾在这个难民营做过志愿服务的同学发现我遇到这个女孩和两年前他遇到的女孩是一个人，只是她大了一点，戴了头巾。我们意识到这个小女孩已经在难民营里生活至少两年。但她的性格还是一样的，阳光开朗，热情慷慨，好像丝毫看不到环境所给的阴影。

光辉是她们不管自己境遇如何，都不忘关心他人。记得那天我在贝鲁特一家叙利亚心理医生创办的心理治疗中心，那栋未建成便荒废的大楼经常停电，下午阳光照进来，里面的人都大汗淋漓。孩子们围着要听我唱歌，一群人拿起小纸板主动给我扇扇子。这一幕被当时一个叙利亚大学生录下来发给了我，后来我每每看到都感动又心疼。

而令我震撼感动之处在于：在战争毁了他们的家园和一切回忆之后，长期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他们还异常坚韧，没有放弃对生活、对美的追求。在黎巴嫩的贝卡谷地，我们曾参观过一座新建的难民营。站在高处望向这小片“建筑”的时候，我内心十分复杂。我想起了我们老家的养殖厂，我觉得人不应该生活在这种地方。现在春天来了，我们去看樱花，我们去看树，我们去享受这个春天，但是营地一年四季就只有白色，很多孩子的童年就要在这种地方度过。

但在营地的某个角落，我看到了一个家庭精心料理的小花园。那花儿肆意开放着，营地的背景丝毫不影响她们的美丽，反倒让她们更为惊艳。在黎巴嫩Kafifan小镇的一个晚上，我们走访过一户住在山上的叙利亚难民家庭。他们热情地为我们沏茶，我转头闻到身后的花香。在窗户都只是一个空洞的墙外，他们种下一圈可爱的花草。我想到了我家楼顶上的那片小花园。每年暑假回家，爸爸都会在夏夜兴奋地带我上楼去看他的劳动成果，看黄瓜长熟了几分。我大概可以想象，这些家庭战前的房子和花园被打理得多精致漂亮；我大概可以想象，家园有着他们多少温馨美好的回忆。

接着我就说黑暗了。黑暗就是为什么士兵可以随意杀死一个无辜的丈夫和父亲；为什么一些孩子出生起，世界给他的就是血腥、杀戮和恐惧？2017年7月我们去黎巴嫩。这是一个叙利亚的心理医生给孩子做心理辅导时，孩子们画的画。他画的是士兵如何杀死自己的弟弟，这个孩子画了一片很暗的色彩。他九岁，有一天放学回家发现家人全死了。他说他也不想活了。

在这里我想再引另外一个故事。联合国难民署的新闻发言人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曾有一艘载有500多名难民的船从北非到意大利，在路上船沉了，最后只有几个人活下来。幸存下来的女生亲眼看着自己的未婚夫淹死，她看着很多家长在死之前把小孩放在救生衣里，放在木板上，想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有两个母亲死前把小孩托付给她。后来这个女生成功地活了下来。但我又看到新闻，为什么这么多难民会淹死？——因为他们的救生衣是劣质的。有些人为了多赚一些钱，将海绵塞进救生衣。

这还是人吗？但这就是人性。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黑暗的和光明的，都是我们的人性。

思考

“如果我们不先行动起来，恐怖分子就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同事文鹏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刚来孤儿院时，一个叫马哈茂德的孩子特别开心，拉着他的手带他逛来逛去；给他接水，总是接得满满的。总之，马哈茂德非常喜欢这个大哥哥。一群年龄相仿的小孩跑来簇拥着他，似乎也想让文鹏陪他们一会。这时候马哈茂德像疯了一样，和身边所有的孩子打起了架，拳脚相加、泥沙攻击。后来被老师阻止，马哈茂德就崩溃地跑到一个屋子里哇哇大哭。

文鹏也没有办法，他要安慰这个小孩，但他们语言不通，最后文鹏就蹲在那里陪这个小孩子哭，直到他哭到没有力气。指导老师过来，把小孩子抱起来举高高，小孩才破涕为笑。

后来这个老师说，马哈茂德很小的时候死了父亲，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关心他，他经常会做一些事情来吸引大家的关注，他不惜跟旁边的孩子打架，不惜伤害自己。他自己的头皮上有两块地方已经不长头发了，就是为了获得一点关注。很多人把难民跟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但是很多人没有想过，在战争和恐怖主义面前我们都是受害者。

恐怖分子有时会包装成难民身份去发动恐怖袭击，为的就是离间，让我们把难民当作仇人，把难民当作是恐怖分子。在一些国家，极端右翼分子和恐怖分子试图让难民和恐怖分子划等号，让大家都更加讨厌难民，更加排斥难民，更加不想关注难民。他们的确是小有成就的。很多人认为接收难民就等于“引狼入室”。我能理解有些人因为信仰、文化的不同而对这一群体警惕和恐慌，但是忽略了我们相通相同的部分；忽略了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恐怖主义潜在的受害者。现在各国民族主义抬头，等狭隘跟敌视将这个世界、将我们变得四分五裂的时候，我想那些人就得逞了。

这是最好的时代，但又是危机四伏的时代。我们不该用仇恨和冷漠来让恶魔得逞。

行动

“这场灾难面前，我们看似做不了什么，但我们能做的其实有很多。”

这场灾难非常浩大，浩大到不是我们一些小个体能够扭转的。但看似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其实有很多。

这些孩子渴望获得教育。这是黎巴嫩的那个心理治疗机构提供给我们的画。孩子画了两个在田地里务农的人，但是一个人梦想成为医生，另外一个人想要变成律师。

这个是我们今年在土耳其的时候志愿者接触到的小女孩，她特别特别喜欢设计，她特别想未来成为一个设计师。

这是我们2016年展出的一个小孩画的他们家人逃往德国的画。说不定下一个梵高、下一个莫奈就是他呢？

但是这些孩子里面大部分都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当有一天叙利亚内战结束，这个国家需要工程师，需要律师，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来重建他们的国家时，游离在外的国民，因为庇护国无法给他们提供正常的教育，一个个长成迷失的一代，没有任何能力去重建自己的祖国，到时候那个问题又要如何去解决？

如果我们仅仅保持目前的关注，只是满足于给他们足够的水跟食物，不提供给他们教育，不授之以渔，让他们在没有尊严的环境下成长，等他们长大了可能还是被各个国家视为累赘、视为皮球踢来踢去，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铸造自己的未来。所以虽然现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生活必需品还比较缺乏，但我们还是希望世界各个国家关注这些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教育资源，也许他们就能改写未来。

而我们也在志愿活动中不断发现新问题。比如，我们发现很多小孩子的问题是因为妈妈：他们有性格暴力或者是暴力倾向是因为他们的妈妈就经常打骂他们。他们妈妈为什么没有耐心，经常打骂他们？因为很多逃出来的妇女是没有丈夫的，她们不能工作，只能让大一点的男孩出去打童工；或者被迫改嫁，嫁给与自己没有感情的人——总之在妈妈无法经济独立的情况下，有很多的心理压力最后都传递给了孩子，影响到孩子的正常生活。所以我们现在试图用中国的电商优势，把那边难民妇女做的一些手工品定制成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卖到中国，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那些妈妈，也帮助到那些孩子。

其实今天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于在海滩上的小艾兰来说已经太晚了。但是我相信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说，一切还不晚，一切还来得及。我们努力创造更好的未来。我说更好的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焦虑能不能找到工作，哪个工作邀请更好。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更好的未来，就是希望他们能有机会接受教育，能有机会不用冒生命危险去逃离战争，能有机会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成长。

如果当时我们能在那两个叙利亚青年游入英吉利海峡之前问他们，值得吗？我想他们的回答肯定是值得的，因为他们看不到其他的选择。我希望我们这些好的人能够团结起来，为他们创造一个机会，为他们创造一个能够看到的可能的未来。

今天，我可以敲下这些文字，为我自己发声；你们也许被我的情感打动，你们也许会记住我，记住我的思想。但是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些我同龄的年轻人，如果给她一个讲话的机会，她们可能说的比我更好；可是，她可能正在某个难民营里，作为一个数字，不知道哪天可以上学，等待一个不知道是否存在的转机；她也许现在正在某个异国的街头，在如花的年纪，为人擦鞋，为人洗车，这种日子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请让我们，为这些同龄人努力，为他们发声。

最后用《死亡诗社》里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来结尾：药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值得追求的，能够让我们保持生命崇高的职业，但是诗歌、美丽、浪漫和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如果今天大家为了这些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留下了眼泪，那说明这是我们共通的人性，那是我们可能活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樊玉洁，第九届中国高校间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的冠军，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分别曾在挪威和美国加州交换学习一学期。曾在位于柬埔寨的联合国法庭实习，并成为该法庭联合调查法官办公室第一名中国实习生。实习经历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合作局、国际法促进中心。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研二学生，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下“共同未来”项目副秘书长，主要负责“共同未来”的公众活动。“共同未来”项目是国内第一家获得公募资格，并致力于帮扶叙利亚周边国家难民儿童、青少年以及妇女的国际志愿服务项目。曾在法国加莱难民营做过志愿者，后随“共同未来”项目考察过黎巴嫩、约旦的多个难民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