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正：科学与人文、世界与中国之间的现代化历程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多年致力于现代化的研究。在新著《现代世界的建构》中，他反思世界现代化历程，展望全球化大潮相互竞赛的新局面。陈方正早年赴美深造，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从事理论物理及高分子物理学研究之余，对历史文化深具兴趣。因此，他的研究在科学与人文、世界与中国之间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曾言，王国维是以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相证，取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补正，取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参证，也就是说，应用了大量新材料和新观念。这就是他所谓“赤县神州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在学术上所带来的新风气、新气象，它至今仍然在发生强大影响。陈方正说：“所谓‘巨劫奇变’其实是个全球性现象，它至终为中国带来了一个新时代、新开端，也为世界带来了一个新局面，那就是人类文明融合的大趋势。在这新开端、新趋势之下，把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进行比较，是很自然，也很重要的。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需要许多代人的长期努力。”陈方正自谦所做的只不过是一些粗浅零碎的观察而已。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书中陈方正有两篇论文对五四运动进行探讨，既将中国与欧洲思想转型作比较，也将五四与启蒙运动作比较。在陈方正的研究中，五四究竟相当于欧洲近代史上哪一个思想运动？答案相当清楚：五四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我们认为五四与启蒙两者相应的主要理由，毋宁是它们都代表一系列传统思想变革的最后阶段，只是到了这最后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反对传统儒家伦理，和西方启蒙思想家反对基督教和教会，才成为激烈的公开言论，才汇集成影响整个社会的大潮流，才决定性地结束了传统思想体系在其本身文化中的宰制性地位。”

为了探求历史真相，陈方正广博地阅读外文第一手史料。回顾历史，陈方正认为：“五四运动的大背景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进逼，以及在此压力下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想体系的解体，所以五四在发生后短短数年间就从思想上的‘启蒙’转变为具体的政治运动。西方启蒙运动的大背景则是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它锋芒所指，是绝对君权和教权。荷兰和英国都是新教国家，它们分别通过独立战争和光荣革命改变了政治体制，建立雏形的民主政治，这为仍然处于绝对君权统治下的法国提供了榜样。”

陈方正重寻启蒙运动的起点，发现：在文化上，五四运动是宣扬、引进西方思想的运动，它的主将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前驱如严复、梁启超都曾经在欧美、日本留学、居住、考察，从而对西方文化、学术获得深刻、真切的了解；另一方面，他们在中国传统社会不但享有很高的地位，而且对固有的学术文化也具有深湛的修养，因此能够出入于两种不同文化，比较其文物、制度、思想的异同优劣，为新思想登高一呼，便能够获得全国响应。启蒙运动在兴起之初基本上是个法国的思想运动，开端者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他们两人和严复、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有非常相似之处：他们同样是了解本国文化，在国内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然后通过在英国的长时间居留，获得了对英国文化、人物、体制、学术的深切了解，成为不折不扣的英国通和英国迷（anglophile），同样是在回国之后登高一呼，获得四方响应。陈方正认为：“历史总可以引导我们对现实产生反思。譬如说，启蒙运动产生了像《论法的精神》、《民约论》那样有长远价值，可以无愧于古人的作品，而五四运动则恐怕拿不出那样的成绩来。诚然，那两本巨著是有识之士的‘盛世危言’，他们尽有闲暇、心情和安定环境来从容构思，学究天人，指出法国歌舞升平局面背后所隐藏的巨大危机。至于五四时代面对内忧外患、国仇家恨的中国知识分子，则‘救亡’尚且不暇，无法静心论学是无可奈何，势所必然，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谅解的事情。这诚然不错，但倘若如此，我们自不能不想到，今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大变，其知识分子的处境与百年前也迥然不同，那么他们也就应该对自己的时代和工作作更多、更深入的反思，和更大承担了。”这一番反思，对现实不无启示。

在《启蒙与传统的关系——日本启蒙运动的反思》一文中，陈方正思考：“在18世纪中叶之后，一些国家、社会诸如普鲁士、奥国、俄罗斯、土耳其，乃至远东的日本、中国也都发生了类似于‘启蒙’的运动——像五四运动就被认为是‘中国的启蒙’。这些林林总总的‘启蒙’到底和西欧的原型启蒙有无共通之处呢？我们是否有可能界定启蒙的内在意义，以使之适用于不同社会、国家，并被理解为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有明确特征的阶段呢？”他回顾日本历史，指出：“日本的启蒙”所代表的是整一套新思想，即以欧西文明为模范的观念与决心，之为举国接受。启蒙可视为对传统思想体系之摧廓和现代新思想之出现。陈方正认为：“‘现代新思想’只能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思想体系。说得粗浅一些，即是一个大杂烩，包含各种不同成分，而且其比例需要不断地调整。从这个观点看，‘一切价值之重估’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而必须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倘若如此，那么日本的启蒙之出乎意料地顺利，或许正可以归因于其本有思想体系之缺乏固定形态，而表现为可调整的多元组合。”

陈方正是物理学出身，因此，他论胡适对科学的认识与态度，不可等闲视之。胡适当年在中国思想界引领风骚，望重士林，曾经被费正清目为“当代伏尔泰”。而这一位启蒙前辈和胡适的背景、经历其实也的确颇为相似。伏尔泰同样是文人出身，以诗歌、戏剧知名，然后在而立之年（1726）去英国游历三年，发奋修读英文，与彼邦彦硕交往，深究其政治、宗教、文学、戏剧——但也还有牛顿的科学发现。回国后再经八年酝酿，他写出讥讽法国体制、文化的《哲学书简》（1734），顿然洛阳纸贵，成就大名。令人惊奇的是，此书居然有足足三章是讨论牛顿学说的，它间接成为牛顿学说在欧洲大陆被接受（大约是1738—1740年间的事）的媒介。与胡适大不相同，也令人拜服的是，此后他并没有为盛名所累，而是隐居在法国东部边界西雷(Cirey)小镇的别墅，专心读书、写作，从出入宫廷的名士蜕变为引领欧洲思想变革的启蒙思想家，四年后更出版《牛顿哲学原理》，自然科学之成为启蒙运动的动力与内核，可以说就是以此书为开端。“对比这东西方一先一后两位思想界大师，我们恐怕要为天分如此之高、名声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远的胡适之从未兴起过超越杜威的念头，和始终不曾踏出国故考据的藩篱，而发一长叹吧。”陈方正说，“胡适与伏尔泰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将他们对科学的认识与态度加以比较，也许不那么公平。比之伏尔泰，胡适所背负的传统闸门要沉重得多，而毫无疑问，他是为我们扛起了这道闸门的一位重要人物。”

《现代世界的建构》中，陈方正将眼光投注到世界各地的变革，又时时不忘中国。他用“毁灭与新生”来看奥托曼帝国的改革与土耳其的浴火重生。在回顾奥托曼帝国的改革后，陈方正提出：“将近四十年的‘新秩序运动’（1839—1876）并非完全白费，它散播了人权和法治观念，改进了中央政府结构，在教育和司法领域建立了宗教与俗世体制并行的混合制，在军事上通过德国协助而大大加速现代化——甚至令帝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有令人惊喜的表现。不过，同样甚至更重要的，可能是改革的‘副产品’：报纸、印刷厂、新式中学、新语法等新生事物，以及它们为帝国孕育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土耳其民族的觉醒，是从这一批知识分子开始的。”在远观土耳其的浴火重生时，陈方正反思：“在急速现代化的要求的驱策下，保守改良措施不能代替激进的整体变革，而只能成为后者的准备阶段；反过来说，激进变革亦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在它创造的新形势之下，自然产生另一系列改良运动。在这个模式中，‘改良’与‘激进’不复是现代化过程中两种可以自由选择的策略，而成为变革中互相关联，有密切启承关系的两个阶段。借用库恩（Thomas Kuhn）的语言（它描述社会现象比科学现象恰当得多）来说，改良是在既定典范下运作的常态，激进变革则是创造新政治典范的非常态，两者的交替出现由其内在条件与动力决定，并非当事人所得自由选择。”

最后陈方正则表明：“中国的历史与现代化历程和奥托曼帝国完全不一样；中国未来的潜力与面临的问题和土耳其差别更大。”

陈方正从文化角度来思考历史变迁，他在《从胡适和格卡尔普看中国和土耳其的新文化运动》中分析，在19—20世纪之交，奥托曼帝国与大清帝国分别被称为“近东病夫”和“东亚病夫”，在西方列强侵逼下，两个帝国都显得摇摇欲坠，大有土崩瓦解之势。它们同在1910年前后发生革命，由是脱胎换骨，至终安定下来，立足于现代世界。它们的革命虽然都以军队起义为开端，其实也是以广泛和持续的文化更新运动为背景——具有现代意识的军人本身，正就是文化更新运动的产物。于是，陈方正将两个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它们的领袖人物胡适和格卡尔普作比较。格卡尔普在他的《自传》中曾借着一位医生哲学家和一位老革命家之口，讲述他以深入了解本国社会和寻觅新的治国之道来挽救土耳其命运的大志。同样，在留美七年期间，胡适也念念不忘“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要为“作国人导师”作准备。通过陈方正多方面的比较，我们也许可以从胡适和格卡尔普的言行中探得一些的思想火花。

在历史变化的分析中，陈方正充分发挥了科学家的优势。《圣洁与邪暴：俄罗斯灵魂的两面》一文中，他介绍科学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研究生洛仑兹（Edward N. Lorenz）发现了‘蝴蝶效应’——大气系统是有高度内在不稳定性的，南美丛林中一只蝴蝶扑动翅膀那样细微的扰动，也有可能对一星期之后太平洋西岸某个台风的途径产生决定性影响。这就是‘紊乱’（chaotic）系统研究的开端。”而将这一理论放诸列宁身后斯大林上台的历史舞台，读来不免惊心动魄。

陈方正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一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因此，他对大学与时代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他在《中国与欧洲高等教育传统比较初探》中认为：“无论从体制、理念或者科目上看，座堂学校比起宋代官学和书院来，都显得简陋、落后。但短短两百年后，在巴黎、博洛尼亚和牛津这几所大学开始形成的时候，欧洲高等教育体系就表现出巨大的生机、活力与发展潜力，寖寖然超越南宋官学和书院了。从14以迄18世纪，也就是明清两代，中国的官学、科举和书院体制仍然蓬勃发展，而且日臻普遍、细密、完备，但同时也趋于停滞、僵化，失去其原来的（譬如说胡瑗、范仲淹、王安石诸大儒所表现的）理想与活力。另一方面，在此阶段差不多相同的痼疾也正在感染、侵袭、困扰欧洲大学，而且到了后期其情况日趋严重，大有病入膏肓之势。所截然不同的是，大学并非欧洲唯一的学术教育体制，欧洲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也并不受制于大学——远洋探险、发现新大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等基本上都是发生于大学以外的事情。而且，正是大学的停滞、僵化刺激了新体制如学会和不同类型院校的诞生。这样，在法国大革命摧毁旧体制的前后，新思潮终于在大学内部找到立足点，由是导致了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出现，它又迅速为其他大学仿效，从而改变了西方高等教育的整体面貌。”而后，陈方正提出现实关怀：“如何在我们这个一统而又庞大的国家中，为多元文化找到发展空间，从而建立能够长期自新自强的教育体制，当是有待国人深思的迫切课题。”值此巨变时代，放眼天下，重探现代化历程，相信会为学术文化带来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