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果仁口述中国|贝尔格曼:我在中国当记者

尼尔斯·贝尔格曼/口述
2019-01-28 16:44
来源:澎湃新闻

【口述人简介】

尼尔斯·贝尔格曼(来自德国)

出生于1970年,从小在柏林长大,毕业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获新闻与传播、通信科学双硕士学位,并辅修心理学与政治学。十四岁第一次随父母来到中国旅游,2017年再次来到中国,至今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德语部的编辑和记者。

我的父母都是旅行家。从我孩提时起,每年我的父母都会带上我的哥哥和我,至少进行三次长途旅行。而我显然承继了家庭的这个传统,旅行成了我最大的爱好。大学毕业后,我利用所有的节假日行走在世界各地。看过了千山万水,上世纪80年代随我父母到过的中国却始终萦绕我心,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似乎成了我记忆中的一个定格。我期盼命运能将我再次带回到那里。如果“再重逢”,我希望自己不是作为游客走马观花,我想在中国居住,用心去感受她古老悠久的文化,还有这个历经千年沧桑却依然拥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民族。

在柏林,我的身边开始聚集起不少的中国朋友,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喝咖啡聊天,他们为自己祖国正在发生的一切而感到欢欣鼓舞。那些围绕中国的发展而引发的讨论常常是激昂的。大家经常谈及电子商务、经济和科技发展,像华为之类的中国民族名牌的崛起,还有政府反腐的决心和力度。

中国在许多领域开始崭露头角甚至成为领导者,这让海外中国人的自豪感溢于言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朋友明的眼里,犹如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以及接下来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是民族振兴的标志。“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与世界共同发展之路,这从中国倡议或主导、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SCO)、金砖国家峰会、‘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见一斑。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明的眼里总闪烁着激动,他还提及“中国制造2025”。

中国有句话“心诚则灵”,长久的期待,终于盼到了梦想成真的时刻。时隔三十年后,2017年,我终于再次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这次,我的身份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德语部的编辑和记者。

此时此刻,当我在电脑上敲下这些文字时,我已在中国生活了大半年。虽然那层神秘的面纱在渐渐褪去,但对中国,我仍然保持着初始的好奇和激情。一切似乎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仿佛我只是把工作场所从柏林搬到了汉堡。当然,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因为在我心目中,中国的生活要更酷炫和有趣一千倍。

从一开始,一群热情洋溢、乐观聪慧的同事就让我初来乍到的不适感不知不觉消失,一切都令人感到亲切。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句中国古诗:人生所贵在知己,四海相逢骨肉亲。

现在我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

早晨闹钟一响,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起手机开始迅速浏览。我的中国手机从早到晚都是来电及信息提示音。在德国,大家通常使用“Whats App”,人们常常将它与微信进行比较。对此,我经常用一个稍带夸张的比喻来形容二者的区别:若“Whats App”是脑细胞,微信就是大脑。两者在实用功能方面差距很大。在中国,通常我只用一个手机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这些我之后还会具体介绍。

每天上班之前,我常常会用手机扫描支付的方式租一辆共享单车。在我住宅楼附近就有一个共享单车停放点,那里停放着五颜六色,型号、款式不一的单车,骑上一辆,穿过几个小巷,到集市买点水果,然后开始新的一天繁忙又有趣的工作和生活。

我的同事们建立了一个微信跑步群,每天大家打卡,截图发到群里。虽然我也时不时能收获大家带鼓励的点赞,但在跑步里程上,似乎每天我的女上司都能拔得头筹。

我很喜欢这种带有互相鼓励、鞭策性质的组群,而这在德国比较少见。

因为我的缘故,我所有在德国的亲朋好友也都开始使用微信。他们调侃说我已或多或少地变成了一个中国人,我很乐意听到他们如此评价我,我将这当成一种美誉。偶尔照镜子时,我会笑着问镜中的自己:“贝尔格曼,你是中国人吗?”现在我就餐时总喜欢来点米饭,不再像欧美人那样喝凉水,甚至练就了“蹲厕”的绝活。我觉得自己唯一还做不到的就是:在炎热的夏天,像一些当地人那样将汗衫高高地撩起,露出肚皮在街上晃悠。据我观察,这种私底下被人们称为“京式比基尼”的着装方式,尤其被一些较胖的中年大叔所中意。

在北京,我经常乘坐地铁上下班,北京地铁站台安装的地铁屏蔽门给我的印象格外深刻,这既保证了乘客与列车的安全,能有效避免许多事故的发生,也让候车环境更舒适、整洁、美观。我的德国朋友们对此也都赞不绝口,因为欧美的大多数地铁站都没有安装玻璃屏蔽门。“为什么没有呢?”“大概是没钱吧。”朋友耸耸肩。

让我发出感慨的还有地铁站里的安全感。无论是午夜时分的末班地铁还是清晨的首发车,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而在柏林的地铁站里,人们总有一种任何时候袭击都可能发生的隐隐不安感,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大家别忘了,柏林的常住人口是350多万,而北京市2017年末常住人口为2170万。如今在德国,围绕公民安全感展开了许多讨论,我也常想:如果安全感缺失,其他的一切何以安身?

在中国的公交车上,除了司机之外,往往还会配备一位乘务员。这类工作人员可以协助维持秩序,解答乘客线路咨询等问题。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这也是帮助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不管怎样,我都认为这是件多方受益的事情。

因为工作原因,我会经常去中国各地出差。像许多中国人一样,高铁出行成了我的首选。我记得在德国,如果列车时速能达到200公里,乘客们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我坐在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上时,内心五味杂陈。因为我来自一个拥有大众、奔驰、宝马等品牌的国家,那里的人们乘火车还是按部就班地使用纸质车票。尽管目前欧洲,特别是德国产的豪华轿车在中国满大街跑,但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品牌车开始加入竞争,尤其是电动汽车这块,中国似乎正在逐步扩大其世界领先优势。据称,中国超过90%的自主品牌汽车的锂电池都在本土生产,而德国受电池生产能力所困,相比之下反而处于弱势。大概这就是中国媒体常提及的中国能靠电动车来“弯道超车”。

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说是给全世界的一份礼物。这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因为我三十年前就曾经到过中国,所以,经常会有德国或中国的朋友问我:那时的中国是怎样的?

当年刚刚十四岁的我,跟随我的父母和哥哥来到中国。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身高1.98的父亲入住涉外酒店时的窘境。他的身高使得他每次进出酒店房间时都不得不屈身弯腰。而我似乎被餐厅里的各种高分贝的噪声给吓呆了。大家都在高声交谈,往往一个高声喊叫的杂音刚刚袭来,马上就被不远处另一个更高音压下去。今天我终于弄明白了,那此起彼伏的“Fuwuyuan”(服务员)的叫声,是汉语对餐厅侍应生的称谓。

那个时候,甚至包括今天,中国人用嘴剥离、咀嚼各种入口食物的方式和能力让我叹为观止。简简单单的一双筷子是餐桌上唯一的食具。人们用筷子将各种食物直接送入嘴里,经过嘴里一系列运作,然后将各种骨头、鱼刺吐出到桌面,讲究点的会将弃物放在碟子里。

而中国人“嘴上功夫”的厉害也体现为对“嗑瓜子”的痴迷。餐厅候餐、看电视、坐火车、三五成群聊天时,朋友们饮茶喝酒时,大家手里通常都拿着一把瓜子。

酒足饭饱之后,人们会打着饱嗝,有些人会带着满足的神态拍打自己的肚皮。而今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这一餐桌现象已越来越少见。

物资丰沛与人们文明程度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相关联的。还记得当年父母总在餐馆徒劳地希望获得一杯凉水,而服务员总是一脸的茫然,因为中国人通常喜欢喝与自己体温相近甚至更高温度的温热水。今天在中国,餐厅服务员会主动问你:水要冰的还是温热的?

中国的开放,不但让更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也让更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去感受外面的世界。我曾向一位中国朋友咨询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他脱口而出:“旅行的便捷。”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6年至今,中国逐步放宽出入境限制、简化出入境手续,近几年中国出境游人次都超过1亿,这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年均7000人悬殊之大,让人惊叹。

门户开放自然也造成了一些对西方生活方式盲目模仿和崇拜的现象。三十年后的中国,在我看来,肥胖人数比当年至少多上百倍。让我有点困惑的是,素来以吃饭讲究、拥有千年饮食文化而闻名于世的中国,本身拥有那么多既美味又健康的餐馆,为什么仍然满大街都是外国快餐连锁品牌?但我的中国朋友很快就回答了我的问题:1987年11月,肯德基在北京前门开了第一家门店,1990年10月麦当劳登陆深圳,一北一南从此开启了洋快餐对中国餐饮领域的渗透;90年代,在麦当劳或肯德基请朋友吃饭,是很有面子的行为。但现在,至少在中国中产阶级眼里,那里只能是偶尔带小朋友去坐坐的地方。

目前让许多中国人趋之若鹜的是各类养生保健品,洋快餐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同样一件事情,在德国可能还在反复讨论可行性,而中国可能已将它变成现实。

中国的高效在西方引起了激烈的争辩。德国柏林新机场勃兰登堡国际机场,2006年动工建设,原本计划2012年6月开始使用,现在预计要推迟到2020年交付使用。拖延整整八年,总造价也从起初的20亿欧元涨至超过60亿欧元,其间柏林航空公司受其拖累,已于2017年8月宣告破产。我难以想象在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中国,我遇到了1984年获得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忠尚先生。能说流利德语的李教授曾长达八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并曾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副总编。这些年李教授一直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著作颇丰。他对我说: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首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对这点我体会颇深。中国人通常紧密团结在亲朋好友或依据地域构建的各种“圈子”里,并对未来保持朴素的乐观情绪。“中国人通常知道自己来自何处,又要去向哪里。”我的朋友告诉我。我不希望去想象,当外人试图去伤害这个“集体”时,会激发中国人何种群体反应。所以,任何攻击中国的行为应该说都是极不明智的。

在中国,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备受重视。在我看来,中国人的这种泰然自若的实用主义以及集体荣誉感,对大家身处的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健康的矫正。中国的发展之路显然只有通过中国人根据自己的探索经验来实现,而其成功模式也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借鉴。

因为采访的需要,大半年来,我的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在被誉为中国革命老区的延安洛川,我品尝到了以色、香、味俱佳而著称的洛川苹果。如今这里被称作“苹果之乡”,3.5万公顷土地,每年近90万吨的产量,让洛川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现代苹果产业园区逐步建立起来,这里有优质的苹果汁、苹果醋,还有我吃过的最爽口、酥脆的百分之百天然苹果脆片。当地村民告诉我,当地人95%的收入来自苹果种植,而且超过60%的果农年收入超过10万元。

因为焦裕禄而闻名中国的河南省兰考县,长久以来一直因为风沙、盐碱和内涝而成为中国国家级贫困县。可当我2017年去那里时,当地人自豪地告诉我,兰考县已于当年3月份成为河南省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的首个脱贫县。焦裕禄当年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时,为抗击风沙和盐碱,大力推广种植泡桐。今天,作为“泡桐之乡”的兰考,显然受益于当年的这一举措,因为兰考泡桐是制作古筝、琵琶等乐器的面板的最佳材料。走在兰考县,到处可见乐器加工厂。当地连小孩子都会唱:“要想富,栽桐树。”

我的一位中国同事对我说:“在欧美,经济对政治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这刚好相反,因此,我们能迅速实施惠及所有人的大型项目。”我想,也恰恰如此,西方国家对中国存有太多的偏见。当我因为办理工作签证而在德国进行各项体检时,得知我要移居中国,个别医生毫不掩饰地表示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去那个糟糕的地方?”可见,学问并不能根除人们的偏见。

我当然也读到过关于中国食品安全、雾霾、环保、抄袭的负面报道。面对人们的质疑,我告诉他们:“如果你见过三十年前的中国,再来对比今日之中国, 或许你们就会产生与我一样的感受。”高速发展的经济难免带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但这个国家似乎具备天生的自愈功能,外族的蹂躏、铁蹄的践踏,她总能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

我相信她也一定有足够强大的自我纠错机制,在自我实践与西方的错误中走出一条自己的改革之路。

三十年前那次中国之行,我父亲对另一位外国游客说:“下个世纪甚至千年是属于中国的。”

对方听了,不以为然地哈哈大笑:“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三十年后,某些国家提出“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中国人的勤奋和实干精神让世人在震惊的同时也感到不安。但我想说,当我身处远离家乡八千公里的北京,无论是在商店、地铁站还是大街上,总能遇到热情相助的中国人。有一次我迷路了,一对夫妇主动将我送回居住地,尽管他们自己需要赶往另外的方向。还有一次,在午夜的街头,见我无法叫到出租车,一位热心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叫车软件”帮我订到一辆车,甚至帮我垫付了车费。尽管中国人外表通常不苟言笑,但却有一种植根于骨子里的朴素和善良。

一位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德国女子对我说:“对中国,或许你不必爱她,但一定要重视它。”

我回答她:“可是,我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

(杨坚华/翻译)

(本文原题:“八千里路云和月”,本文出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我的四十年”丛书之《亲历中国四十年》,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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