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 | 王力斌：《我们的父辈》：记忆、历史与现实
《我们的父辈》：记忆、历史与现实
作者：王力斌
《我们的父辈》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反映这场战争的影视作品汗牛充栋，但是大多是从战胜国的视角来批判战争的罪恶进而表现胜利的崇高。德国电视剧集《我们的父辈》从战败国的视角出发，深入地探讨了德国人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和对民族历史的反思，以曾经的“恶魔”身份来再现那段不堪的记忆，为二战的多样化叙事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一个国家的电影总比其它艺术更能反映那个国家的精神风貌”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从卡里加里博士到希特勒》
《我们的父辈》是德国导演菲利普·卡德尔巴赫执导的一部二战题材的历史剧情片。电影以五个好友各自不同的故事为主线，展现了战争对他们的影响和改变，同时也反映了德国人在二战中的角色和责任。这部剧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对德国二战历史和民族认同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和探讨。本文将围绕记忆、历史、现实三个维度，分析本片如何将侵略历史、反思战争和寻求普遍的人性价值有机结合起来。
一、历史：人性的转变
电影中的五位主角威尔汉姆、弗里德汉姆、夏莉、维克多、格蕾塔五个主角有纳粹军官、犹太人、反战青年、护士和歌手，分别代表了当时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他们在战争中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和抉择，但都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和罪恶。
威尔汉姆和弗里德黑尔姆是两兄弟，作为士兵在东线战场上见证了德军的残暴和失败，牺牲和背叛，他们的性格和信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威尔汉姆原本是忠诚和勇敢的军官，但在战争中逐渐失去了理想和信仰。弗里德汉姆原本是反战青年，但在战争中逐渐变得冷酷和残忍，最后战死疆场。夏莉是一个女护士，在战地医院中救治了无数的伤员，也目睹了无数的死亡。她在战争中体验了爱情和背叛，也学会了宽容和同情，她曾经举报过犹太女医生，也曾经保护了苏联女间谍，最后成为了苏军的护士，与生还的威尔汉姆和维克多相聚。格蕾塔是一个歌手，但是为了保护维克多保而与盖世太保的军官发生了婚外情，她在战争中追求了荣华富贵，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终在战争的最后几天被枪决。维克多是一个犹太人，在水晶之夜后被迫逃离德国，但却落入了陷阱被送往了集中营，在集中营中经历了无尽的折磨和苦难后，他在途中逃脱了加入了波兰的游击队，最后成功存活下来回到了柏林，与威尔汉姆和夏莉相聚。影片的最后，活下来的三个人回到了最初的酒馆，那里早已是一片废墟，三人饮酒碰杯。与影片最初的聚会不同，这次的色调偏灰，三人脸上笑容不再，过往的纯真都已被战争这台机器狠狠碾平。 
但是“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但是他们作为当代人的父辈、母辈，切身经历了战争的荒谬、人性的扭曲。在时代洪流的奔涌下，他们从最初的战争拥护者、希特勒追随者，在目睹了更多的人死于战争的暴行之后，逐渐丧失了对元首、人民、祖国甚至于自己的信仰。电影紧紧围绕着“人”这一核心，在战争场面上我们只有小规模的班排进攻和巷战，没有任何宏大的战争场面，折射出影片的主题是小人物是如何被战争左右的，而不是表现战争本身并且以这五位具有代表性德国人在战争中的巨变和极其逼近现实的写实手法揭示了战争对德国社会的破坏和分裂，以及人性在战争中的丑陋和善良，真实并震撼呈现了这些历史的惨痛，将不同人的经历逐渐汇聚，呈现了一幅从入侵苏联到帝国覆灭的一段全面深刻的历史“画卷”。 
二、记忆：战争的反思 在全剧的开始，威尔汉姆穿着军装骄傲地说：“战争会让一个男人成长。” 弗里德汉姆却嗤之以鼻地说：“战争也会把我们最坏的一面呈现出来。”在当时狂热的战争氛围中，弗里德汉姆的话无人在意。但随着故事的发展，所有人都无不在反复印证这句话。格蕾塔靠做纳粹军官的情人来发展演艺事业，夏洛特出卖了帮助过她的犹太医生，威尔汉姆会同意逼迫农民以身探雷，弗里德海姆吊死游击队员、朝孩子开枪。从五人自信地认为圣诞节柏林相见到“战争的最终胜利如苍蝇一般，我们为它们献上身躯肉体”，影片前后呈现了强烈反差感，体现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呈现。五人中最引人反思的就是弟弟威尔汉姆，从一开始热爱哲学的反战青年到冷酷无情的杀人机器，在威尔汉姆的身上呈现了最大的反差和颠覆。正如鲁迅所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伴随鲜活生命逝去的还有无数德国人的梦想、生活与未来。在电影的结尾五人的合影屡次出现，承载着幸存者们对于往昔的美好，有价值地破碎殆尽形成了强烈地对于过去记忆的反思与批判。
除此之外，本片还有许多镜头和语言隐喻式地表达了对于战争的思考与态度。比如威尔汉姆坐在森林中小憩，睡醒时却发现一头狼近在眼前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他本以为难逃一死，可那只狼只上下嗅了嗅他便扭头离开。一头饥肠辘辘的野狼为何不对这位不堪一击的猎物出手呢？实际上不是因为狼感受到了威尔汉姆的勇敢气息而放弃攻击，而是将其也视为和它一样嗜血好杀的同类了，甚至已经变成了一个连狼都害怕的怪物。这个镜头无形中呼应了影片中他曾说过的一句话：“如何面对战争中的恐惧？不要把自己当成人，只要把自己当成牲畜就行了。”借助狼对待威尔汉姆的目光，让观众深切感受到了战争对于一个人心灵的扭曲和人性的毁灭。 
剧中的主角汉姆以及他的一位爱看书的战友，经常提到德国学者海德格尔。这位曾加入纳粹党、提出“诗意地栖居”的存在主义学者，他无数的学生和追随者都纷纷的在战争中送命。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许每一具尸体给这个问题做好了无声的注脚。“我们”不是战争的垃圾，战争才是。 
五人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被美化或辩解，也没有将他们一概地定性为恶魔或受害者，而是展现了他们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他们在战争中的选择和后果。没有盲目地赞扬或否定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忠诚，而是揭示了这些情感背后的矛盾和冲突，以及这些情感对德国人的影响和改变。这部剧也没有简单地将战争归咎于希特勒或纳粹党，影片中一位德军士兵谈到自己如何会爱上射击时说：“七岁的时候，我们的父亲丢了工作，于是我们就在森林里打猎，直到元首上台，父亲才又有了工作”，德国人民选择了希特勒，也要承受选择带来的后果。这部剧也没有回避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也没有忽视德国人对苏联人的侵略和暴行，而是探讨了德国人在战争中的主动性和被动性，以及德国人在战争后的自我认同和反省。 “在柏林的断壁残垣中，不久将会只有德国人了，没有纳粹了。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剧中人物的反思与追问也是一代德国人内心声音的呼喊，战争终究会结束，如何看待不堪回首记忆才是所有的幸存者所肩负起来的重担。
三、现实：战败国的叙事
在“正义-非正义”的扁平价值观支配下，使得长期以来德国二战电影中的形象始终以一个犯罪者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德国人既是二战的施害者也是二战的受害者，但施害者的身份被记忆所固化，受害者的记忆被长期压制。如今已距二战结束近80年，对于二战的历史记忆进入了“后记忆时代”，曾经直接的生平故事逐渐退场，德国二战记忆的叙事更加依靠媒介的传递，“历史的证人”的消逝，使得历史的影像表达更能摆脱过去情感的羁绊，跳出善恶二元对立的陷阱，转向更加普遍的客观的人性价值的思考，主动地遗忘长期以来的罪人式的内省审判。新一代德国人主动割弃过去的历史耻辱包袱，更加关注前人不敢也不能提起的创伤。
本片的故事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展开，故事的主角又是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这无疑会使得严肃的历史罪责相对淡化。创作者弱化了战争的政治和历史背景，更多聚焦于战争环境下人性的被扭曲、被损害。以这种方式展现的主题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气息，也更加个体化、情境化。
《我们的父辈》在反思战争的同时，还以崭新的视角反映了德国人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和在极端的环境下展现人性之美，以及超越战争本身的艺术之美，从而言说过去的历史以及美好和平的未来。夏莉冒着丧失生命的风险保护苏联女间谍，维克多拯救了押往刑场的犹太人，弗里德汉姆放弃战斗隐居山林。这些无不体现出人性本身的复杂，德国人的父辈固然发动了战争，但是也有着光辉的善良之心。而正是这份人性之美，将德国人由历史的罪人还原回了真实的“人”。我们会为剧中纳粹士兵的死而惋惜，为结尾无法重来的合影流泪就在于电影主动地去遗忘绝对的二元道德评价体系，使德意志民族的历史黑色记忆，转化为具有人文关怀、反思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文化记忆。
人道主义的创伤张扬的必然结果就是，曾经禁忌的话题与人物被还原出来，将恶魔原本人道的一面还原出来，善-恶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备于一身，即使是希特勒也不例外。作为第一部正面描绘希特勒的纪实性历史反思影片，引起轰动和争议的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中的希特勒并不完全是一个“杀人恶魔”，他有时也像一个身患帕金森症的孤独老人，也会流泪，也会亲吻爱人的嘴唇，喜欢吃巧克力蛋糕，经常牵着心爱的牧羊犬散步。人道主义的叙事手法在反映了德国从单纯施害人自责的超越，对待二战历史的心态日趋成熟，以艺术的形式实现历史的超脱。 但人道主义的叙事必须立足在对二战历史的正确认知上，否则就会蒙上美化纳粹的阴影，带来像英国《每日镜报》打出黑底红字的醒目标题那样——德国人要原谅希特勒吗？正如这部剧的历史观受到了质疑这样。批评者无法想象没有呈现大屠杀的苦难，德国人竟然讲起了自己的苦难。波兰人更不能容忍剧中的波兰游击队竟然被刻画成“反犹分子”，因而把德国电视台告上了法庭。在当下纳粹主义在战后德国社会的死灰复燃，统一后德国右翼极端主义势力的扩展事实下，电影《浪潮》所描写的小狂热团体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法国心理学家勒庞曾经说过：“群体的感情和思想全部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个集体心理。”但是在这部剧中实际上很好的做到了在对纳粹历史准确定位的基础上，寻找施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平衡点，一方面能告慰苦难另一方面更能与苦难和解。剧中人物受创伤的心理都没有变为所谓历史的“美化”与民族复仇的火种，而是将普遍的历史的真、人性的善、艺术的美灌入其中，让这段历史记忆不变形、不走样。对于这部剧的指责与批评还停留在对于德国二战电影的“罪者叙事”中，没有认识到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两种过去“历史的过去”和“实践的过去”，而德国现在的实践的过去正在重新被塑造，德国人与恶魔的挂钩逐渐被击碎，同是欧洲人的身份认同在电影中被不断复制，德国人的逃亡与死亡得以在荧幕上展现，战争给予欧洲人同样的伤害与痛苦，防止战争缔造和平的努力从德国人的自责内省与战胜国“恶魔+抵抗胜利”的叙事转变为身份共同体的情感倾诉。
四、结语
《我们的父辈》以战败国德国的五个年轻人的视角为起点，由他们的经历剖析出这场战争背后德国一代年轻人的经历，并借用剧中的影像表达，来展示德国社会的巨变和德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反思与批判。它不仅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悲惨，也展现了人性的光明和黑暗。它不仅对德国历史和民族认同进行了反思和探讨，也是对战争本质和意义的质疑和思考。这部剧不仅仅是一部德国的电视剧，更是一部世界的电视剧，它不仅是一部关于我们的父辈的电视剧，也是一部关于我们自己的当下与未来的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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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北京大学通选课《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 | 孙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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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锐评 | 王力斌：《我们的父辈》：记忆、历史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