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逾一年，次国家行为体如何重塑中东博弈格局
10月7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哈巴德村，救援人员在火箭弹袭击现场工作。据以色列军方和急救组织消息，特拉维夫等地7日遭到来自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新华社 图
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至今已一年有余，它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战略形势。冲突不仅围绕加沙地带展开，同样蔓延至周边的黎巴嫩、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地，甚至屡次升级为以色列和伊朗这样的地区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新一轮巴以冲突改变了以色列的战略思维，暴露了中东国家之间“兄弟情义”和宗教纽带的虚幻，更面临着次国家行为体挑战既有国际格局的风险。
这是10月7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拍摄的以军空袭后产生的浓烟。新华社 图
以色列安全思维的变化
去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改变了以色列的安全思维。以色列对于外部威胁的感知更加敏感，对周边安全威胁的认知重新建构，对外战略更趋主动和强硬。
首先，以色列公众对国家安全的信心遭到重创。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向以色列本土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打穿了以色列在南部边境设立的隔离墙工事，造成了1195 名以色列人和外国人被杀，251名以色列和外国公民被哈马斯和其他加沙地带武装人员俘获。2023年的10月7日，成为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单日伤亡人员最多的一天。以色列公众受到极大震撼，对于以色列情报的信心受到严重冲击。尽管以色列情报机构——包括以色列国家安全局（辛贝特）、以色列情报总局（摩萨德）和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局——在此后的战争中展示出较为专业的情报优势，但仍无法挽回以色列民众对于以色列国家安全体系的不信任感。
其次，以色列认为，既有的打击震慑手段已经不足以保证国家安全。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先后爆发大规模冲突后，也成功地策划实施了多起重要的“定点清除”行动，包括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击杀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贝鲁特击杀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等，但无法藉此重创哈马斯和真主党。以色列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攻击，无法迫使胡塞武装停止针对以色列本土和红海地区的以色列船只的频繁攻击。
10月8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西部迈宰区，救援人员救出袭击中受伤的儿童。叙利亚军方8日发表声明说，大马士革西部一栋居民楼当晚遭以色列导弹袭击，造成7人死亡、11人受伤。新华社 图
最后，以色列认为中东出现了新的威胁包围圈。2023年10月随着以色列大规模攻击加沙地带，哈马斯的地区盟友，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动员军、叙利亚什叶派法蒂玛旅等，纷纷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认为，自己面临的冲突范围，从传统上的“南防哈马斯，北防真主党”，升级成了“七线作战”，即同时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在黎巴嫩对真主党、在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以及对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尤其是今年4月和10月伊朗两次向以色列境内发动大规模导弹攻击，给以色列民众造成较大的安全震撼。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转而通过拓展防卫空间，尤其是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南部的缓冲区，最大限度地提升预警地理范围。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缓冲区，必然需要使用武力，而且为了在他国维持缓冲区需要驻扎大量军队，这必然又会引发新的军事冲突。咄咄逼人的姿态，能够让以色列获得短期安全，但是无法让以色列获得长期的安全。
10月1日，以军防空系统拦截的发射物从耶路撒冷上空飞过。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1日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从其领土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共发射超过180枚弹道导弹。新华社 图
虚幻的“兄弟情”
中东国家面临现实的利益考量，放弃了阿拉伯“兄弟情”和宗教“兄弟情”的道义纽带。中东国家对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态势，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回应。进入2024年之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攻击，以及近期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都遭到了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一些中东国家言之凿凿，对以色列发出了强硬威胁，比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甚至多次扬言要向以色列发动直接攻击，埃及和约旦也多次威胁要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随着战争的进行，除了以色列之外的其他中东国家似乎会团结起来组建针对以色列的政治军事平台。
但是无论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国家沙特，还是与加沙地带相邻的埃及，都并未直接向以色列发动军事攻击。甚至是表现最为强硬的伊朗，也只是发动了两次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作用的导弹攻击。中东其他国家更是仅限于在外交上表达愤怒、不满和谴责，至多是通过多边层面，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联合国等来形成国际舆论压力，向以色列施压。但是在实际行动上，中东国家的援助微乎其微。
比如作为阿拉伯国家当中的“领头羊”，2023年10月之后沙特对加沙地带的各类捐助也只有两亿美元左右。埃及尽管在公开场合一直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但是却静悄悄地加固同加沙地带的边境线，防止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涌入埃及。用埃及的话语来说，防止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逃亡，就是在帮助他们守卫加沙的土地，防止以色列以“无主之地”为名侵占加沙。伊朗尽管在4月份和10月份两次大规模袭击以色列，但是这些袭击更多是对于之前以色列挑衅的回应，且“点到即止”，并不希望通过远程军事打击行动来削弱以色列国家力量或者震慑以色列对加沙和黎巴嫩的战争。即使频频向以色列发出威胁的土耳其，也仍然维持着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仅仅是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并未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也未给予加沙地带大量人道主义援助。
10月7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报道新一轮巴以冲突一周年纪念活动的媒体人员在防空警报响起后卧倒在地。也门胡塞武装10月7日说，该组织向以色列中部发射了两枚导弹。以色列中部特拉维夫等地7日下午响起防空警报。以军发表声明说，上述地区遭到来自也门的地对地导弹袭击，导弹被以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新华社 图
难以节制的次国家行为体
当中东国家无法有效应对以色列威胁，中东次国家行为体在和以色列的冲突中成为了主角。2023年10月之后，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中逐渐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些组织不仅直接向以色列发动攻击，而且秉持的口号反而最为坚定。通过攻击以色列，胡塞武装、真主党、什叶派民兵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所在国家，比如胡塞武装通过威胁往来红海地区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影响力已经遍及红海沿岸；真主党通过和以色列的战争成为了影响未来中东形势的重要行为体。当中东国家因为各种利益考量而不愿直接介入地区纷争之时，唯有这些次国家行为体成为了哈马斯武装抵抗最直接的帮手。
而这些次国家行为体发挥的作用反而影响了中东和平斡旋的效率。中东和平斡旋面临着合法性和现实性的差异。由于中东政治存在着法理上和事实上的割裂，未来中东地区的斡旋与和平必然面临较大的困难。
一方面，国际社会的斡旋必然围绕中东地区国家展开，但是在实际的冲突层面，却是不具有国际社会公认合法性的行为体在影响战争局势。比如在斡旋巴以冲突过程中，国际社会一般是通过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来表达观点，但是由于巴勒斯坦内部派系分歧，巴勒斯坦法塔赫主导下的巴民族权力机构无法控制加沙地带，更无法直接影响哈马斯。在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中，国际社会只能通过黎巴嫩政府进行斡旋，但是黎巴嫩政府事实上无法约束黎南部的真主党，导致斡旋往往停留在口头和外交层面。因此未来中东地区的和平斡旋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实际效果。
另一方面，冲突各方互相否定合法性使得斡旋的成果难以落实。以色列和伊朗在公开的政治话语中相互否定对方的合法性。以色列和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动员军等也都相互否认对方的合法性，进而增加了相关行为体彼此之间达成稳定和平机制的难度。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巴以矛盾激发了中东地区的根源性冲突和矛盾，引发了以“抵抗轴心”为代表的地区次国家行为体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捍卫的动力。因此国际和平斡旋难以同时获得以色列和“抵抗轴心”中的次国家行为体的认可。
巴以冲突延宕至今，其外溢影响不断扩大和升级。受此影响，以色列对外安全感知更加敏感，地区政策更趋激进；中东其他国家尽管高呼口号，但却为了国家利益而作壁上观；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考虑，“抵抗轴心”中的次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胡塞武装可能无法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而有效斡旋机制的缺失，使得中东地区的动荡在未来可能长期持续。
（王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