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村小唯一教师骨折坚持拄拐上课：耽误了课程对不起孩子
四川省通江县至诚镇尖山村是一个位于大山深处的贫困村，村舍依山而建，海拔1000多米。村中唯一的村小，也建造在山腰之上，从学校的操场望出去，是连绵的大巴山脉。
八个来自周边村落的二年级学生和拄着拐杖的何芙蓉，是这个小学的全部师生。
1997年秋，辗转在多个村庄任教的何芙蓉，被分配到了尖山村小学。从全校数百学生、六名教师，到现在八个学生一个教师，何芙蓉在讲台上“一站就是21年”。
因2016年和2017年两次摔伤，何芙蓉的右腿里打入了钢爪、钢板，还有十几颗钢钉。尽管腿脚不能弯曲，但作为尖山村小学唯一的教师，她还是拄着拐杖站在讲台上，上完了一天又一天的课程。
大巴山里的村小
这天晚上，位于山里的尖山村已经飘起了大雪，入夜温度接近0℃，何芙蓉手里举着拐杖，坐在丈夫向明福的摩托车后座，一路顶着风雪，绕着小路从学生家里回到尖山村小学时，已经将近晚上11点。
这个生病的孩子，是何芙蓉的八个学生之一。“他从小肠胃就不太好，可能天冷了，上课的时候就出现了呕吐情况。”对这八个孩子的身体情况，何芙蓉的了解甚至多过他们在外务工的父母。每天守着这几个孩子，是何芙蓉的生活。
1987年，17岁的何芙蓉高中毕业，成为了一名代课教师，辗转在至诚镇下辖的多个村庄里代课。1997年成为正式教师的她，被分配到了尖山村小学。
“当时我们一个学校有四五个老师，三四百个学生，最多的时候有六个老师，后来就慢慢减少了。”偏远的山村留不住年轻的教师，他们大多选择调到县里或镇上。早已在至诚镇安了家的何芙蓉却一年年留下了。
2015年，和她搭档的最后一名教师也离开了，尖山村剩下了她唯一一个教师，“我就更不能走了，我如果走了，这些孩子就没有书读了”。此后，她一个人担起全校三个年级的课程，将一年级和三年级合并为一个复式班，二年级单独教。不仅教语文和数学，还开设了思想品德、体育和音乐课。
每天早上6点多，她和丈夫早早地打扫好校舍，燃起炉子，架上水壶，给孩子们烧上热水，然后分两条路去接这些孩子。何芙蓉说，八个学生中除了家在尖山村的，还有几个来自周边三个村庄，最远的距离学校有12里路，走路一来一回就要一个半小时。
放学时，何芙蓉和丈夫再一个个走路把孩子送回家。“我们这里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年纪都大了，他们自己走在路上我真的不放心。那个最远的孩子是寄养在亲戚家的，如果我们不去接，他读书就是一个问题。”何芙蓉说，冬天山里常有风雪，是最为艰难的时候。
孩子们离家远，中午只能在学校里吃饭。何芙蓉和丈夫就每个周末都去镇上采购食材，中午的时候，丈夫洗菜，何芙蓉下厨做饭。
为了让孩子们吃上新鲜的蔬菜，何芙蓉和丈夫还在校舍后面开垦了两块菜地，种植白菜、萝卜、茄子等。“国家给每个孩子有四块钱的补贴，这些钱可以让孩子吃肉，然后我们自己再种一些蔬菜，能让他们吃得健康又有营养。”
守着这些孩子上课、种菜、煮饭，何芙蓉和丈夫过了一年又一年，直到2016年的一场车祸。
八个学生和一个拐杖教师
2016年9月的清晨，何芙蓉接到了村里一名家长的电话，说孩子拿着学费去学校报名了。听到消息后，周末正在镇上休息的何芙蓉非常着急，“学校没人，我怕他在外面等着不安全。”
在镇上等了很久都没等到回村的车，何芙蓉决定租一辆摩托车回村。当时进村的道路还都是土路，被碾压得凹凸不平，清晨雾大又看不清路。何芙蓉在回村的路上翻了车，“右脚一阵钻心的疼，但我没多想”。
在村卫生院稍微处理了一下，何芙蓉就赶到村小给学生办理报名。等下午腿肿得无法挪动时，何芙蓉才在家人的陪同下去镇医院就诊，被诊断为右脚髌骨粉碎性骨折、右腿胫骨骨折，需要马上手术。
“当时我以为骨折很快就会好，没想到在医院待了两个月。”两个月里，何芙蓉心急如焚，“学校已经开学了，我觉得耽误了课程对不起孩子”。学生们也常常给何芙蓉打电话，有些问她什么时候回来，有的电话一接通就开始哭，“一天一个电话地打”。
家人劝说她休养一个学期，但何芙蓉坚持要回学校。“我就拄着拐杖上课，他们也都特别懂事，不调皮，知道我腿不方便，有什么问题都跑到我跟前来问。”
然而，在2017年国庆节前夕，何芙蓉又摔伤了一次。当时因为连天阴雨，地面湿滑，何芙蓉在拄着拐杖去关教室门窗时，从石阶上滑倒，右腿胫骨直接磕在了石阶上，剧痛随之而来，“我痛得都不想活喽”。
距离上次手术整整一年，何芙蓉再次在医院进行了手术，伤上加伤，她的右腿被植入了铁爪、铁板固定，还有十几个钢钉。但这次何芙蓉仅仅休息了十几天，刚拆了线就执意让丈夫背她回学校。“我觉得上次住了两个多月的院，亏欠孩子们，这次不能耽搁那么久。”
谈到这里，至诚镇中心小学校长余斌也有些动容，他告诉澎湃新闻，事发后学校曾想给何芙蓉放一段假，让她好好休养，但何芙蓉没有接受，“她说放心不下学生，一定要回去，我们听了也都很感动，只能说在生活上多关照一下她”。
回到学校后，右腿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连站也站不起来，何芙蓉就让丈夫给她做一块小黑板，点一个火炉，她坐在椅子上抱着黑板，孩子们拿着书围坐在她身边，上完了一整个学期的课程。等到2018年春季学期，何芙蓉已经能够站起来，继续拄着拐杖给学生上课。
如今距离第二次受伤已经一年多，但每逢阴雨天，何芙蓉的腿依然疼得无法挪动。谈起这八个学生和丈夫，电话里的何芙蓉常常哽咽，她觉得自己受伤后不能全身心照顾学生，又拖累了正值壮年的丈夫，“我现在不怕疼，每天都扶着窗台锻炼，就是希望在2019年秋季开学的时候能拆掉钢板，继续站着上课”。
一份工资，两个人守护
21年里，何芙蓉的工资从最初的39元，涨到了如今的3000元。她说，自己并不介意工资的多少，只是对家人感到愧疚。
何芙蓉的丈夫向明福是至诚镇人，结婚后，他们早早在镇里安了家。2000年，向明福从食品厂下岗后，原本计划去成都打工。但何芙蓉劝说丈夫和她一起回尖山村，开办一所幼儿园。“因为我们周边几个村都没有一个幼儿园，娃娃在上小学前，没地方去，家长也没时间管。”
刚开始招收了二三十个幼儿园学生，两个人的收入能勉强维持住两个孩子在镇上的学费和生活。但随着年轻人离开山村，孩子越来越少，幼儿园开始入不敷出。“要做饭、接送孩子，基本上没有收入。”
家庭压力之下，向明福曾多次和何芙蓉表达过想外出务工，多挣些钱，但都让何芙蓉劝留了下来，“我说我们要那么多钱也没用，我在这里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我们如果走的话，这些孩子咋办嘛。”于是，即使只有几个学生，幼儿园也一直开到了现在。
何芙蓉和丈夫常住在村里，照顾着村里的孩子，但自己的两个孩子却成了“留守儿童”，这让她无法释怀，“我真的是对不起我的孩子，但我没有办法”。
1997年何芙蓉被调到尖山村小学任教时，她的孩子都在读小学，“当时路不好，从村里到镇上要走1个多小时，我只能周末回去，两个孩子就寄宿在学校”。
在没有修建公路时，每次何芙蓉从村里走到镇上，都要翻过两座大山。她还记得刚开始工作时，担心孩子寄宿在学校吃住不好，经常晚上在尖山村吃了晚饭，9点多的时候自己拿着手电筒去学校看孩子，和他们聊一会，再连夜走山路回村小。
“他们在中考的时候，我没回家给他们煮上一顿饭，高考的时候我也没照顾过他们一天。我们邻居和我说，孩子回到家都是自己洗衣服，自己给自己做饭吃……”时隔多年，说起两个孩子，何芙蓉仍然在电话那头哽咽得无法言语。
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有了家庭和工作，何芙蓉和丈夫则全身心投入在村小里。在第二次受伤后，儿子曾明确反对她和向明福再回到村小，还给向明福在成都找了一份月薪近6000元的工作，何芙蓉一时拗不过家人，只好在家待着。
但临近开学时，家长们见学校迟迟没人，都给何芙蓉打电话，“有的家长央求我，说回来你就积了德了。有的家长不会表达什么，就在电话里哭，说我不回去，她的孩子咋办。”一通通电话，让何芙蓉十分纠结。
“我就和我丈夫做工作，我说我给你开工资，把我的工资都给你，你再陪我几年吧。等我退休了，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向明福拗不过她，最终一起回到了尖山村小学。
至诚镇中心小学校长余斌告诉澎湃新闻，至诚镇下辖的几个山村里，目前只有三个村小，其中两个都只有一个教师，“村小学生比较少，像另一个村小只有5个学生，条件也比较差，其他年轻的老师都不想去。”
余斌介绍称，尖山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庄距离至诚镇中心小学有16里路的路程，如果没有了尖山村小学，一些低年级的孩子确实无法读书。“路程太远了，村里很多人都是精准扶贫户，没有条件给孩子在镇上租房子读书，如果没有村小，他们就没法上学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感谢这些守在村小的教师。”
但如今，49岁的何芙蓉还有6年即将退休，没有老师愿意来尖山村任教是她最大的心事。尽管答应了家人到退休时就离开，但她告诉澎湃新闻：“如果我退休了，还有学生要继续念书，其他老师也不愿意来的话，我就继续在这里，一直教到我教不动为止。”
尽管余校长也曾告诉她“返聘的工资比较低”，但在何芙蓉看来，工资多少并不重要，能够养活自己就行。她说，从教30多年里，她在至诚镇的每一个村小都站过，但在这里已经站了20多年，“我对这里有感情，我不能让孩子因为没老师而没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