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坟没有名字

2019-01-20 18:23
上海

国庆回家,爸爸说要带我去看奶奶。我本该在暑假时就去看她,但那时正值雨季,上山的路极其难走,就一直耽搁下去了。

爸爸把车停在了山脚下,我们两个徒步上去。迎面而来的风吹得很涩,树叶与空气碰撞,呼啦啦地响着,天仍然蓝得那么遥远,云就飘在远的尽头。家这边其实早就鼓励人们将逝者的遗体火化,但还是有很多人放不下心里的那一点念想和如同符咒一般贴在心里的陈旧观念,选择把亲人的遗体装进棺椁、埋进土里。于是我们路过一座又一座的坟。它们有的被修缮得很是讲究,端正的墓碑、琳琅的祭品,甚至还在外围砌了一圈围墙;有的就只是一个小土包,上面长着几根杂草,没有围墙、没有祭品,也没有姓名。

奶奶的坟也没有姓名。

四周被爸爸和叔叔用铁丝简单围了一个四方形,坟前摆着一个酒壶和两个小酒盅,还有两枚已经腐烂一半的橘子。爸爸拿出镰刀,割掉周围的杂草,阳光晒过的草还透着点清香,头顶的天也蓝得正好,如果没有眼前这座坟,也许我会把这当成是一次秋游。

我就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问爸爸:“我们不烧点纸钱吗?”

“不烧了,这两天正好是防火期。”他回答。

“奶奶又不喝酒,你们把酒摆在这干嘛?”

“我们没摆,你爷放的吧。”

我看了看地上的酒壶和酒盅,又看了看四周:“这个地方是本来就用来做坟地的,还是你们买下来的啊?”

“买的。”

“为什么买这儿啊?”

爸爸没有回答我,像是没有听见,手中割草的动作一直没停下来过。

我蹲下来把酒壶和酒盅摆正,其中一只酒盅通体覆上了一层灰尘,我拿出纸巾把它擦了擦,另一只也同样沾上了灰尘,但杯口处相对干净一些。我知道,这是爷爷来过了。

我也知道,爸爸他们为什么把奶奶的坟地选在这里,因为他们不想让奶奶葬在爷爷那一系的祖坟里。

奶奶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太爷爷很快又娶了另一个媳妇。我不知道她的后妈对她怎么样,但根据亲戚们的回忆,那并不算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再加上奶奶是家里的老大,必须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任务,便早早就辍了学,做一些活计补贴家用。也许就是这些原因,奶奶做得一手好饭。

以前我不愿意大老远地到奶奶家去,但要是说去奶奶家吃饭我倒是很乐意,爷爷会在头天问好我要吃什么,定下时间,然后指使奶奶去做。

我还能记起在那间小草房简陋的厨房里,奶奶在锅台前面忙活的身影。这边的大铁锅里倒好油,用那根已经有了年头、被烟熏得发黑的烧火棍扒拉着灶坑里的柴火,等油热到了时候,把已经擀好的酥饼往锅里一拍,瞬间就能听到饼皮发出滋滋啦啦的响声,油香混合着面香飘满整个屋子。刚烙好的酥饼表皮酥脆得一碰就掉,捻起一片面皮可以尝到一股焦香,饼里边却是松软的,一层叠着一层,有的夹着椒盐,有的是烫嘴的白糖馅儿,这是奶奶为了照顾我们口味不一致而费的周章。

那边的灶上驾着一口小锅,锅里是泛着金黄的小米粥,用小火慢慢熬着,隔着锅盖,可以看到粥在不断地冒着“咕嘟咕嘟”的小泡,每“咕嘟”一下,小米粥就会多一分粘稠与香甜。人们都说粥冷却后最上面凝结那层“粥油”是一锅粥的精华,但我那时却偏偏喜欢去搜刮粥底,就是粥熬好后黏在锅底的那一部分。奶奶知道我喜欢,会在把粥倒进小盆里之后,用勺子仔细地刮下那一点点黏糊糊的粥底,盛到我拿手捧着的小碗里。爸爸会在旁边笑我:“什么好东西呀,跟个宝贝似的。”我那时太小,还不知道怎么反驳他,只是撅嘴瞪着他。奶奶也从不帮我还嘴,只是一边做饭一边在嘴里念叨着:“好吃不如得意,好吃不如得意。”直到现在,当别人不解地问我“你怎么吃这个呀”的时候,我还会下意识地冒出一句:“好吃不如得意。”

爷爷并不是奶奶的第一个对象(我们这边管“男女朋友”叫“对象”)。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同村的一个小伙子追求过她,他们两个从小就认识,奶奶也很中意他,但是奶奶的父母却嫌弃那个小伙子家庭条件不够优渥,给不出像样的彩礼,迟迟不愿意让他们结婚。后来,小伙子一家搬到了别处,断了音讯,两个人再也没有了联系。再后来,有媒人把爷爷介绍给了奶奶一家,也谈不上什么情投意合,反正双方家庭都觉得合适,就这样一直过了几十年。

爷爷家境很好,据爸爸回忆他小的时候基本没怎么受过苦,他的文化水平在那个时候也算不错,虽然没读过正经的高中和大学,但爷爷头脑活络,记忆力很强,有时甚至聪明得近乎狡猾。这在他玩牌的时候尤其得以体现,他总是赢,他的同伙也跟着赢。

我曾经在爷爷家的柜子里翻到一副牌,和我见过的扑克牌有很大差别,这副牌的形状是较细的长方形,花色也不是红心、方片一类,而是打扮古怪的人像,每个人旁边还写着字。我拿着这副牌去问爸爸这是什么,他说这叫“五张”,也是一种纸牌。我正拿在手里把玩,想看懂上面画的到底是什么,姑姑看到后,却一把夺过来,用一种半开玩笑的口吻说:“这可是你爷爷的宝贝,将来得留着传家的。”

原来那是爷爷专门用来出老千的牌。

原来他玩牌总是赢不仅仅是因为他聪明。

在爷爷和他的酒肉朋友们在牌桌上呼风唤雨时,奶奶一个人在家里喂牛、锄地、照看孩子。奶奶生了三男三女,爸爸是老五。大女儿刚刚成年未来还没有着落,小儿子还在襁褓中哭闹,六个孩子像六条鞭子,而奶奶是被鞭子抽打得团团转的陀螺。然而,这并不是奶奶身上最重的包袱。

在把田地里的杂草铲除干净、给两头奶牛填好饲料、安顿好乱成一团的孩子之后,奶奶开始准备饭菜。再过一会儿,爷爷就会大摇大摆地从那扇大门走进来,头上扣着他那顶草帽,带着满身的烟味,身旁跟着他那几个朋友,一边走一边嗤笑着今天那伙人有多傻,而他们又狠狠地捞了多大一笔。

进了屋门之后,这些人会假模假样地和奶奶打个招呼,紧接着就被爷爷领进客厅,坐在奶奶已经摆好的桌椅上,等着奶奶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一边客套着说“嫂子辛苦了”、“哪天来我们家吃饭”,一边拿起筷子开始大嚼大咽。爷爷坐在正中间,接受着他们的恭维,仿佛一位凯旋的大将军端起酒杯与他的将士们庆祝战斗的胜利,然而这胜利是用卑劣的诡计赢得的。酒杯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一幅宾主尽欢的和乐景象。吃饱喝足,他们靠在椅背上打出一个泛着酒味的饱嗝儿,互相东拉西扯几句之后,准备起身回家,一边走还不忘回头和爷爷定下明天玩牌的时间,爷爷大笑着答应并把这伙人送到门口,回身看到奶奶拿着抹布,收拾大快朵颐后留下的杯碟,没有过去帮忙,没有一句慰劳,只是说了一句:“听着了吧,明天我得早点走,别忘了起来做饭。”说完,就回到屋里坐在炕上,把腿一盘,清点他今天一天的战利品。奶奶低低地应答了一声,在围裙上抹了两下手,端着装满了脏碗的盆走到厨房。想说的话都融进了油污和泡沫,随着那一盆脏水一同被泼到了屋外,被风吹成干涸的泥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爸爸和大爷到外地去上学,三个姑姑也都各自出去找了份活计,六个孩子里只有我的老叔还尚未长大,跟在奶奶身边。

一天清晨,奶奶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清扫了一下牛棚,到菜园子里摘了些菜。做好了这些事情后,她回到屋里准备叫爷爷起床,却发现原本还躺在炕上打着呼噜的人不见了,被子凌乱地堆在一边。奶奶跑到屋外,喊了几声,没有人回应,又跑到窗户根儿前往街上看,路上空荡荡的,半个人影也没有。奶奶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赶紧找出压在柜子最底下的钱夹子,果然,里面只有几张毛票,其余的钱都被爷爷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和人一起消失了。奶奶拿着那几张薄的可怜的钱,像一片融化的雪花,瘫坐在地上。

后来发生了什么,没有人愿意和我讲。我只知道,一年多后,爷爷又像凭空消失一样凭空出现在家门口。而老叔因此对爷爷产生了深深的怨恨,十几岁就离开家出去打工,直到奶奶生病他才回来。

我只知道,不管爷爷如何争辩如何恳求,爸爸他们仍然坚持要把奶奶的坟地设在远离爷爷家祖坟的地方。

我站在奶奶的坟前,那些前尘往事在我身边打了个转,又被秋天的风轻轻地吹走了。其实我一直都想问问她,你有没有为自己活过?在我有限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奶奶表达过自己的想法,用“我想……”、“我觉得……”这样的句式说话,她永远都在寻求别人的意见,考虑别人的感受。爷爷却是永远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人,他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从来都不吝啬,但他嘴上又是另一套说辞,“你妈愿意吃这个”、“你奶奶喜欢”,奶奶就在一旁,不搭话也不反驳,伸手接过爷爷递给她的那点东西,谁也不知道她到底喜不喜欢,因为她从来没说过。爷爷偶尔有个头疼脑热,会像得了什么不得了的病症一样急着吃药、去医院,给全家人挨个打电话通知一遍,奶奶就陪着他折腾,半夜起来翻箱倒柜地找药,听他拿着电话大声地向儿女们诉苦。

有一次他执意要坐车去外地检查身体,只因前一天晚上测量血压时比平时高了一些。奶奶就在爷爷躺在病床上杞人忧天时,拿着证件和化验单在医院跑上跑下,不慎摔倒在楼梯上,本来腿脚灵便的她摔伤了膝盖,疼得坐在地上半天不能动,而爷爷还在病床上等着奶奶来伺候他。之后的几个月里奶奶都无法正常走路,并且余生都得和拐杖作伴。奶奶虽然伤了一条腿,好在其他方面都很健康,爷爷那无所顾忌的态度也稍微收敛了一些,我们都以为她会一直就这样过下去。

一天夜里,爸爸被一阵铃声吵醒,他拿起手机发现是爷爷打过来的,估计又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小事,接通后刚想问问他怎么了,却听到电话那头爷爷急切地喊着:“快过来送你妈去医院吧,她头疼了半宿,刚才晕过去了现在开始说胡话了!”爸爸没时间多问急忙赶到奶奶家,和闻讯而来的姑姑、大爷一起把奶奶送到医院急救。医院走廊里的灯惨白惨白,刺得人眼眶发烫。终于,急救室的门“咯吱”地开了,医生说,奶奶的大脑里长了一颗瘤,而且这颗瘤在奶奶的大脑里待了很久,已经没有办法治愈。情况好的话,还可以再维持一两年,不好的话,也许就几个月。

爸爸他们都像受到了当头一棒,他们不明白,奶奶一直看起来好好的,除了那次腿受伤和经常咳嗽,没有其他明显的毛病,怎么会……他们转过头去询问和奶奶朝夕相处的爷爷,爷爷支支吾吾了半天,才道出了实情。

原来,很久之前奶奶就常常会间歇性的头痛,但她却什么都没有说,要么咬咬牙挺过去,要么自己找点止疼药吃了。而爷爷知道后,也没有像他自己头疼难受一样告知家里人,他看奶奶的症状好像也没那么严重,就根本没把这当成是大事,只是偷偷带着奶奶去了乡下,找了一个所谓的“大夫”,也是他以前的牌友,讨了点偏方对付下去。可这偏方并没起过什么作用,奶奶用的最多的还是止疼药。疼痛虽然能暂时止住,但是,那颗邪恶的瘤却不是几片止痛片就能消灭的,相反地,它在奶奶的大脑里日复一日地滋长,终于,在那个平静的夜里爆发了。

当时我正在哈尔滨陪姥姥,听到消息后就立刻订了第二天早上的火车赶过去。我头一次发现原来火车这么慢,车窗外的树木像伸懒腰一样移动,那条铁轨好像永远都没有尽头。

下了车后,爸爸直接把我接到了医院,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沉默地领着我走到病房。我走进房门,看见奶奶背靠着枕头坐在病床上。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同,我心想,只是把头发剃短了。大爷看见我来了,拉着我走到奶奶跟前笑着说:“妈,你看谁来了?你还认不认识她?”又扭头看向我,笑容挤出的每一根皱纹似乎都在叹气,说道:“奶奶的脑子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刚才把我们好几个人都弄混啦。”

我坐到床边,握住她的手,想了很久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说“我回来了”,还是“你的病怎么样啊”,还是“你认不认识我呀”,我的喉咙像是被锁链锁住了,哪句话我都说不出来。反倒是奶奶盯了我半天,微弱地叫出了我的名字。大家都笑了起来:“你看,妈还认识。”

这时,我感觉奶奶握住我手的那道力量加强了,我反应过来她应该还要说什么,就又凑近了些。奶奶张着嘴,像是在回想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半晌,她好像是想起来了,两片干瘪的嘴唇开开合合,颤巍巍地抖出几个字:“吃……吃饭了吗?”

那一瞬间,我的心脏仿佛被穿了一个洞,但是血液已经流干了,只是一个壳子空荡荡地挂在那儿,很冷。下一秒却又从四面八方涌上了滚烫的血液,直直将它灼烧,我听到那层薄薄的筋膜破裂的声音。我想起从前无数次去奶奶家,几乎每次见面她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吃饭了吗?”对于她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来说,填饱肚子是非常重要的事,而她的孙女有没有吃饭是更重要的事。

让我更觉得难受的是,即使是这种时候,她还是想着我,想着我爸,想着爷爷,想着所有人。

除了她自己。

上个冬天回家时,奶奶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受那颗瘤的影响,她几乎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她的拐杖被搁到了一边,取而代之的是一副轮椅。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只能待在床上,有时大家会推着她在屋子里四处转转,到窗户前晒晒太阳,就像一株被精心照料的植物。她的头发已经长回了原来的长度,有时我看到她坐在那儿,似乎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如果没有那双浑浊的眼睛和那双时时颤抖的手的话。

有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去奶奶家吃饺子,奶奶系着围裙铺好面板,用筷子搅和搅和装在小盆里的肉馅,拿起擀面杖麻利地擀起了饺子皮,圆圆的小饼一个接一个地从她手中飞出来,我们围成一圈帮她包饺子,奶奶擀好了皮,也拿起一张饺子皮放在手心里,夹了一筷子馅放到中间,开始把饺子捏出一个个整齐的褶,就在最后一个褶即将捏好、马上要收口的时候,她突然不见了,那个还漏着一条小缝的饺子“啪叽”掉在了地上。我立刻从梦中惊醒,在黑暗中坐了良久,仿佛自己就是那个饺子。

奶奶后来果然不见了,就在今年的三月初一,家里的雪还没化,这个冬天因为她的离开而被无限地延长。在她尚有清醒意识的时候,还曾拼命地从喉咙里挤出一个个字,暗示爸爸叔叔他们,爷爷已经是个老头子了,让他们不要再把过去的事情放在心上。

我看着面前这个隆起的土堆,想起我与她见的最后一面,几个月前还坐在床上与我挥手告别的活生生的人,如今成了深埋在地底的一具尸体,也许肉体早已经腐烂了,在那层层黄土下的只剩她的骨骸。我不痛苦,我也不想哭,我甚至惊讶于自己近乎冷漠的平静,只是感觉胸口箍了一条细细的线,散发的痛觉像一道微弱而持久的电波。也许我是替奶奶不值,我为她的真心错付而遗憾,我也为她的心甘情愿而生气。但是我已经没有机会质问她一句,你能不能为自己活一次?

但我又转念一想,也许这就是她想要的,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她的满足来源于她给别人的奉献,即使生活让她尝到的都是苦涩,只要她看到别人快乐,那一刻也能品味到回甘。

风吹起来了,有几张纸钱忽忽悠悠地飘过来,许是从哪座新坟过来的。这时,对面山脚下响起了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应该是办喜事吧,国庆期间都是好日子。纸钱在我的面前盘旋,鞭炮声包裹着我的耳朵,我站在那里,好像站在一个生与死、喜与悲的交汇点,风穿过我,我也穿过风。

爸爸没有像大多数人上坟一样,拉着我下跪、磕头、大哭,我们只是无言地站着。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说:“回家吧。”

我说:“好啊。”跟着他走了几步,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我悄悄回过头对着奶奶的坟墓摆了摆手,像每次从她身边离开一样,对她做了个口型:“奶奶,我回家啦。”

只是这次她没有冲我摆手。

我和爸爸走在下山的路上,明天我就要踏上返校的旅程。这是我五年来第一回看到家里的秋天,短短三天,像一个不明就里的梦。山上的树还是那样多,我看到秋天逐步走近又走远,直到树叶尽凋,有时冷风乍起,秋天似乎再也不来,于是我失去了生命中的一个季节。

(返乡导师汪成法,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作者简介】

韩昕颖,安徽大学。家乡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的一个小镇上,那里没有大多数人想象中的民族风情,有的只是最普通的人和事。

文 | 韩昕颖        出品|头号地标   

人文指导 | 叶开(中国顶级文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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