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胡适、陶行知的老师，向西方展现最真实的中国

他是20世纪前期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倡导学术自由，积极捍卫教师的独立性，开办实验性学校以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在美国，有六所学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他是实用主义哲学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是一部堪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爱弥儿》比肩的巨著。

他是功能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关于“反射弧”概念的论文对功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他是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民主的主要倡导者。他常常参与在为有色人种与妇女争取平权的第一线。

他的哲学思想与教育理念影响了一代人。胡适、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等近代中国新教育运动的推动者，都奉他为思想导师。

他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

现代的亚里士多德

无关乎哲学、教育学，还是心理学、传播学，对民主的坚定信念是杜威思想中不变的主题。

杜威认为，要想扩大民主，应将其作为一项道德工程，从政治领域扩大到工业与社会，鼓励社会实践中的智慧和多元化。民主不仅要通过扩大投票权来实现，还要通过确保公民、专家和政府人员之间的沟通形成公众舆论，而后者要对他们采取的政策负责。

“在我的心目中，民主等同于人类的终极道德理想。”杜威的这句话，在20世纪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

历史学家、教育家Hilda Neatby称杜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亚里士多德”：“若非哲人，胜似哲人。”

1859年10月20日，杜威出生在美国佛蒙特州伯灵顿的一个普通家庭。从佛蒙特大学毕业后，杜威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教育，同时也在哲学教授Henry Augustus Pearson Torrey门下学习。

1884年博士毕业后，杜威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并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美国哲学协会会长等职务。1904年起，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直至1930年退休。

在哥大任教的二十多年是杜威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胡适、陶行知、陈鹤琴、郭秉文、张伯苓、郑晓沧等人都在杜威门下学习，他们回国后成为了新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杜威的民主思想和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也由这些学生带回中国，并通过各人不同的诠释与创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新生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思想的清泉。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1919年，杜威和妻子在休假期间前往日本。他的日本朋友得知这一消息，邀请他在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讲学。在日本的所见所闻，让杜威对神秘的东方社会新奇不已。胡适、陶行知等人获悉老师在日本，也借机邀请杜威来中国一游。于是杜威夫妇决定从日本乘船来到上海，顺路见一见中国这一古老的国度。

谁知在中国这一待，就是两年零两个月。

杜威夫妇到达上海滩时，是1919年4月30日。彼时中国正处于社会新旧交替的过渡期。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腐败的官僚主义等封建残余依然存在，百姓的风貌呈现出一种涣散之感；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开始在中国社会各界崭露头角。杜威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形势，并将这些细致入微的观察一一记录在了他和妻子写给子女的家书中。

就在杜威来到中国几天之后，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之一发生了——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学生示威者们走上北京街头，抗议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这不仅仅是一场爱国运动，更是一场思想与文化的革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民主”与“科学”的理念已形成一种广泛的思潮，变革的新风暴席卷了中国社会。见证这一学潮的杜威十分惊诧。他密切关注着五四运动的进展，在听闻学生被北洋政府拘捕的消息时异常忧虑，又在知晓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后激动不已。他在写给子女的信里提到：“中国不签和约，这件事所含的意义是什么，你们是不会想象得到的。不签约这件事是舆论的胜利，而且是一些青年男女学生们所掀起的舆论。”

同年5月30日，杜威终于得以来到北京，亲眼见证这历史性的学生运动。看到年轻的学生们罢课走上街头，抵制日货，并联合工商界人士一起抗议，杜威被深深地震撼了。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染下，杜威由衷地感叹道：“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原本打算夏天过后就返美的杜威，向哥大请假一年，又续假一年，以便留在中国进一步观察。

在这两年中，他先后考察访问了上海、北京、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湖南等13个省市，举办了近200场讲座，内容涵盖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各个话题，在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引发轰动。1920年8月，北京晨报社所编《杜威五种长期演讲录》的出版引发广大知识分子竞相传阅，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广为传播。用胡适的话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展现真实中国

杜威于1921年7月离开中国。在离华前，他为《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亚洲》（Asia）等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打破了传统的“东方主义”视角，向美国民众展现了中国最真实的一面。杜威告诉美国学界：“西方要想了解中国，必须要先充分了解中国的历史习俗和制度。因为是社会制度塑造了人们的思考方式，而非思考方式决定社会习惯。”

他真诚建议那些主张外部干预中国的人，“要实现中国的自由正如实现世界和平一样，其关键在于无为而治。给中国一个机会，并给她以时间……中国不会被外界拯救，因为她早已习惯于自己解决问题。西方世界那些急迫的改革措施无法融入她自身的智慧，对她而言毫无意义，也不具价值。”

杜威与胡适

正如胡适在对杜威夫妇的临别赠言——《杜威先生与中国》中所说：“杜威先生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他这两年之中，对我们中国人，他是我们的良师好友；对于国外，他还替我们做了两年的译人与辩护士。”

*本文参考自：

《杜威家书》, [美]约翰·杜威 / 爱丽丝·Ｃ·杜威,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John Dewey in China》, Jessica Ching-sze Wa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杜威先生与中国》, 胡适, 《东方杂志》；《1919－1921：杜威在中国》, 周惠斌, 《中华读书报》；《民主主义与教育》, [美]约翰·杜威 , 人民教育出版社；《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单中惠、王凤玉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Robert B., JSTOR

*图片来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第十一卷；meridian.org；intellectualtakeou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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