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北京的老外：凯撒和他的胡同王国

文丨桑德拉

车子驶过东四地铁站又折回。步行至地铁站，恺撒与何三诺、石霓那和圣地亚哥已在东四地铁站前的座椅上等待。天朗气清，春光正好。寒暄一番，在恺撒的带领下，我们沿街进入胡同。

恺撒不是说出“我来，我见，我征服”的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军事家、政治家恺撒大帝，恺撒是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红色冲锋衣、蹬着运动鞋的西班牙摄影师。这个男人，恺撒，每逢周末、节假日，不论晴雨，总是带着外国友人游湖同，或步行，或骑单车，或驾三轮摩托车。这两个恺撒倒是有一点相同：他们个子都不高。

“最近忙吗？”太阳照得我睁不开眼。

“瞎忙活，最近在办签证。”恺撒抬头看着我。和上一次见他相比，他黑发中的白发多了些。

“我也是，最近要续签。”何三诺又卷了一根烟，他的手指骨节发白。何三诺与恺撒来自西班牙，通过2013年一场“神奇的考试”——央视西班牙语考试相识。那次考试不需任何资质，面向社会，考试内容包括翻译（英翻西）及播音。

三里屯、鼓楼、五道口是外国人在北京的聚集地。恺撒和何三诺不喜欢三里屯的气氛，多在鼓楼附近活动。

跟着中国导游逛北京城不足为奇，随着恺撒游胡同才稀罕。我跟恺撒并肩走着，听着清脆的脚步声，突然后悔自己穿了一双牛津鞋——并不适合春日远足出游。

进入东四的礼士胡同，先后经过了推拉门半开着的小卖部、货架上摆满彩虹色蔬果的小超市、侵袭味蕾的猪脚饭餐馆、谢绝参观的六十四号大院，还有拿着木剑在朱红色门前的石像与墙角间玩耍的爷孙俩。

触摸着带有温度的砖墙，漫步在僻静的胡同里，乘着一缕阳光，在发出绿芽的树梢寻找春意。生活在这座城市，每日经历交通拥堵，每日在繁忙的都市空间奔波，不曾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当我们日夜坐在办公桌前敲打键盘、写方案，抑或百无聊赖地开会时，时光在赶，我们在衰老。草木枯后逢春，人死而归土。

“北京没有雾霾的时候还是挺美的。”恺撒抬头看了看天，“来到中国后，我才听说一些中国人不愿住在中国，想要移民海外。”室外温度十九摄氏度，立春之后，这或许是最暖的一天了。

何三诺双手揣着口袋，问道：“为什么他们想要离开？除了雾霾的原因。”“交通拥堵？”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觉得没有底气了。

“大城市都交通拥堵。”恺撒说。

“中国有句话叫‘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人们总是对未知的远方更有探究和了解的欲望。”我补充道。

在和恺撒的交流中，你会惊叹于恺撒对胡同的熟识。

“你在胡同里住了多少年？”恺撒会心一笑，扶一下眼镜：“没多久。走得多了就熟了。”2016年1月到10月，恺撒住在南锣鼓巷，几乎熟识了那一带的每一条街道。自打运营起自己的胡同一日游，几乎每个周末他都会组织徒步游、三轮车游及单车游。恺撒带你游湖同，你永远不必担心拍出的照片在聚焦、构图和色彩上出问题。恺撒拍出的每一张照片都可以被印刷成明信片。

灯草胡同里坐在门前摆弄着缠绕在一起的彩色毛线，听着红色收音机的老爷爷；演乐胡同灰色墙面上的泄雨出口；东花厅胡同里晾在绳子上的印着牡丹图案的大花被子，堆在院落一角的泛黄的藤椅和婴儿手推车；内务部街的褡裢火烧店……这里没有笼罩在雾霾下的楼宇大厦，仰首即见白云蔽日，低眉便寻寸草夹生。

行至银河SOHO，过天桥后直行，拐进一条窄街，墙边围聚着一群下象棋的老汉，他们操着一口京腔品评着棋趣。经过一栋破旧的矮楼，迎面看到楼外墙上挂着一排小黑板，每块黑板上写满了字。左手边的储藏室外墙根有一排鲜艳的花，近看才发现是塑料花。塑料花上方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好心倒尿，全当肥料；此法不妥，烧死葡萄；提醒大家，不要再倒；共同维护，小院风貌。”日坛公园的喷泉旁站着一对外国夫妇，黄头发小孩儿爬上假山；身着运动装、身材高大的黑人从我们身边跑过。一行人上了船，船上的咖啡馆紧闭着门，几张桌子摆在甲板上。我们坐成一排，何三诺卷了根烟递给石霓那，圣地亚哥拿着相机在船边拍着远处的景致，恺撒转身看着春游的人群。

一整天的时间，不是在租来的公寓中猫着看电影、吃零食、发呆，也不是把每个周末过成程式化的模样。结伴出游，抚摸朱红色高门上的金黄色铆钉，凝视窗框上的尘埃，远眺升起的朝霞，近观市井常态。远离城市的喧嚣，才能更深、更静地思考：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要在这里待多久，我想要得到什么，我愿意失去什么，我想要去哪里……

本文节选自《风之书·生而自由：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三联生活书店2019年1月版，收录于《独立日》丛书“少数人的生活”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