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建国”遭遇“子轩”：重名现象背后的文化奥秘

撰文：黄西蒙

最近多家媒体注意到2018年新生儿的重名现象：男宝宝最爆款的名字是浩然、一诺、梓轩，女宝宝最爆款的名字是伊诺、沐兮、若溪，这些颇有“琼瑶风”的名字竟然成了多数新生儿的“专属”，实在让人慨叹起名风潮的变化，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想。在这些爆款名字之外，还有很多特别受欢迎的人名用字，比如宇轩、子轩、俊杰、皓然等男孩名字，还有紫萱、梓萱、可欣、子涵、梓涵、诗涵、梦瑶等女孩名字。

这些名字放在80后、90后群体里，还算得上是清新脱俗。若放在50后到70后的群体里，算得上是很有个性的名字。与之相反，那些老一辈人钟爱的字眼如“建国”“建军”“刚”“强”“勇”“志”和“英”“兰”“秀”“艳”“翠”等，则在新生儿里十分少见。扎堆使用某些字眼，反映了当时起名的风潮。或者说，反映了当时孩子家长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名字也成为人们观察时代文化风潮变化的一个巧妙视角。

文化学者纳日碧力戈在《姓名论》中曾指出，人名存在“形式的有限性和意义的无限性”，而其中有丰富内涵的名字意义则体现在某种社会记忆上，正所谓“命名制度是社会记忆的一个重要形式”。我们看待不同时代的典型名字，没必要带着褒贬眼光，不符合本时代审美特征的名字，在它所在的时代很可能是一种被追捧的时尚。这里不妨化用一下思想家福柯的名言——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名字特别容易重合，而是这些重名现象何以发生，以及它背后文化生成机制是什么。

如果对重名的文化机制做一个“知识考古学”式的分析，从历史上溯源，就能找到这些奇怪的重名现象背后的话语变化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名字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会有重名现象？俄国学者伊·谢·科恩在《自我论》里曾提到，“原始人姓名的诞生是古人自我意识萌芽的出现”。客观而言，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是无所谓名字的，当一个生命意识到自己有名字的时候，他必然会将生活中的一切与这个字符相连，而这个名字也是其社会属性的最主要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人类有意识起名或者避开某些字眼的时候，名字背后的自我意识和身份意识就很强烈了。

中国的上古时代曾有一段姓氏混杂的时期，贵族把姓氏分得很清楚，而绝大多数平民只有名字，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粗陋的代号。即使如此，也不是没有重名者，有些褒义字眼，大家都爱用。比如商朝历代君主的名字几乎都是褒义的，而且很有那个时代的古朴风味。在位时间极长的商王太戊名密，仲丁名庄，外壬名发，祖辛名旦，祖丁名新，阳甲名和，武丁名昭......这几个商王用的名字，在当时也是流行词，像后来一些西周的贵族也喜欢从里面找字起名，众所周知的就有武王姬发、周公姬旦等。

西周是汉字尤其是人名开始多样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很多人名在今天看起来颇为吊诡，甚至让人摸不到头脑。比如周共王名繄扈（yī hù），他的儿子懿王名囏（jiān），这些名字基本都有通假读音，至于其为何用这么奇怪的字，史书上并没有什么解释。而在当时，这不可能是没有具体内涵的名字，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越来越难搞懂它们的意思，这些字也成了冷僻字，至于寻常人家起名也极少会碰到它们。整个周代的人名都在雅俗混杂的大熔炉里不断变化，“黑臀”“小白”这样的俗陋的字眼也出现在国君贵族的名字里，但也有人追逐所谓的“雅名”，对那些丑字避之不及，像周元王姬仁、周夷烈王姬喜就是其中的代表。不过，好听的名字并不一定给人带来好运，而俗陋粗浅的名字也不见得无法出现在大人物身上，就像东周末代君主赧王姬延的名字也没给周朝延续国祚，而晋文公重耳有这样的俗名也不妨碍其成就一番霸业。

因此，先秦时期的人名虽然有些“人性”，但大体上还是符合追求褒义的内涵，而一些热门的褒义词也会成为贵族的首选，甚至最早的褒义谥号用字，比如“文”“武”“昭”“穆”“康”“德”“和”“定”等，在先秦人名里也颇为常见。这说明古人的褒贬色彩也很强烈，但真正引起过度重名现象的因素，并不是人们喜好的集中，而是人口大量增加所致。

西汉中后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人口的第一次剧增。中原长期的安定生活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给人口增加打下了基础，但也让重名现象愈演愈烈。最有趣的是王莽时期，当时出现在史书上的有3个王匡、2个王兴、3个王凤，有些是王莽阵营的人，还有些是敌对阵营的，甚至连王莽自己，也跟汉昭帝时期的一个大臣同名同姓。这也不能怪当时王姓人太多，相比刘姓，王姓就不算大姓了，这与当时人口众多且几乎都是单字名有关，而褒义词就这么多，大家都爱用，重复使用就在所难免。

从东汉到三国，重名现象也没有得到遏制，但随着中原地区长期混战，人口大量缩减，加上五胡逐渐融入汉文化，到了东晋，重名问题才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即使如此，因为钦慕、效仿名人造成的重名现象依然存在，南梁元帝萧绛曾写过一本《古今同姓名录》，他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历史上有4个刘秀，9个张衡，9个张良、3个董仲舒，3个孔子，3个周瑜，3个王羲之...... 当然，历史记住的名字只有属于名人的那一个，更多人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他们可能是不被史书记载的平民百姓，也可能曾经有些知名度，但最终还是被历史遗忘。

历史的残酷性正体现在它能记下的名字少之又少，而且随着时光淘洗，对距今越远的历史的记忆就越稀缺，但在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仅仅凭借既有的历史记载的人名来断定当时的起名特征，是无法做到绝对的严谨的，后世看到的人名很可能只是当时上流社会的名人留下的，至于底层民众姓甚名谁，实在无法被历史全部记录。但不管怎么说，勋贵们的起名爱好起码反映了一种兴趣指向，而距离他们不远的“后世”也延续了这种特征。

比如，南北朝的人名喜欢“之”字，但其实从东晋开始就有很多人名字里面有“之”字了。隋唐之后，“道”“彦”等字颇受欢迎，但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不少人在使用它们。从宋代开始，单字名现象依然普遍，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文人雅士开始偏爱双字名，这一来是因为每个朝代的中后期都有人口激增问题，重名带来的麻烦越来越多，二来也是因为人们的教育文化水平越来越高，知识文化水平对改变自身阶层的作用越来越大，自然也会更偏爱那些文雅、内涵丰美的词来起名。

从这意义上讲，不同时代的名字特征反映了时代特征，即使是看起来“去政治化”的名字，也可能是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话语方式。在古代是这样，在当代也是这样。比如，“建国”“卫红”“爱军”等名字很有革命年代的特征，但当90年代后全面“告别革命”（李泽厚语）之后，大量“华”“刚”“强”“伟”“鹏”“超”之类的名字，实际上是对过度政治化的名字的一种反拨。普通人从政治话语的宏大叙事中走出来，回到日常生活和个人叙事的维度上，开始给孩子一种更加“个性化”的寄托。但是，这种“个性化”却与这个时代的主潮碰撞，最终也没起到一个个性化的名字，反而在单字名热潮的推动下，重名现象越来越普遍了。

同理，“子轩”“梓轩”“宇轩”“浩然”这类名字，也是对过去单字名重名现象的一个反拨，而且十分注重内涵的雅化与古典化，所谓的“男楚辞、女诗经”的起名方法重新被人热炒，大概也与之相关。从革命话语到日常话语，再到传统文化话语，重名现象虽然一直存在，但其指向的文化特征却不同。但整体的趋势，的确是越来越趋于个性化和精神层面的寄托，这或许跟这一代年轻爸妈大多已经告别温饱难题有关，他们不需要给孩子太多的功利层面的寄托，而是渴望他们符合传统文化中温良恭俭让的价值观念，从精神上确立真正的“人性”，而不只是被家庭和社会期盼的功利层面的“成功”。

不过，这其中也的确有一些难以解释的因素。“轩”字受追捧不令人意外，“浩然”这个名字也不算是新生儿的专属，80后、90后名为“浩然”者也大有人在，但“梓”受追捧则令人不解。“梓”并不是一个人名常用字，即使在古代也很少以此为名，只有《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用了这个字，甚至在不少人眼中“梓”是个冷僻字。“梓”大量出现在新生儿名字里，可能出于用它来替代已经泛滥的“子”字，也可能有五行方面的考虑。“梓”本义只是落叶乔木，没有什么复杂意义，至于一些人所说的代表“故乡”或者“思乡”，也只是在“桑梓”这个词里才有具体所指，毕竟《诗经》里就记载过“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这或许也说明，给新生儿起名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跟风，这是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就像一些80后和90后的家长认为单字名是一种时尚，却忘记了在大量新生人口中无法避免的重名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重名问题的背后有文化话语的因素，如果想避免新生儿重名，拿出一点对当下文化“主潮”的反向思维，或许还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毕竟，当追求“个性”变成大家的“共性”，所谓的“个性”必然远离真正的独立精神与个体意识。

作者简介：黄西蒙，媒体人，专栏作者。本文为澎湃·湃客“众声”栏目独家首发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