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果茨基革命的心理发展理论(下):从社会文化到个体心智

杰瑞米·索耶尔/文,Paradoxite/译,温绚/校
2019-01-18 13:41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在五花八门的心理学知识不断渗入日常生活的当下,苏联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并不为人熟知,却在近三十年来重新受到学界的关注。维果茨基对诸如进化心理学、行为主义、建构主义等在国际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流派多有批评,认为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主流社会科学“积极地掩盖着那些劫贫济富,靠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压迫手段维持着的社会秩序的真面目”。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并不是众多心理学流派中的一支,而是唯一真正的心理科学……这句话反过来说依旧成立,一切真正科学的见解都会被吸纳为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一部分。”对当今的激进主义分子来说,维果茨基理论不但为统治阶级对人类心理本质的种种歪曲给出了解药,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阶级社会下的心理,并且探究通过改造社会来改造心理的可能方式。

本文原文载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第93期,作者杰瑞米·索耶尔(Jeremy Sawyer)2017年在纽约城市大学(CUNY)获得发展心理学博士学位,目前在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心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译者已获得作者授权翻译本文,限于篇幅,有所删节。编辑过程中为方面阅读,注释从略,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两篇刊发,此为下篇。

“可以说,我们是通过他者成为我们自身的。这个原则不但适用于整个人格,也适用于每个【心理】功能的【发展】历史。”——维果茨基

维果茨基的观点,简单来说,是个体会内化他们参与其中的社会互动。他写道:

在儿童的文化发展中,每种功能都会出现两次:首先在社会层面上,然后在个人层面上;首先在人与人之间,然后内化于儿童。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主动注意、逻辑记忆和概念的形成。所有高等【心理】功能都起源于人类个体之间的实际关系。

我们将会看到,个体也会内化他们在社会互动中使用的文化制品或工具。维果茨基常说,这些工具作为中介促成了社会现象向个体现象的转化,就像社会活动和个体心理之间的一座桥梁。一旦内化完成,这些心理工具将会成为我们思维的媒介。

心理工具

维果茨基认为,正如人类发明了机械工具来扩展身体机能,我们同样也发明了文化或心理工具来扩展我们的智能。他常把这些象征工具称为“符号”,例子包括数字、地图、日历、电脑程序以及最重要的语言。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工具始于简单的形态:

使用刻槽的枝条和绳结以及书写和简单助记法的起源都证明,即使在发展的早期,人类就已经超越了自然赋予他们的心理功能的界限,演进到行为的组织方式在文化中大为复杂化的阶段。比较分析显示,即使是最高等的动物也不具有这些行为。我们相信,这些符号操作是社会发展的特定条件的产物。

这些象征符号不仅被用于掌控和改造外部世界,还有管理和指导人类行为的功能。维果茨基说过:“人类通过心理工具从外部掌控自身。”这些工具使人类具有了预先计划、解决复杂问题以及为共同目标合作的能力。人类通过一种动物不具备的方式,发展出了采取一系列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甚至是革命政治行动——的能力,即便遭遇了不利状况、干扰因素或者面临“惩罚”。人类还可以用这些心理工具进行自我反思,在行动之前、期间和之后评估自己的行为。

纵观整个历史,不同的人类文明开发出了不同的心理工具,并为它们设计了不同的功能,由此创造出了反映各自社会物质需求的纷繁的思考方式和手段。比如现代世界的经贸活动在几乎所有文化中都催生了基于数量的思考和操作方式,尽管其形式各不相同。“在某些非洲社会,孩子会用手打出特定的节奏来帮助自己做加法运算,亚洲某些地区的孩子会使用算盘,而某些北美地区则在课堂中使用积木棒。这三种文化中的孩子学习的是同一种思维技巧,但却采用了不同的方式。”

还可以再举一个文化差异的例子。不同文化拥有不同的时间概念,有的是循环式的,有的是线性的,还有的缺乏延展的“过去”或“将来”的概念,而是极端关注当下。这些文化中的个体会占有他们各自文化的社会政治活动所要求的——因此对他们来说有意义、有价值的时间操作工具。比如,格列高利历(即公历)是美国通行的一种时间工具,标记和讨论日历是美国相当流行的早间课堂活动。

为了说明习得实用的文化/心理工具的过程,我想分享我以学校心理学家的身份对一个小学生学习看日历过程的观察。这个孩子刚进幼儿园的时候,除开“现在”,对时间没有任何概念。他所患的自闭症属于高功能自闭症,这给他的社会性学习以及文化工具习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当老师指着日历上十月这一页的一个方框说“这是今天”时,他无法理解老师是什么意思。“昨天”和“明天”的概念对他来说就更抽象、更有挑战性了。不过,他还有可以依凭的日常经验:他知道早上醒来的时候日出,而晚上睡觉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

就在老师提到即将到来的儿童游乐场之旅的时候,情况终于有了大的起色。听到消息,孩子很兴奋。老师指着日历对他说:“看,今天是十月四号,明天是五号,然后就是六号——我们去游乐场的日子。”

“到‘六’就去游乐场吗?”他问。

“对,到‘六’就去。”说着,她露出微笑,一边用红色荧光笔在日历上圈出“六号”。

借助“六号”方框引起的兴奋感,这个孩子在视觉上初步理解了即将在未来某天发生的游乐场之行。同年内,他接着理解了星期的节律:小朋友们某几天要去上学,而周六日却不用。很快他又学会了使用抽象的月份概念,而且能够谈论更遥远将来的事情,比如圣诞节。在习得和内化文化工具的过程中,这个孩子慢慢学会了维果茨基所说的建立在自发的日常观念基础上的“科学的”时间概念,也理解了一个值得标记的有意义的活动。

社会话语的内化

“符号最初总是实现社会功能(即影响他人)的手段,只是在后来才成为影响自我的手段。”——维果茨基

所有人类文明都通过口头话语(许多文明也通过文字)发明了语言这种普世的心理工具。维果茨基写道:“社会互动需要某种系统性的手段。在劳动过程中的交流需求下诞生的人类话语,将永远是这种系统性互动手段的原型。”在大型社会系统中,人们用话语和语言在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活动的基础上创造共享的意义。维果茨基在他的代表作《思维和话语》中写道:“语言是一种实践中的‘为他者的意识’,因此也是一种‘自为意识’。语词是人类意识的历史本质的直接表达,一个词正如一滴水珠反映太阳那样反映出人的意识。”

维果茨基的一个伟大贡献在于,他勾勒了语言这种文化工具在个体发展中的变化轨迹——从诞生于社会互动到完全内化为语言式的思维和有意志的意识的工具。我们将顺着他的思路呈现这条交流的发展路径:从非语言式的肢体动作,到社会话语,到私人话语(private speech),再到完全内化了的无声的内在话语,也就是所谓“脑袋里的微弱声音”。

在维果茨基看来,婴儿“指”示她/他感兴趣或欲求的事物是象征交流的一个早期发展步骤。他是这么解释这种象征交流的起源的:婴儿试图抓住一个东西,比如一个拨浪鼓,但无奈太远了够不着。当爸爸把拨浪鼓递给婴儿时,他以一种社会性的方式为婴儿指示性的抓取动作提供了意义。结果是,婴儿意识到她/他并不需要用手抓就可以得到一个东西。于是婴儿的抓取动作简化成了指的动作,她/他可以指挥大人把距离太远的东西(比如掉在地上的玩具)拿过来。

这种早期肢体动作为婴儿后来学习语言这种更复杂的交流手段打下了基础。在与婴儿和幼儿的社会互动中,大人们用语言来标记物体、行为和情绪,也用它来引导孩子的注意力、影响他们的行为。照料者为了指引孩子的注意力并标记动物和行为的名称,可能会对孩子说:“看小狗跑”。在学会了使用更复杂的表示事物、动作和它们特征的词汇(比如形容词和副词)后,孩子的认知变得更为系统,也能够使用具有文化意义的范畴。对此维果茨基说:“从一开始,孩子就不仅仅通过眼睛,也通过她/他的语言来感知这个世界。”

成人在用社会话语来引导和影响孩子的同时,也赋予孩子用以影响他人和自身的语言工具。比如大人会说“别碰!脏!”来制止孩子捡垃圾。虽然最初孩子只在和他人的交流中使用语言,但慢慢地孩子会开始对自己大声说话,比如对自己喊“别碰!”来阻止自己碰垃圾。孩子身上这种对自己大声说话的现象最常见于三到七岁之间。这种现象最初被皮亚杰命名为“自我中心话语”,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维果茨基对此的“社会话语的内化”的解释,现在一般使用维果茨基的术语“私人话语”。

部分内化了的私人话语

在一场重要辩论中,维果茨基和皮亚杰对儿童自我导向的有声话语给出了相反的解释。对皮亚杰来说,这种现象表征了儿童心智功能的主要缺陷——个人中心主义。在他看来,幼儿是以一种非社会的方式活动的,个人中心话语表征的是一个中间阶段,这时孩子尚未成为社会动物,但已经掌握了语言。他认为这种话语是儿童行为的外在“伴随物”,它在七到八岁之间衰落意味着,随着社会化的深入,儿童的个人中心主义逐渐减弱。

维果茨基尖锐地批评了皮亚杰的观点,他认为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深深卷入了社会生活,自我导向的私人话语表征的应该是儿童内化社会话语的一个中间阶段。他反对“这种话语是儿童活动的无用伴随物”的观点,在他看来,私人语言“有助于心理定向、有意识的理解和克服困难”。在七八岁左右,私人话语会“转入地下”,被更彻底地内化为非语言式的内在话语,也就是俗话说的“脑袋里的声音”。话语的整个发展顺序是从社会话语到私人话语再到内在话语。

维果茨基的实验揭示了儿童在面对困难时更常用私人话语,就好像要边口头提示自己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方案边操作。作为一名学校心理学家,我曾经多次在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身上观察到这一现象。有个孩子在解决难题时经常使用充满策略、情绪丰富的私人话语。在一个需要打开门闩和解开钩扣的解锁任务中,他喃喃自语道:“我能把它往上移吗?然后呢,它是往下还是往上?哇,里面有宝藏哎!”在打开仓库门锁时,他自言自语道:“好吧,要移动这个,往左移?还是往右?啊,是往左。然后往下,转动——一匹小马哎!我做到了!也不是太难嘛!”注意,他向自己提的这些问题很可能就是家长或者老师之前跟他一起解决困难时问过他的问题,而现在他已经可以在自我对话中自问自答了。

大人或更熟练的同龄人在和儿童合作完成任务时,会向他们提出辅助性的问题,用语言或其他手段指引他们的注意力或引导他们思考。维果茨基把这个过程比作“搭支架”。当儿童面临一项新任务或难题时,成人或同龄人一般会为他们提供更全面的架构支撑(比如模拟解决问题的过程,问引导式的问题,提供启发或者给予鼓励)。这种支撑会随着儿童慢慢学会新的技能或思考方式而逐渐减少,直到儿童完全掌握了新工具或新活动为止。那时,儿童就经常能在独立行事时通过自言自语来引导和激励自己。研究显示,如果一项活动位于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内(也就是说有挑战性,但能通过社会合作完成),孩子就会倾向于在执行过程中使用私人话语。一旦孩子把一项活动掌握到驾轻就熟的程度,他们就更有可能使用内在话语。

据鲁利亚观察,在使用私人话语时,儿童往往会原样重复老师或照料者对他们说过的话,比如“加油,你能行的!”,他们有时甚至会模仿照料者的语气或者口音——这明确体现了私人话语的社会起源。我观察过的学生在向自己下达口头命令时,有时会突然操起一口纽约长岛腔,模仿老师指令的语调。有研究发现,如果和儿童合作的成年人更多地对他们进行口头指导,那么儿童独立行事时就会更频繁地使用私人话语来指导他们自己的行动,甚至会运用类似大人指导他们时运用的策略。

内化绝不仅限于口语。研究发现,失聪儿童在执行困难任务时会使用自我导向的手语,类似于听力正常儿童所使用的口头私人话语。歌曲这种文化工具也可以用于保持注意力和激励行动,比如唱《清洁歌》能让儿童在整理玩具时精神和身体都更加专注。我观察过一个小女孩,每当她边唱歌边打扫卫生时就干劲十足,歌声不停止热情就不减退。而一旦停止歌唱,她就会分心或者跑开,开始干别的事情。在后续的发展中,她很可能会使用一种更隐蔽的内在话语,比如在心里对自己默念“打扫”。

研究证实,社会互动的内化会影响多种心理功能,而且这方面的新发现还在持续涌现。举个例子,维果茨基坚持认为,在儿童更高级记忆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使用外在或社会性的文化记忆工具(类似人类祖先的结绳记事法)的阶段。儿童长期记忆的发展有赖于合作性的回忆或讲故事活动,以及通过语言或者照片追忆过去的行为。受维果茨基启发的晚近研究发现,这种亲子间的追忆活动促进了儿童的自传性回忆的出现和发展。通过这些活动,儿童发展出了调节(mediate)他们记忆行为的内在心理工具(记忆辅助手段)。

这些例子都具体体现了一个更普遍的社会关系内化为自我关系的过程。维果茨基写道:“儿童开始对他们自己做别人之前对他们做过的事。”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个体发展的社会条件能影响内化过程究竟是起正面还是负面作用。如果学校提倡合作、探索、自由选择有意义的学习内容,儿童就会在心理上受益。令人难过的是,在目前分数至上、鼓励朋辈竞争、根据表现施行赏罚的典型学校教育中,儿童会内化竞争,自我评价过于严苛,产生焦虑情绪甚至患上抑郁。他们会更多地考虑如何与别人一较高下,而不是思考学习中的疑难。他们不但在校表现会受到影响,还会对学习普遍失去内源动力,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愿尝试新鲜事物。那些脱颖而出的学生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自我囚禁。年复一年给自己强加毫无乐趣的苦役,对学习过程没有真正的热情可言,他们的创造力和发散性思维深受其害。但好消息是,社会性的内化过程也赋予人们质疑社会、指导自身行为和合作改造世界的能力。换句话说,人们借此得以在特定条件下创造历史。

内在话语、语言式的思维以及意志

虽然成人也经常对自己大声说话,尤其在面对智力上的挑战或情绪上的困难的时候,但是私人话语一般会在童年后期经历衰退,而这正反映出原先有声的话语正在逐渐内化。最终私人话语会被彻底内化为无声的非语言式的内在话语,成为语言式思考、计划和自我管理的工具。维果茨基指出,内在话语在语法上是“缩略”和“折叠”的,可能一个内在词语就能引出一整个想法、概念或者分析。他还假设内在话语具有“对话”性质——一种自我对话。这种性质呼应了社会性对话一来一往的特点,而内在话语正是由社会话语内化而成。话语和思考这两个原本在幼儿身上完全分离的过程,通过这个内化进程辩证地交织在一起,产生了语言式思维这种强大的认知工具。对此维果茨基曾说:“话语并不仅仅是发展完全的思维的表达。在思维转变成话语的过程中,思维也经历了重构。话语并不表达思维,是思维在话语中才得以完整。”

社会-历史心理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语言不仅影响思维的内容,还构成了普遍的思维和意识的交织结构本身。鲁利亚是这么说明语言式思维对人的发展的革命性影响的:

人类甚至可以谈论“不在场”的事物……调整它们的关系来为高度复杂的创造性过程提供基础……这些编码让人类能够超越直接经验得出结论,而结论的客观性却能与直接感官经验数据相当……逻辑编码让人类从感官向理性跨出了一大步。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们来说,这一转变与非生命物质向有生物质的转变同等重要。

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大卫·列斯布里奇(David Lethbridge)也写到内在话语的衍生影响:

社会话语的内化让我们能够事先规划、从多个视角检视、制止或者鼓励某个行为,说到底,就是能够客观地对待行为……人类行为不再只是反射行为和无思维行为,而变成了有意识的行为……在文化和历史中创造出的符号体系被内化为意识系统,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主动活动的核心人格结构,或者简单地说,意志(volition)。

“意志” 问题本是哲学和神学的领域(而行为主义则完全抛弃了这个领域)。在追溯了意志的社会发展后,维果茨基宣告:心理学再也不需要依赖理念论的推测了:

令人惊讶的是,传统心理学竟然完全忽略了这个可以被称作“掌控自己的反应” 的现象。为了解释“意志”,他们求助的是奇迹或者精神因素对神经运作过程的干预。

某个不可计量的东西

如今已经很难想象,后革命年代的苏联废除了教育评分系统,也基本取消了各种测试,包括高风险度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在一段时间内,合作性学习在课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不幸的是,到下文维果茨基的女儿吉塔·维果茨卡娅(Gita Vygodskaya)提到的轶事发生的时候为止,斯大林已经重新把竞争和测试请回了学校教育。维果茨基死后、斯大林的禁令有效期间,维果茨卡娅把父亲的手稿安放在床下多年。后来维果茨卡娅本人也成为了一名心理学家,为失聪儿童工作多年,并帮助出版父亲的手稿。她追忆的轶事表明了维果茨基所持的理念——社会合作是学习、生活和人之为人的核心:

我还要再叙述一件过去的事。我现在仍然不愿谈起它,但它确实发生了,而且教会了我一个人生道理。那时我还在上学。我记得那是五月下旬,很快就会有一场重要的期末考试。我很重视这场考试,内心很焦虑。结果我在考试中拿到了高分。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发现爸爸竟然在家,真是双喜临门!爸爸问我学校有没有什么新鲜事,我骄傲地跟他分享我取得的好成绩,还丝毫不掩饰得意地补充道,因为我把笔记本翻了过去,同桌女生没抄成我的答案,结果分数比我低。我笑着望向爸爸,期待他表扬我。他脸上的表情却让我大吃一惊:他看起来失望极了。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可能是他没反应过来我通过了考试?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他开始缓慢地、语重心长地说,好让我记住他说的每一个字。他告诉我,幸灾乐祸是不友善的,只有自私的人才会以此为乐。他接着说,我应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生命只有对于乐于助人的人才是有价值的、真正快乐的。我记得听了他的话我失落极了,问他我应该怎么做。他一如既往地告诉了我一个解决办法。他说他不希望我以为做错了事就再也不能行善了。他建议我回去问问我同桌有没有疑难,试着为她答疑解惑,如果我不能让她完全明白,他很愿意帮我想办法。“但最重要的是,”他补充道,“你要尽力让你的朋友感觉到你真心想帮她,让她感受到你的善意,这样她才会乐意接受你的帮助。”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我仍然记得爸爸说的每一句话,而且仍然努力在生活中践行这个道理。

维果茨基留给今日的遗产

在维果茨基看来,他的时代的历史使命是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一门整合的心理科学,以辅助苏联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改造。他意识到:“我们的这门科学是不可能在旧社会里发展起来的。在掌握有关社会的真知之前,人类不可能掌握有关人格的真知。”虽然到维果茨基三十八岁英年早逝为止这项历史使命尚未完成,而他的工作甚至苏联的革命进程也因斯大林的统治而中断,但他依然为这项事业奠定了根基,启导着苏联和当今全世界的后继者(如列昂提耶夫、鲁利亚以及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对剥削、异化以及快速的社会变革对认知的影响的进一步研究,有望成为维果茨基理论未来进展的重要方面。

显然,左翼目前的处境已经大大不同于维果茨基的时代了,要想在非革命时代推进一套革命的心理科学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今,即使是师承自维果茨基的心理学家对他理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根基也常常要么绝口不提,要么不屑一顾。尽管如此,维果茨基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还是大大推进了发展心理学的发展。驰名国际的发展和比较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罗(Michael Tomasello)就受到维果茨基的启发,在人类和动物认知的区别、语言的社会习得、心智的文化基础等问题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新维果茨基主义活动理论也大大推进了我们对通过参与社会活动而实现的儿童心理动态发展的理解。

虽然目前的主流模式是在现有的教育和社会框架中选择性地零星应用维果茨基的理论,但也有一些心理学家——例如安娜·斯特岑科(Anna Stetsenko)和伊戈尔·阿里耶维奇(Igor Arievitch)——意识到,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心理学的根基和精髓就在于它帮助最弱势群体和为创造更公平的世界而奋斗的核心使命。以卡尔·拉特纳和大卫·列斯布里奇为首的心理学家们公开承认(并且在政治上支持)维果茨基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他们也为延续和拓展维果茨基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针对他那个时代(也适用于今天)的革命政治和科学事业,维果茨基写道:

对心灵进行科学研究的事业要把心理学整个过去和未来的发展都考虑进来,因为科学是一条通向真理的曲折道路……我们不能盲目自大,以为我们是历史的开端……我们宣称要实现创立一门心理科学的理想,我们希望千百年的历史在我们留下的痕迹上尘埃落定。我们的历史权利、我们的历史功能,全在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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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