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不卖产品卖服务，是循环经济的精髓
【编者的话】
自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即“循环经济”概念首次写入国家文件算起，中国的循环经济已走过20年。
这20年来，在推动循环经济的制度与机制、技术与基础设施、金融与投资、土地与空间利用等各类创新的路上，有诸多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企业家和工程师等，不断进行着思考、讨论与实践。
我们借助他们的讲述，梳理了过往20年中国循环经济的经验和成果，希望推动讨论与化解行动中的障碍，拓宽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以下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循环经济世界领导力奖获得者，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的口述。
走上研究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原先搞的是科技政策研究，搞可持续发展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1994-95年，我到墨尔本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当时墨尔本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前三名。我非常感兴趣，后面是什么样的发展理论来支配它的。出国之前，我已经在写发展研究的文章。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发展”跟经济增长到底有何区别，究竟什么叫“发展”？ 我怀揣的是这一问题。
到墨尔本后，我第一次听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觉得很有味道。发现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模式的范式变革，要与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传统经济增长范式告别。进一步了解到，可持续发展概念源于《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是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花了四年时间搞出来，1992年在里约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世界各国认可。
回国之后，我开始写文章，谈“可持续发展”在国际上的进展及其对中国发展的意义。可持续发展，是要在两个看似不能兼得的事中，找到一个平衡。“发展”指的是，经济社会要发展；“可持续”指的是，资源环境可以承受。如果只要可持续而没有发展，那是老套的环境主义；如果只要经济增长不要可持续，那样的发展将是短期的。
1995年从澳大利亚回到上海，正赶上国家按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推进“21世纪议程”，上海要做“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政府举行研讨会，请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贡献看法。我谈的看法以及例举的墨尔本等国际案例，被认为是对国际情况有点了解和研究的人。于是承担项目，参与研制“21世纪议程上海行动计划”的白皮书，成为了主要专家。
上海这份“21世纪行动”白皮书，是由发改委和科委合作发起制定的。当时了解到东京、西雅图、首尔等是范本，特别是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我自己掏钱去买了这些范本进行研究。最后上海的白皮书做得很规范很标准，从问题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指标是什么，政府怎么干，企业怎么干，社会怎么干，一一列出，非常清晰。这个国际化的本子做出来以后，拿到北京评审，得到高度认可，大家的成就感是很强的。
发了几篇文章和做了政策研究课题之后，我觉得可持续发展是学术研究的新大陆。它是世界发展研究的重要动向，更有国内发展的现实需求，值得深入去做。慎重考虑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全面的学术转型。等到这方面的研究拿到了国家级课题，稳定地在专业杂志上发文章，研究成果得到政府采用和获奖后，我就全部转入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原来领域的文章就不发了。
发文章呼吁搞循环经济
上海行动计划完成后，往下做什么？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环境都要兼顾的，拿什么作为进一步的抓手呢？1998年，上海发改委为此组织了一个可持续发展赴欧洲考察团。我有幸参与成为其中唯一一位学者。国际上“可持续发展”搞得比较好的是欧洲，欧洲当中搞得比较好的是德国。我们一行人就选择欧洲考察，重点考察了德国。这成为我后来写循环经济文章的起点。
1998年，诸大建随上海市可持续发展考察团在德国考察。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口述者提供。
我们到德国，看到两个事情。第一个是，德国政府向我们介绍，法兰克福的前任市长，卸任后创办了一家“绿点”公司——现在研究包装，它也可以作为范本。有大量的塑料包装瓶，回收要怎么办？原先德国放在市政系统处理，回收效率较低。绿点公司生产包装物。瓶装产品的企业，都交一点钱给绿点公司，在包装上打上绿点标记，证明有绿点第三方参与，最后回到绿点。这样把塑料包装物的全生命周期覆盖到。这是专门针对塑料包装物的。不像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要去把东西再挑出来。由此，形成了一个闭环的绿色系统，叫做“close the loop”。这是德国循环经济的一个例子。第二个是农产品，据德国的食品和农业部介绍，德国农产品的农业废弃物很多，使用农业废弃物的有机质，做成一个物质闭路。当时德国出台《封闭物质循环与废弃物管理法》不久，这是1994年起草、1996年开始实施的。我们在德国，德国人也领着我们到垃圾场看了很多垃圾回收处理的例子。
回到上海后，考察团关在一起讨论如何写考察报告。考察团的团长、时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蒋应时问我，诸老师，你觉得这次考察最有收获的是什么？我说，最精彩的是物质闭路循环或循环经济。大家同意这是亮点，于是在报告中作为重点展开，上报给了徐匡迪市长等领导。随后，上海市计委又趁热打铁，专门立项来做循环经济研究的课题。蒋主任对我说，诸教授，你可以好好做点理论上的阐述。
我对此当然有激情，于是收集国际上的相关材料，先后写了两篇万字长文，两篇文章差不多都是一气呵成。2000年以前国内有关循环经济的研究论文是个位数，这两篇被认为是中国最早阐述循环经济的论文。一篇是《可持续发展呼唤循环经济》，发表在1998年的《科技导报》上。一篇是《从可持续发展到循环型经济》，发表在2000年的《世界环境》杂志上。
2001年，诸大建的《上海发展循环经济研究》获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颁发的一等奖。
我一开始就把循环经济定位为新的经济方式而不是传统的环境治理，目的是要与德国和日本的废弃物管理形成区别。落笔写文章，在起手第一段，就说了“高大上”的话：“世纪之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两大趋势，一个是知识经济，一个是循环经济。知识经济是把物质流轻型化，循环经济是让物质流提高效率。”十多年后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我把发表的循环经济论文集合成书，书名就叫《循环经济2.0：从环境治理到绿色增长》。
当时用了“circular economy”这个英文词，强调循环经济是多循环（multi-cycle）的经济。国内后来有人把循环经济翻译为“recycling economy”，其实这对应的是末端处理的废弃物回收利用或垃圾经济，而不是通过全寿命周期物质流循环创造经济价值的循环经济。这之前研究可持续发展，我对传统的3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已经有较多了解，在《文汇报》科技专栏写过文章。但是以往的3R原则主要是垃圾治理和环境管理的工具，限于传统环境领域，《从摇篮到摇篮》的作者对它们做过批评。我写循环经济文章，觉得需要针对线性经济的take-make-use-throwaway，把它们转换成为绿色经济的概念，延伸到废弃物末端处理之前的生产与消费之中。由此逐渐形成了3x3的循环经济二维矩阵，纵轴表示循环经济从高到低依次是服务循环、产品循环、废弃物循环三种循环，横轴表示生产、消费、废弃物处理等三个环节，形成九宫格的循环经济行动框架。
最初的两篇文章发表后，在学术文献和政府文件中的引用率非常高。文章中的一些概括和原话，比如循环经济是要形成多重循环的闭路循环，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等等，被后来的研究者反复引用。有人研究中国循环经济研究的文献网络，说我是网络中心的主要作者。国外有人在同行评议的英文杂志发表论文说，诸大建是中国循环经济的“政策企业家”。2016年我获得世界经济论坛循环经济世界领导力奖，包含了最初这些工作的贡献。
2016年，诸大建在达沃斯获世界经济论坛循环经济领导力奖。
上海的循环经济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高层的注意，研究成果2001年被当时的国家计委评为政策研究一等奖。现在知道情况的研究者常常说，中国的循环经济是从上海发出声音的，这是一个自上而下进入国家决策的事例。直到现在，上海发改委出来的老领导李良园、蒋应时等提起循环经济，都会说上海做了一件漂亮的事情。
国合会课题提出大胆想法
1995年以来，中国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九五发展规划。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强调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这种背景下，我搞循环经济变得特别有激情。我觉得循环经济整合了环境与经济，可以成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操作性的抓手，应该成为中国转变经济方式的新突破口和增长点。
新的机会是清华大学钱易院士邀请我参加国合会战略研究课题。认识钱易先生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到香山参加全国MBA绿色管理教育方面的会议。当时钱易先生提出建议，并接受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下称“国合会”)的任务，要组织研究队伍搞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的战略研究。她那时读过我的文章，但我们还不认识。
2003年，国合会循环经济课题组全体成员工作会议合影。后排左四为诸大建
钱易先生大会发言谈了清洁生产与企业转型发展的议题。钱易先生是我尊重的在国内倡导可持续发展的资深科学家，又是同济大学毕业的。她做了报告后，我上去向她打招呼问好。她说，诸老师，我们正在找你，我们在搞国合会的课题，想拉你进来作为核心成员。我说，那太好了，可以把发展循环经济纳入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体系中去。这是我和钱易先生打交道的开始，后来一起参加了国家发改委、国家科技部、中国工程院等多个部委的循环经济相关项目。
我觉得在循环经济研究方面，专家意见对政策产生影响，是从国合会的这个战略研究项目开始的。2004年以来中央文件有关循环经济的表述，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策，很多方面有这个课题的影响。幸运的是，在国合会的循环经济课题研究中，钱易先生作为组长能够包容我一些相对大胆甚至激进的想法和建议。我当时有这样三个“不是而是”的看法。
第一，循环经济不是事后回收利用的垃圾经济，而是事先避免和减少废弃物的多循环经济。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把循环经济看作废弃物回收利用，这当然是循环经济的组成部分，当时这是段位最低的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涉及原材料选择、生产制造、物流、消费使用到使用完处理的全过程，是物质流多重循环的摇篮到摇篮的新经济。循环经济既不同于线性经济,也不同于垃圾经济。从末端到源头，依次为三种形式：废弃物的循环，用来替代填埋与焚烧；产品的循环，用来替代一次性使用；服务的循环，不卖产品卖服务。我强调，在回收利用垃圾经济之上的前面两种形式，恰恰是循环经济的主体。搞循环经济，就是要避免先消耗后回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第二，循环经济不是烧钱的变一种说法的环保，而是挣钱的有经济效益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作为经济，是可以并且需要给企业带来经济收益和回报的，是将环境问题变成绿色商机。循环经济也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有社会效益的。循环经济强调经济附加值提高的上升循环，物质流闭路循环越小，循环经济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越好。对中国来说，这可以减少我们的弯路。实际上，把重点放在事后回收利用废弃物之上也是某种程度的“先污染后治理”。
第三，搞循环经济不是污染治理和环保部门的职能和擅长，而是发展部门和发改委的职能领域和需要统筹的事情。我提到了上海的做法。上海1998年去德国的考察团，是发改委带队的；回来讨论问题，牵头人也是当时的团长；后来做课题推进，也是发改委。我的建议是，搞循环经济，环保部门缺乏抓手，最好是发改部门主管，才能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之中，推动中国发展模式的绿色变革。
诸大建与钱易院士一起开会谈循环经济。
我原来担心，钱易先生作为课题组组长，国合会课题的主管部门是环保，不好把这些意见写进去。没有想到钱先生的态度很开放，一些大胆的建议后来都写进了课题研究的最终报告中，我们做的国合会项目成果一直报到了国务院。2005年国务院的文件强调，统筹循环经济的工作，正式从国家环保部转到了国家发改委。
我觉得，课题研究成果对形成循环经济的中国模式，有一定的概念先导作用。德国也好，日本也好，都是环保部门在起草循环经济的政策法规，他们的重点是放在事后处理废弃物上。中国GDP比较低，有这种循环发展的先进思想对于发展模式转型是有利的。中国的优点，就是要把世界上的先进思想拿过来，结合国情，转化为我们的政策文本。这样一些思想，能够被钱易先生同意写进政策咨询意见之中。所以我说，钱易先生是我的贵人。
对循环经济发展做情景分析
我们当时做循环经济研究，希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消耗，做一做情景分析。欧盟的研究机构曾经做过这样的情景分析。他们研究，如果不搞循环经济，原材料的消耗会增加到多高。如果做循环经济，可以减少物质流消耗多少。在此基础上再对循环经济的主要领域做重要性分析，比如为什么搞循环经济要重点针对塑料制品，为什么要抓纺织行业等。这样就可以看到搞循环经济的价值和可以实现的效果。
情景分析的意义是能否通过循环经济降低中国物质流消耗的峰值。传统上有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有个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认为所有的环境影响，包括消耗的资源、造成的污染、对生态的影响等，都会随着工业化进展，出现先增长后降低的倒U形过程。
这个理论的潜在含义是，对于任何经济体，先污染后治理是必然的，在绿色发展之前总有一个黑色发展的过程。我们的想法是，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资源环境影响处在爬坡阶段，但是能不能通过发展模式转型降低资源环境影响的峰值。一起参加过课题研究的产业生态学家、东北大学陆钟武院士就此提出了“穿越隧道”的设想，说中国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把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影响降低。
我的研究是，2003年参加科技部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资源环境课题，基于IPAT理论和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了中国发展倍数2的概念,后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发展C模式。意指中国到2020年，GDP相对于2000年翻两番（是4倍），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增加不超过2倍，这样可以有2倍的资源生产率。我觉得搞循环经济做盆景式的试点项目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对降低资源环境影响的总量起到作用。
提出倍数2战略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参加研讨会我坐在下面一边听一边在纸上做演算，然后把结果讲给坐在旁边的钱易先生听。她就向课题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院士建议我上去讲一讲。孙先生给了我五分钟时间。讲完后，孙院士觉得循环经济应该放在课题最终报告的核心地位展开，倍数2的情景分析要放在导语中强调。后来开会碰到孙院士，他见面就说我的看法给课题提高了定位，增加了亮点。
我研究循环经济不是就循环经济讲循环经济，是放在中国如何穿越环境高山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如果传统的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经济增长是A模式，那么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发达国家在保持经济社会福祉的前提下从超越生态环境门槛回到地球行星边界之内，这是可持续性转型B模式。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在不超越生态环境红线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经济社会福祉，这是可持续性转型C模式。中国搞循环经济和绿色发展，要走不同于西方发展B模式的新道路。
搞循环经济，我们一般不同意两种人的看法。一种是延续传统的经济增长思路，认为中国经济的资源环境影响要爬上去再收回来，这就浪费了我们手中可以有的机会。实际上搞循环经济就是中国超越环境高山的一条新路,要化解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的矛盾。另一种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去增长的理论和B模式的角度，用过分的生态环境指标要求中国转型发展，这是阻碍中国应该有的经济社会发展。
过去几年出去参加国际会议，经常会有国外学者说，中国也走美国或者发达国家的老路，这个世界就崩溃了。我的回答是：我们的循环经济和生态文明是新的发展模式。这方面有系统性的理论思考，后来写成循环经济的十个原理，作为导论发表在《中国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一书中。这本书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和牛文元教授邀请主持的。
第一个10年：中国循环经济的体系架构
现在回顾起来，我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介入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大致是三个阶段。1998-2005年是初始理论研究，形成3*3的循环经济分析框架；2005-2015年参与和见证中国循环经济的政策框架建立，以及在国际上讲中国循环经济的故事；2015年以来是“双碳”背景下循环经济的深化研究。后面两个阶段是中国以举国体制发展循环经济的20年。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以国家发改委为主、相关部委配合的中国循环经济管理体制。从国合会循环经济课题开始，钱易先生、已故的陆钟武院士和我，旁人说是“老中青三结合”，跟进了最初十年的循环经济的体制和政策的架构。那时候，陆钟武院士70多岁，钱易先生60多岁，我接近50岁。我们三人常常一起被邀请出去参加循环经济的政策研讨，规划评审以及做大会报告。2014年Europe’s Wold杂志邀请国际专家撰文出版循环经济专辑，我写文章谈了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四个主要做法和特点。
一是立法从全方位倡导循环经济。中国人大2008年发布《循环经济促进法》，2009年开始实施。有人认为这是继德国和日本之后的循环经济法，我参与过立法前的有关研讨，我觉得中国循环经济法是不同的。当时冯之浚先生在人大环资委任职负责循环经济法律起草，好几次晚上打来电话征求我的看法。我说，第一，中国制定循环经济法，在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三大原则中要强调减量化是第一位的，立法的目的是要让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废弃物增长脱钩，以此区别已有的回收利用和垃圾经济；第二，与德国和日本的立法主要针对废弃物管理不同，中国的循环经济覆盖了从开采到制造到消费到消费后处理的所有领域。我做研究特别强调搞循环经济要有3X3的九宫格推进框架，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向循环经济进行转型。
二是通过五年发展规划进行推进。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和优势，是把循环经济纳入五年发展规划进行推进。自从发改委主管循环经济之后，2005年做“十一五”规划时，就把循环经济放了进去。2010年编制“十二五”规划，有了专项的循环经济五年规划。循环经济专项规划设立产业和社会两大体系，下面是主要行动领域和项目。在中国，五年发展规划涉及园区、城市以及区域等不同的空间范围，因此，自上而下有相当强的系统性。由此形成了中国循环经济实践的基本框架，为后来的循环经济规划、实施、管理打下了基础。
三是用资源产出率衡量循环经济成效。从“十二五”开始，中国循环经济规划提出要在五年内提高主要领域的资源产出率15%，这与当时在五年规划中提出降低万元GDP的碳强度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这之前，我做研究强调了生态效率或资源生产率是衡量循环经济成效的合适指标。指出不能用单一的资源环境指标，比如水资源消耗降低多少衡量循环经济，也不能用单一的经济指标，比如GDP增速多少衡量循环经济。讲循环经济，是要提高单位资源环境投入的生产力产出，这是绿色生产力的概念。
四是产业生态园区是先试先行领域。中国循环经济启动时的试点，重点抓的是产业生态园区。与欧美搞了许多年，只有卡伦堡等少数几个案例不同。中国循环经济的最初几年，各个地区是以发展产业生态园区为抓手的，我记得当时出差最多的就是参加产业生态园区的规划研制讨论、指标研究和项目评审等。我曾经与美国产业生态园区的主要专家EarnestLowe合作承担耶鲁项目，做过上海化工区建设循环经济型产业园区的研究案例。
2006年，诸大建与产品服务系统的倡导者Stahel交谈循环经济。
在国际上讲中国循环经济故事
在中国推进循环经济的第一个十年，另外一个花时间较多的工作是在国际上讲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故事。我写的有关中国循环经济的两篇英文论文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和应用。最早是2005年，我在哈佛做高级研究学者，被邀请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到耶鲁大学等讲循环经济，后来几乎每年都要出去在国际会议和国外研究机构讲循环经济，此外还担任了世界经济论坛、世界资源论坛、EMF等的国际专家。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内罗毕联合国环境署上千人的国际生态经济学大会上，由学会主席Alier教授主持，做了长达45分钟的主旨发言。解读中国循环经济，除了中国式的体制和政策框架，我特别强调三个方面的不同与特色。
2008年，诸大建在国际生态经济学大会做45分钟主旨发言，谈中国循环经济。
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不是传统的环保治理。中国模式的出发点是把循环经济当做经济方式来认识和推进的，这与德日等国家的环境治理模式有根本的不同。国外研究者和政府官员，看到中国的循环经济，常常问与3R原则有什么区别。我的解答是，以往的3R主要是垃圾管理或环境管理的概念，常常是烧钱的下向循环。我们提出的服务循环、产品循环、废物循环具有潜在的经济意义，是要倡导挣钱的上向循环。
有一次我在达沃斯世界资源论坛上作报告讲到服务循环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下来交流的时候，日本专家说，日本也搞循环型社会，但你们的这些方向真正进入了经济领域。虽然在一些领域，政府政策仍然有把循环经济作为环境治理的做法，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经济管理背景的研究者，一般会特别强调循环经济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最早提出产品服务系统的瑞士学者Stahel在他的《循环经济》一书中说，我们对循环经济的理解和提出的三个循环的概念，表明中国在循环工业经济领域的科学研究可能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诸大建担任世界经济论坛循环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谈循环经济。
我搞循环经济，常常强调说我不是搞环保的，而是搞发展的。从工业经济的物质流程来看，原材料进去，形成产品和废弃物。针对废弃物这部分，采用末端治理环保手段，虽然可以把环境影响降下来的。但前端的原材料开采、加工和消费，会决定后端产生的废弃物数量。也就是说，废弃物的减少取决于原材料的利用效率。所以我搞循环经济，主要是关注前端的资源输入、加工和消费问题，而不是后端的废弃物。如果仍然把废弃物处理作为主要问题，发展思路就是被动、事后的。
二是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启动。中国推进循环经济是从领导人开始自上而下展开的。对于循环经济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新事物，这有合理性。特别是中国采用五年发展规划的方式进行全领域全过程的强力推进，这是西方国家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在国际上具有独特的引领作用。耶鲁研究产业生态园区的教授曾经问我，同样是发展产业生态园区，中国模式与丹麦的卡伦堡模式有什么重要的不同。我的回答是：卡伦堡模式是在漫长的时间里慢慢演化成功的，中国搞循环经济没有这样的时间条件，我们需要用自上而下的体制进行强力推动。所以在2005-2015这十年间，中国的生态产业园区可以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当然政府的第一推动最终需要转化成为上下互动的推进模式。
三是通过示范项目从点到面推进。对于像循环经济这样的新生事物，中国的做法总是在大范围推行前选择一些项目先试先行，然后在总结示范项目的成败得失后在面上进行推进。例如，做上海化工区的产业生态园区案例研究，我们在调查研究总结环境收益的同时，特别注意园区搞基础设施一体化如何可以给企业降低经济成本带来经济收益。这就给类似的工业园区提供了范例，然后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展开。当然示范项目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不及时从点到面，示范项目就会成为供观赏的盆景，而没有形成所需要的森林。
第二个10年：中国在深化，欧盟想主导
过去20年，第一个10年中国举国推进循环经济，在世界上起了引领作用。第二个20年，发达国家看到中国的气势，也开始把循环经济作为绿色经济新模式，制定战略和政策大幅度进行推进。2013年和2014年左右，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EMF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开始高调推进循环经济，并与麦肯锡合作在总结以往各路循环经济思想流派的基础上，研制了一个循环经济发展的“蝴蝶图”。欧盟则超越传统的废弃物处理观点，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循环经济的新政策，强调循环经济是经济增长新模式，试图保持绿色发展的主导地位。
过去10年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国的绿色发展的两个基本支柱就是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前者使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流脱碳化，后者使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流循环化。我自己在过去十年中，觉得有意义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从共享单车研究共享经济是循环经济的高级形态。
2016年摩拜等共享单车突然间冒出来，我特别开心。之前我讲服务循环不卖产品卖服务的案例，都来自欧美，现在终于有了中国自己的故事，是中国本土创造的共享经济。从2016年到2018年我的许多时间是围绕共享单车展开的，写文章解读，参加研讨会论证，给决策层提建议，以及接受央视白岩松和国外电视台专栏采访，等等。我以摩拜为例，说共享单车不卖产品卖服务的特点表现在，制造耐用自行车但是不卖自行车而是提供骑车服务，这是B2C的共享经济，不同于美国Uber和Airbnb是C2C的共享经济。
但是共享单车发展的弯路，在于本来是循环经济的好事情，后来受到了线性经济的旧思路干扰。即共享单车在城市里过度投放成为垃圾山。最初的时候，摩拜单车是按照循环经济的思路去设计从制造到运营再到回收的各个环节的。摩拜单车因为要放在外面风吹雨打，钢架、橡皮轮胎等都是耐用的，报废后也负责进行回收，因此他们最初造车的成本是贵的，六千多元一辆车。他们还做了一个团标。按照线性经济，以往的自行车最多骑三年就要报废。按照循环经济，摩拜单车要求能用4-6年。另外，投放运营也是要控制数量的，共享单车的回报和经济收益不是来自大量投放，而是通过单车的平均使用率来获得。
上海宝山，共享单车堆积处。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但是与摩拜竞争的小黄车不是循环经济的思路，而是线性经济的思路。小黄车不做自己的耐用产品研发，而是用两三百元一辆的常规家用自行车搞共享单车，并且靠大量投放去占领市场。随后，风投资本又助长了廉价共享单车的市场投放量和占有率。结果劣币驱逐良币，摩拜因为成本高，看到市场流量去了小黄车，摩拜就不得不去搞轻型的车增加投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按照跑流量的逻辑运作，大批车子坏掉，共享单车成为垃圾山，就不足为怪了。
这是2016-2018年共享单车第一波的一个悲惨故事。当然，这背后还涉及城市公共交通空间结构的调整问题，涉及到城市交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如何解决的问题，需要把共享单车与城市空间更新规划与管理结合起来才能得到解决。记得当时在共享单车发展争论比较激烈的时候，《人民日报》召开内部研讨会给高层提供意见，我被邀请到北京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当时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也呼吁要发展共享单车，也参加了研讨会，他说你们向上报告应该多反映诸教授的意见。
其他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2015年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巴黎会议之后，大家认识到降低碳足迹，除了本身碳排放的范围1和范围2，更重要的是上下游供应链的范围3碳排放。而范围3的降碳与循环经济的物质流有密切关系，EMF的研究认为推进循环经济可以减少45%的碳排放。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做循环经济助推碳达峰碳中和的研究。
另一个是上海“无废城市”立法的例子。原先法案起草时，把末端的垃圾焚烧填埋也作为专章放在里面。我参与研讨和做报告介绍国际上的动向，说“无废城市”是循环经济在城市中的运用，不能再回到垃圾处理的传统思路中去。中国城市过去十年已经发展了相对完善的末端处理设施，下一步应该强调源头减量和回收利用。最后出台的法案，末端处理只保留了一句话，不再专章展开。我觉得这是真正把循环经济的理念用进去了。
未来20年的新课题
讨论未来20年中国循环经济的深化发展，现在有了更好的背景。2020年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2021年中国开始用“双碳”目标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从过去40年的高速度增长转向下一个40年的高质量发展。今年8月份又发布了《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强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服务于全面绿色转型，要抓紧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特别是今年是中国ESG元年，中国正在把ESG纳入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内容，推进中国企业做大做强。这意味着，我们正站在下一波的循环经济发展的新起点上，我个人对下一步循环经济深化发展，有如下初步考虑：
诸大建在活动中演讲，谈循环经济助推碳达峰、碳中和。
一是关于循环经济促进法的修订思路。15年前中国搞循环经济立法，想制定一个具有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意义的超越废弃物管理的法案，国际上没有可参照的做法，中国走出了一条探索性的新路。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说现在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大而化之没有用，要退回去搞废弃物综合管理法。我觉得现在提出下一个4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循环经济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为《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提供了方向。我们需要发挥中国循环经济最初10年的创新精神，研究吸收过去20年国内外的发展经验，继续进行从0-1的创新，在世界上当好循环经济的领头羊。
二是大力发展循环型企业及其世界标杆。循环经济的实践通常有企业自身小循环、产业生态园区中循环、社区和城市空间大循环三个不同的层次。过去20年，中国发展循环经济在实务层面，在世界上得到首肯最多的是星罗棋布的产业生态园区，这为未来中国绿色供应链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打下了基础。未来20年，我们需要强调循环经济的基础是企业，要把政府在循环经济上的第一推动力转化为中国企业的燎原之火。一方面通过ESG使得更多的企业转型成为可持续性的双价值企业，另一方面要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引领意义的循环经济型企业，特别是在世界500强中有地位的中国循环经济的世界龙头企业。
三是充分认识和发挥循环经济的就业功能。以往讨论循环经济，大家一般集中在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这比传统的搞环保只有环境效益，多了一层经济效益。但是还没有人讨论循环经济的社会效益。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经强调，循环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有三重效益，社会效益集中表现在就业上。循环经济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好处之一，是就业工作岗位可以上升，物质量消耗可以降低。创造就业是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物质量降低是降低自然资本。因此循环经济最精彩的地方，是用可更新的人力资本来替代不可更新、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本。北欧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的思路是把人工的收入税降低，资源环境消耗的税增加，保持总的税收不增加。这是鼓励用人力资源来替代物质消耗。线性经济卖产品，制造业的就业是主要的；搞循环经济，是要加强维修提高产品的耐用性，许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这样一来，就通过延长产业链形成了新的就业。按照联合国的说法，减少对自然资本损害的劳动部门，增加对社会做贡献的劳动部门，是最根本的绿色转型。这对于认识循环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四是从循环经济推进中国的无废城市建设。无废城市是循环经济在城市与社区层面的抓手，无废城市不是简单的垃圾分类和末端处理城市。无废城市的世界标准有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废弃物处理要用回收利用为主替代传统的填埋焚烧，二是城市废弃物生产要有显著的减少，例如C40城市联盟提出无废城市至少要比原来减少15%。中国新一波的循环经济发展，需要大力发展无废城市，以便成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