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习惯”打工的打工者：从厨师到老板，他始终融不进这座城

文 | 仓阳

“我这几年是没挣到钱，不过心也搞野了，打工我还真有些不习惯。”郝军大大咧咧地对我说道。听了这话，我无名之火噌噌冒出，简单粗暴地打断：“你搞了几次生意都没挣到钱，还不死心？”

故事的起因是今年10月，好友大忠在微信上告诉我，郝军开店又亏了，刚把店盘出去，和媳妇张玉这几天在老家无所事事。“这次他亏了至少15万，心里难受啊！”

我的眼前顿时浮现出郝军穿着肮脏的白色工作服，在烟熏火燎的柴油灶前挥舞铁锅和勺子的情景。15万，他要炒多少盘菜才能挣到。

九几年的时候，我就认识郝军了。他个子不高，长得很白净，看起来是个很实在的人。

20年来，我目睹了他的顺境逆境。郝军家住鄂东大别山区，那里曾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郝军和那个年代很多农村穷苦孩子一样，初中毕业就不读书回到了村里，跟着父母一起修补地球。

没有谁愿意在村子里种田，而那时候，就业机会远没有现在这么多，农村孩子出门找活干，还要父母亲戚削尖脑袋到处找关系。没有路子的家庭，孩子只能在家放牛、插秧、割谷、收棉花。

郝军曾对我讲起少年时在农村干活累得几近虚脱的经历。他家有一块两亩的大稻田。他和母亲打着赤脚，在稻田里鸡啄米一样，左手把秧苗分成一缕缕的，右手把左手分出来的秧苗塞入水下的泥巴里。偌大的稻田里，远远看去两个人渺小得如同黑点。累了扭头往后看，永远是宽阔的水面，大的让人绝望。两条腿上不时有蚂蟥在吸血，他拔起腿来，右手抓住蚂蟥一扯，奋力将蚂蟥往远处扔去，也顾不得腿上在鲜血直流，继续弯腰插秧。

累得腰驮背断也就是混个肚儿圆，还一眼就能看尽自己的一生。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农村人认为最靠得住的路子是学一门手艺。为了能学到手艺，很多农村孩子甚至连工钱都不要，包吃包住就行。

在家里晃荡了一年多之后，郝军的父母就和他商量，送他出去打工学手艺。郝军学的烹饪，也就是厨师。曾经在农村，厨师曾被认为是最好的职业，因为“筷子插在人家锅里”，一辈子不愁吃喝。

郝军提着一条曾经洗过的化肥袋子，里面装着两套换洗衣服，肩上还扛着两床棉絮，忐忑不安挤上开往大武汉的长途客车，开始他的打工学艺之旅。

学手艺要不怕吃苦，还得机灵乖巧。在熟人帮助下，郝军顺利在武汉一家酒店找到了一份学徒工作。他什么苦活都抢着干，每次见了炒菜的大师傅都点头哈腰，生怕被看不顺眼。每隔几天，大师傅下班后，他主动把大师傅脏得看不清颜色的围腰用84消毒液洗得干干净净，再烘干后挂在厨房墙上。

大师傅第一次用郝军洗过的围腰时非常意外，在厨房里问：“谁帮我洗的？”一旁的郝军毕恭毕敬回答道：“师傅，是我洗的，洗得不干净，下次注意！”大师傅虽然没说什么，但看郝军的目光都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洋溢着暖意。很快，大师傅把他当成自己人，总是高看一眼厚待三分。

郝军在武汉混着混着，如他父母所愿站稳了脚跟。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家里有媒人上门介绍。自恃在大武汉闯荡的郝军心气很高，他对媒人提了两个要求：一、女孩必须要是初中毕业；二、身高不能低于一米五。

很快，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孩，叫徐梅。女孩是邻村的，郝军提出的两个要求都符合。没过多久婚事就定了下来，不到20岁的郝军有了自己的家庭。

结婚后，郝军和徐梅一起在武汉打工，郝军是厨师，徐梅是服务员，一个负责后厨一个前厅，典型的“打工夫妻档”。他们还在武汉还开过小吃店，不过最终因为挣不到钱草草转让，夫妻俩继续干老本行。

徐梅的亲舅舅是武汉一家大酒店的厨师长。娘亲有舅，爹亲有叔，关照外甥女婿是舅舅责无旁贷的事情，何况舅舅还是餐饮圈子里的前辈。

一次，一个酒店老板通过朋友找到徐梅的舅舅，委托帮忙给他们找一个厨师，包吃包住每月工资1500元。这一年恰逢香港回归，当时在武汉，郝军每月的工资只有六七百元，1500是个很惊艳的数字。肥水不流外人田，徐梅的舅舅将这个机会给了郝军。

就这样，郝军独自来到了山城。酒店的生意很好，老板对他非常满意。因此郝军受到了特别的礼遇，在酒店的地位也非常稳固。

那时候流行打台球。下班后，郝军经常在酒店旁边的台球摊上一显身手。钱挣得多，他不怎么节约，总是怎么潇洒就怎么玩。

我的家乡也在大别山下，和郝军所在的县相邻，在千里之外的这座城市相遇自然更是亲密。那几年我偶尔会到郝军打工的那家酒店去坐坐，经常看到郝军在酒店旁的台球桌上侧着单薄的身子，打了一杆又一杆。郝军带我到酒店大厅坐下后，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就会给我们送上一杯茶，微微一笑后安静离开。

这个女孩叫张玉。当时，张玉刚刚中专毕业，没有找到更合适的工作，在这家酒店收银。

这时的郝军已经当上父亲了。他和徐梅唯一的女儿在他来到山城前就已出生，徐梅也回到了村里专职带孩子。其实在这之前，郝军和徐梅之间就经常爆发冲突。郝军口中的徐梅，很强势。

张玉的出现，成为了郝军和徐梅分道扬镳的催化剂。

张玉在我印象里，恬静寡言，并非别人形容的“洪水猛兽”。然而我一直认为，一个男人当了父亲之后，肩上就有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子，反复劝他不要离婚。郝军痛心疾首：“你不晓得那个人啊，在屋里她跳起来骂我的娘老子（鄂东话，指老父亲和老母亲）！”

当然这是郝军的一面之词。郝军自己也承认，徐梅和张玉二选一的话他用脚投票都会选张玉：“张玉是没结婚的姑娘伢，又是中专生，愿意跟我说明我混得好，说出去我面子多足啊！”

之后的郝军和徐梅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离婚大战中。为了挽回丈夫的心，徐梅甚至拖着一只拉杆箱，不远千里从老家赶到了我们所在的山城。

而此时，郝军打工的那家酒店因为生意下滑，跳槽到了本市另外一家酒店打工了四年。这对于动不动就炒厨师鱿鱼、流动性很强的餐饮业来说，算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了，同行都说他运气好。

我是在郝军打工的这家酒店见到徐梅的。眼前的她很瘦小，眼睛滴溜溜地转，不放过一个关于郝军的信息。她是主动找到我的，想请我当说客劝劝丈夫，我明知道她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还是违心地答应了。

郝军和徐梅耗了几年，还是离了婚。两人家都在农村，房子还是郝军父母的老房子，不存在财产分割。女儿被判给了郝军，郝军赔给徐梅一笔钱。这笔钱不算多，不过对于当时的郝军来说是一个不太小的数字。

郝军离婚后，她和张玉的感情没有了障碍，婚姻大事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可是张玉家一听说是郝军，一万个不同意。张玉家在本市的城郊，父母是菜农，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张玉的父母嫌弃郝军离过婚是厨师，关键是还没房子。张玉性格偏柔弱，不愿意为这事和家里闹翻，婚事就一拖再拖搁置了下来。

郝军也想买房子。不过，自从离开他和张玉认识的那家酒店后，他的好运气似乎就到头了。他工作不稳定，经常主动或被动跳槽导致失业。时间最长的一次，他玩了两个多月。加上离婚令他元气大伤，家里还有女儿要抚养，那几年他的父亲身患癌症，治病加上为老人办理后事花了他不少钱。他买不起。

我曾多次提醒郝军赶紧买房，房价只会越来越高。“你说的这些我懂，关键是我一搞就没上班，哪里有钱每个月还几千块钱的贷款？”

2010年，张玉独自去了武汉打工。后来，郝军也回到了武汉，两人得以团聚。在武汉，郝军依旧是干老本行当厨师，不过“屁股坐不稳”，经常失业。2013年，多年来他一起打工认识的好几位同行也都厌烦了当厨师，又觉得40岁的人了总是打工不是长久之计，就约在一起琢磨转型，想来想去，自己在餐饮业摸爬滚打一二十年，不如就开酒店当老板。对于郝军来说，以他当时的情况，更不甘心继续当厨师——他不能让前妻看笑话，更要买房子和张玉修成正果啊。

我理解郝军。这十来年，当年跟他一起出门打工的同行，绝大多数人在城市里安家落户，差一些的也在小城镇买了房，或添置了私家车。作为打工者，不搏一把他如何弯道超车。

2013年夏天，郝军和几个厨师同行合伙在武汉开了一家大的酒店。酒店共三层楼，足有数百平米。酒店地处市郊一处开发区，郝军他们接手时这条街非常冷清，门面是新的，之前没出租过。装修花了好几个月时间，采购各种酒店用品后，酒店红红火火开业了。

只是，酒店自开张便门可罗雀，每天的房租、水电、员工工资却不少。不到半年，大家就扛不下去了，只得挂上了转让的牌子。刚开始，郝军他们还寄希望有人接手，这样他们装修投进去的钱可以止损。于是他们又硬挺着白白交了半年的房租，奇迹还是没有出现。就这样，一伙人连装修费也亏了进去，高达40多万。

随后，郝军又和一位师兄一起开了一家食品加工厂。电话里他说食品加工厂主要生产扣肉、花卷、鱼丸子、辣鸡块等半成品，真空包装后和酒店的后厨配套。郝军和师兄认为，酒店临时加工食材耗时耗力，加上批量小反而成本高，其中有商机。

起初我问他生意怎么样，他说还可以。他还特意回到我这座城市来了一趟，专门推销他们的产品。

那天听说他回来了后，我特意去他住的宾馆找他。他是和师兄一起来的，师兄手臂上有醒目的纹身，脖子上挂着链子般粗的金项链。郝军脖子和以前一样光秃秃的，气色看上去不太好。“没得办法，回来找一下以前的同行们，看能不能打开省内的销路。”他说话时声音很消沉。

我走时，他塞给我他们生产的两盒肉卷和鱼丸。“都是熟的，回去解冻加热就可以吃了。”他说道。我回家后仔细一看，肉卷和鱼丸用塑料盒装着，上面连厂家都没有。

第二天，他返回了武汉。一年多后，听说郝军的食品加工厂又没开了，原因是挣不到多少钱。“不好搞，白忙一气，还不如打工！”郝军在电话里对我说。至于亏没亏本钱，或者说亏了多少，郝军讳莫如深。

2017年，不甘心的郝军和另外一位厨师朋友又在武汉盘下了一家小酒店。酒店不大，只有七八张条桌，主要做盖浇饭和别的小炒。他们请不起厨师，自己掌勺亲力亲为。没多久，那位厨师中途“退股”，留下郝军独自支撑。

每次搏一把都是相似的结果，郝军仅有的几万元钱非但没有增加，反而缩水。这些年房价一路走高，就连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房价也从两三千涨至五六千，武汉的房价则每平米一两万了。而郝军这次开店又是亏损了15万后狼狈退出，买房对于郝军来说变成了一个更加遥不可及的梦。

拖到了去年，郝军和张玉终于结婚了。当我在问起他日后的打算，郝军说，他和张玉商量好了，打算在老家找一处门面，开一家小一点的酒店，同时让张玉好安心在家备孕。“我这几年是没挣到钱，不过心也搞野了，打工我还真有些不习惯。”他说。

作为从农村涌向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如今，生养他的农村他回不去了，繁华的城市他想扎下根，又屡屡失败，买房更是遥不可及。

对这位老朋友，我能做的大概唯有祝福。

（因涉及个人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王迪

图｜视觉中国

【作者简介】

仓阳，供职于某报社。潜心致力非虚构写作，讲述普通人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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