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学展开跨学科对话的艺术、宗教、哲学和当代技术

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四十年，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方法论建构方面则略显滞后。如何借助新论域的开拓来推动方法论的探索和提升，是当下比较文学学科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于2018年12月15-16日，由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暨《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编辑部联合主办的“跨学科对话与平行研究”首届论坛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六十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聚焦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和人文科学内的跨界问题，深入探讨学科发展的方法论建设。

论坛开幕式由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纪建勋副教授主持。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首先致辞，杨教授高度评价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并对论坛以跨学科和平行研究为着眼点来寻求比较文学方法论新路径的做法深表赞赏。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负责人暨本次论坛的总召集人刘耘华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刘教授指出，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四十年，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方法论建构方面则略显滞后，而本次论坛的举办，主要是期冀借助新论域的开拓来推动方法论的探索和提升，从而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贡献绵薄力量。本届论坛共设“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和“文学与当代技术”四个分论坛，在两天的时间内共进行了32个相关领域的主题报告，展示了文学与哲学、宗教、绘画、电影、生态、科技、法律等学科交流碰撞所激发的火花。

一、“文学与艺术”分论坛

荒野审美与艺术鉴赏

来自厦门大学的代迅教授在《荒野审美意识的逻辑发展》发言中追溯了中国古代以荒野为主体的自然景观审美，并和西方视域下的自然审美及荒野审美进行了比较的历史分析，并结合卡尔松的“肯定美学”等激进的美学观念，指出荒野审美对“无功利性”感知方式和“距离说”等审美惯例的打破，将有可能发展出不同于艺术美学的荒野美学，对中国当代主流的实践派美学形成实质性的挑战。上海大学刘旭光教授的报告则以《论析艺术作品的方法与经验艺术作品的过程》为题，分析归纳了自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来，左右人们解读艺术作品的三种主要经验方式，并归纳其各自缺陷。进而在英伽登“四层次说”的基础上，引申出了经验艺术作品的物质媒介层、形式语言层、意象客体层和形上意蕴层，建构了一个具有创见性的五步经验艺术作品基本模式。杨乃乔教授的报告《从“Kassel Documenta”到“艺术文献展”——在中国汉语语境下误读与误译生成的新艺术观念》梳理了“Documenta”作为拉丁文源语及其所携带的文化观念，并从语源学与翻译研究的角度就 “艺术文献展”这个术语的翻译及创造性诠释的现象进行了精彩的阐述。 他指出，中国美术界在汉语语境下对“文献”的误读与误译，丰富性地扩大了“Kassel Documenta”的策展艺术观念，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困境中开辟新路。

后人类与电影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姜宇辉教授的报告题为《后人类，加速与幽灵时间》，回顾了“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及其理论基本脉络：“机器作为异化的力量——机器作为欲望之生产——机器作为整合/转化之平台”，继而介绍并强调具有启发性的“幽灵时间”概念。同样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吴冠军教授则以《后人类主义和电影哲学》为题展开了讨论，他运用麦茨的理论提出电影成为了社会生活内部被合法打开的一个“漏洞”——“现实”中所不被允许的各种“更疯狂”的东西。而电影在晚年的拉康与德勒兹的推动之下，从后人类主义角度重铸了电影的哲学基础：“电影是真的：一个故事是一个谎言”，“电影对于讲故事的艺术而言，就像真理对于说谎”等。

图像与意义

江苏师范大学马凯臻教授的发言名为《比较视域下汉画像石艺术的视觉方式分析》从视觉文化的基因库中提取“拆半表现”、“物象倒置表现”两类经典的视觉方式，并追寻由此形成的视觉方式与解码方式，从而实现了对汉画像石这一个人类视觉方式的比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牟春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图像带来的两重视觉的发现——谈左拉的<杰作>》，她从图像内涵的不稳定性与恒常性的两重视觉发现的角度及塞尚对统一意义的追求来重看左拉的小说《杰作》，诠解其何以导致左拉与塞尚友情决裂的这一“公案”。上海戏剧学院施錡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双树’何托：元代画家群体的一类独特语汇》，她指出在艺术史中一般认为“李郭”传统中的“寒林”“蟹爪树”“双松”在日后的绘画中被一再地复制与呈现无非是“李郭”传统在后世的延续，但是事实上其在不同阶段有着充满活力的演变，并进一步结合曹知白等人的相关画作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文学与宗教”分论坛

中西跨文本互释

山东大学李炽昌教授的报告为《黑暗之灾与光的创造：以中国视角下的灾异概念——阅读<诗篇>105：26-36》。李教授基于汉代把自然灾害和异常天象视作对统治权力的警戒与对暴政之惩罚的的两级灾异观，提出一种跨文本诠释希伯来《圣经》的方式。他由汉儒天人感应观念来重新审视《出埃及记》，指出“黑暗”之灾的降临不仅是为了彰显上帝无上的权柄与天威，更具有审判埃及和拯救以色列流亡困境的双重意义。这种宗教和世界秩序之间的关联的显露指向了《圣经》文本核心的社会政治维度。南京大学成祖明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家国同构：一个祖源神话的母题比较》。成教授用德国圣经学家赫尔曼·衮克尔（Hermann Gunkel）的形式批评理论对《诗经》中《玄鸟》和《生民》作了文本内容与叙事结构上的分析，展现了古老神话在文明发展的社会变迁中，出于统序建构和叙事合理化的需要，存在一个不断层累演进的过程。并将殷周祖源传说在流变与整合中逐步投射出的天下一统的国家秩序观念，与希伯来圣经中祖源叙述中体现出民族宗教秩序观作对比，揭示二者建构转变的可能历程。武汉大学张思齐教授作了题为《理雅各的道学研究与易学贡献》的报告，梳理介绍了 19世纪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成果，指出他对中国道教文献和《周易》文本所作的译介工作天然具有一种跨文化、跨宗教的比较视野，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优越性。

宗教信仰与文学叙事

复旦大学刘平教授在其《在跨文本对话中打开两个‘摩西’——莫言新作〈等待摩西〉研究》的发言中，将莫言的短篇小说《等待摩西》与古代近东经典《希伯来圣经》进行跨文本的对读，把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东北乡人柳摩西与以色列人摩西在各自时空中起伏跌宕的生命行迹归纳比较，由此建构起两种不同叙事中人物灵魂历程上的对称关系。并更进一步地发掘出小说借助对女摩西马秀美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作者自身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面对时代困境对如何安顿个体灵魂的思考。兰州大学文学院的张同胜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水浒人与摩尼教》，他以文学叙事和宗教教义的关系为阐释框架，通过对摩尼教、弥勒教、白莲教等民间宗教源流的考镜，透视水浒好汉行迹和摩尼教义之间密切的逻辑关联。济南大学文学院的刘丽霞教授在其《中国现代基督教文学的本色化探索》的发言中，以赵紫宸的《民众圣歌集》、山东泰安马庄的耶稣家庭诗歌、赵紫宸与廉建中写作的基督教旧体诗、以及许地山的小说《玉官》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技艺或思想为例，考察近代一批知识分子以教徒身份提倡并实践基督教文学所做出的本色化努力，深化了当代对中国基督教文学自身建设的思考。

经义诠解与神名考辩

中国人民大学张靖研究员的发言为《翻译与基督教中国化：〈罗马书〉3:21-26的两个词语翻译为例》。以基督教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历史处境来考察《两个希腊语词“dikaiosune theou”和“pistis christou”的词源和诠解历史。她指出虽然通行本中文《圣经》一般把前者译为“上帝的公义”，后者译为“因信耶稣基督”，但简单的翻译下都蕴含着一个肇始自“保罗新观”出现的“因信称义”问题。上海师范大学纪建勋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明末“天主”考》。他的报告通过对利玛窦《天主实义》、罗明坚《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葡汉辞典》、《中国诗集》与范礼安的《日本要理本》等原始文献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搜剔耙梳，追溯明末“天主”译名的真正源头。进而以“天主”译名的考诠来认知与反思中西文化融合的一些基本规律，发掘这一经典案例对当今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学的方法论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以《互为方法的比较文学与宗教学》所做的发言对本场分论坛从方法论意义上给出了最好的总结。杨教授首先以西方著名宗教学家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和中国中古史研究大家陈寅恪先生谈宗教与思想的话语引入，指出比较是一种认识他者和了解自身的最好方法，跨学科的对话并非会导致互相淹没或抵消，而是能够批判自我中心的幻想，孕育出更具有建构性的理论方法。最后，杨教授通过对一个宗教学研究中“关联性”（correlation）概念的介绍，呼吁人文学科研究打通现有界限，重视并激发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学科之间，也在不同宗教之间相互阐释的可能性。

三、“文学与哲学”研究

哲学思考与诗学解读

华东师范大学范劲教授的《<易经>和中国诗学》认为中国的美的秩序是由《易经》奠基的，其核心就是美和生相关，而生命的核心特征是“大和”。“中”的立场、“大和”的理想、阴阳刚柔的差异性结构、阴阳交替的生命节奏、交感的作用方式等，通向的是中国艺术的整体性理想。天地人和谐统一的中国诗学理想，既不是以客体、以外部环境为导向的模仿论，也不是以主体、以个体欲望冲动为导向的表现论。对中国艺术优劣的评价，关键在于其“整体性”有无刚健升进的生命力。中国人民大学赵倞老师的《书与褶——马拉美<-ix 韵十四行诗>释读》对马拉美的一首无题十四行诗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深入释读。作者从语文学和诗学的角度切入，反复寻绎吟玩诗歌的音韵、意象、象征和结构。通过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考察，作者指出“ptyx”包括“褶子”和“书”这两层含义。结合马拉美在其他作品中透漏的关于“书”的创作理想，作者认为这首诗以一种镜像的回纹结构，构成了“书”的缩微形式，在诗的最后人之书在镜中回归了天之书。

上海外国语路程老师的《从维柯与赫尔德看奥尔巴赫的时空观》梳理分析了奥尔巴赫如何借用维柯和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来构建自己的基于普遍人性的“世界文学”理想。在奥尔巴赫看来，虽然二人都重视人类的早期文明形式——“诗性智慧”和神话观念，但在历史哲学上有显著差异。奥尔巴赫高扬维柯的“民族精神”，批评赫尔德的“民族主义”。他分析奥尔巴赫的历史观念中的矛盾之处，但认为其著作《摹仿论》以共时性下展开的“多元意识镜像”之一写作策略回应了自己理论可能存在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汪海老师的《“图像之罪”——列维纳斯与布朗肖之间的文艺理论论争》以哲学家列维纳斯和文学家布朗肖之间围绕图像（即艺术品）产生的论争入题。列氏认为图像有两种罪过，一是造成主体在图像面前迷醉，从而丧失现实行动的可能，二是图像的时间是失去了未来的瞬间，一直在延续，却僵死在那里，艺术因此无法走向他者。文学家布朗肖则将图像比作一种幽灵性的存在——尸体，认为图像中的时间并非僵死的时间，而是一种永恒轮回的时间，这使得艺术一直在召唤重新的开始。福建师范大学周云龙老师的发言为《亚洲景框与“世界图像” 时代的来临：<曼德维尔游记>中的“替补”逻辑》借用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德里达等哲学家关于图像和视觉等的理论，分析前文本《鄂多立克东游录》与《曼德维尔游记》的场景叙事和主体建构的差异，揭示《曼德维尔游记》何以成为视觉隐喻意义上透视化的亚洲镜框。但因为替补逻辑的存在，《曼德维尔游记》所确立的欧洲现代主体意识也面临着自我解构的困境。

思想对话与理论建构

山东大学冯伟老师的《从事件出发：西方戏剧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指出传统的西方戏剧研究存在以情节和文本为核心、忽视行动者和剧场的弊病；而剧场研究中的符号学方法也有着不能真正地言说和分析剧场中的交流和体验的缺陷。因此，研究者需要从事件出发，以现象学方法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视角来关照戏剧，使用有现象学背景的“具身化”概念和来自人类学的“临界”概念帮助分析剧场、演员和观众的感知和体验，消解僵化的意识形态，超越二元对立，为当代西方剧场与展演艺术提供争论的框架。

北京外国语大学韩振华老师的《作为打开欧洲“未思”的手段——朱利安中国古典美学建构之解析》认为，朱利安以“中国”为方法和手段，瞄准的是欧洲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想，却总是绕道中国这块“思想工地”，通过旁敲侧击地触及欧洲的“未思”，来重新发动哲学、伦理学和美学领域的思考。在他看来，朱利安的“遮诠”式论述方法、对中国思想的后结构主义解读、所遵循的中国思想“内在性”的迷思、以及不介入和非政治性的思想倾向，蕴含颇多问题；其为“间距”允诺的孕育力无法落实，“文化间谈”亦停留于纸面之上。上海师范大学郭西安副教授的《变位与偏移：“经”的英译及其海外研究境遇》考察“经”的英译，指出将中文语境下的“经”与西方语境下的经典（classics）、正典（canon）和圣典（scripture）进行对译时，在词意上均不能完整和恰当地体现中文语境中“经”的内涵。对中国的“经”和“经学”的外译涉及如何理解中西之间、古今之间在知识系统、政教意识形态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牵连到对术语所在符码系统的整体理解。

四、“文学与技术”分论坛

人工智能与科学幻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程林老师的《早期机器人与“恐惑”美学——以霍夫曼〈沙人〉中的奥林匹娅为例》以霍夫曼《沙人》中的自动机械人奥林匹娅及其与主人公的关系为例，批判性地结合了延齐、弗洛伊德和森政弘等人的“恐惑”美学、心理学作品，解释及分析早期机器人形象和人机交互给认知个体带来“恐惑”审美和心理冲击的内在机制。重庆师范大学的王坤宇老师从“何为人类？”“何为后人类？”“何为人工智能？”三个问题引入，在其《人工智能电影的主题类型》的报告中，通过分析后人类话语、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电影艺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人工智能电影中关于末日核爆、人机战争、爱情、家庭伦理、生命、政治、资本和技术等不同主题，探讨影像符号下的技术主宰与失控焦虑，从而引发今天的人类对于自身存在和身份的深度思考。

北京大学的王洪喆老师在题为《考古学、地外文明和克苏鲁世》的发言中详细介绍了另类考古和宇宙考古。前者作为一种二十世纪的话语，认为外星人在史前时期来到地球，留下遗迹，创造了人类和文明，却被传说和宗教描绘成神；后者往往将第三世界的考古知识再现为地外文明或者史前文明遗迹，之后成为各种大众媒介文本中反复被在现的另类历史想象。两者在洛夫克拉夫特的新哥特文本中衔接在一起并产生了克苏鲁。通过追溯两者的起源，将前人类世与克苏鲁世首尾相接，可以帮助辨识这种后人类范畴下的政治激进主义的限定性。

西安交通大学的王瑶老师在其题为《〈中国2185〉到〈荒潮〉——技术时代的文化政治寓言》的发言中，以刘慈欣的《中国2185》和陈楸帆的《荒潮》为例，通过分析科幻形象背后存在的二元对立来探讨技术时代的文化政治寓言，探究新的政治主体在这样一个技术时代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而在小说里出现的解决方法其本身即是尝试对不可能性进行一些调和。反观现实生活，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是否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可能的调和性，以及这个调和的过程中主体该如何产生。

媒介技术与人机关系

中央美术学院的陈抱阳老师在其《作为作者的科技》中，指出技术的发展在潜移默化改变生活的同时，也为创作者们提供了各异的工具和手段，并成为创作的媒介和传递艺术理念的方式和载体。随着创作者们不断地引入数字技术到创作中， “作者”变得有些模棱两可。由此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疑问“非人类的创作者可能成为艺术家吗？”陈老师从数字理论和媒介理论出发，尝试把艺术创作中的“技术”看作共同的作者。北京大学的车致新老师通过《浪漫主义作为媒介技术——基特勒论“话语网络1800”》这篇论文，展示了基特勒对“技术”维度的突显和对福柯式话语研究的批判。基特勒通过将“话语网络1800”的历史-理论图绘划分为“线性”的三个连续阶段，即话语的生产、传播与接收，认为其分别对应着在浪漫主义时代的三种最重要的话语-功能，即母亲、诗歌和哲学。车老师根据这一话语生产的线性次序，展示了“浪漫主义”是如何在基特勒独到的分析视域中被重构为一条对话语进行生产、传播与存储的“线性回路”。

南京大学的陈静老师在《反思“媒介”：数字艺术中的文本性、物质性和虚拟性》中首先对数字艺术、新媒体艺术和互联网艺术做出了区分，指出在数字艺术中，“媒介”更多地指向了实践性的、涉及新技术但并不一定是与媒介相关的技术，这使得艺术理论中的“媒介”问题变得复杂化。因此陈老师提出一种媒介认识论——从“文本性”、“物质性”和“虚拟性”三个概念出发，从艺术与技术的角度，以技术逻辑和审美逻辑两条线索对数字艺术作品中的构成机制进行探讨，从而反思以“媒介”这一概念在数字艺术理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上海交通大学张绍欣老师在《法律拟制、法律虚拟和人机关系——以“图灵测试”为中心》的发言中从“笛卡尔测试-图灵测试”和“图灵机-图灵测试”两方面探讨了“图灵测试”不仅打破了前者构建起的人与机器相区别的理性智能标准，也解构了“图灵机”构建起的“人-机”模型。因此，“图灵测试”中的“模仿游戏”是一种博弈论意义上的人机比较关系，所测“智能”乃是文本对话所拟制出的“智能”。实验中身体在空间上的悬搁隐去说明身体是一个生物-社会意义上的事实，而主体-个体意义上的人的终极则是一种“幽灵”。

论坛总结及闭幕式

12月16日下午5点闭幕。江苏师范大学艺术史专家马凯臻教授、山东大学希伯来《圣经》研究专家李炽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德文学关系研究专家范劲教授以及河海大学德勒兹研究专家吴静教授对大会的四个分论坛作了精彩的总结。最后，刘耘华教授致闭幕词，感谢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嘉宾学者和各方人士。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者对会议的纯学术品味以及高水平、高质量的成果展示赞美有加，并强烈要求将论坛常态化，以进一步推进文学艺术与其他人类知识形式的跨界对话，为我国人文学科的学术创新做出新贡献。

（本文原题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论的探寻——“跨学科对话与平行研究” 首届论坛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