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轮穿梭外交：积跬步的中国式调停，或能带来真正和平希望
7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特使将从7月28日起，访问巴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就乌克兰危机开展第四轮穿梭外交，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就当前局势及和谈进程进一步交换意见，探讨推动局势降温，为重启和谈积累条件。
此次李辉特使此轮穿梭斡旋的特殊背景，是在乌克兰外长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首次访华后开展的。乌外长库列巴于7月23日至26日在华访问，期间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广州举行了双边会晤。另外，此次斡旋外交的另一重要背景是俄乌战事已经延续了两年半之久，和谈前景还不明朗，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风险外溢的可能。
在第四轮穿梭外交之前，中国政府也曾通过与国际社会不同国家和机构，包括危机当事国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过沟通、交流和协调。中国政府多次积极进行斡旋和调停，充分反映出中国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正成为促进国际和平，维护国际公义的重要力量。
为和平也为自己，中国适时采取行动
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初，因为时机并不合适，中国并没有积极介入冲突的解决，但随着危机的旷日持久和国际社会纷纷寻求危机的解决，中国也开始采取行动，为恢复地区和平，承担大国责任而寻求合适机会，开展了多轮穿梭外交，其主要出发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稳定地区局势，促进国际和平。
乌克兰危机爆发两年多来，尽管俄乌军事行动没有超越乌克兰边界，但双方冲突已经对欧洲和国际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不仅对欧洲安全构成严重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对国际经济环境和地缘政治局势都产生深刻甚至根本性影响。
受俄乌冲突刺激，欧洲、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力量的对外政策日益强调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抗，在经济领域也高度强调“安全化”和保护主义手段，“全球南方”在这一局面下其经济发展也受到重大冲击。因此，俄乌地域范围上有限的军事冲突却构成了全球性的多方面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其经济利益早已全球化的大国，已经受到乌克兰危机旷日持久所带来的全球性负面冲击的严重影响。因此，中国政府愿意并期待通过自身努力，以多轮斡旋方式为缓解乃至解决地区冲突做出贡献，这有利于恢复欧洲地区和平，并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稳定和国际局势缓和，以及国际关系的正常化发展，从而使包括中国自身在内的国际社会受益于这些调停。
第二，承担国际责任，提升国际形象。
俄乌冲突发生以来，因中国未能采取和西方相同或类似立场，或支持西方国家行动而受到包括美国和欧盟等力量的指责，甚至也受到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些许质疑。尽管中国对该冲突所做反应和许多非西方大国和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质差别，但西方的舆论压力，乃至西方以此为基础对华采取的相关措施已构成对中国的严重伤害。它不仅干扰中国和俄罗斯及与乌克兰关系的正常发展，而且基于西方“长臂管辖”式的制裁行动，使我国的部分企业受到了西方不公正对待。
来自西方的舆论压力和它们对我国经济上的伤害（部分出自欧盟因俄乌冲突而诱发的对我国所采取“去风险”政策）使我国不得不做出反应，这不仅包括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调整，也包括更多承担国际责任以回应西方和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无端指责，并通过多轮斡旋以提升国际形象。鉴于我国在促进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实现历史性和解及促使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具备了基于成功经验所带来的信心。
第三，当前局势处于相对关键节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需积极应对。
如果回到自去年起积极开展斡旋这件事情本身，它可以解释为乌克兰危机发展至今，已经急需有国际斡旋来为危机的解决提供机会。显然，战局之初没有立即斡旋的可能，而冲突延宕至今，双方进入战略僵持阶段，胜负难料，战事多延长一天，对俄乌双方都会带来多一天的深重灾难，也会加剧国际局势的复杂化。当此时刻，国际社会应该采取积极行动为双方尽早停火，争取和平谈判创造便利条件与合适平台。因此，中国政府愿意在此相对关键时刻，为可能的和平进程做出贡献。
与有些国家相比，中国的斡旋更注重国际公义
目前，为缓减俄乌冲突局势和寻求俄乌双边和解，一些国家和力量也进行过或寻求开展调停，但比较而言，中国的调停具有鲜明特性，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中国所开展的斡旋更注重国际公义。
第一，中国的调停具有充分的公正性。
纵观全球，目前有一些国家和组织为解决俄乌冲突做出过一些努力，包括非洲联盟、巴西、土耳其、印度、匈牙利等。显然，较之西方国家，南方国家在调停方面具备一定条件，它们在乌克兰危机方面基本秉持中立立场。然而，基于实力和有些国家具有通过调停扩展国际影响力的特殊目的，因此调停效果有限。反观中国调停，更具有持续性、全面性和公正性，它不仅连续进行了四轮各有侧重的调停，而且注重关注俄乌双方的各自观点与国际社会的广泛立场，与有些国家的调停只注重协调俄乌立场或试图融合几个大国立场不同。以此而言，中国的调停具有丰沛的公正性。
第二，充分重视国际民主，尊重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立场和意见。
由于从国际公正立场出发而寻求危机的解决，从而在实际效果上使中国的调停与斡旋符合国际民主精神。尽管第四轮斡旋还在进行当中，但通过这四轮及可能的后续更多斡旋，中国政府通过特使已经和将会包括俄乌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广泛接触。除了俄乌两国，李辉特使已为此访问过欧盟、美国、波兰、德国、法国、土耳其、埃及、沙特、阿联酋、印尼、巴西等等，既包括直接当事国，也包括受冲突直接影响的乌克兰周边国家，还包括与危机相对没有直接关系的南方国家。与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协调、交流与接触，中国政府为寻求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实际可操作性与合理的解决方案做出努力，这些斡旋行动因此也成为中国推动国际民主化努力的一部分。
第三，不寻求一蹴而就，为国际和平创造充分条件。
中国政府斡旋的严肃性表现为它不出于私利并基于国际多数意见，更重要的是，它也不寻求一蹴而就。因此，它愿意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斡旋来缩小分歧，寻求共识，也因此，这种看似一次次进展微小或者似乎没有什么进展的斡旋行动没有得到一些国家的充分理解或重视，但是中国行动的持续性实际上有助于推动高度复杂的危机的可能解决，具有更高的现实意义。比较而言，西方国家期待通过中国政府对俄罗斯的劝说，或者通过华盛顿一顿武力输出来终止危机的想法反而显得有些幼稚。因此，中国秉持“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方案”的原则，通过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可能会为危机的解决带来真正的希望。
中国调停之路也面临挑战
俄乌冲突是中国开展斡旋和调停的最新案例。近些年来，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承担作为一个真正负责任大国的义务方面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这些努力包括促成沙伊和解，以及促进巴勒斯坦内部众多派别的和解，以及曾努力寻求朝鲜半岛和解与介入苏丹内战期间的可贵的调停，等等。一路走来，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比较而言，中国还是国际社会上开展国际调停与斡旋的“新手”，依然面临一些挑战，它们包括：
第一，在调停的国家能力与国际意愿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调停能力包括国家的物质实力、道德资源、国际权威，也包括调停的经验和国家为调停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资源等。从这些条件而言，中国可能在许多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调停作用的意愿在不断增强。换言之，基于中国所具备的国际影响力和实力，国际社会对中国付出更多努力来成功实施调停可能寄予了超越中国能力的期待。因此，未来中国需要弥补在中国进行调停的能力和国际赋予的愿望之间的差距。
第二，调停的复杂性与被调停事务的紧迫性之间的差距。
显然，中国更愿意通过复杂的和长期的调停途径来构建具有现实意义的理性方案，但现实中被调停问题的解决又往往具有高度的紧迫性，越快达成解决方案越好。因此，如何解决调停的长久性和问题解决的紧迫性之间的矛盾，可能还需要中国具备更为成熟的调停手段。
第三，部分国际力量的排挤。
尽管中国的调停所强调的国际公正性和高度的现实可行性，为国际社会所需要并大体上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但依然受到一些国家和力量的非议。譬如，从广义上说属于调停范围的中国所发表的“政治立场文件”遭到过西方社会的普遍质疑，一些国家对中国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表示嘲弄甚至不满，等等。这些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质疑，一定程度上会干扰中国调停与斡旋的效果。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作为一个致力于国际公正与民主，勠力实现国际和平的负责任大国，其独特的斡旋与调停将为国际社会带来新的、有助于国际和平与稳定及恢复公正国际秩序的希望，值得鼓励和继续努力。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