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不累于俗，不饰于物｜逝者

【编者按】

在《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乐黛云传》中，作者这样评价学者乐黛云：

在当今中国，比较文学已经日益走向成熟，成为人文科学研究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这一切，都与一位杰出女性的努力密不可分，她就是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乐黛云教授。

乐黛云，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欧洲跨文化研究院执行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等。这些与成就相伴随的头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乐黛云教授这样一位中国女性却取得了如此的成功，实在令人赞叹不已。

1931年，乐黛云出生于贵州。17岁那年，她同时被几所大学录取。在母亲的支持下，她只身来到了京城，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21岁的乐黛云毕业留校，成为中文系最年轻的助教。在教务之余，她师从著名的文学史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泰斗王瑶先生，研习中国现代文学史。年轻气盛的她，系统地研读了大量书籍，立志在当时尚处于初创阶段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作出一番成就。然而不久，这一切被突然中止，她跟她的同辈人一样，走出校园，重归土地。等回到学校，已经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光。7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大学招收了一批留学生。乐黛云被分配去教留学生班。谁知就这三年的教学，改变了她后半生的生活，也续上了我国比较文学30年几乎中断的血脉......

在《乐黛云散文集》中，乐黛云回顾了自己的精神园地，在她活泼的文字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一位坚毅、富有力量的女性的伏案背影，以及那片孕育了一代女性的文化土壤。

人的个性可能有一些先天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是决定于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读书更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在初中二年级读了《简爱》，女主人公那种自尊自爱、自我奋斗，鄙弃世俗成见，忠实于自己的心的性格无形中成了我的摹本。

高中时代，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是《罪与罚》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让我第一次关注到社会底层可怕的贫困、痛苦和绝望，并深感如果对这一切不闻不问、漠不关心，那确是人生的奇耻大辱。

四十年代末期，我有幸接触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职业革命家拉赫梅托夫和作者本人成了我最崇拜的偶像，也成了我在生活中追求的最高目标。

后来，一连串逆境，使我深深爱上了《庄子》：庄子辽阔豁达的胸怀使我有力量去漠视生活对我的不公；尤其是他的名言“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成了我在逆境中做人的准则。

与此同时，《陶渊明集》则陶冶了我浮躁而尚不能脱俗的情怀。陶渊明对素朴的田园生活的吟味，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等都陪伴着我，使我在艰苦的农村生活中体验着「大自然的诗意而逐渐心安。“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等诗句使我对农村的静夜和清晨都充满着喜悦。后来，甚至对生死等大问题似乎也都有所参透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一旦连生死都能听其自然，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乐黛云散文集》 (2015) 

作者：乐黛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我们的书斋

我们家的藏书在北京大学里虽说数不上状元，但总也能算得上个探花、榜眼什么的。汤家家传的书，除分赠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外，还存一批线装书，但不到我们目前藏书的十分之一。我父亲留给我的书不多，但却有几本相当精彩：如一卷《敦煌写经》，那是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北大念书时，从皇宫附近一个卖破烂的小摊上买来的，也不知是真是假；另外还有一本明版的《牡丹亭》，这是他送给我和汤一介的结婚礼物。另外，新中国成立前夕，没人读书，更没人买书，甚至没人要书，汤一介乘机买进了一批他喜欢的珍贵书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在美国和香港，几乎把手中的外汇都买了英文书和台湾书。此外，就是陆续买进的国内出版的各种书籍了。反正我学文学，他学哲学，历史是我们都需要的。于是，凡有文、史、哲的新书好书，我们就都想买。钱不多，也常为买文学书还是哲学书的问题吵架。后来，孩子大了，负担轻了，钱也多了一些，买书就不免随心所欲起来，送书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的书也就源源不绝。

这么多书，往哪里摆？“文化大革命”，我们被轰出燕南园，在中关园一住就是三十年。先住三十五平方米和人分住的小平房，后住五十平米左右的楼房，我们家的空间几乎全被书籍占满了。四壁全是顶天立地、里外三层的厚木书架。书，先是立着放，后是横着「摆，再后来，就摞成一堆一堆，塞满了书架的全部空间！

当然，我和老汤都愿意把自己爱用和常用的书放在显眼、好拿的地方，可是这种地方有限，该放谁的书呢？在这种争执中，我常常打胜仗，因为，第一，他个儿高，我个儿矮，他得让我三分；第二，我很少看哲学书，他却常看文学书籍，从利用频率来看，哲学也该让着文学；第三，我会耍赖皮，他拿我没有办法。这样一来，他的书大半被驱逐到了非用梯子拿不到、非搬开前两层瞧不见的“流放地”。他这个好脾气的人有时也难免发牢骚，嘟囔几句：“这么难找，还不如到图书馆去借呢！”我也有点为我的跋扈惭愧，但也无法可想；况且，我还有一道挡箭牌：“我早就说‘处理’掉一批，谁叫你不听？”

汤一介真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一本破书也不舍得扔。他总认为哪一本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成为“世界唯一”的珍品。说也奇怪，我们家历经劫难，书的损失却说不上惨重。除了老先生一辈子珍藏的许多成套佛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每函被红卫兵抽一本去检查，从此杳无音信外，就是我们在最穷的时候（穷到四个人吃一枚鸡蛋），卖掉了一套武英殿版的《全唐文》。记得卖了六百元人民币，很救了燃眉之急。汤一介对此念念不忘，总说这是老先生省吃俭用，好不容易买来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呆呆地看着那一格空荡荡的书架时满脸的凄惶。后来，他——直想把这套书重新买回来，但几十倍的价钱也买不回来了，只好买了一部铅印本。

托改革开放之福，我们终于搬到了「较为宽敞的朗润园。虽然使用面积仍不过八十平方米，但我们兴高采烈地计划着如何从“坐埋书城”一跃而为“坐拥书城”！装修时，我们将两个大房间的六面墙全都装成下接地板、上接天花板的书架，大部分单层，小部分双层；又按书册大小将书架设计为高低不同的许多书格，以便不留缝隙地占满全部空间。这回，他的书占一间房，我的书占一间房，似乎应该不再有什么矛盾。然而，事与愿违，当全部书架都被堂皇的大书占领后，纸箱里却几乎还有一半书籍无处容身！真没想到原来三层排列的书，一旦排成单列，却还剩余如此之多！幸而我们住在中关园时曾经租了园内一间小空屋堆放杂志，现在只好把放不下的书全往那里堆，堆不下的则借放在文化书院的办公室。

总而言之，我们的书越来越多，有增无减。我总担心会压垮书架，压坍楼板（我们住在二楼）。况且医生多次说过，旧书散发出来的气味对人体健康不利，对汤一介这样的心脏病人尤其有害。然而，我们不能没有书！我们既不能卖书，又不能扔书，甚至也不能不买书，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