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命令，为劳苦大众而战！ | “我们亲历淮海战役”①
没有麦克风，就找来硬纸板糊喊话筒，对敌喊话、写信、送食品，瓦解敌军；打黄百韬打得很吃力，涉水过壕沟，下水前喝杯小酒，过去后身上就结冰了；第一次上战场的他，用一枚手榴弹抓住了一个俘虏……七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在他们的讲述中变得更加丰满、温热。
我充其量只是个幸存者。蒙哥马利到中国来，首先问淮海战役是怎么用60万打败80万的，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原因。
我们党有极高的向心力，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运用人民战争法宝，下定决心打决战。毛泽东决策英明，英明决策有基础。
我们有人民的支援。不能讲哪个省支援，而是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广大地区都来支援。这些地区饱受国民党军的残酷折磨。汤恩伯被河南百姓叫做“四大恶魔”之一，水、旱、汤、蝗，蝗虫把青苗吃光了，汤恩伯抓壮丁，老百姓宁死不当兵，国民党就开枪把人家爹妈打死。我当指导员时，9纵文工团排演了抓壮丁的戏，演到把妈妈打死的时候，有个姓潘的通信员，看到后感觉身临其境，端起枪就把演国民党兵的演员打死了。演员临死前说：“我演的好，死得其所，不要处置他了。”后来姓潘的通信员在抗美援朝战死了。这是真实的故事。
有了人民的支援，仗越打越大，越打越好，国民党军正好相反。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军没吃的，就把马杀掉，用马鞍当柴火，烧马肉吃，当官的吃肉，当兵的啃骨头。我们的支援很丰富，高粱、小米、馒头、烧饼，我们喊话“蒋军弟兄们，你们过来吧”，好多人都过来投降了。
总前委决策英明。先打碾庄，消灭黄百韬兵团，策划贾汪起义。接着西进，连接猛追，包围黄维兵团，最后是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国民党军五大金刚的两个军，一个5军、一个18军，都被消灭了。在蚌埠以北我们挡住了李延年，就是山东“三李一王”中的李延年。后来李仙洲来到南京，见到我给我鞠了一躬，说要是不当俘虏，也被蒋介石搞死了。
总前委指挥的好，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一口一口地吃，这是以少胜多的典范。60万消灭国民党军80万是史无前例的奇迹，另外俘虏国民党军将领多。杨振宁是杜聿明的女婿，解放后两口子来见我，问他父亲是怎么当的俘虏。我说，你父亲是抗日英雄，远征军将军，但是蒋介石是个追逐名利的人，失民心啊。
战士英勇顽强。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打黄百韬打得很吃力，涉水过壕沟，下水前喝杯小酒，过去后身上就结冰了。接着马不停蹄追击徐州敌人。我们和敌人并肩走，搞不清谁是谁。有一天，一个战士跑来说；“指导员，右边是国民党军。”我说：“别瞎讲。”过去一看，果真是国民党军，大檐帽。战士勇敢，不怕敌人，这是胜利的原因。
淮海战役时我在华野2纵5师13团，是连文化教员。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主要是围困杜聿明集团。部队广泛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对敌喊话、写信、送食品，瓦解敌军，争取敌人尽快缴械投降。
我的任务就是对当面的敌人进行现场喊话，进行宣传，趁着敌人军心动摇时，瓦解他们。那时候没有麦克风，我就找来硬纸板糊喊话筒，每天晚上喊。
喊话不能乱喊，要注意政策，还要根据敌情变化而更新内容。
杜聿明集团将近30万人，刚刚被包围，思想很乱，有的不服气，有的心里烦躁。我就喊：“蒋军官兵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想活命的就缴械投降，解放军优待俘虏。”一开始我老喊这一句，后来有了第二层意思，更加注重喊话中的感情：“弟兄们，你们家里都有妻儿老小，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了，放下武器回家吧。”喊出去后，我发现敌人不能说鸦雀无声，但都很平静了，似乎都在那思考问题。跑过来的俘虏告诉我，他们现在没有吃的了，每天只能喝一碗稀饭，有的甚至找牛粪、马粪中还没消化掉的豆粒。根据这个情况，我改变喊话内容，你们连吃的都没有了，再顽抗下去，死路一条。这样喊效果很好，国民党兵零零星星地跑过来，后来三三五五一起投降了。
我参加革命以后，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斗，淮海战役是第一次经历气势磅礴的大决战。
以前部队行动行军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有两匹马是个营部，那有十几匹马是个团部，淮海战役的部队看不出来。可以说是无数匹战马、无数辆汽车或战车，一眼看不到头都是队伍，跑步前进，扬起漫天灰尘。
徐州周边基本是平原，有一点小丘陵地带。那时没有楼，都是小平房，没有遮挡的地方，部队的调整变动，修改进攻的方向，互相看得都很清楚。经常是行进中的部队突然拐弯，迅速向敌人发起进攻，两个纵队都向前走，右边这个纵队突然向左拐，左边这个纵队突然向右拐，去包围敌人。这样的调动很频繁，可以这么形容，部队如暴风雨般席卷而去。逃跑的敌人往中间的洼地集中，我们在后面跟踪追击，排山倒海般向敌人发起攻击。包围起来后，从中间插进去，分割。
当时，部队接到命令来不及动员、来不及解释，就是坚决执行命令。每次传达命令的时候都是十万火急，不容半点怠慢。兵贵神速，千言万语落实到一句话：执行命令就是胜利。
淮海战役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宏伟的战争场面、残酷的烽火硝烟，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淮海战役的胜利，一靠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指挥，二靠群众的全力支持，三靠战友们的不怕牺牲、英勇善战、无私奉献。我会把经历体会教育我的子孙后代，让历史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打仗勇往直前，不把敌人歼灭不甘心。因为我们是为祖国而战，为和平而战，为解放劳苦大众而战，没有这个信仰就不会有战斗力。
特别是党员，当时我们这个部队的党员比例为15%。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员带头冲锋，起到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干部当然更要带头。淮海战役解放军牺牲团级干部49人，我们华野4纵牺牲的团级干部就有6人。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员干部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的精神。
在战场上，枪声就是命令，只有一往无前冲才能胜利。营长牺牲，教导员代理指挥，教导员牺牲，一连连长代理指挥，一连连长牺牲，二连连长指挥，战场上都是自告奋勇地指挥战斗，这就是党员干部的担当，只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做到。
政治工作很重要，是党的生命线。当时的政治工作主要是从阶级教育入手。1948年5月在河南濮阳整军，朱总司令亲自作报告，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解放军伤亡很大，兵员来不及补充，就把俘虏兵，我们称“解放战士”，迅速编入解放军各连、排、班，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就是说士兵一俘虏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在打黄百韬时，有的是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了。
1942年我19岁，为了打败鬼子，解救老百姓，在金锁区委书记、区大队政委马振藻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环境极其残酷，为了组织和家人的安全，连家人都不知道。那个年代，入党也好、当干部也罢，都是冒着很大危险的，出于安全考虑，我的党员身份并未公开。
此时，我成为马振藻的左膀右臂。除出色完成动员当地青年参军的宣传工作、给部队送马料等后勤任务外，我朴实与乐于助人的性格也让周围人对我称赞不已，母亲新做的衬衣，被我送给穷苦的战友穿；见战友的鞋破了洞，我脱下新鞋给战友换上。在泗阳县洪泽湖地方武工队，我和战友们一起破坏日军交通线，砍电话杆，还击毁过一辆日军汽车。
在马振藻手把手地指点下，我学会了如何打枪、躲炮弹，马振藻还掩护过我和战友躲避敌人追击。他是我一生最要感谢的人。
1944年夏天，党组织派马振藻和夫人杨美田去开辟新根据地。临别时，他交给我3块银元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好好干，等鬼子投降了我们再相聚。”
1946年，我们所在的金锁镇、洋河一带被国民党军队占据。撤退时，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防止有人变节，我们组长将藏在屋脊上的党员名单销毁了。
我的党员身份至此丢失。就在这一年，因在家中掩护抗日战士，我母亲和弟弟张道生被还乡团抓去。我弟弟在惨遭毒打后落下残疾，几年后离开人世。不久，我母亲也因伤心过度逝世。
因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我和被打散的战士参加了江淮二分区泗阳县大队，之后又被编入江淮军区部队。解放战争期间，我参加了淮海战役南线作战、解放蚌埠等，后随部队转战到大别山剿匪。因表现突出，连队指导员于文翠几次找我谈话要我入党，可我为抗战时期的老党员身份感到光荣，再入党就成了新党员，不仅拒绝重新入党，丢失党员身份的我还常常理直气壮地犯倔脾气。
当时我觉得只要找到入党介绍人马振藻就可恢复党员身份。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找就整整70年。由于部队多次整编，交通不便，自己又不识字，我的“寻党”之路格外曲折。
1950年10月，我复员回乡务农，但我从未放弃对自己党员身份的寻找。期间我找到了很多可以证明我党员身份的人，但最终的结果都指向了当时的入党介绍人——马振藻。70来岁的时候，我得了一场重病，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心里念念不忘的仍旧是自己的党员身份。我虽然丢失了党员身份，但我还有一颗党员的心。
2014年有记者问我，如果找不到证明人，不能恢复党员身份怎么办？我说，我会一直找下去，共产党是我一辈子的信仰，就是我的命根子！我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恢复党员身份。正是这篇报道让我和马振藻的夫人杨美田联系上了，我和分别71年的杨美田再次相见，交谈中得知新中国成立后，马振藻在河南商丘地区和开封地区任地委组织部长兼纪委书记。非常遗憾的是，他已于1991年冬在南阳因病去世。我把三块银元交给杨美田：“这是党的财产，是我入党73年的见证。”
在杨美田的证明下，2015年底中共宿迁市委恢复了我的党籍，我和村里的党员们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73年后再举拳头，我坚定地喊：“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永不叛党。”
文字：赵卫东
整理：贾萍魏天梅李小莉
编辑：刘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