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的细节⑲|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困境:“光棍”群体污名化易催生负面情绪
【编者按】
2011年至今,我国生育政策已从“双独二孩”发展到“全面三孩”。历经10年嬗变,“让不让生”已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养”。
回顾政策历程,10年间,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决心。事实上,生育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相互牵扯,“说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系列报道,精选国内外新刊发的人口研究,将后人口转型时期人们的生育决策及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究细节。
今日,本系列推出第十九篇,关注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困境。
“农村大龄男青年娶妻难问题既是个人家庭问题,更是宏观社会结构问题,涉及多层次的经济社会成因,并对经济社会产生复合的衍生影响,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需要整体研究和系统解决。”
近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京研究文章《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困境的综合成因及对策建议——基于婚姻市场假设理论视角》已由2024年第3期《青年探索》杂志刊发。该文已被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福利国家的社会活力研究”。
该研究发现,婚姻市场的周期性、结构性、摩擦性等因素是造成农村大龄青年婚配困境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性成因,而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强化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作者提出,亟须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基层治理等多种方式对该问题进行综合治理,推动系统解决。
作者表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性别比失衡导致的男性过剩问题就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农村大龄男青年娶妻难问题已相当严重,既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民生问题,也是潜在的政治问题。
该研究借用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理论中“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的概念,分析指出婚姻市场中同样存在“周期性失婚”“结构性失婚”“摩擦性失婚”等不同情形。
其中,在周期性因素方面,性别比例失衡、人口出生率下降等导致群体总量差额,决定了农村大龄未婚群体存在的长期性和客观性。在我国现行婚姻制度下,女性数量的绝对缺乏成为导致男性失婚的最根本原因。性别比例长期失衡叠加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加重我国女性适婚人口总量稀缺,男性人口“过剩”长期存在且呈规模扩大态势,必然导致部分适婚男性尤其是农村大龄男性陷入失婚困境。
数据显示,我国男性“过剩”人口总量略有起伏且呈整体扩张态势,其中1978年到2021年增长了14.49%,2000年之后保持在3500万上下浮动。根据2020年普查数据推算,全国未婚男女比例是13∶9,农村未婚男女比例是2∶1,而农村大龄未婚男女比例则高达13∶2,进一步加剧农村“光棍”群体规模扩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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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性因素来看,在婚姻梯度匹配和女性人口阶梯流动规律作用下,城乡和区域婚姻市场差距持续拉大,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婚姻市场持续“扩张”,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婚姻市场持续“收缩”,加重落后农村地区男性婚姻挤压效应,导致婚姻挤压向落后农村地区传导和集聚,引发区域性和集聚性的婚配困境。
如民间俗语“才女居闹市,牛郎守穷乡”所言,现实生活中女性通常会嫁给综合条件优于自己的男性,客观上会造成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成婚困难,成为婚姻市场中“滞销”的剩余群体。根据全国百村调查数据,农村“光棍”发生率高的村庄大多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西部地区。
而从摩擦性因素来看,结婚成本、个体弱势等资源配置失调,导致部分适婚个体陷入暂时或偶然婚配困境。在地处偏远、婚俗转变、个体素质差异等因素影响下,部分农村大龄男性或因经济和时间成本较高,或因个人竞争力的相对劣势,在择偶过程中容易陷入暂时或偶然的婚配困境,如不加以积极干预,容易转化为长期失婚人口。
根据腾讯新闻谷雨数据《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彩礼金额仍然居高不下,浙江结婚彩礼平均18.3万,其他农村地区10万~20万的彩礼也很常见,一份彩礼往往相当于几年到几十年的农村家庭纯收入。部分农村地区彩礼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倒挂”,即“越是落后地区,彩礼金额越高”,更加重了当地青年婚配困境。
作者在分析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困境的衍生风险时指出,多年以来,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困境积聚了多层面的衍生风险,如不积极介入,将会带来诸多社会影响和长期后果:
一是择偶压力直接影响个人身心健康,引致家庭衍生风险。部分大龄未婚男性长期处于现实择偶困境中,由于社会支持力量的缺失,持续承受着内心失衡与外部舆论的双重压力,可能出现“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进而陷入更加恶化的生存状态;
二是群体的失范行为冲击地区和社会正常秩序。大龄未婚男性的区域集中与严重的择偶拥挤相叠加,产生的集聚效应容易诱发社会失范。“骗婚”“逃婚”等问题对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都带来严重伤害。“光棍”群体污名化易催生负面情绪,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消极力量;
三是群体规模化产生积聚效应,导致社会保障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有研究指出2044年之后,每年50岁的男性中会有超过10%的人未婚,这对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该群体对社会保障必然存在更明显的刚性依赖,对相关社会服务的需求快速增加。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晚年极易成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者。有的农村地区出现的“光棍村”正在逐渐演变为“五保户村”。
文章最后,作者从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首先,应着力提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改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经济境况,包括“大力推动农村本地和县域经济发展”“切实加强新时代新农村建设”“加大培训赋能”等;
其次,应加大政府的政策引导支持力度,构建解决婚恋问题的系统性方案,包括“进一步优化人口政策,着力解决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构建围绕解决婚恋难题的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婚姻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水平”等;
再次,应引导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构建多元力量参与问题疏解的新机制,包括“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自我服务和引导功能”“引导农村家庭家风家教建设”“深入推进婚俗改革,积极宣传推广婚俗改革实验区创新经验”等;
最后,应加强困难群体的婚姻帮扶和兜底保障,有效应对和降低潜在社会风险,包括“鼓励地方政府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建立农村未婚大龄男性‘管理信息系统’”“落实困难失婚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支持”“完善农村养老服务和保障体系”等。
“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困境源自多层次、复杂性的经济社会成因,科学应对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文章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