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教育|施永兴:历14年,为临终关怀出版一部词典
14年前,65岁的施永兴想为临终关怀编一部词典。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临终关怀是一个相对陌生甚至讳莫如深的名词。它又称安宁疗护,是指由医生、护士、社工、志愿者、心理师和理疗师等组成的团队,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护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帮助患者安详、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临终关怀起源于英国。1967年,集护士、社工、医师为一身的西赛莉·桑德斯女士在伦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圣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院,以照顾癌症垂危患者。
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发端于1980年代。1987年,美籍华裔教授黄天中将临终关怀的理念带到中国大陆;1988年7月,天津医学院(现天津医科大学)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成立;同年10月,上海南汇老年护理医院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临终关怀机构。
上海的临终关怀事业真正起步于1993年。施永兴当时任职于上海闸北区卫生局医政科,后执掌上海闸北区红十字会老年医院,负责上海市卫生局医学领先研究项目——老年护理医院安息护理的模式研究,就此与临终关怀事业结缘,之后在社区临终关怀领域开展理论研究,建立临终关怀病区,探索形成本土化社区临终关怀体系网络与运作机制,并最终提出了上海的临终关怀模式。
![](https://imagecloud.thepaper.cn/thepaper/image/315/277/318.jpg)
施永兴和他主编的《临终关怀学词典》
从事安宁疗护三十余年,硕果累累,施永兴只是说,他是国内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的见证者,见证了临终关怀在中国的整个发展过程。而实际上,上海临终关怀的发展,包括一些政策的制定,他都直接参与了,他是经历者,更是实践者。从1990年代初接触临终关怀起,他从未脱离过临终关怀的临床工作,至今还在上海16个区中的13个区22家医疗机构,定期进行临终关怀的人文查房。
同时,他还是临终关怀的生死教育者。在他看来,如果离开了生死教育,临终关怀的发展很快会陷入发展瓶颈。中国传统的生死文化对于临终关怀的推广有很多制约因素,需要向社会加强生命与死亡的教育,让大家认识到死亡客观存在,而不是需要刻意避讳的东西。
他对临终关怀理解深刻。他经常强调临终关怀是渡人渡己,也经常谈到,医护人员不仅要有治病救人的本事,更要有送人的艺术。
他说,治病救人是个技术,但技术不是无限的,医学不能战胜死亡,但我们能把生命从此岸送到彼岸,送人一程胜造七级浮屠,临终关怀就是慈悲。
他还是临终关怀的研究者。 30 多年出版临终关怀领域著作 23 部。
他说,专业书、教科书和词典,是医务人员著书追求的三大目标。临终关怀的书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科普书,向社会公众宣传临终关怀、生死教育。在这一领域,他出版了《老年人临终关怀》、《让生命享受最后一缕阳光:临终关怀百题》、《人生终站的陪伴:临终关怀百题》……
第二种是专著,他有多部著作,其中他和王光荣主编的《中国城市临终关怀服务现状与政策研究》,来自国家卫生部一项调研课题,在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创始理事长李家熙和秘书长罗冀兰领导下完成专著任务,影响较大。
第三种是教科书。2015年,他主编了《临终关怀学概论》,该书前后印刷3次,作为临终关怀岗位执业资格培训教材受到社会关注。2023年再版。
下一步,他发愿要编一部词典。他说,为临终关怀编一部词典,就是做慈善事业。
14年前,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患有不可治愈疾病的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中国临终关怀事业进入卫生体系,开始全面发展。加强中国特色的临终关怀发展理论体系建设,已成为摆在面前的紧要课题。而中国临终关怀的法律、政策、制度、专科设置等诸多问题,都没有从理论上得到很好的诠释,甚至许多基本概念仍然没有清晰的定义。临终关怀学战略地位的提升要求临终关怀学术研究,编纂一部临终关怀学的词典,为教学、科研、知识普及、学术交流提供简明实用的工具。
2011年5月,施永兴开始酝酿和构思一部囊括临终关怀领域相关知识的专科词典, 最初书名为《临终关怀学百科辞典》。
他说,编纂词典被誉为“圣人苦役” ,是件严肃而枯燥的事情,实是一项繁琐、艰辛、细致的工作,本次编写之难主要是“三分编写、七分组织和审校”,也是慢工出细活的。
没有政府资助,没有专职团队,凭着一腔爱心,他先是孤军上阵,开始了三四年的资料收集工作。从业多年,他积累了大量临终关怀查房笔记、文献资料、书籍杂志、卡片资料等。
这些远远不够,他广泛收集古今中外临终关怀相关领域的术语、名词、学说、 学派、人物、期刊、论文、会议等方面资料,后期陈琦等同道加入进来协助整理资料,他们陆续检索论文2500余篇,参考教科书和专著380余部,建立资料卡片约400万字,初入选词条42 个大类, 5600余条。
从事临终关怀事业30余年,他曾为中国生命关怀协会调研部常务副主任,现任上海市临终关怀服务管理中心专家组组长,人脉资源丰富。他着手组建编委团队——编委43人,学术秘书3人,来自上海、北京、四川、河南、河北、浙江、云南、湖北等地的高校、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医养机构,多为国内精通缓和医学、姑息医疗、临终护理、临终关怀学领域的学者,有公认权威学术成果,兼具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此外,他和同道还组建了专家小组,包括国内临终关怀学、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等领域 9位专家学者,如把临终关怀理念带到中国大陆的美国库克大学前教授、副校长兼中国区总校长黄天中,“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天津医科大学教授崔以泰等,特邀他们参与核心词条的审定工作。
他在词典发布会上说,由700位临终关怀从业人员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 ,10余名核心编委小 组专家学者先后8次 提出修改意见 ,辞书出版社编辑对词条体例进行辅导并提出书面修改意见和建议,词典主编反复学习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征求各从业人员意见,邀请相关专家指导,反复撰写,先后修改32稿 ,共计16次发至全体编委会成员;分发给全国临终关怀继教班,对重点词条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 。
2019年底,书稿交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社又历时近五年,邀请二三十位专家,七审七校。
终于, 2024年6月29日,中国首部《临终关怀学词典》在京发布。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在贺信中称,《临终关怀学词典》是我国临终关怀领域的第一部辞书,具有专业性、实用性、结构完整、知识新颖等特点。
他说,《临终关怀学词典》是集体创造的成果、集体智慧的结晶,首先应该感谢那些为本书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人。
日前,就该书的出版情况,笔者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陆钦池教授的联系下,专访了《临终关怀学词典》主编施永兴教授。
一个人在收集资料
施老师,您说2011年5月9日开始酝酿这本词典,当时是什么事情触动了您?
2010年10月1日,我和王光荣联合主编出版了《中国城市临终关怀服务现状与政策研究》,这本书影响蛮大的,是我们完成卫生部课题产生的成果。2011年5月,在北京举办卫生部课题结题评审会,《临终关怀学辞典》的研究起始于这次评审会上。
当时,我看到了社会上有很多专业词典,比如《中国医学大辞典》、《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词典》、《中国医籍大辞典》等,唯独临终关怀领域没有词典。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我有一个追求目标,一要写科普书,二要写教科书,最后,金字塔最顶端的想法,就是一辈子能出一本词典。当时,关于临终关怀的词典在国内还没有人做。
从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在21世纪,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患有不可治愈疾病的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中国临终关怀事业进入卫生体系开始全面发展。加强中国特色的临终关怀发展理论体系建设,已成为摆在面前的紧要课题。而我国临终关怀的法律、政策、制度、专科设置等诸多问题,都没有从理论上得到很好的诠释,甚至许多基本概念仍然没有清晰的定义。 临终关怀学战略地位的提升要求临终关怀学术研究,编撰一部临终关怀学词典,为教学、科研、知识普及、学术交流提供简明实用的工具。
所以说,编撰《临终关怀学词典》,是提升临终关怀学专业形象的需要,是规范临终关怀实践中诸多理论困惑的需要,是注重对临终关怀对象人文关怀的需要,也是适应临终关怀学科发展的需要 。
您酝酿词典之后,做了哪些前期准备工作?
2011 年5月,我开始酝酿词典,刚开始没有人搞,前三四年都是我一个人在收集资料。
前期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查阅大量资料,比如哪些词条是属于临终关怀的,这些词条应该怎么阐述出来。我不会打电脑,整理资料时就用手写下,所有素材,全部是手写出来的。
有将近5年时间,我做基础工作,收集资料,查阅文献,广泛收集古今中外临终关 怀相关领域的术语、名词、学说、 学派、人物、期刊、论文、会议等方面资料。后期收集资料时,陈琦等同道加入进来协助整理。我们陆续检索论文2500余篇,参考教科书和专著380余部,建立资料卡片约400万字,初入选词条42 个大类, 5600余条。
![](https://imagecloud.thepaper.cn/thepaper/image/315/277/472.jpg)
施永兴搜集整理有关临终关怀的资料,一开始全部是手写。
同时,我和罗冀兰、李义庭、张静等同道收集国内外临终关怀学术会议不同时期的临终关怀定义、基本概念、基本内容60多份进行比对分析。反复研读国家卫生计生委《临终关怀中心基本标准与管理规范》、《临终关怀实践 指南》等相关法律、条例和规章等文件,搜集国内外若干临终关怀安乐死案例、严重事件, 提出问题进行初步讨论。在研读文献的同时, 还通过讨论会、专家访谈、微信和电话等方式 300余次不断交流沟通。 2016年初入选词条5500余条。
我把这些框架搭好了,之后又写了词典的编写手册。这本词典的指导思想、编写大纲、人员分工、篇章的分解、进度,是怎样的?你要像设计师一样,在前期设计好,让编写者围绕着总体的设计按部就班地工作,这就是《临终关怀学百科辞典编写手册》,很厚的一本。词典编写期间,我一共写了7 本编写手册。
这样,基本上把开第一次编委会的前期工作做好了。
“圣人苦役”
我看词典的编委团队中,共46人,包括编委43人,学术秘书3人,其中28人来自上海的医疗系统和大学,5人来自北京,另有云南1人,湖北1人,四川2人,河南2人,河北2人,浙江2人,他们是怎么召集来的?
这些编委都是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专家,经我与他们协商同意参加。他们来自全国12个省 (市)的高校、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医养机构,都是国内精通缓和医学、姑息医疗、临终护理、临终关怀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从业者,资历深,经验足,思维活,素质全,影响大,有公认权威学术成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其中写词条的大部分来自一线人员,比较接地气。
我是国家临终关怀试点工作的专家,和他们大部分都认识,知道哪些人有哪方面专长,比如李义庭,首都医科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搞伦理研究的权威;李金祥,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科,他是国内临终关怀呼吸医学的专家,在英国学习过,是个大权威。还有一些社会学专家,如程明明是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还有搞法律的……
我后来在新书发布会上说,本词典没有专业团队,所有参编人员全是兼职,聚散不定,唯有学术秘书毛懿雯同志坚守到出版,个中付出巨大。
组织这些专家真正不容易,因为编写这本词典不是政府行为,不是行政部门组织的,政府要做的话,那很容易,协会要做,也非常容易。我们是靠自身力量在做,缺少资金支持。所有人参与编写,都是无偿的,都是献爱心,这本词典可以说是爱心词典。就完全是靠自己的热心、爱心在做事情,也没有人教你做,啥人叫你做呢?就像我爱人经常埋怨我指责我,“你自讨苦吃”,对吧?
前期工作全部做好了,我就把编委们请到上海,决定正式启动编撰工作,成立编撰委员会,组织国内临终关怀行政管理部门、学术界、实践界的专家团队。
2017年4月1日,启动会暨第一次编委会在上海召开,大家就《辞典》编写的总体思路、指导思想、结构体例、主要内容、大纲要求、流程进度、书稿要求和分工进行了讨论;并明确该辞典的定位、定义、任务、对象、特色、特点、设置。
您在词典发布会上说,编撰词典被誉为“圣人苦役” ,是件严肃而枯燥的事情,实是一项繁琐、艰辛、细致的工作,您的具体体会是怎样的?
从编写上说,我们要求非常严究,要求词条在内容和质量上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和简明性,每一词条都要反复经过专家论证,力求严谨、新颖,具有前沿性、理论性和实用性。要求开展词典编撰的交叉工作,处理词目和释文中交叉问题的工作,消除重复。
词条下发以后,每个人写了以后,统稿的时候,我还要请国内的相关专家来审定。
除了编委会,我们还组成了专家小组,包括国内临终关怀学、医学法学、 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等领域专家学者:把临终关怀理念带到中国大陆的美国库克大学前教授、副校长兼中国区总校长黄天中,“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天津医科大学教授崔以泰,中国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罗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刚,清华大学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小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程瑜,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桑吉扎西,天津中医药大学伦理学系主任、教授张金钟,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刘继同,特邀他们参与核心词条的审定,把关。
在编写过程中,编委们无数次沟通,先后开了七次全体编委会。
2017年12月14日-15日,在宁波召开第二次编委会,这时词典写到了第6稿,形成2423条词条,其中特大词条61条,大词条 271条,中词条420条,小词条1488条,其他词条183条。邀请上海辞书出版社资深编审朱志凌、蔡才宝对样本词条点评。
2018年5月11日,在昆明召开了第三次编委会,这时词典写到了第8稿,罗冀兰主编作小结,李义庭、张静、达庆东、 邸淑珍会稿小组对典型词条进行点评;共删除、合并、补充词条130余条, 共33章,1439条。
2018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第四次编委会,词典写到了第11稿,达庆东教授点评词条并作 《辞海论》解读辅导。共33 章,142条,6个附录内容 。
2019年5月9日,第五次编委会在上海召开,词典写到了第16稿,核心会稿小组专家邸淑珍、达庆东、李义庭、徐东浩、张静汇报词条修改情况。邀请上海辞书出版社朱志凌、秦振庭编审对词条修改和点评。
2019年7月27日,第六次编委会在北京召开,词典写到了第20稿,核心会稿小组专家罗冀兰、陈峥、李义庭、马振山、达庆东、黄长富、蔡静芳、邸淑珍、荆丽梅确定最终词 条数为1325条。
“三分编写、七分组织和审校”
您又说,这本词典的编写之难主要是“三分编写、七分组织和审校”,这又是怎么一种体会?
其他的词典都是有政府背景的,或行业协会在做,有专职人员,有专职队伍,我们没有,都是业余在做,都是我在组织协调,花的力气真正大,三分撰写,七分组织,大量精力花在组织上,主要是搞协调沟通。罗冀兰主编也帮助做了大量协调工作,包括在北京做词典的发布会,也是她张罗的。
我们的编委多是专家学者,在国内很有名,一般有很强的个性,你要把他们团结在词典上,就要做和事佬。编书过程中,遇到争执,我就要协调,事务性的事情非常多。
请编委们来开会,会务和旅行都需要费用,这些费用从哪里来呢?我只能请爱心人士来资助。你和人家关系好,人家才愿意资助你,一起做这个慈善事情。
比如,华康护理院院长黄长富是我的好朋友,这个护理院是他管理的,他资助了钱。肖立军,是慈康生命·上海立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的,他也资助了钱。会务费都是他们出的,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做不了呀。去昆明开会,费用是昆明的编委马克教授承担的;去北京、宁波开会,罗冀兰主编、张静都承担了费用……
所以,我在词典的发布会上说,十分感谢肖立军、马克、罗冀兰、张静、黄长富等同志承担了《词典》编委会议费用,其中肖立军为第一次和第七次编委会(启动会、总结会)承担会务活动,包括经费……
书稿大概是什么时间完成的?
书稿是在2019年11月定稿的。 2019年11月2日,第七次编委会在上海市召开,这也是定稿会,大家讨论《前 言》、《序言》、《凡例》、《正 文》、《后记》,邀请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社长魏岚、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卫协领导等参与并讲话。
后来,我在词典发布会上说,由700位临终关怀从业人员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10余名核心编委小组专家学者先后8次提出修改意见,辞书出版社编辑对词条体例进行辅导并提出书面修改意见和建议,词典主编反复学习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征求各从业人员意见,邀请相关专家指导,反复撰写,先后修改32稿 ,共计16次发至全体编 委会成员;分发给全国临终关怀继教班,对重点词条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
我们先后召开了16次编委会(包括7次全体编委会),出了58期简报, 25次撰写词条稿,其中包括样本词 条7次修改稿,编写手册7本,于 2019年底按齐清定要求,交给复旦大学出版社。
![](https://imagecloud.thepaper.cn/thepaper/image/315/278/399.jpg)
在词典编写期间,施永兴一共写了7本编写手册。
出版社七审七校
书稿在2019年就已完成,为何在近5年之后,2024年才得以出版?
2019年 7 月底,我们与复旦大学出版社签了出版合同,10月30日,全部稿件交到出版社,稿子近130万字,分30类,1235个词条,附件7个,参考文献814条。
从2020年1月起,进入出版社改稿、清样稿、付型稿审定过程。
一开始,我们想着词典很快就会出版,但一拖拖到现在。原因何在?一是疫情影响;二是,复旦大学出版社格外重视词典出版,非常审慎认真,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投入那么多的编辑力量,责任编辑一开始有四个,后来才缩到两个。出版社不仅自己编审校,还先后请了二三十位专家,对词条进行交叉审核,一审就是近5年,先后七审七校,一般著作三审三校就行了,三四个月就可以出版。 我一度头疼得很,焦虑,不知道词典什么时候能出版。
七审七校之后,书稿中附录1“临终关怀学年报”、附录2“部分临终关怀研究组织和主要机构”、参考文献、后记都被删除了。正文词条中,涉及宗教信仰的15条几乎全部删除,保留下来的少量宗教词条,也送到宗教局去审查。民俗文化中与“鬼”等相关的词条也被删除了。
正文的词条从35类调整到25类,共 1118条,书稿中近130万字缩减到近80万字,挤干了水分。书名也由《临终关怀学百科辞典》更名为《临终关怀辞典》,再更名为《临终关怀学词典》。
后来我在词典发布会上说,从《辞典》到《词典》虽一字之差,但反映本书的时代意义。更精准反映本词典的科学性,历经14年从酝酿构思到成稿, 从交付出版社又经3年多连续反复推敲打磨。可谓每字、每句、每段,包括标点符号,都历经20次左右修改。现在的每一个词条、每一个字都有出处。可谓坚持从严的质量要求,做到精益求精。这是非常规范的,你可以作为案头工具书来参考,它也具有一定的法规作用。
特点、意义和价值
2024年6月29日,《临终关怀学词典》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正式发布,一时备受关注。请问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临终关怀学词典》是一部具有特色的专科词典,是供给临终关怀从业人员及研究者的信息资料库和案头工具书,是规范临终关怀学术语、定义、名词的标准化集锦,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临终关怀理论建设的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名誉主席彭珮云女士在序言中说道:“这部词典是我国临终关怀领域首创之作,具有专业性、实用性,结构完整、新颖等特色。”
《临终关怀学词典》词目选取范围为临终关怀服务、临终关怀理论及学派、临终关怀学密切相关领域的术语,包括专业名词、人物、著作、组织、事件、会议,以及相关文件中重要词语和常用词语。
它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学术专著和创新成果。
一是符合专科性词典的特点,具有开拓性和向大众普及临终关怀知识和技能的显著特点。
二是理论科学先进:系统地回答了临终关怀学是什么,将临终关怀感性认识理论化、创新理论规范化、模糊理论明确化、零碎做法体系化、实用条法条理化,系统和深化了临终关怀学的实践认识。
三是创新特色鲜明:首先明确提出了临终关怀学名词术语特点与规范难度;全面介绍临终关怀学发展的新理念、新观点、新视野;本词典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坚持继承创新,又进行吸纳,体现学术品格。
四是涵盖面广:临终关怀学词典体系完整严谨,构建了涵盖临终关怀学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的框架格局。透过本词典,我们能切实体会到中国特色本土化临终关怀工作的整体水平。
总体来说,它有六大创新之处。它是国内首部系统规范临终关怀学名词术语;首次阐述临终关怀学名词特点与规范难度;第一次引入考证法提高本词典规范的科学性;采用术语学新方法,按词典工具书方法进行应用编排;创新临终关怀学名词的新模式,努力成为国内临终关怀领域应遵循使用的规范名词术语。
词典发布会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发来贺词,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原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副会长、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颜晓文,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原理事长雷志勇等100多人参与了盛会,给予《临终关怀学词典》高度评价。请问《临终关怀学词典》的意义和价值是怎样的?
《临终关怀学词典》是国内首部临终关怀学词典,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力作,在中国临终关怀学术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世界临终关怀学术界也是一个突破;是中国临终关怀学术界首次向全球范围内就临终关怀学发展历史所做的全景式学术描述,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临终关怀政策及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
在实践意义上,它可以满足临终关怀实践需要,帮助探索国际视野下的临终关怀领域,提升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成为高使用频率的实用性工具书,积极推动临终关怀的学术研究和知识普及。
从作用上看,本词典谋的是中国临终关怀学的大篇章,布的是推动临终关怀创新发展的大棋局,立的是现代临终关怀学基础的大策略。如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在《序言》中所说:“这部工具书的出版,必将为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从价值上来看,临终关怀服务是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最后一环,是一项重大的民生项目,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临终关怀服务与每一个人、每个家庭 息息相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和社会进步,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直接影响着人民幸福指数。临终关怀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科医学的理念,注重人而不是病,尊重临终者生命价值和权利,重视生命 的质量胜于生命的数量。因此《临终关怀学词典》的价值是 从我国临终关怀服务现实情况出发,旨在为推动临终关怀事业提供理论支持,助力临终关怀学科的建设。
他们没能看到词典出版
《临终关怀学词典》历经14年终于出版了,您感受如何?
词典出版了,我也算完成一件大事情,如释重担,哈哈哈,松了一口气,原来也在焦虑,盼望能早点出书,对社会有一个交代。
这部词典的出版确实不容易。 14 年打磨一本书, 30 年圆一梦,我非常高兴,完成了一项历史任务。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大家都能够看到这本书了。
这是国内第一本临终关怀的词典,花费了那么多心血,但非常高兴,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人生能有几次搏啊……
当然,词典也有遗憾,很多内容砍掉了,由于体例的限制,有部分内容不能尽兴在词条中展开。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词典资料来源时间截至2020年10月,近年来临终关怀政策及国家级临终关怀试点内容尚未涉及,希望以后再版时补正。
另外,在词典出版之前,2023年1月8日,词典的编委黄长富因为疫情不幸离世。2023年11月22日,词典的审稿专家、“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天津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崔以泰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也不幸逝世。
他们没能看到词典的出版。
《临终关怀学词典》出版以后,您的后续工作是怎样的?
我现在要做三桩事体:
第一,要组织专家,就《临终关怀学词典》写书评,从不同视野做出评价。
第二,扩大这本词典的影响,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它,使用它。
第三,人活着总是要有一个追求,有一个目标。接下来,我准备用三年时间,出版词典的英文版。这本词典是国内第一本,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临终关怀的窗口,人家以前不知道你的,你看我们有默默的这一群人。
出英文版,我有两个考虑,一是书名要不要改,因为国际上不太用“临终关怀”,用的是“缓和医疗”或“姑息医疗”。
二是,这本词典是原条翻译,还是增加词条?目前词典统计的资料截至2020年10 月底,译成英文时,是不是趁机把 2021年以后的临终关怀词条增收进去,目前还在探讨。
最近,在爱心人士支持下,《临终关怀学词典(英文版)》己启动筹备工作。
![](https://imagecloud.thepaper.cn/thepaper/image/315/280/176.jpg)
2024年6月29日,中国首部《临终关怀学词典》在京发布。
-----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施永兴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