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怀以见——读郭玉海先生《心手相追——金石传拓艺术研究》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以古物铭刻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占有重要地位,与西方的题铭之学地位相埒。而中国独创的传拓技术,则是金石学研究文献赖以发展传播的中国式核心技术。即便在近现代西方的摄影技术传入以后,传拓技术仍有自身的优长,不能被完全取代,现今依旧是金石类文物的一种重要记录方式。
传拓作为一种小众技术,凝结了历代学者和从业者的巧思,并形成了一种经典的审美范式。但凡想在传拓领域有所成就,无不需要兼具机缘、悟性与积久之功。而想要讲清楚传拓,则不仅要有良好的学术根柢,更要有着乐于传道的公心。郭玉海先生《心手相追——金石传拓艺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正是这样一本学术专著,作者推怀以见,展现了近四十年来对于传拓技术的实践心得、研究认识与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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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海先生《心手相追——金石传拓艺术研究》书影
郭玉海先生是著名传拓专家马子云先生在故宫一系的传人。在故宫建院之初的1926年,马衡先生就在古物馆流传组专门设立了传拓室。抗战胜利以后的1947年,时任故宫院长的马衡先生礼聘庆云堂马子云先生入宫,专事传拓与研究。此后,马子云先生授业于纪宏章先生,纪宏章先生又传道于郭玉海先生。三位先生师徒代继,在故宫传拓已近八十年之久。
故宫传拓的另一传统,则是撰写技法要领,不吝金针度人。其中,马子云先生撰有《金石传拓技法》(初连载于《文物》1962年10、11期,增订后于1988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纪宏章先生则撰有《传拓技法》一书(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两位前贤的文章著作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相比之下,郭玉海先生秉承了这一撰述传统,同时又对传拓有着新的思考侧重。正如书名“心手相追”,郭玉海先生不仅关注技术执行之“手”,也关注艺术主导之“心”。严谨于技而进寻于道,反映了作者对于传拓一事的严肃态度与深心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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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子云、纪宏章先生著作
《心手相追》总共收录了十四篇文章。这些文章虽多已发表,但首次汇集一书,则可窥见郭玉海先生对于传拓的整体思考。
《金石传拓的历史角色与地位》是全书对于传拓历史的总括性认识。此文吸收了最新学术成果,同时参以作者近四十年的研究心得,提纲挈领,深入浅出,颇便于初学者参考。
艺术根植于技术,全书用了很大篇幅讲解了制拓的技术方法。其中,《精拓本碑帖拓片的工艺特征》阐述了作者对于精拓本身的认识,认为上纸、上墨对精拓有着决定性意义。《古器物纹饰传拓中的看与做》专门讲述了古器物纹饰的传拓原则、手法,并以故宫藏文物为例,分类讲述了各类器物纹饰如平雕、浅浮雕、薄意的传拓技法。《拓片制作中的用墨技巧》谈到了乌金拓、蝉翼拓等用墨问题,提出传拓用墨应达到匀净一致、色调饱和、墨如积雪等要求。《甲骨传拓规范刍议》专门谈论了甲骨这类脆弱文物的传拓办法。《传拓技艺的传承与弘扬》则廓理了传拓的一些基本法则,如严守传统、力求形似,心怀诚敬、抱朴守一,广见博闻、聚沙成塔等。上述文章,不仅可以领略故宫传拓的审美气格,也有助了解艺术形成背后的技术要领,对传拓从业者及爱好者信有启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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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玉猪龙,故宫博物院藏,郭玉海先生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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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铜鉞,故宫博物院藏,郭玉海先生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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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正始石经,故宫博物院藏,郭玉海先生拓
在近年的艺术史研究中,全形拓是非常受关注的议题。对此,郭玉海先生写有两篇专论,分别是《响拓、颖拓、全形拓》与《取象与存古——晚清全形拓的两种审美视角》(分别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1期、2017年第5期,第一篇发表时题为《响拓、颖拓、全形拓与金石传拓之异同》)。据中国知网统计,截至2024年7月,学界对前一篇文章的征引已近50次。对于传拓这一小众领域而言,足见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艺术史的研究要由物见人,并应放在当时历史中予以考察。郭玉海先生也多有关注古代传拓者的来源以及身份。以往的一般认识,主要将传拓者粗分为两类,即学者与民间拓工。郭玉海先生在《“名家传拓”与“传拓名家”》中,则对传拓者进行了界定与更细致的分类。正如此文篇名所见,郭玉海先生认为传拓者应分为两类,前一类为名家传拓,包括各级官吏、游幕学人、艺术家、文人学者和女性传拓者等;后一类则是传拓名家,包括碑估、馆客、名工等。这一分类可谓别开生面,颇有助理解传拓者身份的复杂性以及内部的层级脉络。
除去宏观层面的认识之外,郭玉海先生也十分重视对于传拓技术有着推动作用的关键人物。他撰写的《“金石僧”达受》一文中,考证了清代重要金石学家释达受的生平事迹。释达受对清代全形拓的传播影响巨大,也是研究晚清金石艺术圈的关键人物。于今可谓人尽皆知,研究层出不穷。但郭先生这篇文章发表时(《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1日第4版),研究释达受的专文几乎未见。溯源求论,不能不钦佩作者的前沿学术眼光。
相比之下,布衣身份的传拓者陈克明,至今则知者甚尟,还没有受到充分重视。郭玉海先生近来撰《海盐金石家陈克明考》(《文津学志》第十四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指出,陈克明曾与刘喜海、张廷济等人交往甚密,而其侄陈畯(粟园)继承其业,成为影响陈介祺审美意趣的重要人物。若了解簠斋传拓,可知如晚清印林盛事的《簠斋印集》钤拓,其主其事者正是陈粟园。在陈粟园殁后,陈介祺每每在书札中提及其为人与传拓,云“拓友之难备尝……若陈粟园者,贞不可复得。”“若解事而人又稳妥静细,则粟园后无其人矣。”因此,深入了解陈介祺的拓本,就不能不提到陈克明、陈粟园叔侄二人。作者对二人生平事迹的详细考证,揭示了拓工与学者的相互影响,相信还会启发今后的学术研究。
说到古代从事传拓的女性,应提及嘉兴的李锦鸿和李墨香。民国邹安曾题跋记载:“阳湖李墨香女士锦鸿,不事女红,好钟鼎彝器文字。”民国以降,研究者便大多都认为李墨香、李锦鸿为一人。然而,郭玉海先生比对钤有二人印章的作品后,发现从未见有同一幅作品而二名并列者,由此提出李墨香和李锦鸿很可能是两人(见《“阳湖李锦鸿”与“阳湖李墨香”》,原刊《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一辑,2015年)。近来又见到郭玉海先生新撰《〈“阳湖李锦鸿”与“阳湖李墨香”〉补记》(《中国书法》2023年第8期),谈到桑椹先生于本书出版后惠示《江标日记》(凤凰出版社,2019年),其中一则谓“午后同心渊出门,至干将坊观李锦鸿家所拓铜器。有锦鸿之婶墨香女史,手拓各器尤精,若两罍等器皆出渠手拓,他人莫及也。”明确李墨香是李锦鸿之婶。由此使得旧说成为不刊之论。古代女性传拓者由此得到正名,亦可谓金石学之佳话。
当然,历史上有更多拓工身份卑微,故大多湮没无闻。郭玉海先生也关注这些异世的同道中人,并整理了《历代金石传拓人物简表》。为今日尚可考见的拓工登名造册,实属善心功德。
绎读此书,还有许多收获,不能一一尽举。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注意到部分误字。如第11页所引唐代《石台孝经》李齐古表文“……不胜扑跃之至。谨打石台孝经本,分为上下两卷,谨于光顺门奉献两本以闻。”此处所引“扑”为误字,查原拓本应作“抃”。所谓抃跃,犹言手舞足蹈,以示欢欣之情。白璧之瑕,期待在今后再版时得到修正。
郭玉海先生属龙,今年已满六十而从故宫金石组任满退休,之后由故宫返聘继续在院内从事传拓工作。我毕业后来到故宫金石组工作,多年以来,时常向郭玉海先生请教有关传拓的学术问题,同时还获闻了许多学林前辈待人接物的掌故,深有感触。在郭玉海先生身上,仍然可以见到老一辈故宫人的坚守与追求。他待人真挚、品性刚直,所以在著述上能够推怀以见,真实不虚。书如其人,正是我读完此书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