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观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如何同向发力
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被赋予了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中，首要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旨在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并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当前，全球进入新一轮技术变革期，叠加政治局势动荡等扰动因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流趋势愈发显著。如何依托完备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体制机制的同向发力，激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新质动能优势，成为中国实现周期突围的关键。
对标《决定》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引领，人才、科技、教育等全面迈进的全方位体制改革，必须注重体制机制双方面的同向发力，才能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藩篱，助力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从而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速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竞争新优势。
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体制协调与机制共振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首要内涵。由于科技创新从0到1、从无到有的不确定性与复杂程度，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很有可能出现资源过于分散，或者“宁卖茶叶蛋不做原子弹”的市场失灵乱象。因此，实现高水平科技创新，既要以“集中力量”进行战略整合和全局安排，也要致力于“办大事”这个目标，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秩序共同运作、相互协调、同频共振。
对此，《决定》指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进行有效的政府治理。未来，应在政策设计与执行中，进一步提升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互协调的宏观政策效能。应注重政策的系统集成，强化政策执行。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取向一致性，避免“运动式”产业政策调控。建立完善法治化、程序化、市场化的政策执行体系，让市场各方尽快归其位、司其职。
法治端，在社会身份地位的公正性上，给予创新企业更加坚实的保障；进一步通过国家力量予以保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化、市场化原则，保障创新企业发展环境的稳定。文化端，面对先行弄潮儿们的“奇思异想”、“特立独行”与“离经叛道”，除予以政策、资金、项目的硬支持，更需要引导全社会以兼收并蓄的“宽容”，来激发、呵护科技人才创新热情和企业家精神。
同时，应进一步系统梳理完善政策体系，在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上，明确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地位。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打造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等，健全配套制度，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突破区域限制、行政干预、市场保护等壁垒，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促进各种要素充分流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坚持以需求端为指引，加大力度支持龙头企业牵头重大（重点）科技专项，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建设产业创新研究院等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人才、平台、项目、资金等向创新企业倾斜。
二、金融运行效率与治理效能的共同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推动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朝着更高水平迈进，是推动资金链与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实现生产力发展从要素层面向结构功能跨越发展的动力所在。对此，《决定》就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在制定金融法、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等方面作出了众多相关安排。
对标高质量发展目标，我国金融行业仍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科技创新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比重不高、创新型企业债券融资受限、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金融产品不丰富、长期资金投入不足、民间资本活跃度不强、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等，导致资本对企业创新支持不足，难以形成“产学研企”深度融通的创新机制，更无法推动“科技—资本—产业”的良性循环。
未来，金融行业应严格落实全会部署，将提升金融运行效率与提升金融行业治理效能有机结合，不断提升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体来看，应优化间接融资供给，构建政、银、企、保多方联动的科技创新生态圈，加大提供“广覆盖、长周期、弱担保”的科创信贷服务。应深入推进债券市场化机制改革，通过立法方式逐步推动债券市场标准的统一，通过增信发行等方式提高对创新企业的债券融资支持；创新银政协同引导基金模式，通过央行发行“促进新质生产力国债”吸纳社会资金，并和地方政府一同组建“促进新质生产力基金”，同时以“宽基”和“科技基金”为抓手支持发展民营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推动股票市场关键机制变革，严格落实新“国九条”政策要求，完善上市标准，深入推进发行监管转型，精准识别科技型企业，健全全链条“绿色通道”；适当放宽对科创型上市企业信息披露频次要求，降低创新企业面临的短期资本压力；通过政策优惠引导各类养老金、保险资金、银行理财资金入市，并流向优质科技企业，壮大耐心资本。
三、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面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在经济发展之外，还需要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作为根本支撑。对此，《决定》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完善举国体制新型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未来，应聚焦高水平、有组织的学科布局、科研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人才培育这几个重点方面，因地制宜统筹布局资源，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可产业转化的创新成果，扩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面。
具体来看，应继续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培养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完善科技人才流动的市场机制，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建立匹配创新激励的薪酬制度；进一步深化“三评”改革，减少不必要的政府评价，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在科技奖励、人才学术贡献认可等方面的作用。
以搭平台、造生态为切入点，推进科技创新服务生态建设。优化我国科研机制，建立高包容度的良性研究生态，重点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进一步明确国家实验室体系、国立科研机构的职能定位及对应支持方式，加快概念验证中心、小试中试平台、应用场景基地等建设，助力科研成果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
（作者田轩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