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定县试验”与乡村振兴论文专栏】定县实验...

本文原标题：《【晏阳初“定县试验”与乡村振兴论文专栏】定县实验“洋博士”考》

定县实验“洋博士”考

江苏师范大学 薛伟强

摘 要：长期以来，定县实验相关的研究往往见事不见人。笔者至今搜集的定县洋博士已达69人，并对其个人身份、留学背景，平教会工作概况，相互关联，及三任定县实验区县长流变等详加考证，期以深化定县实验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定县实验，洋博士，考证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定县实验”以“洋博士下乡”和“科学实验”闻名中外。其“洋博士下乡”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民国时期盛况空前。实际上，正因为有大规模、长时间“洋博士下乡”，才使定县实验具有突出的“科学化”特征。

长期以来，定县实验相关的研究往往见事不见人。偶有涉及，也大多转述吴相湘《晏阳初传》重点介绍过的13位洋博士的简单生平，包括几篇以定县实验留学生为主题的论文。实际上，不仅定县实验区的留学生数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其个人身份、背景，平教会工作职务、年限，相互关联等与定县实验的发展变化皆有密切关联。

一、定县实验“洋博士”的数量

“定县实验”中“洋博士下乡”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盛况空前。定县实验区的工作人员究竟有多少，当事者堵述初估计每年在职人员约为120人，其中在国外留学、学有专长的约20人，国内大学毕业的约40人，中小学毕业的约60人。[1]堵先生的记忆显然有偏差。据统计，1926年工作人员为66人，1927年78人，1928年82人，1929年204人，1930年152人，1932年224人[2]，1933年约150人[3]，1935年多达500余人。[4]整体推估，1930年代定县实验区的工作人员，大致在每年200人左右。[5]1926年至1936年十年之内参加定县实验区工作者，总共约在600人上下。

学界一般把当时的“洋博士”定义为海外留学归国的中国人，他们是定县实验知识分子群体的精英，约占试验区知识分子的15%左右[1]，十年内总数估计约90人。随着研究的深入，定县实验“洋博士”的数量不断增加。台湾史学家吴相湘的《晏阳初传》重点介绍了13位洋博士，当事人回忆文章中列出“洋博士”21人[2]。新世纪之初，鲍玉仓将其扩至27人[3]，而后笔者首先考证至38名[4]，至今已经增加至69人（见附表）。

新增的洋博士主要从两种资料寻找线索爬梳考证。一是宋恩荣主编的2013年版《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及第四卷。该全集各册皆附《主要人名索引》，极大的方便了相关人物查找和稽核，但也有少量遗漏和疏失。二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会员名单》（以下简称《会员名单》）。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档案》全宗号，为手写繁体字原始档案，包含《平教会现任董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负责人员名单》、《经费收支概况》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会员名单》四部分。《会员名单》未注明时间，据档案所载的平教会领导人简历可判断形成于1939年-1940年。该名单记录会员总计265人，有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学历及在会工作等6项信息。其中学历包含“中等学校毕业、专科毕业、大学毕业及留美（日、英等国名）”等四种，在会工作分为离任和在任两种，在任者一般会标明所在部门。《会员名单》共记载有留学经历的会员33人，笔者从中新发现定县实验区洋博士马明达、李少光、刘雨若、唐翘荣、薛受益等5人以及一些其他洋博士以前缺失的背景信息。

笔者最新的名单包括了平教会的兼职（9人）和顾问（7人）洋博士，其中含外国人3人。兼职专家亦属于平教会的正式职员，造册支薪，且有不少专家先兼职再专职。平教会的顾问团都是行业精英，对定县实验意义非凡。因此列入定县实验区洋博士团队极有必要。至于有学历的外国人，属于真正的“洋博士”，包含其中亦无妨。

定县洋博士群体所学专业涵盖法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护理、心理学、统计学、化学、农学、医学、美术、文学、戏剧、体育、生物、工程学等19个领域，门类比较齐全；目前确定籍贯的54位中国洋博士中，来自川、黔、苏、直、闽、湘、豫、粤、晋、滇、浙、赣、鄂、皖、京、津等16省区。其中南方人39，占比七成以上，远高于北方人（15人）。留学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以美国最多，达53人。目前确认有研究生学历者52人，其中有博士学位者26人。很多人在赴定县前已经功成名就，曾任专家、教授或其他高级职务，在定县实验区大多是各部门负责人。如此高学历、高比例、专业宽、地域广的洋博士群体，在民国时代的乡村建设史上空前绝后，无与伦比。他们对定县实验的发生发展也起到了关键的引领作用。

二、“洋博士”在定县的工作年限

定县实验参与人员流动性很大，最初几年的离职率高达1/3。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专职，也有少量兼职者，多是各领域的高级专家。但是，平教事业的向心力比离心力大，去而复返的也大有人在。

1924年，晏阳初就任平民教育总会总干事之后，立刻开始组建专业团队。至1927年，傅葆琛、冯锐、汤茂如、陈筑山、瞿菊农、郑锦、刘拓等平教会早期“七大金刚”及陆燮钧、熊子涤等部分早期骨干已经先后就任。但此时，平教会已经面临严峻的经费危机。“民十五十六十七年间，无日不在枪林弹雨之中，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经济破产是当然的结果。从前曾捐助本会经费的人，至此皆有心无力，于是本会经费在当时几入于山穷水尽的境界。”[1]本阶段加入的洋博士，除傅葆琛于1928年因故退出外，绝大部分后来都在定县长期扎根。

1929年夏，晏阳初再赴美国募集约60万美元巨款回到北京后不久，便提议改组平教会的董事会，邀请了一部分在北京的美国知名人士参加董事会。之后，晏阳初便约请各部的负责人陈筑山、冯锐等连续开了几天的会议，最后决定集中全会的人力物力，大办定县实验区，把原来以市民农民为对象的平民教育，转变为单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平民教育。从1929年秋季开始，平教会在北平总会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带着眷属迁往定县，在城内租赁民房居住。定县实验区开始大规模人才招聘，平教会工作人员总数迅速突破200人。

1928年至1930年，新加入定县实验区建设的高层人才主要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李景汉，美国留学硕士王和成，美国波士顿大学历史学博士韩玉珊，美国公共卫生学教授兰安生，美国社会学家甘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硕士李方勇，美国农学研究生、清华大学教授周景福，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经济合作专家张天放，美国依阿华大学农学硕士黄懋义，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硕士沈寄农，美国农学留学生唐翘荣，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李廷安，美国密歇根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学博士、燕京大学教授杨开道。

1931年至1933年，新参加定县实验区的高层人才主要有：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黎锦纾，美国教育学硕士霍六丁，俄国留学生李少光，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杨济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汪德亮，美国哈佛大学医学硕士陈志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卫生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护理学硕士周美玉，美国医学留学生万富恩，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农学硕士姚石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留学生刘儒珍，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留学生彭一湖，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硕士常得仁，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李泰来，日本法国游学的教育家黄齐生，法国巴黎

大学文学硕士、文学家孙伏园，日本文学留学生汤钨逸，美国戏剧硕士熊佛西，美国华盛顿卡尼基大学戏剧硕士陈治策，英国、日本留学生、前四川大学教授霍俪白[1]，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周先庚，美国约翰.普金斯医学院生物统计学博士袁贻瑾，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吴宪。

1934年至1937年，新加盟定县实验区的高层人才主要有：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博士陈行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朱有光，美国留学生马明达，美国语言学博士朱冲涛，美国俄克拉马荷工农大学农学硕士刘雨若，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谢扶雅，美国康奈尔大学动物学博士、燕京大学教授胡经甫，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何廉教授。日本明治大学法学留学生、燕京大学教授吕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吴榆珍，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张鸿钧。

定县实验区的用人机制很灵活，试验区的高层专家并非都是全职，也存在明显的兼职现象。有的兼职无需到定县，有的兼职（顾问）必须深入定县乡村。当然也有先兼职后全职，如孙伏园、李景汉、陈筑山、周景福、熊佛西等，这有利于平教会开展工作。

三、定县实验区洋博士的多重关联

定县洋博士群体之间，既有同学、校友、师徒、同乡，也有夫妻、兄弟、亲友等。这些多种复杂的人际关联，对定县实验也有复杂的影响。

以干事长晏阳初为代表，定县洋博士群体绝大部分留学美国，总数多达53人。除郑锦、孙伏园、黄齐生、张天放、彭一湖、吕复外，平教会的高层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大多负笈美利坚，因此可以说留美派掌控了定县实验区。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校友最多，有10人。其次是哈佛大学7人，康奈尔大学4人。另有日本早稻田大学4人。

如以本科毕业学校划分，又会有新的校友团体。大致以燕京大学和北平协和医学院最盛。定县实验区的燕京校友很多，总数近30人，高层如熊佛西、瞿菊农、赵水澄。平教会的医学留学生大多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兰安生（J．B．Grant）教授同时是大力资助平教会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及密尔班克基金的核心委员，他也会向晏阳初直接推荐毕业生，如陈志潜(1929届)等。1932年到1937年间，协和毕业的医生和护士在定县平教会保健院工作的很多。行政方面陈志潜任卫生教育部主任，李方邕(1928届)任卫生教育部副主任，俞焕文(1934届)担任流行病学及防疫工作，杨济时、墨树屏(1934届)大夫在临床。

在一个大团体中，同乡之谊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感情纽带，哪怕素昧平生，也会很快亲切。同等条件之下，同乡自然会优先考虑。定县试验区有两大老乡群，一是四川，以中高层领导居多；二是河北定县，普通职员最盛。

在洋博士群体中，同乡群以广东、河北和四川居多。定县实验区粤籍洋博士

目前可以确认有8人，包括县长霍俪白、社会式教育部主任汪德亮、卫生教育顾问李廷安、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农事试验所所长胡经甫（兼职）、艺术教育部主任郑锦、生计教育部专门干事唐翘荣、学校式教育部专门干事朱有光。直隶（河北）籍洋博士目前可确认7人，有定县实验县县长吕复、社会调查部主任李景汉、教育心理研究委员会委员（兼职）周学章、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兼职）张鸿钧、直观教育部干事高述尧、专门干事薛受益、家庭式教育部专门干事吴榆珍。川籍洋博士目前以确认有6人，含平教会干事长晏阳初，乡村教育部主任傅葆琛，学校教育部主任汤茂如，卫生教育部主任陈志潜，总务主任陈行可、生计教育部专门干事刘雨若。可见，在定县实验区的高层领导中，四川人和广东人占据明显优势。

在学缘、地缘之外，洋博士之间还有夫妻、亲友等更亲密的关系。定县实验区至少有三对洋博士夫妻，包括晏阳初、许雅丽夫妇，汤茂如、刘儒珍夫妇，张鸿钧、吴榆珍夫妇。

默契配合的晏阳初夫妇。许雅丽是平教会附属学校的兼职教师，所以他与晏阳初也算是平教会的夫妻档。1929年他们全家搬到定县，除了料理家务照顾四个孩子，许雅丽还尽力抽出时间和精力，全力为丈夫“分劳分忧，提供各种意见”，一起为平教事业奋斗。晏氏毕生献身平民教育，一直得到夫人理解和支持。对于他来说，不论智慧、精神、时间都等于增加了一倍，这是晏阳初事业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专攻教育的汤茂如夫妇。汤茂如和刘儒珍共同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皆攻教育，分别获得教育学博士和硕士学位。二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共同的研究兴趣而走到一起。汤茂如全家1929年搬到定县后，因家务繁杂及身体欠安，刘儒珍多年赋闲。1932年身体康复且有刘老太太前来打理家务，便重新出山，任平教会家庭式教育部主任，专门负责青年妇女教育。[1]从此夫妻二人在平教会共事至1937年。

张鸿钧、吴榆珍夫妇是早期中国社会工作学界的一对卓有贡献的“比翼鸟”。二人同在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以后又先后赴美深造。他们在赴美前都已经参与清河实验区乡村建设。1937年，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暨山东省政府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共同建立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创设乡村建设研究院，由张鸿钧担任研究院院长及社会行政学系主任，吴榆珍任社会行政系讲师，讲授并试验儿童妇女工作。二人开始了在平教会的共同事业。

通过同学、校友、师徒、同乡、夫妻、亲友等关系，既有利于加强彼此的联系，也有利于扩大定县实验的影响，不断吸引更多的人才加盟定县试验区。

四、定县实验区的三任洋博士县长：霍六丁、吕复与霍俪白

1933年平教会主导的河北省县政研究院在定县成立后，平教会与定县行政实现了短暂的“政教合一”。此后的三年多，县长皆由平教会推荐，河北省政府任命。在一般人眼中，实验县县长只有霍六丁（俪白）与吕复，霍六丁县长奋发有为最有名，而吕复是旧势力的代表。这些认识有不少偏差甚至错误。实际上，1933年—1936年，定县县长一年一换，先后由霍六丁（陆亭）、吕复与霍俪白担任，三人皆为洋博士，且皆由平教会高层精心选择。这个历程也是平教会在定县的“政教合一”由迅速成功走向突然失败的突出反映。

或许受很多回忆资料的影响，学界大多以为霍俪白为霍六丁的别名，这显然是个流传已久的错误。平教会档案《会员名单》记载霍俪白祖籍广东，生于1892年，留学日本、英国，曾任定县实验县县长。1948年霍俪白悼念法学家白经天逝世的文章显示，二人是挚友，在日本留学相识，回国后皆担任过法学教授。霍俪白自陈1933年应晏阳初和陈筑山之邀（霍与陈及李大钊皆日本早稻田大学同届同学），由四川大学北上定县任职，而且后来随平教会一直到湖南四川。[1]据霍六丁的回忆，他1902年生于河南汝南，本名鸿昌，字陆亭，在河南大学任教时被简称为六亭、六丁，但从未谈到有俪白的名字。他留学美国，1931年自河南由汤茂如介绍加入平教会，1934年春离开定县。[2]可见南北两霍差异明显。更有趣的是，他们相互很熟识，其后在江西和四川又有共事。由以上籍贯、学缘、姓名、平教会任职经历等诸多信息对比可以确认，霍俪白与霍六丁绝非同一人。学界推重的2013版《晏阳初全集》多处明示二者为同一人[3]，实不应当，甚以为憾。

由于平民文学部主任孙伏园的推举[4]，霍六丁于1933年5月由平教会社会教育部主任转任河北省县政研究院实验部主任兼定县实验县县长。霍六丁上任后，大刀阔斧。由于县财政十分拮据，兴利的建设工作做得很少，重点放在了除弊。其中发动同学会厉行禁赌、拒毒、缓债等，直接损害了豪绅大族的利益，遭到了激烈反对。以致于5个月后的双十节，定县县政建设研究院举行正式成立典礼时，省政府代表民政厅长魏鉴发言时已经明示有不少人抗拒新政，在省府游说“换霍”。权衡许久，之后平教会高层也逐渐决定“换霍”，次年3月[5]，在定县实验县政府成立不到一年的时候，霍六丁在内外巨大的压力下辞职，并离开了平教会。

吕复接任县长并非是由旧势力推选，但的确受旧势力欢迎。由晏阳初的书信可以看出，由于定县士绅在河北省政府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为了缓和双方关系，换霍（六丁）是平教会深思熟虑后的主动应变。陈筑山与吕复皆负笈东洋，同研政治法律，私交甚好，应该是他举荐了吕氏。吕复曾经担任过教育部次长，在燕京大学也主要研究地方政治，并且是很多定县乡绅都知道的河北人。平教会很乐观的认为，“他的任命会被这些乡绅接受”。[1]1934年5月9日，吕复的到任对平教会来说是“很令人满意的”，“有助于赢得本地士绅”与平教会的合作。晏阳初甚至在当天便很乐观的认为“我们现在取得了本县人民对我们计划的支持”。[2]查吕复小传，他实际兼任河北省定县实验县县长14个月[3]，可知其卸任在1935年7月。吕复任职期间，未发生与当地士绅的明显冲突，说明他是一个被平教会和定县士绅都接受的合宜的县长人选。

吕复卸任后，平教会并未像一般人认为的不再掌控定县实验县，实际上继续主持县政将近一年，至1936年6月21日才与新任河北省县政研究院正副院长交接。[4]这期间河北省县政研究院实验部主任兼定县实验县县长便是霍俪白。其由县政府秘书长转任县长，空缺的秘书长则由原生计教育部副主任彭一湖接任。举荐霍俪白者，当为其早稻田大学同届陈筑山，二人应当在日本同学法律。霍俪白与霍六丁类似，当县长前是大学教授，几乎没有参政经历。但很明显，就当时形势而言，霍俪白只能是一个守成的县长，他也顺利完成任务。或许正是因为霍六丁和霍俪白皆担任过定县县长且姓同名相近，加上一般人以为霍六丁去职后定县县长便非平教会人士，因此很多人误将二人等同。

实际上，霍六丁之后，继任的吕复、霍俪白县长与定县乡绅都保持了相对缓和的关系，平教会对县政府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双方的距离逐渐拉大，定县实验县从此名存实亡。从1933年开始的定县县政改革，主要活动是制定了各种计划。直到1935年2月，许多措施，尤其是基层的改革，仍然停留在计划或示范阶段，并未推广实施。1936年6月，县政研究院改组，河北省政府早有意换人，晏阳初和陈筑山被迫辞去正副院长职务，定县县政改革实验就此停顿，但定县实验继续进行。

本期编辑：陈香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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