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从古物、人群到时代风尚
“何家村”，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地名，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叫“何家村”的地方。但提起“何家村遗宝”，却意味着一批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独一无二的文物。尽管何家村遗宝的发现与刊布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无论是学者还是公众，都仍然对这批文物充满了热忱，研究著作、专题讲座、电视节目层出不穷，不断地加深我们对何家村遗宝的认识。去年出版的齐东方教授的《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使何家村遗宝的研究得以更进一步，同时也让更多公众得以了解何家村遗宝，并体会其背后的盛世风采。
透过一个古老的物件，可以见到一个人群，一个社会时代风尚
齐东方教授的这本新作，与以往的相关作品相比，其结构与重心都有所不同。他将这批文物分成了五个部分，名为“玉石品第”“真金白银”“错彩镂金”“异宝奇珍”“金石延年”，前三部分主要介绍遗宝中的玉石器、钱币与金银器，后两部分则分别介绍了具有异域文化和道教文化色彩的遗物。
这样的分类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遗宝的整体面貌，也体现出遗宝的丰富内涵与层次。
在每个部分中，行文仍然以单件（组）文物为基础，但绝非对文物的简单介绍，而是紧扣题名中的“解读”二字，透物见人，将大量的笔墨放在文物背后所反映出的时代风尚、集体意识中。
例如，金制“开元通宝”一节，在指出了这批金币的铸造、俗称等问题以后，他将更多的篇幅用来探讨唐玄宗首创“金钱会”、唐代宫廷“洗儿”赠金习俗等内容。再如他对葡萄花鸟纹银香囊的介绍，不仅仅限于论述这枚银香囊的原理、花纹，而更进一步地探讨其使用人群、效果，以及这类香囊在其他时代的身影。
如同作者所说：“透过一个古老的物件，可以见到一个人群，一个社会时代风尚”，何家村遗宝中包含了大量有关唐代社会的信息，通过作者的介绍，读者不仅认识了唐代的金币与银香囊，还对唐代的宫廷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对历史有了更为立体的了解。这也正是此书的一大特点。
学术观点上的新推进与新突破
在学术观点上，此书吸纳了不少近几十年研究成果的精粹，其中很多都是作者本人曾经的贡献。尤其论及金银器，作者20年前的力作《唐代金银器研究》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何家村遗宝中的金银带把杯、银高足杯、莲瓣纹金碗等，作者都曾有所论及，指出了其造型、工艺的异域来源与发展演变过程，这些内容在书中都得以再次呈现。在此基础上，作者也有不少对既有研究的推进与突破。
有些是针对器物用途的，例如“金石延年”一节提到的几个小银罐，此前一直被认为属于生活用具，是唐代常见的器形。齐教授却指出：这几件银罐与一般的罐子相比，体态较小，器高均不超过5厘米，并且罐口与盖子扣合得非常紧密，很有特点。而在唐人观念中，金银容器能巩固、提升丹药效果。因此这些小银罐很可能是用来盛放与炼丹有关的药物的。
有些是针对器物来源的，例如“异宝奇珍”一节提及的日本古币“和同开珎”，郭沫若先生曾提出这是日本遣唐使带来的贡品，并认定这5枚钱币可能来自开元四年日本第七次遣唐使之手。但随着此后研究的深入，何家村遗宝的埋藏时间被推定在唐德宗时期。齐教授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与日本遣唐使相比，唐朝护送遣唐使返日的官员带回这5枚日本钱币的可能性更大，进而推定其时间很可能是乾元二年。
遗宝的主人与唐传奇《无双传》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何家村遗宝的来源问题。这批文物最早被刊布时，曾被认为是邠王李守礼的家藏，因安史之乱而被埋于地下。此后，段鹏琦先生考订何家村遗宝中时代最晚的遗物在唐德宗时期，其地点也不在邠王府内，推翻了此前的认识。2003年，齐东方教授提出新见，认为这批遗宝是唐德宗建中四年泾源兵变爆发时，租庸使刘震把部分国库物品埋在自家宅院中的结果。这一观点提出后引发了一定争议，有学者认为刘震的相关记载主要源自唐代小说《无双传》，可靠性存疑。也有学者认为何家村遗宝中的部分遗物，担任租庸使的官员很难接触到。此后还有许多新的观点产生，诸如道教遗存、作坊遗物等等。
这些观点，齐东方教授在本次的新作中几乎都做了回应，他结合了相关的史料与考古发现，认为这些说法尽管各有一定道理，却均有不合理之处，经不起推敲。究其原因，很多学者根据遗宝中的部分器物展开讨论，没有全面考量遗宝的整体面貌，因此有失偏颇。在此基础上，齐教授在新作中坚持最初的判断，认为这批遗宝最有可能的主人仍然是刘震，并补充了一些新的依据：其一，保存何家村遗宝的银罐口沿与器盖均有人为砸击的痕迹，使其紧密扣合，这极有可能是为了方便携带，起初可能并无埋藏打算。其二，何家村遗宝中的墨书字体不一，但书写仔细认真，并非埋藏前仓促写就，更像是入库时的记录。因此这批器物很可能来自中央官府仓库。其三，《无双传》虽是唐代小说，但其中涉及社会生活的内容可信度较高，作为参考依据也有其价值。经过上述补充，这一观点的依据更加丰满，可信度也更高，至少是目前针对何家村遗宝的埋藏时间、埋藏原因、埋藏者等问题最完整的一个解释。
鎏金侍女狩猎纹八瓣银杯指垫处纹饰
提出新问题，静待研究
书中还为研究者提示了许多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面相。有些问题作者已经在文中直接提出，例如421枚银制“开元通宝”均无使用痕迹，其用途为何？遗宝中没有多少需要上锁的银盒，却发现了17把小银锁，是何原因？
还有些问题作者没有明确指出，但联系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能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如鎏金侍女狩猎纹八瓣银杯，作者指出其指垫上刻画着一只鹿与花枝，十分新颖。这类带把杯很可能源自粟特地区，而这件银杯指垫上的鹿纹，也正是粟特银器上常见的花角鹿。因此，“新颖”指的或许并非是这只鹿的造型，而是在指垫上装饰动物纹样的做法。这种装饰风格在粟特银器中并不常见，粟特带把杯指垫上的装饰多为花纹与人物头像。同类器物目前仅在吐蕃系统的金银器中有发现，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吐蕃银杯的指垫上饰有一个跃起的狮子。此杯是出土于新疆的吐蕃时期文物，时代约在8世纪中后期。但其纹饰风格与形制特点，却又与唐代金银器中时代较早者比较接近，很可能是唐代金银器影响下的产物。因此，这种指垫装饰动物纹样的做法，或许是唐代工匠对粟特艺术题材的新运用。
抛砖问玉与白璧微瑕
何家村遗宝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面世，对此书中的一些观点也提出了挑战。例如凸纹玻璃杯，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其来自波斯萨珊的可能性较大，此书也肯定了这一观点。但据最近卢轩等学者的成分检测研究结果，这件玻璃杯应属于中亚植物灰玻璃器。据此，林梅村教授还结合其他依据，认为何家村遗宝中有一大批遗物都是唐朝初年罽宾国的贡品。他进而还对何家村遗宝的来源与埋藏者提出了新解释，认为何家村遗宝原是皇帝私库——大明宫琼林库中的器物，泾原兵变时来不及带走而临时埋藏所致。
另外，作者在“可以免罪的进奉金银器”一节，引用了《新唐书·李绛传》的记载“（元和时）襄阳裴均违诏书，献银壶瓮数百具，绛请归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以此说明“靠进献金银器还可以免罪”。这一观点或许可以再讨论。裴均进献银器一事，《新唐书》记载极为简略。但此事在当时却引起了不小的波折，李绛、白居易都曾因此上书唐宪宗，白居易言：“伏以陛下昨因时旱，念及疲人，特降德音，停罢进奉……伏自德音降后，天下禺望遵行，未经旬月之间，裴均便先进银器。”李绛则说：“特降鸿恩，大拯颓俗，罢方镇不时之贡……才及数月，今自废罢，受纳裴均所进银器。天下之人，皆谓诏书不信……（裴均）敢进银器，此是试陛下之意……伏望准制书令度支收纳，既不违敕文，又免入内库”。简言之，元和四年唐宪宗因干旱下诏，要求地方官员停止进奉贡品。而裴均于此时明知故犯，进奉数百具银器以试探唐德宗的决心。因此李绛、白居易均上书，建议宪宗将这批银器充公，以免影响皇帝威名。李绛还在文中要求惩罚裴均，但此后宪宗以“所进是赦书未到前发来”为理由赦免了裴均。可见裴均正是因为违反诏令进献金银器而获罪，其被赦免的原因表面上是进献时还未收到诏书，实际上则与他的节度使身份有关。依笔者浅见，《新唐书·李绛传》的记载似乎无法说明进献金银器可以免罪。不过白璧微瑕，无伤大雅。
“逸闻趣事”不仅是谈资，也会成为绝佳的“钥匙”
显而易见，《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在公众领域也会是一本极受欢迎的佳作。开篇部分详细披露了何家村遗宝的发现、刊布及曲折经历，其中有不少有趣的考古、文物故事。这些故事绝非是作为“逸闻趣事”以供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帮助大众了解文物考古事业的一把绝佳的钥匙，更加具象地认识到文物考古工作的内容与意义。实在大有裨益。作者在介绍文物时，也从相对枯燥的文献中发掘出不少鲜活的历史故事、优美的诗词歌赋，使读者能够在读书的乐趣与美的体验中，看到盛世大唐的影子。
此外，虽然并非学术论文，但全书逻辑仍然丝丝入扣，介绍文物时作者常常讨论其来源、使用人群等内容，使读者不由得去想：这件文物的使用者、拥有者可能是谁。在全书最后，作者重点探讨何家村遗宝的拥有者、埋藏时间、埋藏原因等问题，对各种观点、猜测一一进行分析。读至此处，读者此前心里的疑惑也一一解开，对这一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如今新出版的考古、文物著作，往往都很厚重，《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一书相较而言体量并不大。但是其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与重要价值，却不容忽视。最顶尖的研究者，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将最重要的唐代考古发现之一介绍给所有人，集前沿研究与大众读物于一体，堪称深入浅出的典范，其意义不言而喻。
（原文有注释，发表未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