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地方·观察员｜陆晔：我的地方
陆老师声称自己“没有地方感”。读完此文，我想她其实只是近乡情怯。
上海双年展城市项目“你的地方”，几位观察员纷纷写出了各自精彩纷呈的地方故事。轮到我，不出所料地，卡壳了。
段义孚说，空间能力本质上是活生生的，我们以身体达成，以对地方的自由度、移动范围和移动速度来衡量。我天然有着极好的空间感，却十分匮乏那种似乎人人都具备的经由日常生活滋养的“地方感”。换句话说，我对地点（location）非常敏感，尤其在陌生的空间里，但却常常难以感受到何处是“我的地方（place）”。
也许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人始终“生活在别处”。这还真不一定是矫情。我身体里用来感知“地方”的那部分雷达，似乎在日常的周而复始当中沉睡，以至于多数时候对熟悉而不自知的周遭环境心不在焉，只有扑面而来的陌生感方能唤醒它——那些天南海北短暂停留之处，与过往的身体经验和文化经验激烈碰撞，令身心一同快速陷于时而迷茫时而欣喜时而痛苦时而甜蜜的情感漩涡。
我记得胡志明市，它不仅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和陈英雄的西贡，还是暴露年龄的《南方来信》，我甚至找到了那条“阮文追路”。我记得曾在柏林Zimmer街随手拍下两个孩子时脑子里回旋着蝎子乐队的歌：“在一个八月的夏日夜晚，士兵们走过”，我看着他们拉着手追逐头顶的热气球，毫不在意脚下那两行曾经是墙的地砖，“明日的孩子可以随意梦想，在那变迁之风里”。我记得冬天的克拉科夫，“雾一早就散了，蜂鸟落在忍冬花上”，维斯瓦河边的Kosciol Na Skalce，守门人用树枝在雪地上为我划出安葬米沃什石棺的地下室每年哪几个月对游客开放。我记得夏日余晖下的罗卡角，“陆止于此，海始于斯”。
我记得黑龙江双峰林场开饭馆的张大姐，记得云南德钦的出租司机陈师傅，记得成都街头的那碗冰粉，甚至坐在花莲海滩被胡德夫一曲“太平洋的风”唤醒了一种疑似乡愁的从未有过的情绪，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从小究竟在哪栋居民楼长大，甚至很羞愧地发现自己忘记了大学里所有任课老师的名字。
之前有人说要么你写写复旦新闻学院吧。我立刻摇头：这有啥可写的，就是个每天去上班的地方。眼看截稿死线，我决心在2019年第二天的这个深夜，努力回想上海这座生活了二十八年的城市，给我留下了哪些印记。拼凑出的这点碎片，不知道算不算得上“我的地方”。
1991年我考入复旦读博士，新闻学院在邯郸路上的复旦文科楼。文科楼在复旦校门正对面，旁边是文科图书馆。我不记得那时候有没有它背后的第五教学楼，只记得它楼道特别昏暗，即便白天。有位现已退休的大姐曾跟我说，那时候我天天猫在二楼的资料室，读文献，翻阅那份光绪年间洋人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为完成导师、新闻史大家宁树藩先生留的功课。我自己对此毫无印象。但我记得在楼道里第一次遇见某位同事。她刚硕士毕业留校，长发，异常高挑清秀，穿本白色亚麻背带长裙和藏青短袖T恤。惊为天人。那时候，在文科楼随时能遇到不同学科的老师同学。有一次请哲学系俞吾金老师跟我们做小型学术沙龙，俞老师说起当时一篇新闻报道，收银员跟抢商店的歹徒搏斗负伤牺牲，俞老师认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媒体不该为树立英雄典型过度赋予正面意义。我们几个人跟俞老师吵，中国人历来讲究舍身取义，收银员舍身取的不是被歹徒抢去的三百块钱，是义，俞老师你读武侠么？义！义高于个体生命！
那时候争论的当然不止这些。大量各式各样的清谈，从理论到生活无所不包。我院李良荣教授住在国年路复旦第五宿舍，学生们下课拐个弯去他家，聊学术，聊国是。国年路是条路，也是个小菜场，沿路两边摆摊，鸡鸭鱼肉蔬菜水果针头线脑，偶尔还买皱巴巴的玫瑰花。好些年之后我才知道“大上海计划”，知道了为啥复旦周围的小马路东西向是“国”字头南北向是“政”字头。李老师总是看时间差不多，下楼来，几分钟菜篮子拎回来，一边继续天南海北一边烧饭给我们打牙祭。记得还有两位，历史系还是经济系的大咖学者，经常跑去李老师家下棋，说是各自的太太都不喜欢他们在家下棋。为此李老师不得不又买了张方桌，以便棋盘上厮杀酣战之际，无需惊动他们就可以招待我们这些学生娃们吃饭。
导师宁树藩先生住在政肃路复旦第七宿舍。老人家每周都会颤巍巍走去国顺路复旦第九宿舍探望王中先生，跟王先生谈天说地，一去就是大半天。王中先生因“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党报也有两重属性——工具性和商品性，要在商品性基础上发挥工具性”、“满足人民需要是办好报纸的根本”等学术思想在“反右”中遭到批判，晚年境遇令人唏嘘。我曾问宁先生能否带我一起去，宁先生迟疑良久，最后说，我希望你永远记住的是王中先生正当盛年时照片上的样子：着长衫，拿香烟，风流倜傥，目光如炬，铁骨铮铮。
可惜后来这种氛围再也没有了。这大概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从文科楼搬到了现在的国定路400号院区，老师们有了每人一间单独的办公室，资料室也变成了一幢以某位出资翻修的校董名字命名的三层楼图书馆。最近，图书馆的一大半变成了新媒体中心，光绪年间的旧报纸大概是再也没人去翻了。我现在的办公室在图书馆对面，四楼，宽敞明亮，光线通透。
这幢楼在我们搬进来之前是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的办公楼。我上学的时候，应用技术学院还叫轻工业专科学校，简称轻专。我有个没见过面的朋友，轻专的老师，摄影师，他说我们现在四楼的男厕所是他过去的暗房。偶尔跟这位朋友微信上聊聊天，我说我总有点鸠占鹊巢的不安，伊说不会，我们都是过客。我说捺现在搬去西边是不是也蛮好，上只角。伊说桂林路呀么比五角场好多少呀，阿拉五角场一混二十年，跟真正额西边上只角总归两样的呀，可惜照片拍得少。又说，那时候大家都在五角场混，大概也就互相隔几百米，也是各有小圈子，擦肩而过的，去邯郸路口庄老板的蓝欣吃饭，去对面的红墙吃饭，路口小铺子红狮，国定路上还有一间乐靖宜的漫画书小铺子开了好多年。
政通路有间小酒吧，“盗版”Hard Rock，我一个完全不喝酒的人，以前常去，因为疯子乐队。曾涛，孙国斌，长发及腰的主唱周勇和贝斯手Sin。后来，越来越忙，就很少再去了。最初在酒吧打工的小王，据说在乐队散了几任老板换过之后自己把酒吧盘下来了，变成了地道的精通摇滚和民谣的文艺青年。酒吧不知道还在不在。我很久很久没去过政通路了。好些年前带一个台湾摄影师逛静安别墅，在2666书店偶遇过曾涛，后来2666也没了。前几天看到周勇转一篇微信公号文章《上海摇滚大事记（1985-1995）》，说疯子乐队是沪上摇滚圈的一个传奇，我评论玩笑说稿子没提到女粉丝差评。周勇现在还在唱，常踞国顺东路的现场酒吧，有时候噪音，有时候民谣，有时候摇滚，据说还讲相声。我还在前年夏天新天地公共空间艺术季见过他跟一些洋人艺术家合作场景舞蹈。我的影像编辑课上的孩子们，隔几年总有人拍现场酒吧，于是我时不时能在批改视频作业的时候看到他。2003年底，我参与上海电视台《七分之一》栏目做2004新年的第一期节目，音乐相关选题，其中一个故事关于周勇。我早把这事儿忘光了。哪曾想2017年春天，周勇在朋友圈里转一篇文章，作者说十多年前自己还是个摇滚少年，看了《七分之一》摇滚青年小周的故事，深受感染，最终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2019年的今天，我翻看了2017年那个春天的朋友圈，看到我翻出这部短片在办公室听2003年的周勇在复旦燕园草坪抱着吉他唱Knocking on the heaven’ door，并感怀1991年政通路上那些爱摇滚爱自由的年轻人。再度感怀，我和他们都不再是我们，我和他们也都还是我们。我想这大概也是一种“我的地方”吧。我的“地方（place）”总是与过往的身体经验和文化经验相关，它出自某个物理地点（location），但又远远超出这个物理地点；它对应的是我的肉身实体“表现的身体”和电子环境中存在的信息形式“再现的身体”，一种既可分离也可融合的无限的延展性。
媒介学者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当今世界新技术产生了一种新文化——真实虚拟文化。它最显著的特征是“无时间的时间”和“流动的空间”。时间和空间，这两个人类生活的基本向度被新技术改变了。在这个全新的传播系统里，时间被消除了，过去、现在、未来可以同时被预先设定，彼此互动；流动空间则取代了地方空间，技术既去地方化又制造新的地点，并将地点嵌入到新的时空当中。媒介文化学者斯考特·麦夸尔将现代城市视为媒介城市，将现代媒介视为地理媒介，认为数字媒介不再与城市公共空间的物理属性针锋相对，各类地图应用、移动数字装备、城市大屏幕和大规模媒介艺术作品等，组成了现代城市丰富多样的空间实践，这些基于新技术的变化在城市场景中带来了新的力量、新的节奏、新的规模比例和情感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看，当新技术、新传播系统成为城市的基础性构造要素，探究“我的地方”就成为一个数字时代移动性的地方问题，这一议题也许很难完全依赖发端、发展于过往固着社会形态的理论路径。相反，以新的城市经验切入，作为数字空间的“我的地方”如何以新的方式生产个人记忆和城市认同，进而如何推动新的城市文化和展开新的城市公共生活，其重要性将日益凸显。
我们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共同发起上双城市项目之“你的地方”，以老地图《上海行号路图录》为基底，向你征集探究城市的方案。我们提出了基于《上海行号路图录》的一系列地方或线索（地方库1地方库2地方库3）。期待你能针对其中之一，提交一个可实施的探究方案（点击下载报名表及参考手册）；在此之外，以行号图为生发点，你也可提交其他感兴趣的地方或线索，以及对应的考察形式。
在提交完善方案的基础上，我们将支持你以各种创造性的手段，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对“你的地方”的探究，并把你的成果呈现给更大范围的、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