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铮强：苦苦过活的地方士人——评《南宋吉州的士大夫与宗族、地域社会》

小林义广先生是1950年生人，资深的日本宋史学者，早年的研究对象以欧阳修、王安石等宋代核心人物为主。这样一位学者，在他年逾花甲之后，竟然关注宋史学界已经流行数十年的地域社会论，围绕南宋吉州士大夫社会展开了系列研究。仅以追随学术潮流而论，这似乎是大可不必的事情。但前言中小林先生就交待这是他“回归初心，开始读欧阳修故乡吉州出生的士大夫文集”，而这个“初心”是1980年发表《族谱编纂之于欧阳修的意义》引发的对士大夫宗族问题的强烈兴趣。因此有意思的就是，小林先生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其实早于欧美地域社会论的发端之作，即郝若贝那篇1982年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著名雄文《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转变》。所以读小林义广这部多数研究完成于2010年以后的《南宋吉州的士大夫与宗族、地域社会》，其研究视角究竟与广受质疑的美国地域社会论有何差异，就成了笔者最有兴趣探究的问题。

小林义广著《南宋吉州的士大夫与宗族、地域社会》，盘媛译，崇文书局，2024年5月

如果仅仅把视野局限于科举官僚，那么美国的宋代精英地方化理论，或许与历史事实并没有那么遥远的距离。但如果以精英地方化来讨论中国社会整体结构，任何有中国社会经验的人恐怕都无法接受南宋以前的中国地域社会更加“中央化”的预设，更不可能相信南宋以来的科举士人对任职中央已经失去了兴趣。而若以空间结构而言，南宋政权本身就可以视为“地方政权”，与元明清这样的大一统王朝相比，南宋本身就是一个地域社会，这样南宋士大夫的地域社会就成了不证自明的命题。因此中国地域社会研究的问题不在于“地域社会”概念本身，毕竟普天之下哪里还没有“地域社会”呢？如果挖空心思地找寻，中国任何一个王朝都不会缺失“地方精英阶层”的存在，遑论这个现象成为突出问题的晚唐北宋时期。问题仍然在于研究者意图通过“地域社会”“精英地方化”的视角讨论什么？对此，小林先生对欧美地域社会论非常扼要而精到的三点总结，一是士大夫阶层由官僚向士绅的身份转移，二是精英层的关注重心从中央移向地方（即精英地方化），三是中国区域的划分即“设定大地域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小林先生还总结了以冈元司为代表的稍晚一代日本学者对中国地域社会论议题的拓展，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打破“中国”的国家视角，或者讨论宋代浙江与东亚海域的关系，或者从地域社会反向去理解国家。

然而在这样“宏大”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序章还是具体的研究，小林先生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回应宏大议题的意愿，而仅仅是说：“对于韩明士以后被视作地方化开始的南宋时代，学者尚无太多兴趣关注那时地域社会样貌如何，其中宗族又如何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本书展开的考察多少有些意义。”但如果仅仅是描绘那时吉州地域社会样貌如何，而不去回应那些探究历史发展方向的宏大议题，究竟能有多少意义呢？这个问题恐怕是体味这部著作妙趣的关键所在。

至少在笔者看来，这部著作的学术史回顾部分，最有价值的并不是梳理欧美地域社会论及其对日本学界的影响，而是指出在此之前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已经出现了“地域社会”的转向。那是1981年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主办的“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与领导者”研讨会，主持研讨会的森正夫提出：“所谓地域社会，是为总体把握人类生活基本场所的方法论概念，为实现广义再生产而面临共通现实问题的个人，被置于共同的社会秩序之下，统合于共同的指导者或指导集团之下。”而触发这种转向的缘由深植于当时日本学者的内心体验：“日本学者对中国前近代史的研究如果只依靠阐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基础生产关系，再以此为基础研究阶级关系的方法，‘难道不会使我们现代人所面临的课题与前近代史的研究相背离吗？’”这些表述有些学术化了，讲的通俗一点就是：研究者又无法把握生产关系革命的方向，那么就不能把研究变得跟研究者自身的日常关注更加切近一些吗？任何个人面临的首要问题，难道不是在“被置于”的某种社会情境中寻求出路，那么在地域社会中发现人类生活的样貌难道不是“我们现代人所面临的课题”？即便那是千年以前中国地域社会中发生的“人”的故事，难道不是包括他们日本学者在内的现代人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所以，小林义广《南宋吉州的士大夫与宗族、地域社会》讲的是七八百年前中国江西吉安地区的七位士大夫如何经营他们的人生与家庭（宗族）的故事。靖康之难以后，国土尚且难以收复，又何谈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所以对于大宋的儒士而言，把整个南宋史都归为“垃圾时间”并不过分。王庭珪于宋神宗在位时的1080年出生于吉州安福县，考上科举是宋徽宗在位的1118年，5年后因为拒绝上司的私人请求愤然辞官。很多年以后他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那位惹他辞职的上司后来不断受到提拔，他从那时就预感到政治动荡。此时的王庭珪已经44岁，从此不再就任实职，开始了近半世纪的退隐生活。靖康之难后，王庭珪被迫与亲人一起躲避动荡，开始数年的避难生活。大概是1137年，王庭珪写了一部《盗贼论》献给抗金名将李纲。1138年秦桧与金议和，议和期间胡铨因为激烈弹劾秦桧而被贬官到新州，这时王庭珪为胡铨写下两首饯别诗，其中有“痴儿不了官中事，男子要为天下奇”之句。五年后，王庭珪因为诗句被同乡告发而遭逮捕贬官，至70高龄时被勒停贬官，直到秦桧去世才返回家乡，并在孝宗朝两次接受朝廷召见，其中第二次已是九十一岁高龄。那位激烈弹劾秦桧的胡铨则是吉州显族，秦桧卒后胡铨重获自由，并在孝宗继位后重返朝廷新授予官职。

吉州的周必大是孝宗时期著名文臣、地位最稳固的宰相，北宋末年周氏一族因祖父周诜赴任吉州而移居吉州庐陵。胡铨与周必大的家族在吉州曾经都显赫一时，但身居高位并没有确保他们家族的延续与繁荣，此后他们的家族由于鲜有族人科举及第而迅速衰落，说明仕宦顺遂远非成功经营家族的充分条件。著名诗人杨万里的先祖在唐末五代时期定居吉州，从北宋末年起族内及第者辈出。杨万里自幼家中贫困，虽然长期仕宦，社交活动却长期集中在吉州地域社会。杨万里通过《家训》劝诫子女要勤于农事纺织的生活信条，小林先生认为杨万里与其说是士大夫，不如说更像是小农的生活态度。

同样自五代迁居吉州的曾氏家族扎根地方的特征更加明显，著名的宋人笔记《独醒杂志》的作者曾敏行就出自这个家族。虽然没有科举的记录，但曾敏行的父亲曾光庭任零陵县尉时靖康之难爆发，曾光庭征召零陵县民众组织义勇勤王，当时九岁的曾敏行对父亲说“愿自力，毋忧家”。有证据表明曾氏家族拥有相当的财富，特别是曾光庭告老后起宅购田“为本族筑牢经济基础”。作为幼子，曾敏行热爱学习、满腹经纶，但因二十多岁患病而放弃科举，终生在家乡过着“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的乡绅生活，晚年规划园囿、兴建楼阁。曾敏行的六子曾三异在几度落榜后也放弃科举，虽然族中至少有两位兄长曾三复、曾三聘参与过朝政并入《宋史》列传，但曾三异凭借家庭的经济余裕过上了遨游书海的生活，为编纂欧阳修文集投入大量精力，并在八十多高龄时受朝廷应召获得了一个虚职。朱熹在致信中对曾三异的思想多有批评，不过“未在中央活跃而长期于家乡生活”的曾三异应该不必为此焦虑。曾敏行、曾三异的生活轨迹或许特别符合“精英地方化”的论调，但事实上这个家族应该自五代迁居吉州以来就属于颇有经济实力的“地方精英”阶层，换而言之曾氏这样的家族才代表着吉州地域社会中最稳定的一股力量。

更加代表南宋以来理学化的“地方精英”的应该是这部著作中第六个案例欧阳守道。欧阳守道家计贫寒，在科举及第后仅任章州雩都县主簿，便以家中老母为由辞官了。欧阳守道因为江万里等人的推荐可能在当地的白鹭洲书院断断续续地执教过，晚年担任过校书郎一类官职，但在节约宫廷无用开销的提议未被采纳后再度辞官归乡。书中对欧阳守道最关注的事迹是他批评欧阳修的《欧阳氏谱图》过于草率，展现出他对欧阳修未居住家乡、死后埋葬他处的生活方式的质疑，小林先生认为由此“能窥探到生涯大半都在地方度过的欧阳守道的生活态度，乃至南宋末期这一社会背景下在地化倾向增加的士人意识之时代性”。最后一个案例则是宋末元初的刘辰翁在科举被废出仕无望的情况下以文学创作维持士人身份并关注地方公共事务的故事，并将其理解为是“扎根地方的明代士人生活方式之端绪”。

其实抛开那些所谓的学术史背景，仅凭生活经验而言，从这些南宋吉州士大夫的故事中感受到的，首先是仕宦的风险、地方的动荡、地域社会组织性的薄弱。但毕竟地域社会才是前置性的，中央政权才是流动不居的，在任何中央集权的年代里寻找中国的地域社会总是可能的。因此在笔者看来，所谓“扎根地方的明代士人生活方式之端绪”，其实不过是地域社会的士人化、理学化而已。

作为一部“海外中国史”的著作，不必苛求作者没有充分注意中国海量的地域社会、宗族与族谱的相关研究，也不必诧异这部讨论宗族社会的著作极少采用第一手的族谱材料，更不必在意作者无意回应“精英地方化”“宋元明转型”之类宏大议题。重要的是，这部著作毕竟直面“我们现代人所面临的课题”，认真讲述了地方人士在宋朝的“垃圾时间”苦苦过活的诸多故事。中国的研究者由此获得的启发，或许在于什么才是当下国人“所面临的课题”？“全球化”“在地化”之类议题是否还像从前那样令人着迷？如果我们真的可能面临全球性的动荡时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是否会给世人讲述更多值得留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