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不归 | 南京·继续下雨
原创 云也退 云也退
莫不归|南京·继续下雨
我拿着手机，紧走去前台。台子后边站着三个穿灰衣服的女子。我的口气是带着责问的。我想要离开，可是近在三十米之遥的车子接不到我：“这里的定位是东门吗？”
“是东门啊。”一个女子说，另两个人不由自主地靠近她，像是给她壮胆。
“但为什么司机说进不来呢？”
我可以看到东门，也能遥望到一部车子的车头，车头前横着一根栏杆。我估计刚才电话那个说“这里拦着进不来啊”的声音，就是从那个车头里发出来的。问题是门外大雨如注。距离不到三十米，但我不能走过去，让背后包里的电脑冒风险。
“这个横杆挡着进不来的门，怎么可以用来定位呢？”我又问。
那三位女侍者靠得更紧了。中间的说：“东门有门卫，车进不进得来，要看门卫是不是放他们进来。”旁边的一位补充说：“有时放，有时会不放。”
“今天看来是不放了？”
中间那位看了一下外边：“看来是的。”依然很有礼貌，带着微笑。
“但是我取消订单，三块钱已经没了。”
中间那位没说话，眼珠转了转。她左边的姐妹抬起一只手，用手背掩了一下口。想强行忍下忍不住的笑的时候，人就会做这种动作。她这一下子，使得中间这位也跟着笑了，但她似乎想要让我认为她只是呛到了一口水。
这时右边那位开口了：“你拿着伞过去，到东门再叫一辆车，然后你把伞交给门卫就可以了。”
这是及时合理的支援。第一位想笑的女侍应生，现在拿眼去瞟大门了。
“哪里有伞？”
三个人在台子后边，一个接一个地向前屈腰，眼睛朝大门那边看去，脚下不离自己的岗位。“那里有伞”，“门边有”，“看到了吗？”“就是那里”，“有一把伞在那里”，“红的”，“喏，看到了吗？”“拿那个就可以”。
我取了伞走出去。在东门的横杆前，站着那名门卫，穿着颜色和伞相仿的砖红制服。刚才就是他，让我失去了三元钱。没有任何人得益，但损失也怪不到任何一人的头上。我看他一眼。门卫长成的样子，就是知道没有人会多看自己一眼的人会长成的那种样子。
路边停着一辆出租车。我打开门进去，手中还拿着伞。
我有一刹那想到，带走这把伞，可以冲抵我的损失。但我还是朝着那名门卫喊：
“这把伞是酒店的！我怎么给你？？你过来行吗？？”
他听到了声音，又可能是瞟见了我挥舞的伞。他有点茫然地朝我这里看来。茫然与雨的阻隔有关。他是大雨中迷蒙世界的一部分。
“这是伞！酒店的伞！！我放在……放在……这里这里！”
我面前是一排用来隔开车道和东门的小树丛。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种东西。“我放在小灌木上了！”——他听得明白吗？要不“绿化带”？“我放在绿化带上了！”——不行，这个过于抽象的、同时又富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名称，扛不住这把具体而微的伞。
“我放在……放在树上了！”
车开动时，我看到门卫模糊的身影慢慢地朝我说的“树”挪过来。雨刷机械地摆动，画着一个亘古不变的扇形。车里静得可怕，司机的双手一动不动地覆在方向盘上。手机里啪啪地弹出了“黄色雷暴警告”，好像怕我不相信此刻正在下雨。
《作家酒馆》即将出版：
7月7日，作家酒馆线下版之卡夫卡（下）卡夫卡和鲁迅，都在同一时期（1921-1924年）步入或正自己的巅峰。二人也都写了人与人的隔阂。区别在于，鲁迅被最多的人截走的金句“人间的悲欢不相通”，给人的感觉是，人间的悲欢本来是可以相通的，也是应该相通的。
但在卡夫卡这里，人与人，在情感方面，不仅是不相通的，更是不相干的，而且也不应该去指望相干，更遑论共情。
因此，“悲欢”根本就不是一件可以一提的事。对人对己，都无悲欢。《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别人待他固然冷漠，但他自己更不流露半点的顾影自怜。
如果卡夫卡听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他恐怕会觉得很做作。
昨天，“抽取一张卡夫卡”，众位参与者抽取到的是这样一些文字片断：医生跟病人躺在一张床上，医生埋怨着自己对病人什么都干不了，“手脚灵便的”病人也不来帮我（《乡村医生》）；
旅人在一个城市向警察问路，警察说“算了吧！”转过身去时似乎在笑（《算了吧！》）；
乡下人在法的门前等了一辈子（《在法的门前》）；
约瑟夫·K一天醒来，被闯入家里的男人宣布逮捕（《审判》）；
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个害虫（《变形记》）。
…… ……
这些卡夫卡式的故事给人的教训是什么呢？除了社会多冷漠，亲人翻脸无情，人活在世上很无助……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医生就不该出诊；旅人就不该来到这个城市；乡下人就不该想要进法的门；约瑟夫·K和格里高尔都不应该醒来。不出诊、不旅行、不醒来，厄运就不会落到自己头上。
卡夫卡所有的写作里都很难看到正常的、对他人的共情反应。对看守人、警察、公司职员、公务人员、信使等等职业人的痴迷，使他写出了这样一种现象：并没有人主动地、恶意地漠视他人的痛苦，或主动地作恶，但是，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别人与自己的不相干。
《算了吧！》里写道：
当我向警察求助，我获得的既不是答应也不是拒绝，而是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种消极的反应：“算了吧！算了吧！”（“你问我吗？你是认真的？哈哈……”）
这种嚣张外露的不相干，使我陷入彻底的、连环的怀疑：是我错了，我不该问他，我都不该来到他面前，我今天就不该醒来，我都不该活着，最终，我就不该被生到这个世界上。这是卡夫卡刺中的人心里最深的绝望，是他最丧的地方。
但是我们在“作家酒馆”叙说卡夫卡，不是为了感染丧的，也不是为了拿最惨的人做例子来感受自己过得还不算太坏。
我们是为了认出卡夫卡的“原理”，为了讲出那种人人都要亲身体验的绝望，同时与它保持愉悦的距离。
《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已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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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参与者可于我公微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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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共读小说2.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鱼王》：
原标题：《莫不归 | 南京·继续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