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和社交媒体助推“黄马甲”行动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举过一个“猎鹿捉兔”的例子，至今已被衍生为博弈论的一个经典博弈结构。故事讲的是两个猎人一起猎鹿，但是在猎鹿过程中会碰到兔子，如果其中一人跑去捉兔子，那么鹿就会失之交臂，另一人将一无所获。对这两个猎人来说，一人准备猎鹿，另一人跑去捉兔，行动不协调没办法产生最优结果。因而两人的最优选择结果，要么一起猎鹿，要么各自捉兔。最优选择有两个，现实结果究竟是出现各自捉兔，还是共同猎鹿？它本质上是一个协调问题。如果我们把捉兔子当作个人行动，把猎鹿视为集体行动，那么问题就转变为：究竟需要凭借什么条件，才能够让同样是最优选择的个人行动让位于社会最优的集体行动呢？
2018年11月和12月份的法国黄马甲活动，为“猎鹿捉兔”的集体行动协调问题提供了一个现实案例。活动导火索，是法国为了环保上调燃油税，原先拟在2019年1月起对每升柴油和汽油分别征收6.5欧分和2.9欧分的二氧化碳税。如果以1：8的兑换比率折算成人民币，相当于每升柴油和汽油分别增加0.52元和0.232元。这一涨幅对于法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究竟会有多大呢？我们可以把这一影响效应折算为更为直观的日常消费品。按照最长通勤时间和距离来看，巴黎毫无疑问居于法国各城市榜首。依据Moovit公共交通指数可知，在巴黎单次行程平均距离是10.8千米，但是72%行程超过12千米。我们以每天30千米来回行程、一升柴油平均行驶15千米简单估算，一天消耗两升柴油，征税将使每月多支出3.9欧，它近似等价于出外一趟的来回公交车费，或者2根好点的法棍、4根最便宜的法棍（家乐福最便宜时每根0.52欧元，一般是每根2欧元左右）。
换句话说，由于燃油税上调导致每月可能少吃4根法棍，超过28万的法国民众穿上“黄马甲”，暴走香榭丽舍大街，最后还让政府不得不宣布暂停调税计划6个月。一个让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甚至经济学家都觉得非常头疼的集体行动难题，竟然被为了4根法棍面包而奋斗的法国“黄马甲”给轻松“解锁”了。对于法国人民的集体行动偏好和自由权利意识，我是大写的服气，也忍不住想给他们“加戏”：要是每位参与游行的“黄马甲”人手一根法棍（它有两大妙用：人饿了可吃法棍，法棍变硬了可当防身工具），高呼上“还我法棍”口号的话，那画面会更应景、更有喜剧感、也更具法国Style。
从传统经济学视角来看，法国黄马甲活动是一个集体行动问题，更适合解读它的不是“猎鹿捉兔”的协调博弈，而是囚徒困境。不同于“猎鹿捉兔”所反映的协调问题，囚徒困境反映的是一个合作难题。它不同于“猎鹿捉兔”的地方在于，不管对方选择合作（猎鹿）还是选择搭便车（捉兔），每个人选择搭便车（捉兔）的收益都要高于合作（猎鹿）时的收益。通俗来讲，囚徒困境可以具体化为这样一个情境：猎鹿过程会惊起一窝兔子，它给捉兔的人带来正外部性，此时猎人独自捉兔的收益，会明显高于两人合作猎鹿时的平分收益。因而，每个猎人的最优选择是搭便车（捉兔），博弈均衡结果是大家都选择搭便车（捉兔），但是这一均衡结果（兔子平分）却劣于双方合作时的社会最优结果（猎鹿平分）。换句话说，同质理性经济人的搭便车选择，会使得如何才能进行一项集体行动成为一大难题。
幸运的是，近二三十年来大量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早已表明，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异质的，具有不同社会偏好，他们会在意、关心和比较自己和他人的收益和福利。绝大多数人是条件性行动者，别人合作时会跟着合作，别人搭便车时会跟着搭便车。这一现实情境，使得经济理论上的集体行动问题不再是一个囚徒困境问题，而是转变成“猎鹿捉兔”的协调博弈问题。因而，集体行动问题的焦点，不再是如何合作，而是如何协调。
具体到“黄马甲”活动中，法国拟加征燃油税的后果，将不可避免使得一部分人想要抗议游行，一部分人一开始并不想参与游行，但是如果游行人数足够多的话，这一部分人会“随大流”跟着参与游行，他们是“条件性行动者”。此时，究竟是什么条件，使得不想参加游行的个人最优行动，也转变为参加游行的集体行动呢？两样东西起到非常关键的行动协调作用。第一个是成功创建一种身份识别和认同标识：“黄色马甲”！这一黄色背心马甲，给所有游行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识，它在活动现场中可以起到两个作用：首先，增加游行群体的识别功能。它可以一下子把活动现场当中各种不同肤色、性别和年龄等社会经济特征的所有人成功划分为两大群体：游行示威人群和非游行示威人群。其次，提高群体的认同和归属感。“黄色马甲”让那些想要上街表达利益诉求的人容易产生“终于找到组织的感觉”，也会发现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黄马甲”人数越多，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会越高，集体表达利益诉求的声音会越大。它对内可增强身份认同，对外容易传达出“黄马甲”规模信息，进而成功吸引“条件性行动者”参与到游行队伍中。
第二个在“黄马甲”集体行动中起到非常重要协调作用的东西，是在这过程中推波助澜的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不同于报纸或电台等传统媒体，在社交媒体上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各种不同事件、消息、视频或话题等内容的创建者或提供者。每个人都可以是这些平台上的“导演”“制片人”“记者”“主持人”“评论员”。正如国内的新浪微博，每个人还可以为自己上传的任何信息、相片、语音或视频等内容定位并打上话题标签符号（如黄马甲话题：#gilets jaunes）。同一话题标签参与人数越多，越容易筛选成为平台热门话题，从而吸引更多人围观和讨论，这反过来会增加这一话题置顶的概率。社交媒体的这种助推效果，在集体行动形成前期可能需要以周或以天计，但是在其成熟期就是以小时计。因而，对于11月中下旬周六碰巧前往巴黎的观光旅游者来说，可能会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剧变过程。早上9-10点参观凯旋门时，可能也就二三十名“黄马甲”举举牌子、喊喊口号。但是在附近参观完大小皇宫和荣军院，下午3-4点返回香榭丽舍大街至协和广场，会惊讶于外面世界的剧变：目之所及，满街尽是“黄马甲”，警察开始执盾戒备，人群开始分流骚动！登上社交媒体一看：哇！“黄马甲”早已刷屏、变热点话题！
目前由于法国政府的临时妥协和警戒部署，“黄马甲”们已经安静消停一段时间。但是2019年6月暂停调税到期时，“黄马甲”集体行动是否还会卷土重来？这取决于到时政府的应对措施及“黄马甲”们的接受容忍度。然而，“黄马甲”活动对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从理论上来看，基于社交媒体、移动自媒体和大数据背景下的集体行动理论研究重点，已经发生明显变化，需要学术界紧密联系现实实践，升华和丰富已有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内容。而从社会治理实践来看，一方面，当意图推出一项利好全社会的公共政策时，如果它会明显损害一部分人的基本福利，甚至影响到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乃至基本生存问题时，那么推行该政策的同时，最好要有相应配套救助补贴方案。举例来说，如果法国推行燃油税上调方案，与此同时，对于受到影响的低收入或贫困人群进行补贴，或每月给他们发放价值相当的法棍，这应该会缓解调税产生的矛盾。另一方面，实践中要密切关注社交媒体对于集体行动的助推效应。对于社会治理者来说，很有必要做好社交媒体的舆情实时监测和配套工作。相应部门既要尊重公众对于社会集体利益诉求的表达机会，让基层民声充分享有表达机会和上传下达的畅通渠道。与此同时，基于监测数据，相关部门可以防患于未然，提前做好应对预案，及时充分地应对在集体行动中借机闹事或者进行危害社会安全的不利或危害行动。
（作者连洪泉为华南师大经管学院副教授，法国经济理论和分析中心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