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与近60位全球CEO交流发言：中美关系及其他

2024年6月24至26日，由科尔尼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主办的Kearney CEO Retreat在美国蒙大拿州举办，全球近60位顶级跨国企业CEO、智库专家和资深政要出席会议探讨交流。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英特尔前全球CEO Bob Swan、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Farnam Jahanian、科尔尼名誉主席、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创始人Paul A. Laudicina，科尔尼全球管理合伙人兼主席及CEO Bob Willen、科尔尼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合伙人兼常务董事Erik Peterson、科尔尼美洲区合伙人兼主席Carol Cruickshank等参加会议。

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受邀参加大会，并在以“中美关系：隧道尽头的曙光？”为主题的分会中发表主题演讲。演讲全文如下：

能够参加此次圆桌会议是我的荣幸，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此分享我的见解。中国经济多年来一直在快速发展。不过，我认为当前中国正致力于高质量的增长，而非单纯的高速增长。2024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预计将达到5.3%左右，去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为5.2%，而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超出预期，同比增长率达到5.3%，所以我有信心今年能够实现全年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此外，我最近了解到近期世界银行将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由4.5%上调至4.8%。我认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会出台新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以支持这一目标。

我认为，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并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去年三月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农民工总量接近3亿，城镇化率达到66%，但仅有超过50%的城镇居民真正受益。因此，我们需要让农民工从农村人口成功转变为城市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这将对消费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对房地产行业，因为这三亿农民工过去大多居住在农村地区。政府可以赋予农村宅基地商品属性，让农村人与城里人一样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处置权，农村人口进城购买房产，也能带动城镇居民住房改善，促进房产尽快去库存化。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例如，中国的高铁总里程占全球的70%，在中国乘坐高铁，仅需3小时即可到达许多城市。此外，中国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的5G网络，国内5G基站数量接近四百万，而整个欧洲仅有四十万个5G基站。由此可见，无论是交通还是网络通信，中国各地都实现了高度紧密的连接。

中国也面临着一些人口问题，例如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影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然而，中国的顶尖大学培养出了大量高质量的毕业生，大多数独生子女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此外，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工程专业毕业生。中国有11亿智能终端设备用户，通信网络连接良好、管理完善，几乎每个人手中都有智能设备，这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中国正在追求高质量的生产力，特别是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等高科技领域。

我认为，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需求世界范围内其实远未达到所谓的产能过剩，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要实现碳中和目标，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到4500万辆，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820吉瓦，是2022年的约4倍。现在我们只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四分之一。国际能源署的报告中还称，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需要在203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产能增加两倍，并在2030年代初期将全球绿色能源投资增加至每年4.5万亿美元的规模，而现在全球每年用于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仅有1.8万亿美元。所以这远未达到供应过剩的程度，而是存在巨大的需求缺口。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对20多个国家实施了免签政策，其中包括14个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我认为，中国的国内需求依然存在，尽管发展速度有所放缓。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已达4亿，数量居全球之首。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一数字有望增至8亿。因此，我认为潜力是存在的，并且中国在政策上正逐步开放。

我认为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相对艰难的时期。双方可能已经意识到，当前的状况不能持续下去。如果我们继续维持一种不平衡的关系，这将非常危险。今年4月，“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曾来到CCG与我对话，当时我们谈到了中美应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问题，他指出，中美两国就像连体双胞胎，一旦彼此分离，双方都会面临生存危机。2023年，“软实力”提出者、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教授也曾与我对话，他的观点也非常有意思，他认为，回顾历史，大国间关系似乎每20年就可能达到一个新的周期性平衡，或新的变化点。中美关系并非处于低谷期，当前的调整期预计将在2035年左右达到平衡点。我们可能不得不共存，既无法改变彼此，也不能消灭对方。因此，我们需要和平共处，并且必须学会接受彼此。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我很高兴地看到，自去年11月拜登和习近平在旧金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已经趋于稳定。我们看到了许多政策回归和改善关系的迹象，我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我们进行了许多对话交流，例如5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有意思的是，在中美日内瓦人工智能对话会结束后，德国驻华大使和法国驻华大使来到我面前，说：“王理事长，为什么我们不在中欧之间举办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活动呢？”因此，不久前，CCG在北京总部与德国驻华大使馆、法国驻华大使馆联合举办了主题为“中国和欧洲视角下的人工智能（AI）监管和治理”的研讨会，邀请了有关政府部门代表、各国驻华使馆、学界、企业界和媒体界人士共同探讨人工智能监管和治理的前沿议题。显然，这个话题不仅限于中美之间。希望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安全正在受到威胁。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人类安全，而不仅仅是国家安全。例如，气候变化导致全球气温上升，我们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并确保能源安全、粮食安全、AI安全等各方面的安全。

金砖国家的扩容备受瞩目，成员国数量翻番，有30个国家排队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大约一个月前，土耳其外交部长曾到访我的办公室，表达了土耳其加入金砖国家的愿望。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加倍努力。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尽管并不完美，但在过去10年中，中国与五大洲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了3000多个合作项目，拉动上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全球南方国家对此非常感兴趣。

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在经济领域继续努力，即使面临俄乌和巴以冲突等挑战。全球南方国家现在应该团结起来，因为我们真的希望看到全球合作和发展的进展。中国和巴西联名发表了关于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已经得到超过100个国家的积极回应，我认为这也表明，中国希望召开全球峰会来解决显然存在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每天都在目睹这些危机的发生，确实无法坐视不管。

最后，我想谈谈关于民主问题。我们经常听到西方有关“专制与民主”的划分。中国成功让8亿人摆脱贫困，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曾和我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堪比17、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这是前所未有的成就，并且仅在几十年内就实现了这一目标。因此，我认为中国确实具备某种形式的民主。

几千年来，中国没有一个主导性的宗教，中国传统上一直有很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有长江和黄河，在古代洪水灾害频发，经常需要防汛抗洪，同时中国还有兴修灌溉工程的悠久历史，这些都需要中央政府调动资源来完成。此外，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贤能领导制度，所有官员都必须经过选拔和选举。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已近1200万，每年有1000多万人参加高考，通过考试进入大学，每年还有300万人报名参加全国公务员考试，从村、镇、县、市、省再到中央政府，每一级的晋升都需要先从基层做起，而不是通过演讲就能够成为总统。要知道，中国有2000多个县、200多个城市和30多个省，官员从基层一步步晋升到最高层，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过程。这是中国的运作体系，我们拥有不同的文化、地理位置、宗教背景和知识体系。

中国一定做对了什么，才能让8亿人摆脱贫困，并对全球GDP增长做出巨大贡献。要知道，在脱贫之前的中国，有占到世界人口10%的8亿人没有摆脱贫困。如果这些人回到贫困状态，就会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我们有时可能会担心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因为这会涉及到整个世界。因此，中国所做的这些努力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世界。

然而，仅仅因为中国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方法论和不同的政府体系，它就成了美国的“头号敌人”，甚至被视为排在俄罗斯之前的国家安全威胁。我认为这可能不是正确的做法。我们真的需要共同合作，不能仅仅因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而忽视更大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国家债务等许多问题。举个例子，在中国和美国不合作的情况下，新冠病毒已导致全球至少2000万人失去生命，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例子。美国对安全问题非常上心，他们专注于北约、“五眼联盟”，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还有AUKUS、QUAD，将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等国家都牵扯进来。但中国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中国专注于追求经济一体化，中国高速铁路网的总面积相当于排在中国后面十个国家的总和。而美国是军事预算相当于其后十个国家的总和。中国在努力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实施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国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且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15方成员制定了RCEP协定，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中国还申请加入CPTPP，其前身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自贸协定。中国还推动了许多区域合作倡议，例如中国—非洲、中国—拉丁美洲、中国—东盟、中国—中亚以及中国—海湾国家峰会或对话机制。因此，所有寻求经济扩展、全球化和繁荣的国家都在这些倡议中找到了吸引力。

我想再次强调，中美两国应该合作。今年5月，我们在美国华盛顿广场酒店举办中美智库交流会，该会议以“为更美好的未来推进全球治理和人类安全”为主题，参与人数众多，吸引了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威尔逊中心、保尔森研究所、全球和平基金会，多家美国高校等诸多美国顶尖智库的数十位领军人物和有影响力的学者专家出席。会上我们谈到，为什么不能在中美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呢？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建设高速铁路的需求，也许中国可以提供帮助。中国在建设铁路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可能有助于美国的高速铁路建设。我们确实需要一些好的案例。此外，美国主导建立了世界银行，中国主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日本主导了亚洲开发银行，这些银行可以一起合作发展。让我们共同合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全球南方国家真正作出贡献。

因此，我们需要一些帮助局势改变的好消息。否则，我们将面临来自舆论的巨大压力和国家间紧张局势的加剧，这将严重影响到决策。中美欧应该共同合作，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依据嘉宾在由科尔尼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主办的Kearney CEO Retreat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