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开商业捕鲸：有美国吸引“火力”，日本政客借机回馈故乡

12月2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布日本将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并将于明年7月重新开始商业捕鲸。对于日本来说，国际协调是其战后修复和提升国际形象的重要环节，为了重开商业捕鲸甚至不惜退出国际组织难免给人一种一意孤行的印象，恐将对其国际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即便如此，日本国内仍然有强大的推动力使其作出这样的选择。

日本国内虽有捕鲸和食用鲸肉的传统，但对鲸肉的需求在不断萎缩，市场日益缩小，日本政府夸大了民间对维持捕鲸的要求，把维持捕鲸产业作为国策，动用国库公帑和义务教育手段竭力维持和拓展鲸肉市场，试图为日本捕鲸业的生存培育鲸肉消费者的后备军。这其中既有老一辈日本人食鲸情节的因素，也有政客与地方捕鲸产业利益集团相互输送利益、互相提携的因素。

老一辈日本人的“食鲸”情结

随着佛教传入日本，公元676年日本天武天皇下达了《杀生禁断令》，命令国人“莫食牛、鸟、犬、猿、猪之肉”，而上述动物“以外不在禁例”，违者要受到处罚。即便是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牛也被视作重要的生产工具，而破坏生产工具是一种严重的罪孽。自《杀生禁断令》后的1200年里，日本人饮食中的动物蛋白便主要来自大海，除了鱼类、贝类，当然也包括鲸鱼。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中就有12首提到捕鲸的和歌。可见，日本确实有捕鲸的传统和食用鲸肉的习惯，只是在远洋航海非常困难的古代，捕鲸（包括捕猎海豚）活动主要局限于日本近海。

明治维新以后，为了提高日本国民的身体素质，明治政府废除了肉食禁令。1872年明治天皇亲自尝试牛肉并向全国报道，此举引起一时轰动。明治政府利用天皇的示范效应推广肉食的苦心可见一斑。随着日本畜牧养殖业的发展，对鲸肉的需求逐渐下降，但在战后物资匮乏的年代，鲸肉再次成为日本人餐桌上的主要非鱼类肉食来源，鲸肉料理甚至出现在日本政府买单的小学生免费午餐中。

时至今日，日本社会经济发达，鲸肉早已不是不可替代，很多年轻人甚至从未食用过鲸肉，但一些童年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一辈日本人仍然会偶尔怀念它。一位退休的日本老人就曾对笔者表示，自己虽然已经多年没吃过鲸肉了，但如果捕鲸业消失的话，真是有些遗憾。

吃鲸鱼肉从娃娃抓起

受到沿日本列岛东西两岸北上的日本暖流（日本称作“黑潮”）的影响，在暖流势力最强的九州、四国和本州岛南部沿海渔业资源丰富，也吸引了大量以鱼类为食的齿鲸和海豚到此觅食。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与前述古代日本的国情相结合，使这些地区形成了捕猎鲸鱼和海豚的传统以及以鲸肉为食材的料理。

据统计，日本全国捕鲸产业（包括鲸肉加工、销售等行业）就业人口在10万人左右，尤其以山口县与和歌山县为日本最大的捕鲸、捕海豚基地。然而，随着生活习惯的西化和各类肉食的充足，鲸肉的市场规模不断缩小，想要食用鲸肉的多数是老年人，且其中多数人只是偶尔食用。据日本捕鲸协会对全国1200名日本人进行的互联网问卷调查显示，食用过鲸肉的受访者中有67.1%的人表示食用频率低于5年一次。如此小的需求量显然不足以维持10万人规模的产业。

事实上，通过向小学生午餐中供应鲸肉来维持市场规模既是捕鲸大县的做法，也是日本政府的国策。日本文部省2016年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和歌山县30个市町行政区划中，有22个仍在向小学生午餐中供应鲸肉料理，频率大约为每年5次。不仅如此，日本还在《关于实施科研捕鲸的法律》的第十六条中规定“政府应该为确保调查研究结束以后的鲸鱼得到充分利用采取有效措施”，其中“为了增进国民对我国传统饮食文化及其他文化和饮食习惯的多样性的理解，应优先推进其在学校伙食中的使用”。

可见，向小学生午餐中供应鲸肉料理不仅可以维持市场需求，日本政府更看重的是它对未来日本公民的塑造功能，希望他们成长为鲸肉的固定消费人群，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保护日本饮食文化的名义下进行的。

政治家与捕鲸业的“礼尚往来”

日本政府为捕鲸制定相关法律、捕鲸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计划，并派遣海上保安厅培训捕鲸船成员如何应对环保团体的干扰，有时甚至派海上保安厅人员随捕鲸船出海或者由海上保安厅船只伴随出海，进行应对“妨碍活动”的现场指导。此外，日本政府还为从事捕鲸的团体提供补助金，甚至用国库买单的小学午餐来确保鲸肉的销路，可谓“用心良苦”。可以说，日本市场对鲸肉的真实需求十分有限且在不断萎缩，与其说是日本民间割舍不掉鲸肉这种美味，不如说是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要维持捕鲸业的存在。

日本政府这么做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虽然捕鲸产业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雇佣规模来看都无法影响全国性的选举，但出身捕鲸大县的政治家要想从他的选区脱颖而出成为国会议员就必须照顾捕鲸业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

例如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本人就出身自捕鲸大县山口县，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则来自捕猎海豚的大县和歌山县。在日本，当上国会议员是通往内阁大臣和首相宝座的第一步，手握大权后的政治家们自然要投桃报李，照顾捕鲸业的利益诉求。况且日本是个人情社会，即使撇开政治利益不谈，任何政客也不想告老还乡以后被人戳脊梁骨。

如此这般，日本政府以补助金等各种形式向捕鲸业输送利益，退休后再荣归故里，也方便自己或亲近的人在捕鲸相关的团体、财团中再就业，这就形成了官民的“礼尚往来”。况且有捕鲸、食鲸的历史事实作为后盾，只要打着维护传统文化的旗号，操作起来就会方便许多。

反全球化浪潮下的“顺势而为”

日本自从1987年暂停商业捕鲸以来，实际上从未停止过以科研调查为名义的捕鲸。根据日本鲸类研究所的数据，日本每年在西北太平洋捕鲸1000至1200余头不等，在南冰洋捕鲸300到800余头不等，加上在日本近海的捕鲸活动，每年捕鲸数量非常可观。

日本政府一方面试图通过这种科研捕鲸积累足够数据来证明鲸类资源正在恢复，以便促使IWC改变暂停商业捕鲸的决定，同意重开商业捕鲸；另一面也是借此维持日本捕鲸产业的生存和维系国内市场。事实上由于《国际捕鲸条约》没有禁止科研捕鲸，并规定“对于调查完毕的鲸鱼应尽可能进行加工利用，所获利益应按照给予捕鲸许可的政府的指定方式处置”，日本政府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违反国际法，国内的鲸肉只是科研捕鲸的副产物，并称鲸肉销售的获利都按照政府要求用于鲸类科研调查的经费，这也是日本能有底气坚持科研捕鲸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而易见，即使日本不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也会继续进行所谓科研捕鲸。之所以选在这个时机退出，应是执政的安倍政府认为当今国内国际环境是最佳退出时机。国内方面，自民党和安倍已经确定胜选，困扰安倍一时的森有加计学园丑闻也已平息；国际方面，美国的“退群”风波、欧洲愈演愈烈的反难民浪潮、英国脱欧等都显示在这个增长乏力、恐怖主义和战争威胁并存的世界上，反全球化、反国际协调主义已经抬头。若不是在这种“退群”风潮中“顺势而为”地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日方行为必然会成为国际舆论关注和批判的焦点，毕竟连日本最在意的美国也早就不是捕鲸国家了。而现在自己到处“退群”的美国吸引了不少国际舆论的“火力”，除了媒体的口诛笔伐和个别政客的批评以外，西方国家恐难对日方有什么实质性的施压行动。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