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雷达事件”诱因之一：韩国“逆转”慰安妇协议违法吗？
《韩日慰安妇协议》是否有法律效力？
上月21日，韩国政府宣布解散“和解·治愈财团”（以下简称“财团”），善后工作将在未来一年内完成。该“财团”的解散，在韩国、日本引发了巨大的风波。日本政府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严厉谴责韩国“不守信用”。
该“财团”成立于2015年，是《韩日慰安妇协议》成果之一，要求日本政府向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道歉并补助10亿日元。协议规定此条“不可逆”——日本不得单方面提出修改或删除。然而，文在寅政府却主动宣布解散这个“财团”。前韩国驻日本大使柳兴洙在采访中表示：“文在寅政府让韩国失信于国际社会”。
在大多数人对文在寅政府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却也有一些声音表示，这个当年由前总统朴槿惠签下的《韩日慰安妇协议》并无法律依据，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文政府的做法乃是纠正过错。
那么，该协议在法律上是否有效？
2015年12月28日，朴槿惠政府与日本安倍晋三政府进行了韩-日外交会议，对于赔偿慰安妇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与日本外交大臣岸田文雄在首尔举行记者会，口头允诺《韩日慰安妇协议》。双方反复强调，“这是一份不可逆转的协议”，日本政府也确切表态称“此次过后，双方不再就慰安妇问题相互谴责”。
然而，根据韩国法律，这份协议并不具有法律效用。这份《韩日慰安妇协议》的政治作用大于实际作用，且并不属于国际法或国内法任何体系之内。单就文政府的做法而言，无可厚非。
《韩日慰安妇协议》只是“政治宣言”
根据《大韩民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6条第一项写道：“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和根据宪法缔结、公布的法律一样，在国内具有同等效力。”即韩国宪法认定国际法的“法源性”。然而，正如宪法所说，该条约若想具有国内法同等效力，需要先缔结和公布。那么，谁拥有缔结条约的权力又是另一个问题。根据宪法第73条规定，“总统有权缔结、批准条约，信任、接受或派遣外交使节，宣战和媾和。”因此，朴槿惠当时的确有权力和日本政府缔结条约。
《宪法》第60条也写明：“国会对关于相互援助或安全保障的条约、关于重要国际组织的条约、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关于主权限制的条约、媾和条约、给国家或国民重大财政负担的条约或关于立法事项的条约的缔结、批准享有同意权”；第89条第二项、第三项写明：“下列事项要经国务会议审议：宣战、媾和及其它重要的对外政策；宪法修订案、国民投票案、条约案、法律案及总统令案。”
由此可见，重要国际协议及相关事项需得到国会批准才可正式生效。也就是说，外交权和条约缔结权属于总统，但只有国会才有权批准和使其生效。
此外，宪法第82条还规定：“总统上述行为需以书面形式署名、并由国务总理和相关国务委员副署。军事文件亦同。”
然而，此前的《韩日慰安妇协议》并没有书面文件，双方政府并未署名，甚至是以“记者会”的形式口头发表的。据韩国外交部网站的表述，在此次记者发布会中，日方外务大臣宣读了日方相关态度，而后韩方外交部长宣读了韩方的相关内容，而后声称“两国签署”了协议。实际上，这不过是宣读了“协议”，但并未以书面形式签署协议，并交换文件。
这完全违反了《大韩民国宪法》，也不符合国际惯例。若按照正常的程序，时任总统朴槿惠应该以书面形式将《韩日慰安妇协议》提交至国会审批。国会审批通过后，方能与日本政府共同举办签署仪式，并相互交换该协议的签署文件，只有此时协议才拥有法律效力。然而，此次协议只获得了韩国政府，即当时的朴槿惠政府的认可，并未获得整个国家程序的认可。
简言之，《宪法》要求缔结重大条约需要事先经过国会批准（第60条、第89条），若没有这一过程，则不能够被认定为是“缔结·公布”（第6条），从而不具有韩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内法同等效力；再加上尚未进行书面形式签约（第82条），其程序不正当处显而易见。所以，2015年朴槿惠政府和日本政府所签署的《韩日慰安妇协议》根本不具备韩国法律正当性，充其量不过就是“政治宣言”。
解散财团：文在寅的纠错
律师出身的文在寅总统，早在2015年韩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约之际就提出了强烈抗议，批评朴槿惠的不负责任。如今，韩国政府解散该条约所建立的“财团”自然名正言顺，是一种弥补韩国政府的过错，负责任、有理有据的行为。
与此同时，文政府也启动了对前任政府签约协议过程的调查。去年文在寅就设立了韩日慰安妇相关问题特别调查小组，五个月紧密调查后就发布了报告书，指出朴槿惠政府和日本政府进行协商时，并未公开以下内容：
1）朴槿惠政府对“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等慰安妇相关团体进行游说，希望她们支持此次韩日协议；
2）在驻韩国日本大使馆前面建立慰安妇纪念碑相关会议内容；
3）未支援第三国家建立纪念碑相关问题；
4）不使用“性奴隶”（包含性囚禁和性虐待）、而使用“日本军慰安妇被害者”（日本政府主张的名称，情节较轻）作为正式名称。
而这些未公开的内容，或多或少都被写入了《韩日慰安妇协议》。当年，韩国驻日本大使柳兴洙被询问“是否有未公开协议内容”时，曾明确回答“不了解此事”。对此，时任韩国民主党派人士强烈谴责这件事为“韩国外交史之耻”，慰安妇幸存者团体也准备以“伪证罪”状告柳兴洙。
总之，《韩日慰安妇协议》只是朴槿惠政府一意孤行的结果之一，它并非真正对慰安妇幸存者有益，而是一份出于其自身政绩、韩日关系考量的政治产物；此外，它还违反了宪法、侵害了公民权益。因此，文在寅政府解散“和平·治愈财团”的做法是纠错，是真正为幸存的慰安妇、为国家、为百姓考虑后做出的选择。
韩国和中国在此问题上立场一致，期待两国能进一步合作，共同探讨如何向日本政府清算这一历史问题，让他们为当年的暴行付出代价。日本政府也应该正视历史，诚心悔改，对邻国作出更为真诚的道歉和弥补。
（作者系浙江大学韩国籍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