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弘扬三苏家风 推进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国学大师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的家是中国文化的要领所在”，家庭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注重家庭、重视亲情也是中华文化异于西方文化的重要表征。我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家庭数量超过4.94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家庭建设领域的一件大事，这些重要论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成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在眉山三苏祠视察时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眉山是“三苏故里、东坡原乡”，是三苏家风的发源地和传承地，传承弘扬三苏家风，推进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眉山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三苏家教家风的鲜明特点
清代学者金缨在《格言联璧》里讲到“勤俭治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谨慎保家之本，诗书起家之本，忠孝传家之本”，这是古代家风的基本底色，也是三苏家风的鲜明特点。
（一）读书励学，父教母育——起家之本
“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苏氏家族将人生至乐与至要实现了完美融合。
1.注重读书
“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苏氏家族是典型的书香之家。程夫人出生于名门望族，嫁入苏家之后完全表现出了大家闺秀的风范气度，亲自陪伴孩子青灯共读，古代女性能做到这一点着实难能可贵。苏轼苏辙读书也非常刻苦，有诗为证“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复窥园葵”，“我家亦多书，早岁尝窃叩。晨耕挂牛角，夜烛借邻牖。经年谢宾客，饥坐失昏昼。”绍圣五年（1098）正月，苏辙的孙子“斗老”出生，苏轼写下“长留五车书，要使九子读”，希望子孙后代能把苏家读书正业的传统一直延续下去。
2.教子有方
苏家的教育方法主要体现为：第一，因材施教。知子莫如父，苏序对苏涣鼓励支持，对苏洵不妄加束缚，给予足够的理解信任，而后苏洵感慨“知我者惟吾父与欧阳公也”。苏洵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志趣，作《名二子说》，延续了父辈寓教于名、因人而异的差异性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第二，鼓励教育。正如苏轼在儋州给苏辙的信里谈到“誉儿虽是两翁癖，积德已自三世种”，誉儿成癖是苏氏家族最为突出的家教之法，表现为对子辈们充分的欣赏和鼓励。也正是早期的家庭滋养让苏轼苏辙成为后世心中的“人格完美者”。第三，严慈相济。“慈威并济方得良子”，苏氏家族的教育既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苏轼被贬儋州时写下的《夜梦》，从侧面反映出苏洵对儿子的严格教育。苏辙也回忆到：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里记载：“公使迨过从学馆于雪堂”“师授某两小儿极严”。第四，言传身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子提倡的“不言之教”即身教是家庭教育最核心的力量。苏辙《藏书室记》里记载“予幼师事先君，听其言，观其行事”，如果说苏洵的教育注重言传训诫，程夫人则更注重身教。程夫人不残鸟雀、不发宿藏，对待钱财不但非义不取，还乐善好施。苏轼苏辙悲天悯人的仁爱思想，“非吾所有，一毫莫取”“俸入所得，随手辄尽”“人人知我囊无钱”的轻利的观念都是深受程夫人影响。
（二）孝慈仁爱，敦亲睦族——齐家之本
1.孝：善事父母
《说文解字》里说：孝，善事父母者也。苏杲“事父母极于孝”，在李顺起义兵围眉州之时，苏杲在战乱中病故，苏序仍然依照丧礼礼制，为父亲举办丧事。在程夫人和苏洵去世之后，苏轼苏辙都相继辞官回乡丁忧，丁忧期满才返京任职。兄弟俩的仁爱和孝心，子孙辈给予了很好的回报，苏轼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三个儿子均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给予了他强大的心灵慰藉，尤其是苏过，伴父奔波，“丁年而往，二毛而归”，除了饮食起居事无巨细的照料，还与其诗文酬唱、谈学论道，以“精神食粮”来减轻父亲内心的苦楚，苏过成为暮年老父最强大的精神依托。苏轼以垂老之身得以北归，苏过可谓功莫大焉。
2.悌：兄弟同契
悌，通常与孝相提并论，是家庭伦理的重要内容。东坡与子由虽然秉性各异，却一直亦师亦友，手足情深。《宋史·苏辙传》里记载：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两兄弟一生宦海沉浮，聚少离多，直到去世后共同安葬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才一了“夜雨对床”的夙愿。
3.和：内助贤淑
夫妻和顺是齐家之本。注重夫妻、注重婚姻历来是家教家风的优良传统。“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三苏妻妾贤良淑德、宠辱不惊、敬老慈幼，程夫人勉夫教子，王弗精明干练，王闰之温柔敦厚，王朝云深情忠贞，苏辙的夫人史氏更是忧深责重，白首不离，她们以无限的付出尽力托举三苏父子，成为延续苏氏家风的精神支柱，也是三苏曲折起伏的人生中最温暖的底色。
4.仁：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固有的清高，而苏轼却“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则完全隔代遗传了祖父苏序的“与人交，无贵贱皆得其欢心”，表现在对乡邻的仁爱，对朋友的赤诚，也表现在为官从政生涯中对地方百姓“忍不住的关怀”，更表现在苏轼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人性弱点的无限包容。
（三）崇俭戒奢，为政清廉——治家之本
内心向仁的人，对待外物一定是超脱淡然的。苏轼在《宝绘堂记》中写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表达自己超然物外，不役于物的人生态度。节俭的个人品德上升到治国理政中就是清廉为政。甘于清贫、为政清廉是苏轼苏辙始终坚守的为官之道，也是三苏家风的重要内涵。苏轼向神宗皇帝上书《谏买浙灯状》，在颍州罢开百丈沟，在扬州罢除万花会等，始终以实际行动来践行节俭执政的理念。
（四）化家为国，家国情怀——传家之本
《孟子·离娄上》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是个人与国家的连接纽带，“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是古代为政的基本认识。三苏流芳离不开苏氏家风熏育下的家国情怀。苏轼在《祭伯父提刑文》中评价苏涣：“宦游东西，奔走四海，去家如忘。至有生子成童而不识者，兹言可伤”，“勤苦食辛，以律厥身。知以为民，不知子孙。今其云亡，室如悬筐”。苏轼苏辙一生辗转，民本思想是其家国情怀最集中的体现。苏过伴父居儋三年，写下了《论海南黎事书》，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论及黎族政策的文章，提出“上策莫如自治”，主张让海南黎族同胞实行自治和自我管束，在11世纪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也是非常有预见性的。
二、三苏家教家风的形成原因
（一）宏观层面：优仕右文的社风引领宋朝实行文官政治，文官从何而来？就是通过科举考试从读书人中选拔而来。宋代科举考试规模前所未有且没有门第限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成为无数读书人实现阶层跃升的阶梯。著名的历史学家王汎森曾言：天才总是成群结队而来，北宋也是一个士大夫群星闪耀的时代，上一辈士大夫给予了苏氏家族深厚的精神给养。尤其是欧阳修、张方平等不遗余力的提携和帮助，是造就三苏辉煌时代的重要原因。
（二）中观层面：郁然千载的地域滋养
在眉山这块山川灵秀、物殷俗淳、文教昌明之地，产生三苏及三苏家风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宋代眉州山水形胜钟灵毓秀、社会经济繁荣兴旺、乡风民俗自然淳朴、文化教育郁然悠远，为三苏人格养成和家国情怀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
（三）微观层面：一脉传承的家风沁润
苏轼《英州谢上表》记载：臣草芥贱儒，岷峨冷族。眉山苏氏虽五世不显，但也因乐善好施，治家有方，开始有闻乡里。苏釿“以侠气闻于乡闾”，苏鈷“与朋友笃于信，乡闾之人，无亲疏皆敬爱之”，苏杲“善治生，余有财。时蜀新破，其达官争弃其田宅以入觐，吾父独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终身其田不满二顷”。苏氏先祖的嘉言善行对三苏家学的影响极其深远，比如在苏轼身上可以看到苏序乐善好施、与世无争、仗义侠气、乐观洒脱等相互交错的复杂性格。
三、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践要求
（一）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之“根”植于个人，要落实立德树人的家教任务
个人是家庭的根脉，养小德才能成大德。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作为父母和家长，应该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家庭教育不是顶点设计，而是底线教育，其重心是品德教育、规矩教育，是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教育。清代名臣张英在《聪训斋语》里讲“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读书、守田、积德、择交都是底线教育，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智慧。
（二）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之“干”发于家庭，要筑牢拒腐防变家庭防线
谨慎是保家之本，廉洁也是一种谨慎，是对钱财和权力的谨慎。党员干部的家事不是小事。1989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地委书记时就指出，“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是对党政干部起码的要求。时隔3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视察时再次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及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相关政策条例密集出台，将家风建设提升到了党纪高度。领导干部关爱家庭、眷顾亲情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不可逾越公权与私利之间的天然鸿沟。纵观近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查处的大案要案和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家教不严、家风败坏往往是其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
（三）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之“花”开于社会，要引领向上向善的社会风气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好，社会风气才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这是新时代的家庭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交流交融，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清代名臣张英的《家书》为后世留下“六尺巷”的千古美谈，“六尺巷工作法”也写入了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将“礼让和谐、亲仁善邻”的家庭文化注入基层治理，对于新时代处理家庭关系，培育文明乡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启迪意义。
（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之“果”结于国家民族，要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
家教家风是横跨公私两个领域的话题，它与家道国运密切相关，家庭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荣辱与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家国情怀，国是第一位的，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家的统一强盛就没有家庭的美满和个人的幸福。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移孝作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了新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事业，因工作保密要求，与家人亲友断绝联系30年，为“国之重器”完全舍弃小家，这就是当代意义上的移孝作忠、家国情怀。
家庭是个人成长的第一环境，也是民族洪流的精神源泉，正如《易经·家人》卦所言“正家而天下定矣”，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家庭的美满，更在于社会和谐、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家庭基石，只有这样我们才既能接续伟大的传统，也能开创光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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