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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陈子善︱从“琵亚词侣”到“比亚兹莱”

陈子善

2018-12-29 10:22  来源:澎湃新闻

英国杰出书籍插画家Aubrey Beardsley(1872—1898)其人其画为国人所知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了。然而,要考察Beardsley进入中国的历史,他名字中译的衍变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琵亚词侣是Beardsley的第一个中译名,这应该归功于田汉。1923年1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田汉翻译的王尔德剧本《沙乐美》,书中选用了Beardsley为《沙乐美》所作的有名的插画,扉页画等也移用了Beardsley的原作,封面上印着“田汉译 琵亚词侣画”八个字。也就是说,田汉把这位他后来称之为“阴森奇拔”[汉(田汉):《〈黄书〉第二卷的封面》,《南国》周刊1924年1月23日第二期]的画家的名字译为“很富于诗意”[叶灵凤:《比亚斯莱的画》,《读书随笔》(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296页]的“琵亚词侣”。“琵亚词侣”可视为音译,但中国古典诗词中早有“词侣”这个词,如明代诗人伍瑞隆的《春兴》第十首中就有“今日清词侣,风流有二何”句,所以田汉这个译名可谓巧借古典的神来之笔。
田汉
虽然田汉最早把“琵亚词侣”这个中译名字介绍给中国读者,但最先在作品中把琵氏具体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却是郁达夫。他在连载于1923年9月23日、30日上海《创造周报》第二十和二十一号的《The Yellow Book及其他》[《The Yellow Book及其他》收入郁达夫的《文艺论集》时改题为《〈黄面志〉及其他》;收入《达夫全集·敝帚集》时,再定题为《集中于〈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人物》,并对文字作了修改]中,以将近千字的显著篇幅较为全面地评述了这位“天才画家”的生平和艺术成就,这已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所熟知。可是郁达夫并未把琵氏的大名译成中文,而是直接沿用了Aubrey Beardsley英文原名。当然,文中夹杂外国人名原文是五四时期的流行做法,不足为奇。
紧跟着郁达夫,田汉又在他主编的1924年1月23日上海《南国》周刊第二期上评介琵亚词侣。该期封面画选用了琵亚词侣为英国文艺杂志《黄面志》(即The Yellow Book,又译作《黄书》)第二卷所作的一幅画,并写了一篇题为《〈黄书〉第二卷的封面》(此处田汉有误。《南国》周刊第二期封面上刊登的《黄面志》第二卷的画,并非封面画,而是扉页画,当然,作者仍为比亚兹莱)的短文予以介绍。不仅如此,他在该书《编辑余谈》(未署名)中,又特别推崇琵亚词侣:
本期的封面为琵亚词侣Aubrey Vincent Beardsley 的杰作。琵氏之画富于荡气回肠的怪想Charming Caprices ,画风亦颇受拉斐尔前派,与日本画,十八世纪之法国画的影响。而强烈的个性则超脱一切焉。
这是目前仅见的田汉关于琵氏的两段文字,均为《田汉全集》所失收,它们说明田汉不仅是最早的Beardsley 中译名的译者,而且也是第一位在作品中使用琵亚词侣这个中译名的人。
周作人、徐祖正编《骆驼》前环衬的比亚茲莱的画
Beardsley的第二个中译名出自梁实秋之手。1925年3月27日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九期发表梁实秋的《题璧尔德斯莱的图画》。其时梁实秋正在哈佛求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旧书店里买到一本《黄书》,于是有感而发,写下此文寄往国内。此诗其实有咏琵亚词侣为《沙乐美》所作插画《舞女的报酬》和《孔雀裙》的两首,诗前有小序:
雪后偕友人闲步,在旧书铺里购得《黄书》一册,因又引起我对璧尔德斯莱(Beardsley)的兴趣。把玩璧氏的图画可以使人片刻的神经麻木,想入非非,可使澄谭止水,顿起波纹,可使心情余烬,死灰复燃。一般人斥为堕落,而堕落与艺术固无与也。
这段话或可看作青年梁实秋对琵亚词侣的看法,他在此文题目和小序中均把Beardsley译作“璧尔德斯莱”。不过,应该承认,梁实秋的这个译名虽然古雅,却未能流行开去。梁实秋后来也放弃了这个译名,而把Beardsley译作“比尔兹利”了。
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田汉翻译的“琵亚词侣”这个译名广为流传。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接编北京《晨报副刊》,刊头画使用了几乎上身全裸的“挥手郎图”,徐志摩在同期发表的凌叔华小说《中秋晚》的《附记》中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一周后,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刊出重余(陈学昭)的《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揭露“挥手郎图”系“抄袭”琵亚词侣的画。于是引发一场笔仗,直接间接卷入者不仅有徐志摩、陈西滢,还有周作人和鲁迅。有趣的是,不管是陈学昭、徐志摩、周作人还是鲁迅,他们在争论文章中提到这位英国插画家时,都使用了琵亚词侣的译名,可见这个译名当时已为文坛所普遍接受,尽管周作人在《伤逝》、鲁迅在《不是信》等文中使用“琵亚词侣”这个译名时都加上了引号,似乎不无保留之意。
直到1929年6月,邵洵美在上海金屋书店出版他编译的《琵亚词侣诗画集》,不但介绍了琵亚词侣的画,还介绍了琵亚词侣的《三个音乐师》和《理发师》两首诗。这是琵亚词侣的文学创作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邵洵美在此书序中借他人之口,强调“要是他能多活几年,那么,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也是第一等的了。”[浩文(邵洵美):《序》,《琵亚词侣诗画集》,上海:金屋书店,1929年,第1页]此书书名和序文中,邵洵美仍沿用“琵亚词侣”,可见他也认同这个译名。但他还不知道,在此书出版之前两个月,Beardsley的又一个新译名已经出现了。
邵洵美
1929年4月,鲁迅所编的《比亚兹莱画选》由上海朝花社印行,列为《艺苑朝华》第一期第四辑。这样,Beardsley就有了第三个也是影响更大、流行更久的中译名:比亚兹莱。
鲁迅与Beardsley的因缘可追溯到五年前。鲁迅日记1924年4月4日云:“丸善书店寄来《比亚兹来传》一本。”(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07页)这大概是鲁迅购买的第一本比氏画册。此书确切书名为Aubrey Beardsley,现在仍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藏书中,小鲁道夫·迪波尔德编,德国柏林勃兰杜斯出版社出版,列为“勃兰杜斯艺术丛书”之一,出版时间不详。因为是记日记,鲁迅随手把Beardsley译成了比亚兹来而不是比亚兹莱。
一年之后,发生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刊头画事件。刊头画1925年10月1日刊出,立即引起鲁迅注意,五天后,即10月6日鲁迅日记就有一段记载:
往商务印书馆收板税泉五十,买Art of Beardsley二本,每本一元七角。(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五卷,586页)
显然,鲁迅想读到更多的比氏的画,以便确认刊头画是否“抄袭”,所以他马上买下了两本新的比氏画册,另一本三天后寄赠画家陶元庆。四个多月后,鲁迅作长文《不是信》,与刊头画当事人凌叔华丈夫陈西滢论战时,还特别提到这件事:
“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鲁迅:《不是信》,《鲁迅全集》第三卷,246页)
明明一年半以前就已买了一本比氏画册,鲁迅文中却要说“没有书”,受了《晨报副刊》刊头画事件的“刺激”,才在北京商务觅到这本《比亚兹莱的艺术》,真是耐人寻味,莫非是一种书写策略?此书由比氏友人亚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作序,1918年美国纽约波尼和利夫莱特出版社,列为“现代丛书”之一,现在也仍然保存在鲁迅藏书中。
《新文化》第一卷第四号封面的比亚茲莱的画
除此之外,鲁迅藏书中还有一本1912年德国慕尼黑R. Piper & Co.出版的Aubrey Beardsley,但此书购于何时,鲁迅日记中似无明确记载。
《比亚兹莱画选》书前有鲁迅以“朝花社”名义所作的《小引》,《小引》介绍了比氏的生平、创作及对后世的影响之后,最末一段这样说:
他的作品,因为翻译《Salome》的插画,还因为我们本国时行艺术家的摘取,似乎连风韵也颇为一般所熟识了。但他的装饰画,却未经诚实地介绍过。现在就选印这十二幅,略供爱好比亚兹莱者看看他未经撕剥的遗容,并摘取Arthur Symons和Holbrook Jackson的话,算作说明他的特色的小引。(鲁迅:《〈比亚兹莱画选〉小引》,《鲁迅全集》第七卷,357至358页)
由此可见,鲁迅在编选《比亚兹莱画选》时,主要参考了西蒙斯作序的《比亚兹莱的艺术》。鲁迅还对“我们本国时行艺术家的摘取”比氏深表不满,这其中就包括了叶灵凤,直到1934年4月9日,鲁迅在致魏猛克信中还不忘提一句:“至于叶灵凤先生,倒是自以为中国的Beardsley的。”(鲁迅:《340409致魏猛克》,《鲁迅全集》第十三卷,70页)
从随手写“比亚兹来”,到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沿用前译“琵亚词侣”,再到出版比氏画选时确定译作“比亚兹莱”,鲁迅完成了对这位“天才画家”的译名。尽管后来还有新译名出现,如画家、书籍装帧家陈之佛将之译作“皮亚士来”(见1933年2月28日、3月5日和12日上海《晨报·现代文艺》连载《皮亚士来及其艺术》),叶灵凤后期将之译作“比亚斯莱”,李欧梵又将之译作“毕亚兹莱”,董桥仍将之译作“比尔兹利”,等等。但由于鲁迅在中国文坛和译坛的显赫地位,“比亚兹莱”这个译名终于取代一度流行的“琵亚词侣”和其他译名而成为Beardsley的通译。
回顾从“琵亚词侣”到“比亚兹莱”的变迁过程,不难发现,这不仅是一个译名的更换,其实还涉及对这位英国杰出插画家译名的话语权,实在是件很有趣的事。
张竞生著《性史》封面的比亚茲莱的画
本书的编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起意则更早,可追溯到二十年前,即1997年秋我访学日本之时。在日期间,有幸观赏了比亚兹莱美术大展,这个展览集中了英国及世界各地的比亚兹莱画作收藏家的藏品,琳琅满目,筹备达数年之久。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比亚兹莱插画的原作,惊艳之余,我的编书瘾再次发作,萌生了编选一本比亚兹莱画集的想法。当时萌生的另一个想法是编选一本日本插画家竹久梦二的画集,这个意愿已在七年前先期实现了。
回国后一直忙乱,又发现比亚兹莱的画已经陆续介绍到国内,而且颇具规模,因此,大可不必再重复劳动。于是我改变想法,决定另辟蹊径,编一部角度新、史料新的关于比亚兹莱的图文集,那就是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比亚兹莱在中国》。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尽可能地展示比亚兹莱进入中国的漫长历程。尽管比亚兹莱在英国和世界上也有相当的声名,但他在中国受欢迎受重视的程度显然是更为显著的,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这当然与鲁迅、田汉、郁达夫、叶灵凤等众多新文学名家的大力宣扬相关。共和国成立以后,比亚兹莱的画仍能编选推介,恐怕也与得到鲁迅肯定有莫大的关系。相比之下,对比亚兹莱其人其画,美术界的反响反而不那么热烈。如何评价这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自然可以见仁见智,事实上以比亚兹莱为题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都已产生。但是,原始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却是无论如何不可或缺的,这也是我编选本书的初衷,至于本书是否能够承担或至少部分承担这个使命,还有待读者的检验。
本书编入1920年至今将近一百年内在中国发表的与比亚兹莱有关的各种诗文,以发表时间先后编排,且均悉依原貌。如一位作者入选作品不止一篇,则合并排列,依最先发表者为准。编选原则为“远宽近严”,也就是说比亚兹莱进入中国初期和中期的介绍文字不论详略,尽可能收入,而1990年代以来的则有所选择。限于篇幅,郁达夫、梁实秋、滕固以及李欧梵诸文只能节选。个人所见毕竟有限,本书遗珠之憾一定难免,恳盼读者批评和补充。
“十年磨一剑”这句名言,可以成为我长期未能编定此书的一个堂皇的理由。但此书确实拖延太久了,清样到我手中也已有数年,一些入选大作的作者可能都已忘了此事。而今终于得以面世,与郑勇兄“无限地耐心等待”是分不开的。我衷心感铭,只能说谢谢,再谢谢!
今年是比亚兹莱逝世一百二十周年,就以这本《比亚兹莱在中国》的出版,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吧。
(本文为《比亚兹莱在中国》的编后记)
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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