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搜访青铜、写题签与古籍整理看潘祖荫与吴大澂的交游
“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正在苏州博物馆开幕，展览通过梳理、再现潘氏“滂喜斋”、“攀古楼”、“宝山楼”的收藏，为观众展示了除向国家捐献大克鼎、大盂鼎之外、一个全面的苏州潘家收藏。关于吴大澂、潘祖荫二人交往始末的考察，主要依据两家往来书札。“澎湃新闻·古代艺术”（www.thepaper.cn）今特刊发苏州博物馆副研究员李军的《潘祖荫与吴大澂交游考》一文，分上下两篇，以供读者从当时丰富的日记书札中来看潘祖荫与吴大澂的交游，以及他们对金石书画的探讨。
在此文中，青铜器物访求、书画题写、古籍善本编辑整理是潘祖荫与吴大澂来往书札的主要内容。有意思的是，潘祖荫访古过程中，往往不亲自出面与私家交易，全由吴大澂等代劳；加之二人皆好金石，遇到一件二人都喜欢的青铜器物时，吴大澂不得不有所舍；而吴大澂宦游在外，久久不回潘祖荫来信时，潘则多次催之。但这并不影响二人之关系，潘祖荫知吴大澂书法好，每每请其为自己的收藏题签或书写匾额；吴大澂也愿意为潘祖荫的古籍整理而出力，《沙南侯获刻石考释》、《古泉丛话》、《攀古楼彝器款识》就是最好的例子。
四
潘祖荫身居高位，日常鲜有闲暇入市访古，所以将之委托门下诸君，如赵之谦、胡澍、汪鸣銮等均曾为潘氏访购古籍善本，至于彝器碑版之属，胡义赞、王懿荣、吴大澂、叶昌炽等为之代劳者居多。殆此事不仅需要学识、眼光，更须常往来于厂肆、消息灵通、熟知底细者，才能得其门径。
潘祖荫门下出入之人极多，经学、史学、诗学、金石、书画各有擅长，而潘氏均能礼遇之，但在其心中，仍不免有高下之别。就金石文字之学而论，潘祖荫当时在《说文古籀补》序中曾言及数人：
同治辛未、壬申年间官农曹，以所得俸入尽以购彝器及书。彼时日相商榷者，则清卿姻丈、廉生太史、香涛中丞、周孟伯丈、胡石查大令，无日不以考订为事，得一器必相传观，致足乐也。
上列诸家依次为吴大澂、王懿荣、张之洞、周悦让、胡义赞，其中周悦让年过花甲，为王懿荣之师。由于是为吴大澂的著作撰序，故将之列在首位。而潘氏在私下致汪鸣銮函中，言及当时京中治金石学之诸家，却与此略有小异：
兄于金石之学，不以翁、阮为然，而其椎轮大辂之功不可没也（只如此而已）。如谓不信，京师只好问之香涛，其他廉生、石查尚知之耳（吴清卿亦尚可语）。
此函中“翁、阮”当指乾嘉间学者翁方纲、阮元，两人均名列张之洞《书目答问》“金石学家”中。《清史稿》列传谓翁方纲“尤精金石之学”，而阮元所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则为后世学者奉为圭臬，《郑堂读书记》谓其可与宋人薛尚功《历代钟鼎款识》并驾齐驱。前文已论及，陈介祺、吴云、吴大澂等均有意继阮氏之后，编刻性质类似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的著作，其实潘祖荫也曾有意编刻类似的著作，其在与陈介祺、吴云诸家书札中曾经道及此事。不过，从其致汪鸣銮此函中，可知潘祖荫眼光之高，在他看来，可与论学者仅张之洞、王懿荣、胡义赞以及吴大澂等三四人。且此函中“吴清卿亦尚可语”一句，是小字批注，似是潘氏追记之语，则吴大澂在潘氏眼中，金石学之造诣，似并非同辈中最优者，但从潘氏与各家关系而言，吴大澂可谓最亲近者。至于吴大澂与南方的吴云、北方的陈介祺关系，从目前所见潘氏、吴氏两家往来书札所述，吴氏为潘祖荫入肆访古，主要由潘氏指定何种器物，嘱吴氏往鉴别，同时与估人、卖家议价，不似赵之谦为潘氏访书，先行物色、取示样本，看定后再议价收买。潘氏《攀古楼彝器款识》两册五十件古器之中，不少即由吴大澂代为收得。如《款识》第一册中“仲弛盘”，是当时攀古楼所藏唯一一件盘。此盘现定名为“仲丮臣盘”，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即由吴大澂以宋刻本四种从嵩申处易得，潘氏原函云：
兄欲以宋板《韩集》（有匣，二函）、宋板《楚词》（有匣）、宋板《东莱博议》（英煦斋所得赐本，有其印）、宋板《大学衍义》，与之易此。缘在咸丰间，吴子重曾为作缘而未得。吾弟可否托刘叔涛为兄说项，若犹不肯，加以唐人王锴写经墨迹（去年以重价得之韩小庭）。又有滋蕙堂所刻唐人藏经（图7）之原本墨迹（去年以重价得之刘子重），皆兄之至宝，尽举而空之以易此。因兄处无一盘，而所爱惟此盘也。兄与犊山虽熟，反不便说，以一碰钉子，则不大好看，不若托叔涛为妙。仁弟以为如何，望酌定行之可耳。
按嵩申（1841—1891），号犊山。满洲镶黄旗，麟庆之孙，崇实之子。同治七年（1868）进士，与吴大澂有同年之谊。完颜氏所藏之盘，吴隽早在咸丰中就已居中介绍，但未能成事。而潘祖荫所藏各器中，独缺一盘，深以为憾事，对此盘久久不能忘怀。十余年之后，潘氏旧事重提，转托吴大澂与刘廷枚前去婉商，二人与嵩申为同年好友，又代人办事，如若不成功，不致难看，而他日潘祖荫、嵩申两人相见，亦不会尴尬。数日之后，完颜世藏盘转让一事略有眉目，潘氏即将宋刻本四种交吴大澂，并许诺得盘后置酒同赏：
宋板《楚词》、《韩集》、《东莱博议》、《大学衍义》（此三书朱子清、赵益甫为兄作缘得之，所费已不赀。惟《楚词》系人赠耳），即送吾弟处，明日交去为荷。盘成后，过廿二当置酒招同好诸君赏之。
拓本一册奉阅。内有此盘释文，望阅后仍付还，此当是吴冠英所赠拓本也。
从上文可知，嵩申已允以宋刻本四种易盘一事。潘祖荫获盘之后，曾请吴大澂考释此盘铭文，编《攀古楼彝器款识》时，盘形亦经吴氏手绘。
在潘祖荫访古过程中，与私家交易，往往不亲自出面，其原因一如上所论完颜氏藏盘事。至于坊肆之间，潘氏又不便与估人斤斤计较，此时就由吴大澂等代劳。潘氏《款识》第一册著录之“析子孙卣（盖）”，即是潘祖荫嘱吴大澂议价而来。潘氏先阅估人所送各器或其摹拓本，有意者默记于心，再致函吴氏办理，其函云：
松竹尚有一卣盖析子孙……又一失梁卣。析子孙，兄亦欲得之（二者能不昂尤妙。缘非完美之物也），吾弟必能为设法。种种渎神，不安之至，当必有酬劳也。
潘祖荫有时将拟定收买价格，一并告知吴大澂，吴氏惟有应命遵行而已。以下一函中涉及二器即其例：
斧弋字太模糊，仅七字清楚，曾还十金，多则十六金，或廿金耳。郘钟或少加尚可。已还足，不争此一二十也。今日早来为妙。
所谓斧弋即《攀古楼彝器款识》第一册最后一器“郘太叔斧”，张之洞所作释文为 “贰车之斧□郘太叔□□□□”二行，仅录七字。郘钟因潘氏所收颇多，不知是否是《款识》第一册著录的四件之一。
吴大澂本身也搜藏古器，其入厂肆，并不只为潘祖荫访古，见自己所欲之物，亦不遗余力求购。但京师好古之人无多，各肆有往往将器物分送各家挑选，故时有数家同欲之物，潘祖荫、吴大澂就有访求相同之物，吴氏不得不有所取舍。如潘氏从松竹斋得鼎后，又欲得韩中多壶，嘱吴大澂为搜访，数次函札中再四言及此事：
今鼎等已到手，愿舍却六七十金，以得松竹之破壶，望吾弟为我识之也。
破壶事望缓为留意，兄处无壶耳。
破壶仍祈访其踪迹，何此器之飘忽若斯，殊不可解。
松竹有门字之一器，便中望为议值取来。破壶曾与议否。
来件尚属可留，至多不过一数，乞酌还其价为妙。且藉可探闻破壶下落也。
因韩壶（图8）已为吴大澂所得，故潘氏终再未见其踪迹，直至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中收录此壶，其事才为人所知。购壶一事之后，吴大澂于含英阁看定一卣，而因估人误送潘祖荫处，潘氏于诸器之中，独中意此卣，乃函请吴大澂代办，其函云：
昨含英携来一卣，云为通州李氏装治匣子者，颇精。合之筠青一爵，可见彼处颇有佳者，但出售者则恶劣耳。刻求书之件，便中为书之付下为感。
此后潘祖荫致信吴氏，每每问及此事，如来函中云“含英有回信否，计应在今日也”，“含英今日归来否”，“老弟如得暇，望遣人函致含英一问其消息，究竟如何”，“含英连日杳然，何也？便中探之”，如此再三再四，在此卣误送潘府之后，吴大澂深知潘氏为人，曾预言其事，在致王懿荣函中云：
吾弟所见一卣拓本，其器已来，精不可言。兄正议价，未成，含英送他器至司农处，挟以俱往（因送敝处），仆人一并取入，司农询之，托言通州李氏属配木匣云云。将来必拳拳于此卣，又是一重韩壶公案也。吾弟有所闻否，（今日在香翁处归来，未必能早）。
果然潘祖荫执意求卣，吴大澂不得已暗中割爱，将卣让予潘氏，潘氏只知吴氏访求、议价辛苦，不知其亦属意于此物，得卣之后，匆匆致谢：
卣事大费心矣，感感。……外《金石学录》二册奉阅，兄尽批在上，拟重为之，仿竹垞《经义考》之式（各留序跋，太多者删），趁我三人均有暇日，尚可为此。否则将来仁弟中外扬历，而兄已老朽，岂能复为此等事耶。兄虽稍胜于平斋，然全仗吾弟。所不如平斋者，并虚字亦改不出耳，一笑。
潘祖荫一生，常有著述之志，刻书颇伙，而自撰之书无多，不少著作均由后人所编印，如诗文集由潘景郑辑录石印。其手批《钱竹汀日记钞》之批语，民国间由完颜景贤辑录，铅字排印问世，即《八囍斋随笔》。上函言及潘氏所批之《金石学录》，乃嘉兴李遇孙所著，凡四卷，著录三代以下至清季金石学家四百余人。光绪间，陆心源继李氏之后又撰《金石学录补》四卷，增补三百余人。至民国中，褚德彝再编有《金石学录续补》二卷，又补入二百余人，三家共计近千人之多。潘祖荫发此愿编书时，尚在同治末年，较陆、褚二家更早。据潘氏所述，其拟编之书体例与李氏之人系传略有不同，而是与朱彝尊《经义考》相近，以著作为主，并抄录原书序跋。惜乎吴大澂不久即赴西北任学政，此事并未能实现。潘祖荫函中最后涉及吴云一句，则间接证明吴云昔年编刻著作，得吴大澂协助不少。
吴大澂外放陕甘学政之后，因其地为周秦汉唐故都所在，时有钟鼎彝器出土，又多摩崖碑刻，吴氏搜访不遗余力，所得极丰，如其“愙斋”所从来之愙鼎（图9）即得于此时。吴大澂临行之前，潘氏曾致函吴氏云：
尊处拓本乞赐一全分，明日奉使后，若有所得，祈随时见寄为荷。兄处亦复如是。先此订定。
退楼二钟，望为索托本。
潘祖荫不但先索吴氏藏器拓本全分，并且言定到陕之后，有所得则寄京。此后二人远隔千里，潘氏自京寄信，主要即问吴氏有何收获，并就所知，嘱吴大澂为其在西北访求古器、拓片，函中有“尊藏无论瓦当、造像、汉锡、唐宋石皆乞拓本，幸勿秘之”等语。吴氏稍有懈怠，潘祖荫往往时有催促之语：
连奉数函，叠复两函，当已收到。闻宋氏有一方鼎，字极多，能借拓否？又泾阳姚氏，得古器极富，能借拓否？如能借拓，幸惠一分也。杨氏器亦然，切勿秘秘，至属至属。近无所得，但得齐刀，悉拓以呈。此物想关中无。近寿卿颇有所得，惜不得其他耳。其拓须善价，吾弟或可得也。一笑。
以上一函托求拓本，尚甚客气。潘祖荫之所以言及陈介祺，似因吴氏先以拓本寄陈，而未寄京。潘氏等待稍久之后，不免有激动之言，如以下三函云：
前奉各函，计已鉴及。近得二器，拓以奉呈。闻近得极多，何其秘之深也。拓示与否，是在尊意矣。公事极忙，不及多述，即问近佳。
连奉数函后又许久矣。唯兴居无恙为祝。近所得之一爵、数砖，悉拓以鉴。吾弟之拓，其悉寄我乎？若终秘之，则弗可当已矣。
阁下近年所得数百（合瓦、造像、铸币等而言之），独不示我，何欤？意者以兄为门外欤？望勿吝也。
从以上三函可知，潘祖荫以座师之尊，故能对吴大澂作此等语。两人关系虽密，但嗜好相近，难免有不谐之处。吴大澂碍于师命，不能拂逆潘氏之意，但不能与之坦诚相对，常在若即若离之间，不似其与王懿荣，可以无话不谈。潘祖荫为世家子弟，一生得意，加之又性急，不免偶有过激之语。不过潘氏于小处却不甚介意，颇为大方，吴大澂为其购得鼎、敦之后，即慨然允以刀布任吴氏择取为报，其函云：
承为购得酆媿二鼎二敦（文王之子，媿即大传叔媿、季媿之一姓也，封鄠县），感极。兹已将二百六十金交柳门会寄，若毅卿来京，早望先将四器寄下也。得易字刀、尖首刀四百余，若来京时见而爱之，便可择而取之。
光绪二年（1876）九月初，潘祖荫托赴陕接任学政的陈翼带函给吴大澂，请其在离任之前将代购鼎敦一事办妥，所垫款项由汪鸣栾直接寄苏，并谈及诸友近况：
前连奉三函，并烦为代购王子刺公鼎敦事，想已先此达，或竟未达。兹乘陈学使之便，再以奉恳。如昂则各购其一，廉则多购数件。其款即由柳门、蕴苓飞速寄南会缴不误也。兄近状一言难尽，然此好则到底不移，盖藉此以自养其生，庶不至为富贵利禄之移其心耳。若讲宋学，则无此病矣，一笑。廉生今年未知能中否？香涛今年尚未能来，因续弦也。都事近来无见无闻，鲍老衰病。寿老为饥民所困，又所生一女二子皆死。竹朋最享福，亦死矣。古欢日稀，如何如何。发此函后，以后当寄书南中矣。近得王戟门古泉之重复者，拓以呈。
按：李佐贤于光绪二年（1876）闰五月廿四日去世，可知此函作于是年。王懿荣早年科考不利，自同治元年（1862）入京应顺天乡试，历十余年，八试不售，本年又连续参加乙亥恩科、丙子科顺天乡试，均未中式，直至四年之后方连捷及第。张之洞时在四川学政任上，是年八月在蜀中娶王懿荣之妹为继室，至十一月末离任赴西安，次年二月（1877）抵京复命，寓王懿荣处。两月之后，吴大澂入京，两人始晤面。陈介祺因本年秋潍县大旱，饥荒严重，倾家财赈济灾民，故潘氏有“为饥民所困”之说。潘氏此函，急于在吴大澂离陕之前，嘱其将拟购彝器一事，从速办理。
五
由于吴大澂精于篆书，且擅丹青，访古之外，潘祖荫还时常命其题字、作画。潘祖荫滂喜斋藏书中，最著名者无过于宋刻《金石录》十卷残本。此书于同治十年（1871）由韩氏玉雨堂归潘氏滂喜斋。同治十一年（1872）春，赵之谦曾应潘氏之请，为刻“金石录十卷人家”朱文一印，可见其珍爱之情。潘祖荫还专门制作楠木匣，用于贮藏《金石录》，匣上题签即属吴大澂篆文雕刻。当日潘氏去函吴氏有云：
为宋椠《金石录》作楠木匣，恳吾弟篆而刻之，以永其传。少刻祈早临为盼（今日庾生索观此，出以下酒也）。
篆书题签并刻木，虽非大事，却也须经专门训练。从潘氏信所述，吴大澂片刻即了此事，技艺之熟练，由此可见一斑。潘氏家藏笺纸版片日久损坏，亦请赵之谦题字，再嘱吴大澂加以勾描，再交梓人翻雕。潘祖荫获唐人写经后，并曾请吴氏题签（图10），函中开列具体要求如下：
唐人写经乞为篆于匣上，以便付刻。其签（册上）亦须重写，即乞老弟为觅一纸（并为黏好于册上），并作篆也。篆签曰波罗密多经卷十三（唐经生书，滋蕙堂曾氏旧藏，今归滂喜斋潘氏。○○题）。
潘氏在京刊刻《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等书，为之题签者有赵之谦、胡澍、王懿荣等，吴大澂偶亦为之。
同治十一年（1872），潘祖荫家中兰开九瓣之时，曾请吴氏来观赏，并请绘图。至光绪二年（1876）五月，潘氏兰花又花开并蒂，乃专程致函吴大澂，请其绘图：
乞弟合此四花，白描一图，以传不朽。款祈篆隶书之，幅约二尺长，八九寸宽，以便装直幅，似此不急之务，而必数千里奉恳者，正见同心之义耳。当不拒也。
时吴大澂在陕甘两省按试生员，未能及时践约。潘氏迭函及此，终于得偿所愿，其情景与之向吴氏索求关中金石拓本相类似。
光绪三年（1877），吴氏返京，见潘氏来函所用笺纸上之兰花不甚佳，复书以为传后者须求其雅，其函云：
函封六枚（又二枚），缴上。吾师所用兰笺，画不佳而纸甚雅。惟喜字木印不古，装入尺牍，以古雅为宜。偶橅叔丁寳林钟“侃喜”之喜，又见汉印长年鹤，甚佳（延煦堂藏，长字已泐），橅出呈鉴，刻一木印，用之亦吉羊语语也（百鹿亦可刻印，鹿、鹤二印为对）。
潘祖荫见此，颇为以然，乃嘱吴大澂重画兰笺。吴氏覆函云：
大澂画学甚浅，亦如陈子振刻印，须有依傍，属绘兰笺恐不当意，如何如何。
命画兰笺送呈钧鉴，未知可用否。未知似兰否。
据其所言，似吴氏已将兰笺绘成交去。
潘祖荫在致吴大澂书札中自评其书法，谓“每运一笔，若烂死蛇”，“篆若两人，若张子腾之京话与李莼客之篆书也”。潘氏见吴大澂用篆书所作考释文字，以为“大篆精妙无比，俯首下拜，必传必传，吾不能也”，并云：
吾弟近来篆书，迥然时人所能梦见。寿卿云，钟鼎文字，以王朝书为最。兄以为鲁国尚有王朝遗意，而略逊之。今吾弟篆书直是春秋时王朝书也。本朝二百年，篆书无及之者，盖皆不用功于款识中求之耳。
潘祖荫曾将吴大澂来信装治成册，曾有函告之：
手书已装一册，来时可题之。以中多考证，且近来大篆国朝无及之者也。阁下大篆，在荄甫、益甫之上，而赵、胡又在李少温之上，若农则在少温之次矣。
按荄甫即胡澍，益甫即赵之谦，两人为至交，而胡氏天赋虽高，却不幸早逝。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等曾为之刊刻遗作。此后潘、吴两家手札往返，潘祖荫曾论及邓氏一派篆书：
吴让之乃包世臣弟子，世臣并不能篆书也，即张翰风亦不能篆书矣，让之篆乃学邓完白耳。吾弟以邓之篆为何如，以吴为何如？然此二人，乡曲陋儒，何由得见三代钟鼎哉，论之宜始也。
刻所云益甫字的邓派，且未能博观汉额也。大篆实较小篆似易，而其字弗可识耳。
吴大澂的篆书与邓石如、吴让之诸家最大之不同，诚如潘氏所言，主要得益于金文。从吴大澂与潘祖荫往来书札看，吴氏篆书风格之渐趋成熟，约在同治末年、光绪初年。光绪三年（1877）三月，吴大澂赴常熟访杨沂孙之前，曾借李鸿裔网师园举行雅集，当日所作书札，已自具面目。潘祖荫初见吴氏大篆之下，颇有发奋习书之兴，曾在致吴氏书信中，问及“兄欲学大篆，当从何入手为是”，其倾倒之情，溢于言表。
吴大澂返京后，潘祖荫屡以题匾、篆印之事相嘱。就其书札所见，有篆别号“郑盦”印稿者，有篆钦赐语句者，其函云：
乞为篆“郑盦”两字，约计寸许，随意所便篆之，欲付木刻，亦不必甚求工，能于明日带下尤妙。如不高兴作篆，即隶书亦可。
兄今日蒙赐“两三竿竹自秋色，千万叠山多两客”，拟刻一木章，乞为篆之，要小不要大也。
潘氏又请吴大澂题写“松壶斋”、“艺芸精舍”、“千载一时”、“半苏白斋”等匾额，同时谈及钩摹时壶图案，刻为笺纸事（图11）。潘氏函中，于刻印笺纸，颇述一家之言：
三额并呈，“千载一时”用秦诏版，壶字乞择用之。秦诏字体，刻印亦极宜，想陈子振必能仿刻也。以时壶刻信笺，题此四字，亦吉亦雅，用红色印奏本，纸甚佳。任薰画无甚可取，不足以供赏鉴。此等笔墨，撝叔优为之，一时无两矣。
潘祖荫、吴大澂两人均认为赵之谦在金石考订上，功力不如胡澍，而于其篆刻、书画等技艺，则颇为肯定。赵之谦与吴大澂同在潘氏门下走动，不过相处并不十分融洽。相比之下，赵氏与沈树镛往来更为频密。赵之谦于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出都赴赣，潘祖荫、吴大澂、顾肇熙等为之几次饯别。而赵氏到江西后，沉沦下僚十余年，于光绪十年（1884）去世，再未与吴大澂重逢。至于任薰，晚年寓居苏州，吴大澂曾请其绘集古图。从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吴大澂自广东寄出的家书看，任薰绘图迟迟未能告竣，吴氏乃嘱徐翰卿前去催促。至次年四月家书中，竟作“属其随意为之，不必过于求工”之语。而此前，任氏双目已经患病，至本年终于失明，五年后卒于苏州。吴氏集古图卷未能及时完工，似与任氏得眼疾不无关系，此则非远在岭南的吴大澂所能料知。
从潘、吴二人往来书信中，可见吴大澂对笺纸的颜色、图案、文字等配合，都比潘祖荫更为严格细致，其精益求精的态度，隐隐与陈介祺风格相近。吴氏在送匾额题字的信中，谈及造字一事时，并不主张拼凑造字：
半苏白斋额送呈钧鉴，大篆无从艹之稣，不知者以为习洋话矣。夫子其哂之乎。蒙赐三老碑，跳出摩厓，得未曾有。感激感激。时壶俟交下，即绘即缴，印笺用紫色更佳。
说定笺纸用色后，次日吴大澂又为时壶图案、文字，致函潘祖荫：
时壶三种，是否绘三纸，若合作一笺，宜绘横式，明日无事，即可报命。题字仍以“千载一时”为妙，诸壶皆此一时也。师意以为然否？
从上文潘祖荫、吴大澂两人为日常通信所用笺纸之式样，也要数日书札往返商量。至于编刻著作，更是一日书札往来数次。
六
潘祖荫所刻之书，以《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最有名，两种丛书之校字、题签等事，前后由潘钟瑞、王懿荣、胡澍、赵之谦、叶昌炽、吴大澂分任。潘氏所刻各书之中，吴大澂出力最多者，却并非以上二丛书，而是未收入丛书的《沙南侯获刻石考释》、《古泉丛话》、《攀古楼彝器款识》三种。潘祖荫曾有意编刻金石丛书，上列三种即拟列入，后因故未能如愿。三种书中，《古泉丛话》是唯一一种由吴大澂手书上版之书。
《古泉丛话》是杭州戴熙未刊遗稿之一，戴氏妙于丹青，尤擅山水，吴大澂与妹夫沈树镛皆对其深为钦慕。戴氏因杭州城陷落罹难，遗稿散失不少。《古泉丛话》系其考订古泉之作，原稿流落人间，潘、吴等人觅得抄本，付梓以传。后戴氏原稿本被发现，遂于民国十三年（1924）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其中除戴氏按语外，同时附印泉拓，故更为通行，反而同治间潘氏刻本颇为鲜见。潘氏滂喜斋刻本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鱼尾下题书名、卷数，版心上方右侧刻记字数。书前有潘祖荫序及戴氏自识。潘序云：
戴文节公《古泉丛话》，道光戊申季父尝从假观墨本，皆手自椎拓，案语以瘦金体小行书录之，精甚。乱后恐未必存，今此本以鲍丈子年、胡石查农部两家手钞本合校，吴清卿编修欣然愿为手录，于同治壬申十一月刊成。此书泉谱中之逸品也。
同治壬申为十一年（1872），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吴大澂于致沈树镛函中言及友人胡澍去世，并谈及《古泉丛话》事：
甘伯于八月中归道山，吾兄闻之，未免伤怀。其世兄已扶榇南去，身后萧条，唯余破书数簏，可慨也。今秋见戴文节《古泉丛话》，手书一册，寅师为付梓。现已竣工，遇便寄呈。
据李慈铭《桃花圣解盦日记》所载，胡澍卒于八月十四日。据八月十八日吴大澂致潘祖荫函，与之商议刊刻胡氏遗著：
甘伯所箸《正名录》系未成之书，可先顾人录一清本，细校一过，再为付梓。大澂当与廉生分任其事，鹤巢于小学书不甚留意，将来校字亦可属其参核也。
潘祖荫覆函允出资刻胡氏之书：
甘伯既有著作，应由吾弟偕廉生即为分头雇人抄写（鹤巢亦与相识，可属校订乎），资由荫出。原本交其令郎，一面抄出，一面付刻，订定俟之后人，非吾辈事也。否则其弱息零丁，汗青无日，后死者之责耳。《古泉丛话》是活字，一手刻。此是宋字，又一手刻也。《丛话》三纸，均已逐日交刻。
从潘氏函中所述，知《古泉丛话》八月中旬已经开雕。另外，潘祖荫所谓“活字”，其定义与目前通行之说有所区别，并非指摆印所用的活字，而是今日所谓之软体字。由于两书都是边写边刻，雕版速度较快，则可兼顾二书。但因两书字体不同，故不能交同一刻工刊刻，由此可见当时刻书之细节。
关于《古泉丛话》正式付刻的时间，从潘、吴两家往来讨论的书札中，可得其大概。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十六日，吴大澂致函潘氏云：
含英款已交去。《古泉丛话》乞吾师定一格式，试写数叶，未知可刻否。尊藏彝器如欲绘图，大澂亦可任其役，先绘一二器试之，陆续付刻，似尚不难，费亦无几，将来器多，恐费力矣。
潘祖荫就刻书样式一事答复吴氏，大抵仿宋版式，每天写一叶刻一叶：
《古泉丛话》送去，写一叶刻一页者，取其速也。册式、格式（外一纸）照此，何如（再大则展阅不便，再小则□□），望吾弟酌之。字数刻于各卷末（用行书），仿宋板式也。
次日，吴大澂即以写样一叶送交潘氏审定：
《古泉丛话》一纸呈览，如合式，即可付梓，以后日缴一叶，则一月可成书矣。
《古泉丛话》经潘氏、吴氏两人商定，开始写样付刻，已在胡澍去世之后，而此前寻觅、商借底本，也颇费周折。当时在京诸藏家之中，老辈如鲍康，其次如胡义赞，并以藏古泉名世。吴大澂本人除访求古器外，也搜藏古币，其《权衡度量实验考》后附有所藏古币图，今人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更以胡、吴二家并称，是为旁证。
潘祖荫刊刻《古泉丛话》，从其所作序知，借用鲍康、胡义赞两家抄本。胡氏藏本送到后，鲍氏所藏却一时未能找出，潘祖荫致函吴氏云：
《古泉丛话》鲍子年本寻不着，兹拟以石查本请吾弟写一页刻一页，如何？
潘氏性急，故拟以胡氏所藏为底本，写样开雕。而鲍康藏本后竟寻出，乃以两本参校，写成定本。潘祖荫致吴氏函中，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子年适送其抄本《丛话》来，看来刊此大有机缘，可见天下事非缘法不可也。望吾弟速成之，再办《款识》。又甘伯事已函恳鹄山属捐纳房公助，想不至虚此言也。
此函中已涉及胡澍事，当作于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十五日左右。在商刻《古泉丛话》的同时，为潘氏编刻《彝器款识》，以及梓行胡澍遗稿二事，也相继商讨。编刻《攀古楼彝器款识》一书，付诸实施，约较《古泉丛话》之写刻稍后，但均在八月间。在送鲍康藏《丛话》抄本予吴大澂所附信中，潘祖荫云：
来示所云刻《款识》之说，极是。计兄所有，不过廿余种，有考释者只四五种，其余只须一图一篆而已。画一图、摹一篆，即刻一纸，较易为力也。子年所藏《古泉丛话》送上，以之较前抄本，大有益，唯须添入刘青园校语耳。
刘青园即刘师陆，山西洪洞人，嘉庆五年（1800）进士。刘氏精于金石学，于古币研究尤有心得，著有《虞夏赎金考释》。鲍康与之友善，刻其书入《观古阁丛刻》中。《考释》原稿曾藏王懿荣处，鲍康、吴大澂、王懿荣、翁同龢诸家均有题记。潘氏刻本，与戴氏原稿不同之处，即在于参用刘氏校语。
从潘祖荫为刻《古泉丛话》所作致吴氏各札中，颇有涉及当日刻书细节之语，如确定版式一函后附言：
与刻字铺讲明，六十金一万字也。秋凉专办此事，不惟消遣，兼以传醇士之忠节也。以后非经学训诂书不刻，非讲金石书不刻，此一例也。
潘祖荫从收宋版书转而收古器，据吴大澂致沈树镛函约在同治十一年（1872）。从此函中潘氏所述刻书之要求看，其嗜好确有转向金石小学的倾向。同年（1872）八月，近畿固安等地遭受水灾，吴大澂为赈济一事，忙于募款，《古泉丛话》写样一事似因此暂停，未能如前约所定，每日写成一叶，因刻工催促，潘祖荫曾致函吴氏云：
《丛话》刻手甚迟，而日日来催，甚可笑。据云一手刻上半，一手刻下半字，现只有上半字，而下半字俱闲也。末卷计有若干页，便中乞示知。
可见当日刻字铺雕板，一手刻上半，一手刻下半，取其顺逆得力，并非逐字雕刻，乃成全版。不但每叶版心刻字数，各卷末亦刻总字数，末卷又计叶数，虽云仿宋板式，却也为方便计算刻资。
潘祖荫以刻工来催样，致函吴大澂，其亦有请吴大澂加紧写样，以便早日竣事之意。因议刻《古泉丛话》的同时，已有摹刻《攀古楼彝器款识》之说，加之尚有胡澍遗著有待料理，吴大澂又忙于募捐赈灾事宜。潘祖荫料吴大澂赴固安等地勘查灾情后，写样一事难以为继，而又急于在年内刻成一书，故于同年九月致函吴大澂，促其加紧写样：
《古泉丛话》如于至庞各庄先完之，则今年此事可毕矣。究竟刻成一部书也。……顷间来说，刻《古泉丛话》者云停工待刻，故敢奉闻，先了此为妙。刻成送来校定。又行。
此后函中又有“《丛话》能了手否，非促迫也”等语。在潘氏严催之下，《古泉丛话》终于在十一月间刻毕，接踵而来的是《攀古楼彝器款识》绘图一事。
七
潘祖荫作为金石学家，名列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其代表作即《攀古楼彝器款识》（图12）。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卷八记宋本《金石录》一条云：
（郑盦师）藏古器六百余品，盂鼎、克鼎、齐侯镈其最著者，有《攀古楼彝器款识》。其汉夏承碑、梁永阳王萧敷及敬太妃墓石皆孤本，汉沙南侯获石今拓仅存三行，师得旧拓本，另有字三行，因勾刻并为《考释》一卷。
编刻《攀古楼彝器款识》时，盂鼎、克鼎尚未归潘氏，仅齐镈已入攀古楼。而六行本《沙南侯获碑》因其罕见，也同时由吴大澂钩摹碑文，张之洞释文考订，王懿荣手书上板，并附张、吴、王、潘四家识语。王献唐为自藏滂喜斋刻本《汉沙南侯获刻石释文》作题记云：
此吴县潘氏刻本，吴愙斋钩橅，王廉生手书，最为世偁。初时单行，近日坊间重印《攀古楼彝器款识》亦附于后。
《沙南侯获刻石释文》刊刻一事，由吴大澂、王懿荣合作完成，因碑仅六行字，尚易为功，反而王懿荣写样出力居多，此事详见后文王懿荣一章。《攀古楼彝器款识》一、二两册，前后共著录古器五十件，除绘全角之外，尚有款识须一并钩摹，所费工夫较《古泉丛话》、《沙南侯获刻石释文》二书不啻倍蓰。《款识》一书中所附释文，同样由王懿荣手书上版。当时吴、王二人，堪称潘祖荫传古的左膀右臂。同治十一年（1872）潘祖荫所作《消夏六咏》中《搨铭》一诗有云：
室有尊彝在，居然三代民。昔贤推吕、薛，当代数刘（燕庭）、陈（寿卿）。穿凿文偏古，模黏字益珍。傅朋（清卿）偕顺伯（廉生），心醉两罍频（谓平斋丈，两齐侯罍皆归之，著《二百兰亭斋金石记》）。
按：傅朋为南宋吴说，善游丝书。顺伯为南宋王厚之，精于金石学，著有《复斋金石录》、《钟鼎款识》等。潘氏巧用同姓古人表字，暗藏吴大澂、王懿荣二人之名。潘祖荫早年师从陆增祥、陈庆镛等，虽通金石小学，但因公私事务繁剧，极少得暇从事考古，至于摹绘古器，写样上版之类，自不能亲历亲为，故潘氏破借重吴、王、张、赵诸家。《攀古楼彝器款识》刻成两册之后，因吴大澂旋即出任外官，此后再无工夫钩摹如此多古器图，虽其对克鼎、盂鼎有所考订，不足以汇集成册。由于绘图、写样不得其人，《款识》未再续刻。潘氏所编所刻之书，尽管大多未列吴、王等人姓名，但各家于滂喜斋编刻书籍，固功不可没。
据《攀古楼彝器款识》前潘祖荫自序作于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三日，知潘氏拟刻此书，必在作序之前。而从潘氏为《古泉丛话》事致吴大澂书札中，可知其决定将《款识》编刻一事付诸实施，约与刻《古泉丛话》同时，即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在此之前，潘祖荫经吴大澂协助，从嵩申处以宋刻本易得仲弛盘后，曾请张之洞、吴大澂等作考释文字。此时张之洞出仕未久，仅放过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等职，于金石文字兴趣浓厚。任满回京后，亦有闲暇访古、考古，其用功之勤，犹胜于吴大澂。后张氏因宦运亨通，专心从政，虽不废学问，却于金石之学，不再沉迷其中。故张氏考订金石的文章，多为早年所作。而潘氏《攀古楼彝器款识》，为集中收录张氏所作考释文字最多之作。潘祖荫致吴氏函中即云：
兄所藏款识其有香涛考释者，皆正定可传。拟先将此每种付刻。仁弟为书之，为妙为妙。再多不过一页也。然则画完，明日即画盘，或先写郘钟及颂鼎、倪盘考释如何？
潘氏对张之洞的评价，可与前文所引其致汪鸣銮一函参看，知其深重张氏之学识。而最初提出刻《款识》时，潘祖荫有意让吴大澂绘图、写样一并包办，因张氏学识俱佳，却未经专门训练，不擅绘器。反之，潘氏对吴大澂所摹绘之图，极为赞赏，其致吴氏函谓：
摹本精妙，从古无此好手，将来必须刻之。鄙意宜先摹文多者耳。敬缴，不敢久留也。
以上所引两通潘氏书札，虽言及将藏器款式钩摹、付梓，但尚未形成具体计划。因吴大澂公私事务应接不暇，连《古泉丛话》也是在潘祖荫一再催促之下，方告完工。潘氏促刻《丛话》的同时，也不忘与吴大澂说定《款识》一事，其函云：
摹刻款识及图，吾弟既肯俯任其事，固妙矣。但明年执事必有试差、学差，谁肯继其役耶。则《古泉丛话》复不得不急力此矣。《丛话》板样既如此，《款识图说》板样亦不得不然，以归“金石丛书”之一例，以为如何
胡澍去世之后，潘祖荫、吴大澂等为之向诸友好募款，料理后事，潘祖荫在交李鸿章所助款项时，曾顺笔言及绘器事：
刻得少荃信，知助胡甘伯一款已交尊处。兹得孙省斋信，来银廿两，亦乞收之为祷。敦盖、卣盖拟俟郘钟、齐镈同画，约在明年。
潘祖荫深知吴大澂办事才能，也曾密荐其才堪大用，又因身参机枢，消息灵通，知吴大澂几年之内必有外官之任，故先约定刻完《古泉丛话》后，再续刻《款识》。《丛话》将竣之时，潘氏重申前说，与吴氏函商：
若蒙画形，当自钟始（《丛话》毕后，再为之如何）。以次递及，且亦由难而易也。怀鼎断难成，否则天下事皆如盘，亦太易矣。且非宜也。
潘祖荫因吴大澂允诺之后，迟迟不能践诺，曾对吴氏旁敲侧击。潘氏在致王懿荣函中也隐约其辞：
齐镈荫所释与诸家所释多同云云，亦并删之，以归简易。张、吴二家说何日可改成，亦示知。清卿忙极，弟今乃知翰林之忙也，从前不知若何耳。以博一笑。
吴大澂听闻类似之语恐不止一次，故也曾在致王懿荣函中加以申辩：
司农公昨发一论，恐兄无暇绘彝器图耳，非真有所虑也。兄生平不轻许人，既许则不复顾虑，况本无可虑耶。
潘祖荫曾以画器“当自钟始”为言，似与《款识》第一册之以钟、鼎、彝、卣、敦、簠、盉、鬲、盘、甗、斧为序相合。但从此后潘氏致吴大澂各函知，当时并未严格依照次序绘图摹款，潘氏送原器或拓本至吴寓，并无一定规律。如将冠首的钟与点后的斧一同送去，其函云：
钟二、斧二拓本呈上，即恳描钟字付下，钟形即将旧本翻刻，不须重绘也。
可见潘氏与吴云相似，力求简易，旧有钩本者，多仍其旧，不再重绘。吴大澂绘钟毕，潘祖荫乃促其绘斧云“钟若成，明日吾弟便中为办斧弋，午后必当有事奉烦耳”。吴大澂绘图的同时，王懿荣则董理相关考释文字并写样，一件器物的图、文摹写完毕，即交刻手上版雕刻。潘祖荫曾因吴大澂漏摹款识，嘱其补入：
《图说》刻成四张，一张望为补款识，即季悆鼎也。
按《图说》即《款识图说》之简称，潘祖荫在刻《古泉丛话》时，就谈及欲将之与他书汇编为金石丛书，当时即称此书为《款识图说》。由此可知，最初书名作《攀古楼彝器款识图说》，两册刻成后，乃循薛、阮诸家之先例，名之曰《款识》。其实，此书的体例即一器一图，图又分全角、款识，其后再附考释之语，图、说相辅而行，虽其名撤去“图说”二字，却并未贬损其价值。
另外，季悆鼎在《款识》第一册中位居第九，潘祖荫函中明言“刻成四张”，然则不仅绘图、写样未按事先所拟顺序进行，即刻工雕版也未按序操作。大约为缩短成书时间，吴氏绘古器图，王懿荣改定、誊录考释，再将样稿交付刻工。由于稿样一般都是随到随刻，季悆鼎一稿，交付稍早，故会出现在前四版之中。各器刊刻的顺序，直接取决于潘祖荫交绘古器的顺序。据此度之，《款识》每册之前目录，似是最后所补刻。至于每板版心的页码，恐也是最后重新排定后一齐补刻，否则反复挖改，徒增烦扰，势所不取。
《款识》一书中每器之考释，通常先历陈周悦让、张之洞、胡义赞、王懿荣、吴大澂诸家之说，最后由潘祖荫略加按断之语。从已刻成两册《款识》看，所作考释最多者，当属周悦让、张之洞，五十器中，二人有考释者十之七八。尽管钩摹器形、款识均出吴氏之手，他得以对各器逐加考鉴。不过吴氏仅为第二册首之齐镈撰写考释，其余均未见按语。究其原因，似与潘祖荫所谓“清卿忙极”不无关系。《古泉丛话》刻竣，已在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左右，此时为赈灾募捐事，吴大澂异常忙碌。潘祖荫仍时时以绘图事相促，且别有他事嘱办，吴氏就曾致函王懿荣诉苦：
今日为司农绘图，昨晚送去数叶，今早又来索图，此岂顷刻可成，如再迫促，只得告假矣。
在潘祖荫统一安排，一再催促，吴大澂、王懿荣通力合作下，《攀古楼彝器款识》第一册终于在次年刻成。潘祖荫检点之下，发现仍有遗漏，又致函吴氏，命其补绘古器图：
第一册《款识》刻已成，季良簠说已刻而忘却图之，特缺一页，吾弟日内有暇，先为此图否。即示知，以便送上也。
从潘氏函所述，似可推知当日吴大澂、王懿荣分任图、说二事，并异步进行，而是分别将各自样稿缴付潘祖荫，再由潘氏将图、说俱全者交刻工上版。图、说分别着手，先从《款识》印本本身看，其图、说皆不相连属，如第一册最后一器郘大叔斧，图凡二叶，末半叶完全留白，说另叶起刻。《款识》第二册首器齐镈，图凡四叶，第四叶仅刻三字，一行未满，余皆留白，说亦另叶起刻，是为一证。而上函之中，季良簠图虽缺而说已刻，补刻图而版式无丝毫改易，亦堪为旁证。
观潘祖荫书札所言，《款识》第一册约刻成于同治十二年（1873）三四月间。此后，潘祖荫急于接刻《款识》第二册，曾屡次致函吴大澂，嘱其撰写齐镈考释，其函云：
镈释香涛说已来，惟短吾弟说，暇望为之。出月放差，便不暇为。痢故不能会客，稍愈当奉问再请移玉耳。南中有到者否？
吴大澂因不日就有考放外差一事，故婉商稍迟再作考释。潘祖荫得覆之后，即请考试完毕即办此事：
来示读悉，镈恳为兄释一篇，各释其释，可并存，以俟后人采择。此器不可无吾弟文耳。至作图，请俟考差后即办为妙。
同年四五间，吴大澂与张之洞一齐参加保和殿考差。试事甫毕，潘祖荫即急函致吴大澂，请其补作考释并绘器图：
试事得意乎，贺贺。齐镈诸家考释尽在香涛处，油素摹本在廉生处，可取观也。过十五，何日得暇为作图也。石查剔出三字，一字略剔坏。
齐镈全角图，乞照此图之，其一面以楷书书其全角缩本行款、款识，何如。
潘氏再三相托，吴大澂已难再拒，乃为撰考释缴呈潘祖荫审定。后潘氏拟将诸家之说交王懿荣写样之前，又致函吴氏，询问他此后对考释是否有所改动，函云：
前释是否应有改定之处，祈示及，日前想已与香涛、廉生面商矣。簠便中为绘之。
从最后提及补绘簠图一事看，《款识》第一册初告竣事之后，潘氏即马不停蹄地续刻第二册。是年五月考差，张之洞得放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吴大澂则不幸失利，心中不免怏怏不乐。潘祖荫知吴氏此时必有闲暇，正可办理《款识》事，故好言劝慰，嘱之绘齐镈图。潘氏函云：
轺车之行暂迟，避却伏雨阑风，亦良得。兄又患痢疾，日不过十余次，大觉精神委顿。屋漏床下，到处皆郁蒸之气，与病体尤不相宜耳。尚有十余图，三卣七爵，有暇绘图否。
齐镈能否拨冗为绘之，其释文作楷书，或较易也。……下次差必得，则无暇矣。
同治十二年（1873）夏，张之洞将赴四川上任，吴大澂以至交关系，频频往视之。吴大澂旋即也接到外放陕甘学政之命，他本人自然满心欢喜。而潘氏闻讯之下，于致吴氏函中，不免慨叹：
孝达处帮忙事已完否？计日星轺，图亦画不来矣。
吴大澂一旦离京，便无人能为《款识》钩绘器形，虽有王懿荣缮写诸家考释，却终无图与说相辅而行，不能称为完书。《款识》第二册之刻成，必然遥遥无期。以潘祖荫性格，总求速成，故在吴氏上路之前，仍不免以绘图相试探：
昨恳附寄家书，想已见之。明日乞早临为荷。轺车之前，尚有数器，有暇绘否？先此奉询，若无暇，则三年后再说也。
潘氏虽说无暇则“三年后再说”，却仍不能片刻置之不顾，致函吴氏云：
南中竹报来否，均初何如？颇念之。连日用功若何？有一彝欲作图，若有暇当奉上，余者无所见闻，殊闷闷耳。清卿仁弟轺安，荫顿首。
从潘氏用“轺安”一词，可知吴大澂已整装待发，时已无暇绘图。
从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考差，至八月放官，从潘祖荫催促绘图撰考各札看，吴大澂在三月之内并未能完成《攀古楼彝器款识》第二册所收二十件古器的绘图事宜。不过全书内封书名与牌记，确是吴大澂在离京前所题，潘祖荫曾为此专函嘱题：
《攀古楼彝器款识》引首及《宋四家词选》引首，便中祈为题就付下。
《宋四家词选》一书之刊刻，《潘文勤公年谱》系于同治十二年（1873）。两签既然一齐题写，则《款识》题名亦在十二年可知。
自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至光绪二年（1876）冬月，吴大澂在陕甘学政任上，潘祖荫千里致函，索取拓本，并以信中所附自藏古器拓本，嘱吴氏得暇为绘图。但《攀古楼彝器款识》一书第二册二十种全部刻成，是光绪三年（1877）四月吴大澂返京后事。
吴大澂赴西北任职后，开始与陈介祺通信。潘祖荫在吴氏任满之前，《款识》刊刻既暂停，乃改刻他书。在此期间，潘氏就曾为鲍康、陈介祺二家各刻书札笔记，即《鲍臆园丈手札》一卷、《簠斋传古别录》一卷、《陈簠斋丈笔记》一卷《手札》一卷。陈氏二书，多摘录其致各家书札中论考古、传古之语，潘氏曾专函言此事，嘱吴大澂命幕僚抄录寄京：
寿卿丈来函，属将致吾弟各书录出，交兄发刻，想幕中不乏人为一录也。秋来得钟十二字，尚未剔出，令人忆吾弟不置耳。
潘氏函中后句谈及新得一钟，无人剔字，进而回想吴大澂在京时，无论剔字考文、绘图摹款，无不游刃有余，可见往日潘祖荫确实倚重吴氏如臂膀。此后信中，潘氏又重申抄录陈介祺传古之语：
陈丈尺牍，兄均为刻之。彼属吾弟一一抄录见付，望勿遗也。
寿翁《前秦文字之语》，梓人已写来三卷。兹寄寿老处，自行校定矣。吾弟处者，亦望陆续寄来，与考古一事他日当大有助。
按潘氏所谓《前秦文字之语》即《秦前文字之语》，系摘录陈介祺致潘、吴诸家书札中论金石之语编次成书。陈介祺素以谨严称，故迟迟未能写定付刻。其身后有抄本二十卷，经其子孙陈育丞、陈继揆捐藏国家图书馆。陈继揆后据石印本《簠斋尺牍》两种，依前稿宗旨，重新整理成书，仍名《秦前文字之语》，于一九九一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全书五卷，其中致潘祖荫、王懿荣、鲍康、吴云、吴大澂书札各一卷。有学者称，潘祖荫等所编录一稿，因陈氏劝阻，当时并未付梓。然据潘氏所述，似彼时已写成三卷样稿。今以《簠斋尺牍》（致吴大澂）比对潘氏所刻笔《别录》、《笔记》之属，有相同者，岂潘氏退而求其次，刻陈氏删定各条为之。据此可知，当时吴大澂并确曾摘录书札之菁华寄予潘氏编刻入集。
光绪三年（1877）四月，吴大澂假满晋京复命，至九月经李鸿章保举，奉命办理山西赈务，其间有数月在京停留。潘祖荫期待数载，终于如愿请吴大澂将《攀古楼彝器款识》第二册未竟各图续绘完毕。功成之后，潘氏对吴大澂绘图，颇有赞语：
《攀古》图绘之工，岂他人能及，况名臣手笔，不但将来佳话，时下二师何足语此，即李伯时犹逊数筹也。释文无有，与廉生无涉，但兄以卅种为一册，计尚少十种耳。
从上所述，可知潘氏编刻《攀古楼彝器款识》初无定制，所以未编卷次，只称第几册。每册例收器三十种，以得器多少为准，器多则多刻，少则少刻。而今传世者仅二册，且第二册收器二十种，则似非完书。
光绪三年（1877）四月，吴大澂返京后，潘祖荫仍以钩摹器形款识一事付之。吴大澂鉴于在寓所时受骚扰，不能专心摹古，于是曾有每天避往城外古寺从事钩摹，其进展一度颇为迅速。当日潘祖荫寄信吴氏，未立见回函，曾专函询问情况，吴氏答称：
近在城外古寺，辰出酉归，日摹款识十种，字多者尚无暇及，能不间断，年内当可成书。一手所摹，似较胜退楼之油素本也。簠斋古陶八百种，仅寄年翁一分，大澂苦无拓本可寄。旧所得器，皆在南中，存拓无多。
潘祖荫以为吴大澂移居城外，道远之后，往来联络多有不便。潘氏与王懿荣、胡义赞等，即因寓所相距甚远，虽同居京师，亦不常会面。潘氏因有绘图及杂务须吴大澂办理，不能不时常联系，故有此一问。吴氏以避客摹拓相覆，其函云：
古寺并非赁居，杜门仍不得闲，偶出一游耳。今日不出门，亦无客至，专题拓墨，时有心得，即书册内，遵命行书，取其速也。如拓藏器，莫妙于关帝庙。八月凉爽，当与庙僧商之。近依宇下，与古为邻，固所愿耳。
潘祖荫寓所在宣南米市胡同，巷中有关帝庙一座，光绪二十年（1900）曾改作潘祖荫祠堂。吴大澂所谓“近依宇下，与古为邻”，是约定八月以后，暂时移居米市胡同关帝庙，与潘祖荫结邻，便于摹拓古器。
吴大澂入京前，在苏州曾与吴云商议续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而其同时也在编刻《恒轩所见吉金录》，所以摹绘古器图，既可为潘祖荫刻《攀古楼彝器款识》所用，也可日后翻雕收入他书。从光绪十一年（1885）吴氏《恒轩所藏所见吉金录》一书看，其中《所见录》收录最多的潘氏攀古楼藏器，即吴大澂陆续所绘者。
吴大澂在未外放陕甘学政前，就曾与潘祖荫商议，欲仿海丰吴氏《攟古录》之例，重编一目，去伪存真，力求全备。吴氏曾函有云：
欲合阮、吴、刘诸刻，及今所见拓本，总编一目，去其伪者，注其可疑者，计亦不下《麕古录》也。
据吴氏所言，当时拟编之书体例与《攟古录》相同，则此目与吴云所欲续阮氏《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有所不同。前者仅著录器名、铭文及藏家，后者则须刻器形、款识，并间附考释。潘祖荫闻此，颇为赞同，曾就相关具体细节函询之，吴氏作函答曰：
《攟古录》不可得见，似可别为一目，按各家所藏各为编次。张、程、叶三家，大澂皆有目，阮、刘、陈亦易抄集，唯海丰吴氏所藏不可考耳。瞿氏清吟阁及李、丁所获，函丈皆有拓本，或未得全分，须有一目，便可稽核也。
按《攟古录》为海丰吴式芬所编，全书按时代先后为序编辑。其中，三代古器先以铭文字数多少排列，再依器形依次著录。全书共收录三代至元金文一千七百八十一种、石文一万五千二百三十种、砖瓦文一千一百零五种、木刻六种、玉文四种、磁文二种，共计一万八千一百二十五种，堪称巨制。吴氏另编《攟古录金文》三卷，规模稍小，专收钟鼎铭文，形制近于薛尚功之《款识》。
《攟古录》在吴式芬生前未及刊行，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901），始由吴重熹等刊行问世。吴重熹字仲饴，乃吴式芬之子，也是陈介祺之婿。吴大澂曾由陈氏介绍，从陕甘学署致函吴重熹，询问其家藏金文拓片等事，但终未见其父遗稿。两书问世时，潘、吴已不及见之。当时因不知《攟古录》的体例，故提出按藏家分别编次，最后合成全书。不过，此事也因吴大澂赴西北而中辍。
光绪三年（1877），吴大澂入京后，摹古之余，拟实践前约，先为潘祖荫藏拓、藏器编目，其函云：
在秦、在苏未见一簋，即无字者亦不见，不知何以簋少于簠，宜乎阮、曹以格伯敦为簋也。吾师所藏拓本，大澂当代编一目，藏器别为一编，两日可成，未知师意以为然否（每器下注字数，并注某氏所藏）。
据吴氏所言，攀古楼藏器、藏拓目录两天即可编成，想必不能十分详细。未数日而吴氏致函潘祖荫，有“吾师藏器就大澂所知者，已编一目”之语。今查重庆图书馆藏有吴大澂手编《攀古楼藏器目》一卷，稿本一册，所载据潘氏拓本分类著录，凡一百二十余器，间有吴氏按语，岂即当日藏目草稿耶！
（作者单位：苏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