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双》：叙事裂隙与乡村想象
本文是2024年秋季学期北京大学通识核心课程“影视与文化批评”（系列III.艺术与人文）的优秀课程作业，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生尹润秋，授课教师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慧瑜老师。通识联播经作者授权发布。《李双双》：叙事裂隙与乡村想象
中国语言文学系 尹润秋
1960年，李准以大跃进为灵感所作小说《李双双小传》发表于《人民文学》第3期。初刊本发表后不久就被上海电影制片厂选中，并建议李准按电影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重新构思电影剧本。此后，由鲁韧导演、李准编剧、海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电影《李双双》于1962年上映，产生了全国性的轰动效应，也构成了《李双双小传》最核心的跨媒介文本序列。值得注意的是，《李双双》不仅以电影独有的媒介形式对小说中的诸多形式与内容要素进行了跨媒介转化，同时在内容上也从以宣传大跃进为叙事动力与核心主题转变为以“劳动生产”为中心的农村叙事。“是谁绣出花世界，劳动人民手一双”，在看似平滑的明丽叙事之下，电影《李双双》所隐含的叙事裂隙及其建构出的农村想象或许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话题。01
从小说到电影：女性如何“走出家门”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政治形势与农业政策快速调整变动的情势下，《李双双》相对于小说所进行的叙事重心调整具有某种必然性。不少研究者已经详细讨论过李准编写电影剧本时的外部因素与内在政治考量，因此本文不再赘述。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及其他》一文中，李准谈到：“我写了十几个电影，最近统计了一下，能够拿出来复映的,只有四个,其他的不能复映。比如《小康人家》,我们又看了看,一开始就有笑声,人物形象很生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李双双》。但是现在不能放映。为什么呢？里边有叫他老子卖余粮,有苹果树入社,跟现在的政策不合拍，没法改。”(李准, 1979)对于李准这样一个擅于“及时反映现实”、有意识地让艺术创作服务于当时政策导向的作家、剧作家而言，《小康人家》的遭遇可以反映其文学艺术作品在政策更替后的普遍性境况。与此同时，这也从侧面体现出《李双双》改编的成功性与其内容上的独特性。
从小说到电影，《李双双》有意识淡化了大跃进的时代背景，而突出了“劳动”的核心地位。同样是贴大字报的行为，小说中的老支书说“人家这是鸣放”，而电影中则将其指认为“进言献策”。而夫妻二人的矛盾焦点也发生了转变，从“我参加大跃进你不愿意，你嫌不舒坦，不美气”转变为双双的口直心快和对参与集体劳动的“过度”热衷。小说中办公共食堂、幼儿园等诸多实验性的举措在电影中也销声匿迹，同样消失的还有大跃进式的发明创造，如“多孔台阶式煎饼灶”“洗碗机”“保暖饭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将叙述重心放置于女性如何“走出家门”、个体如何克服私心等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更具有普遍性的命题，电影《李双双》得以保持更长久的生命力。
电影中存在着两条相互交织的脉络，一是以李双双、桂英为代表的女性通过修水渠、生产队劳作等行为“走出家门”、进入田野，最终成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以喜旺、大凤甚至金樵等不那么“进步”的村民逐渐转变个人观念，认同和支持李双双那一套大公无私的“情理”。而后者与前者紧密相关的缘由在于，作为群体的人们从“旧”到“新”的转变正是依靠“走出家门”的“新人”个体——李双双来完成的。
颇有意味的是，镜头下的李双双并非首先以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跟随喜旺的行迹，呈现在观众眼前的首先是一个在乡村公共场域中“说理”的女主角形象。李双双与孙有大娘争吵的场面似乎首先会让观众联想到泼辣无礼、爱吵架的传统女性形象，但紧接着我们便会发现李双双性格中的独异之处。在集体本位的立场之下，李双双的“不饶人”源于对方因为一己私利就偷拿木材，“情理不顺，我就要管”，一个“说理”的农民主体形象似乎呼之欲出。但强大的夫权逻辑随之出场，喜旺“你别说了行不行”与孙有“这里没你说的话”分别取缔了李双双与孙有大娘的争吵行为的合法性，也折射出乡村伦理中妇女所处的被支配地位。在其后的情节中，李双双直接“控诉”了喜旺大男子主义的观念：“我参加劳动你不乐意，你想让我留在家里伺候你，你才舒坦”。由此，参加劳动的意义不仅仅停留于促进乡村经济水平的发展，同时也涵盖了女性解放的意味，走出家门、投入劳动的行为在性别议题与乡土政治的双重意义上被赋予了合法性。
伴随着影片中第一首插曲《工地野歌》的响起，摄影机以全景式的视角呈现了工地上男人们劳动过后休息的欢愉场景。而在唱至“是谁绣出花世界，劳动人民手一双”时，镜头颇有意味地从工地上的男人们转向了在家中凝视着窗外的李双双。一个长镜头，不仅连接起了外部劳动空间与内部居室空间，同时也使得男性与女性形成了某种关联和对比，折射出女性走出家门、融入劳动场面的渴望。也正是由于影片中的劳动行为被赋予了政治与性别的双重合法性，因此，当李双双走出家门、投入劳动，并以实际的生产成效证明自己的能力、赢得大家的尊重，女性解放的矛盾也就得到了潜在的解决。与此同时，影片中的喜旺不再和小说中一般对妻子的“能干”怀揣着微妙的嫉妒心理，而是发自内心地钦佩妻子，甚至说“往后你要是忙了的话，这家里的活我帮着你干”。在更为平滑的叙事策略之下，男性个体“私心”中的某些微妙裂隙被遮蔽了。
而桂英与二春的情爱发展脉络也体现出女性“走出家门”的行为中性别与政治的双重意味。孙有夫妇想让桂英找一个城里的体面人嫁了，这是一条相对传统的婚姻道路。而桂英对二春的选择却并不仅仅停留于私人化的情爱维度，“我留在农村是为了参加生产，又不光是为了他”。由此，情爱话语也就被赋予了更丰富的转喻向度——被解读为政治话语的可能性。桂英对二春的选择同时也是对农村（相对于城市）、劳动的选择。而她对二春的喜爱同时伴随着对“农民”这一阶级身份的认同，“庄稼人怎么样，谁能不吃粮食啊”。由此，影片对桂英与二春的爱情叙述实现了乡村日常人伦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弥合。桂英对爱情归宿的选择同时也就成为对政治道路的选择，而二人的结合也并不仅仅将女性局限于“男婚女嫁”的男性主导婚恋模式，“走出家门”的女性首先作为一个光辉的劳动新人主体在田野中生成。
02
“新人”的诞生与逻辑错位：在“明丽”叙事下
《李双双》中女性“走出家门”的尝试与以“劳动生产”为核心的农村叙事最终指向了某种农村“新人”的诞生。影片似乎有意把走出家门的女性塑造成为在劳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人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影片中一个始终不变的要素是叙事风格、画面选取的明丽与平滑，延续了小说“激奋人心的刚健清新的风格”；另一方面，尽管影片着力摹刻李双双的成长过程，但这一人物本身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或许是十分可疑的。这种逻辑错位也症候式地体现出，在“明丽”的叙事风格之下，乡村伦理和政治话语并未完美接榫，其间仍然存在着裂隙与张力。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以“老支书”“刘书记”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在影片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程凯在讨论《李双双小传》时曾敏锐指出：“在小说中，双双和喜旺都没有父母，也就是没有公公婆婆、没有娘家，这种没有上代人，独门独户的小家庭在农村恐怕很稀见。”(程凯, 2020)与此同时，从小说到电影，双双与喜旺的孩子也从小说中的三个减少到了电影中的一个。这使得电影中的家庭结构十分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核心家庭。事实上，这或许恰恰是李准建构的一面。一方面，他需要找到一个使得普通群众也能够成长为“新人”的方式，血缘伦理的父辈的缺位为李双双的各种活动创造了客观的环境，也使得家庭阻力集中于喜旺，矛盾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伦理父权的缺位使得新的政治父权的出场成为可能。老支书在最开始是作为群众议论大字报的“背景板”而出现的，整个人物的外貌形象和整体气质都十分贴近普通村民，带有泥土气息。这意味着他除了作为政治父权的一面还有内置于乡村伦理的一面。政治父权的介入正是通过老支书身上本来就存在的乡村伦理部分得以完成的，这在最大程度上抹除了政治父权进入乡村的 突兀感。与此同时，影片中“按劳分配”“包公定额”等一系列政治话语并不占据主要位置，而总是在李双双面临困境或难题时恰到好处地出现。这样的叙述策略将农民与政治父权的主客关系颠倒了过来。一般情况下，群众往往被动成为政治运动的动员对象，而在影片中，政治成为支持群众自发运动的声音。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得以进一步考察李双双的“转变”逻辑。尽管影片在结尾借喜旺之口说出“你嫂子变了”“如今她变得可聪明可能干了”“就连人也变漂亮了”，但观众其实很难察觉到李双双的性格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李双双甫一开头就是一个一心为公、口直心快、热衷于“说理”的妇女形象。她敢于“说”也会“写”，在家门上用粉笔给喜旺留言，更天然追求进步、热爱生产，自发引导村中的种种变革。因此，与其说李双双的“变”是人物内部的转变，不如说是如同粱生宝一般天然拥有“新人”潜质的李双双，以其独特的性格而被政治父权“发现”。前文提到，李双双在影片开头不被喜旺允许“说”，而此后她张贴大字报、到公社提意见的“说理”尝试得到了老支书、刘书记的支持，由此使她获得了某种“说理”的合法性。在政治父权的支持下，李双双得以“走出家门”，作为妇女队长领导生产，其“泼辣”、直率的性格也焕发出了光彩。
李双双的性格一方面在叙事学的层面上为叙事的前进和情节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可能，或者说，只有李双双这样的“冲劲儿”和她的能力，才使得按劳分配制度的落实在这一具体的乡土境遇中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这种性格掩盖了女性在“妇女解放”话语之下的窘境。影片中的李双双似乎从来没有疲惫的时刻，在一整天的集体劳动后仍然可以愉悦干练地从事家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当妇女满足群众运动需要的劳动力需求后，仍然需要面临繁重家务劳动的现状。 与此同时，李双双的“冲劲儿”又掩盖了喜旺对她的大男子主义带来的某种不平等意味。正是李双双特有的“冲劲儿”弥合了妇女解放与群众运动的错位和缝隙。在李双双和喜旺女强男弱的叙事中，妇女欣喜于参与到了社会运动中，而就此延后了对自身仍然处于不平等境况的体悟。总的来说，李双双的独特性格不是单纯地为人物增添“个性”与生活感，而是在具体境况之下唯一可能使叙事得以成立的元素。
03
“情感”作为中介：乡村想象与新伦理的生成
在政治父权的支持下，以李双双为代表的女性得以“走出家门”，成为田野中劳动着的新人主体。而与此同时，在“新人”的周围，并不那么“进步”的人们也正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变化。正如梁帆敏锐地指出，“电影里的负面人物大凤、 孙有婆，其实更接近一般群众的普通形态。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被指认为‘落后’，更多是由于他们携带着群众中容易滋生的新病，这种新病尤其指向人民公 社体制基本确定后集体生产的新问题。他们的‘落后’不仅是普遍的，更是可理解、可转化的。”(梁帆, 2022)而李准在《我喜爱农村新人》一文中，也着意将喜旺与李双双并列为“农村新人物”(李准, 1962)。这或许暗示着我们，如果说李双双的独特性格更多作为影片叙事得以成立的结构性要素出现，这种天然的“先进”与一般的群众性格相差较远，那么喜旺、大凤一类“旧”人物的转变过程，或许更具有政治宣传与情感动员的效力。
不难看出，李双双对喜旺、大凤等人的影响，首先是基于乡村中的日常人情与伦理。最为典型的是孙喜旺的转变。喜旺的转变基础是他和双双之间的深厚感情。夫妻之情成为了他走向“进步”的原点，也是其发生转变的情感基础。在几次家庭矛盾过后，喜旺最终接纳并认可了双双的“公心”，妻子直率泼辣的性格也从某种性格缺陷变为可喜可爱、敢说敢做的闪光之处。在这里，情爱书写并不仅仅作为私人性话语出现，而是作为乡村日常人伦的一部分进入革命内部，与革命相互发明，甚至参与塑造革命的日常形式与感觉结构。而双双与大凤关系的缓和契机则是大凤的怀孕。单纯在劳动上的帮助并未消除大凤的心结，但在金樵出走之时，双双一句“我是你嫂子”“金樵不在家，我来照顾你”却彻底消除了大凤的芥蒂，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而在双双的帮助下，大凤最终也成长为了热爱劳动、摒弃私心的新人主体。
可以说，影片在情感倾向上贴近农村群众的同时，又超越了现实中的农村舆论而勾勒出一种超前的农民想象。电影《李双双》正是以“自在”的乡土人情、日常人伦作为中介，建构出一种农村想象与新的伦理生成的可能。劳动生产的政治动员与乡土日常生活中的“情理”形成了叠印。“情理不顺，我就要管”，通过执着于情理的李双双，影片连接起了乡土日常人伦与劳动生产、妇女解放等革命话语。而在明丽、平滑的叙事之下，《李双双》提供给观者的，或许正是“革命”如何内在于“乡土”的一种可能面相。
教师点评
本文把电影《李双双》放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从跨媒介转化、劳动生产的农村叙事等角度阐释该文本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指出这部作品以“自在”的乡土人情、日常人伦作为中介，建构出一种社会主义“新人”和新的伦理秩序。
——教师 张慧瑜
参考文献
1.李准. (1998). 李凖全集（第五卷）. 九洲图书出版社.
2.程凯. (2020). “再使风俗淳”——从李双双们出发的“集体 化”再认识. 文艺理论与批评(05), 85-117.
3.梁帆. (2022). 从“跃出”到“回置”的新人——小说《李双双小传》与电影剧本的版本变迁和思想变迁. 现代中文学刊(03), 58-69.
4.李准. (1962). 我喜爱农村新人——关于写《李双双》的几点感受. 电影艺术(06), 16-19.
原标题：《优秀作业｜《李双双》：叙事裂隙与乡村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