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的上海十年①｜智能手机之前的松江大学城

【编者按】

上海是全国高校最多的城市之一，2018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人数近19万人。其中很多人会留在这座城市生活，成为“新上海人”。他们为何选择定居上海？他们对上海的认同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文作者生于江西南昌，2008年来上海外国语大学求学，后在复旦读研，如今在媒体工作。他的十年是年轻一代“新上海人”的一个缩影。

该系列一共有三篇，本文为第一篇，作者回顾了自己的松江大学城生活。

十年以后，站在学生宿舍的门口，面对送孩子报到的熙熙攘攘的车流，我依旧能清晰地想起十年前住进寝室的第一个夜晚：父亲发消息给我说要大气，不要成了上海“小男人”。“排外”和“小气”，是父母一辈的“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固有看法。

回首这十年，生活方式演变和城市建设迭代速度之快，就好像坐上了一部油门踩到底的跑车。

“我不在上海，我在松江”

大一刚开学不久，有一天正上着课，老师的电话响了，只听她说道：“哎，我不在上海呀，我在松江，晚上回上海。”

松江确实不算“上海”，它是上海的一座卫星城。十年前的松江还很冷清，乘公共交通从松江大学城到上海市区，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坐松莘线B，从松江大学城坐接近一个半小时的公交到莘庄地铁站，再坐一号线进城。第二个选择是从九号线松江大学城站上车，坐到桂林路站，当时桂林路到宜山路这一段的地铁还没有通，只能从桂林路下来，坐接驳公交前往宜山路站，然后转三号线或四号线进城。几辆巴士要塞下一整个地铁车厢的人流，拥挤程度可想而知。有一回我被人挤着，脸压在车门上，双手扒着门，活像被逮捕归案的要犯。

那时的上海一共只有九条地铁线，很多线路还没有延伸。室友住在浦东的外高桥，每次回家要四五个小时；楼下寝室的杭州同学，坐火车从松江站上车，两个小时就到杭州了。到我们快毕业的时候，九号线延长到了杨高中路，我那位上海室友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到家了。

那时没有智能手机，出行和今天大不一样。首先没有手机导航，如果要去市区，你一定要先向上海同学或学长学姐咨询探路，做好攻略。其次也没有共享单车，倒是有一出风景，那就是男生骑着自行车载着女朋友，在大学城里穿行而过。

四年的大学时光，松江就是我的家。每周日我都会骑车在松江闲逛，新城的商业区、老城的醉白池公园、方塔公园、松江二中，还有佘山的天主教堂、天文台，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倒是去“上海”的次数屈指可数，而且是做兼职才会进城。我本科专业是意大利语，到了高年级会承担一些翻译工作。我做过陪同翻译，在金山的化工厂里和意大利的技术顾问以及中方的工程师一起爬过近百米高的工业塔；还在会议上做过交传，穿着正装走在静安寺周边的街道上，被上海阿姨拦下来问我周边小区的二手房价格；不过最常做的就是带意大利人周游上海，静安寺、豫园、城隍庙、玉佛寺这些地标性的景点，都是借着做翻译的机会才一睹真容。

前智能手机时代的校园生活

我的大学时光（2008-2012年）可以说是智能手机时代之前最后的校园生活。那还是2G时代，手机除了发短信和打电话，偶尔会拿来拍拍照片，那些照片放在今天都不忍细看。条件好一些的学生用诺基亚，再不济也整一个国产手机，特点是铃声大，半夜里一响，一层楼的声控灯都跟着亮。

那时宿舍的网速都是半兆（50k每秒），这不是一台机子的速度，而是整个松江大学城里每间宿舍的网速。直到我们即将毕业的时候，才变成了四兆。每天晚上，每个宿舍里最常见的对话是这样的：“XX，XX，你们先别动，给我五分钟啊，让我这个视频缓冲完。”又或者大家提前商量好，8-9点小李玩他的“大话西游”，9-10点小白玩他的“穿越火线”，10-11点的时间空出来给小黄，让他看个爱情动作小电影，直到11点寝室熄灯断电，大家方才撇下电脑，急吼吼地赶往澡堂。

大学时代最让我怀念的互联网产品是人人网，2008年到2012年也是人人网的全盛期，时至今日我依旧觉得它是我使用过的最好的社交平台。如果说朋友圈是圈层化的私人橱窗，微博是大V和网红的集市，那么人人网就是属于每个个体的。我们在上面吐槽、八卦、辩论、挥斥方遒。偶尔我们还用它来搜索公共课上或者校园里一见倾心的姑娘，只要能确定对方的院系，基本是一搜一个准，至于后事如何，就看自己的发挥了。我一度以为人人网会如大学校园一样常存，没想到它会在智能手机的时代里轰然倒塌。

智能手机时代之前的外卖，来自从门缝里收到的外卖单。发小广告的人总是有办法混过宿舍楼下的宿管大爷，把几家店的外卖单从门缝里塞进寝室。那时的外卖单可是宝贝，上面的信息简洁明了，我们会捡起来贴在墙上或门背后。不过，外卖送达时间没个准，少则半个小时，多则两个小时。毕竟那时没有现在的配送系统，都是店家自己送，碰上生意好的时段，根本忙不过来。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同一时间，一位在交大闵行校区读研的同学因沉迷游戏，经常废寝忘食，只能在游戏间歇打小卡片上的外卖电话。但叫来的外卖时常送来太迟，再不然就是选择太少、味道太差，还无处投诉。一怒之下他决定自己做外卖。他就是后来“饿了么”的CEO张旭豪。

那几年也是纸媒最后的黄金时代，地铁和公交上有不少人低头看报。每个周六都是我的读报时间，我会去报刊亭买一份《南方周末》，再从寝室楼下的报栏中挑出《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在寝室里一看就是一整天，直到暮色低沉。再后来我的阅读清单里加了一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在我价值观的成型期，是这些报纸给了我最初的启蒙。不过，不到十年时间，以智能手机为平台的各路新媒体，把纸媒冲击得七零八落，报刊亭也接连关停，地铁和公交上再也见不到人低头读报。

外地人在上海

我是江西南昌人，虽然从小也在城市里生活，但回想来上海的头两年，还是有不少生活方式和观念上的碰撞，也闹了好些笑话。

大一暑假，我因故住在学校位于虹口的老校区，周末去找隔壁宿舍一位家在虹口的同学玩。期间我们一起去家乐福买一些生活用品。我推着购物车买完付账，他突然说：“不错啊你，蛮熟练的，学得蛮快的。”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意思？”

“我说你蛮厉害的，来了不到一年就学会在超市买东西了。”

“没必要这么挖苦人吧，我们南昌早就有家乐福了。”我有点生气了。

眼见我生气了，朋友赶忙解释：“不是不是，你误会了。我妈说她当年去日本看到超市，压根不知道怎么买东西，还以为随便拿，我以为你在这边才学会逛超市的。”

也是这位朋友，大二“十一”的时候跟我说，准备去北京玩，但他没坐过火车，也不知道火车票怎么买，让我帮他买寒假去北京的火车票。

“这么早，买不到的，你得再等几个月。”

“怎么会买不到，再等几个月就涨价了呀，现在好买起来了呀！”

我这才意识过来，因为他没坐过火车，所以把火车票的出票方式和飞机票等同了。但这些比起我大二时候遭遇的另一件事，还是小巫见大巫。

隐约记得那是一个下午，走在学校里，突然被一个平日里挺熟的大三直系学长喊住。

“我下周要做个翻译去趟绍兴。你是外地人，比较有经验，我问问你，绍兴的钱，哪个银行能换？”

我彻底懵了：“什么是绍兴的钱？你在说什么？”

学长急了：“就是绍兴的钱呀，你去美国要换美元伐？去绍兴得用绍兴的钱伐？哪里能换？”

我几乎晕倒，想起来学长是土生土长的松江人，从出生到读大学都在松江度过，之前只出过国，从没去过上海以外的“外地”。这种因为生活阅历的匮乏闹出来的笑话，不仅发生在上海同学身上，我自己也有。

那是大二暑假的时候，和班上的几位同学一起去市区实习。第一天上班，室温接近40度，我穿了双洗澡的塑料拖鞋就出门了。因为上次去面试时，我穿了身长裤和运动鞋，热得满身大汗，看见我们班女生穿了条短裤和人字拖就这么去了。我当时就想：上海老板还是很包容的，下次我也穿双拖鞋。

结果一到公司，领导见到我穿着拖鞋就来上班了，一顿臭骂。我愤愤不平，指着同行的女生说：“人家女孩子穿拖鞋就可以？男的就不行？”

“人家那是休闲凉鞋呀，你这个是洗澡的拖鞋呀，能一样伐？”众人哈哈大笑，我则是羞愧难当，直到那一刻起，我才知道，原来拖鞋也是大有讲究的。

毕业那一年，我没有找工作，决定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我在虹口足球场附近租下了一个一居室，离开了松江，来到了“上海”。没有了校园的庇护，我终于要直面上海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