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家子弟到法学副教授：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私人生活史

1．小引

四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它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号角正式吹响。日后，1978年被当做改革开放元年。

四十年沧桑巨变后，官方与民间有各种纪念活动。作为七零年代出生的人，我和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回顾我自己的私人生活史，也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种独特纪念。

多年前曾买过的一套五卷本《私人生活史》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作家所写，记录了人类从古罗马到现代的私人生活变迁，内容庞杂，堪称百科全书。其实，私人生活有时候更能折射出时代的本相。

以下是回顾自己四十年来的私人生活变迁，算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做一个阶段性的纪念。为了方便，就以十年为期，记录私人生活的四个时代吧。

2．1978~1988：我的童年

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作为一个出生在河南内陆固始县的孩子，我那年三岁。当时，土地还没有分到户，爸妈还要挣工分，姐姐大我三岁，刚刚读小学。从三岁到八岁（1983年），我的童年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居住的那个镇，即胡族铺乡（1998年改名为胡族铺镇）。

记得自己很早就开始放牛、放羊，甚至放鹅、放鸭，六七岁的时候就能骑在牛背上了，甚至可以帮助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印象中是1980年，我们那个村的土地才正式承包到户，自己也有了一点点关于土地分包场面的小记忆。我们那时候日常饮食的原料，主要是自家菜园里种的菜，有时候去镇上买来豆腐，偶尔有猪肉吃就是生活改善。

很快，我们家建了像样的土坯房子和土坯瓦房。那时候的冬天极为寒冷，棉袄很厚却不太保暖，棉鞋是自己家里做的。冬天，我们围在烧树枝木材的火炉烤火，每每都被烟熏得睁不开眼。

春天会到田埂上放牛，摘野果子。夏天会在水塘里洗澡游泳，记得有一次差点淹死。秋天里，热的时候晚上会在院子里乘凉，看着满天的星星。冬天则经常在结冰的水塘上滑冰。

1983年，我开始读小学。步行到村中的小学，大概半小时的样子，中间经过姥爷家，偶尔会在他家吃饭。那个时候，我们那所小学的成绩在镇上是名列前茅的。上学和放学路上，有时我和姐姐同行，后期主要和堂弟同行。

小学的我，学习是很轻松的，基本上下课前老师在黑板上抄完要做的作业题，我也差不多做完了作业。剩下的事情就是玩，小朋友主要的活动就是打架，打群架，经常打得鼻青脸肿。直到小学四年级，我才不再打架。记得那时候，自己的成绩一直不错，基本上是前几名，考初中时数学还得了99分。

1988年，我小学毕业。小学时，自己家里几乎没有书可读，偶尔到镇上的文具店借阅几本小人书或其他书籍。除了上学和做功课，剩下的时间要和姐姐一起做家务，洗碗扫地是必须的，农忙时要下地干活，不上课的时候要放羊放牛。

对我们孩子们来说，那时候的主要娱乐方式有三样。一个是听收音机，我们家里较早买了收音机，自己太小，也不大听得懂那些歌曲与戏曲。再就是看电影，爸爸经常带我去周边看电影，《少林寺》与《佐罗》有点印象，《画皮》曾经把我吓得半死。最后是看电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那个村子直到1986或者1987年才有第一台电视机，是黑白的。

我们家的电视机大概是1988年前后买的。记得《西游记》1986年首播的时候，我还是在别人家里看的。

小结：童年里没有什么大事情。家庭有一些变化，比如盖了新房子，买了电视机，电扇、自行车、缝纫机等自然没问题。大约在1983年左右，我们那里通了电。爸爸除了干农活赚钱，还会做点副业，比如贩大米、收红麻、卖春联等，家里经济谈不上宽裕，但收的稻谷却越来越多。爸妈极为辛苦且能干，在村里是庄稼汉中的一对好手。

小时候的零花钱是以分来计算的。每到过年要杀猪，春节就是大吃大喝，走亲访友。自己从来没有挨过饿，夏天西瓜是一定有的吃。蔬菜自己家菜园子有，也不需要去买太多。

对外面的世界，基本上一无所知，看电视也只会看电视剧之类的，不懂得也不看新闻，不知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大事。

3．1988~1998：大学梦未圆

1988年，我到镇上读初中。那时候个子太矮，一度是姐姐骑车带着我上学。我从初一就住校，基本上每周回去一趟。所谓住校，其实也没有宿舍，初一到初二是住在教室里，大约七八个男生，晚上经常是点着蜡烛上自习。

1988至1991年，初中三年里，初三是在我们胡族一中度过的，那时候才认真读了几天书。之前学习成绩不错，但初三选拔考（我初一初二是在胡族铺乡小学初中部读书，初三要经过当时成立不久的乡一中选拔考才能入读）居然失利了，导致在胡族一中读初三的时候是“代培生”。

初三我还是很拼的，成绩很快跃居前列。当时，很多老师建议我考固始县高中，但是，爸妈坚持让我读师范，于是，他们把我的志愿改成了中等师范，报的是信阳师范学校（简称“信师”或“信阳师范”）。

1991年，我顺利进入信师普师班（普通师范专业）学习。信师是一所好学校，管理极为严苛，学生每天都被要求早睡早起、跑步锻炼，晚上要收看《新闻联播》，上晚自习。尤其是那里的图书馆，藏书很多。那三年，我读了不少书，一度自诩文学青年，也写了各类形式的作品，诗词、散文、戏剧小说等等皆有，毕业时积存了一大摞。

那时开始坚持记日记，其实也不叫日记，什么都记，此习惯保持多年，受益匪浅，我称之为teaching myself（自我教育）。

读师范，毕业后是要回原籍当小学或初中教师的。我读书时就开始自学中文大专课程，毕业时已经考过了9门，当时已经知道考研这档子事了，算是在心里埋下一个迟早要读一次真正的大学的种子。

1994年秋天，我到了当时的叶台中学（今胡族二中）任教。那几年，我们几个同事一直没有放弃考研的梦想。我们彼此砥砺前行，通过自学或者进入到河南教育学院读书等方式先后拿到大学专科、本科文凭，准备考研。

我也一样，在河南教育学院度过了几年时光，1998年入读了教育本科专业，其中一个目的是备考研究生。那时期的很多同事同学朋友，陆续考上研究生或在外发展的，总体来说都还不错，不少人是几十年的好朋友，经常有联系。

小结：1995年，我们家有一个大变化，从村里搬到镇上，爸妈与亲戚合办了一个石灰厂，算是基本上不种田了。姐姐1992年就到南方打工，每个月能赚几百上千元钱，还经常寄给我钱当做读书的生活费。

我在信师的补贴，最后折算成人民币约是每个月一百元。我毕业的第一个月试用期工资才224元（试用期结束也仅273元钱），拿出来一百元买了一套西装。那时候一个自行车可能要我们一个多月的工资。

到了镇上，我们先住在石灰厂，家庭经济宽裕了，就在镇上买了一块地，建了一个两层的小楼房，一家四口人过得还不错。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我们家的影响是：父母到镇上做生意了；姐姐到东莞厂里打工，1995年回来前已经是厂子里的小主管了（因为家里的石灰厂需要管理人员，故而辞职回乡）；我则离开了教书的学校到郑州备考研究生；家里在1995年安了固定电话，初装费贵得要死，电话费也很贵。

对我来说，因为没有读过高中，所以一直未真正圆正牌的大学梦，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虽然有中文与教育两个本科学历，教育专业也拿到了学位，但我依然希望能到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去读书。故而，等待我的依然是要考上研究生。

4．1998~2008：重大转折的十年

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活动，我是在河南教育学院的外语本科教室看的。那时候，我们教育学院被称为考研基地，断断续续有人考上各地的研究生，借以改变命运，在这里考上研究生的，我们戏称为“学院派”。

1998至2000年，我准备了几次试水，都没成功，目标学校是浙大，专业是法学。2000年，允许我脱产学习的胡族二中领导想让我回去上班，我找到领导商议并承诺，给我半年时间，再考一次，无论什么结果，考完后的2001年上半年我一准先回去上班。

领导很开明，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我们一帮考研的人，住在郑州大学旁边的兑周村，专门备战考研。我们自习是去郑大的教室，因为管理的原因，有时候进不去。洗澡到郑大的同学那里。自己做饭，偶尔出去吃顿好的。学习之余，沿着学校旁边的河道跑步。

那是辛苦的半年，也是难忘的半年。

2001年4月，我终于如愿到浙大法学院参加了硕士生招生面试，并最终被经济法学专业录取。对我来说，几年的辛苦备考结束了，考上研究生也算是改变命运了。

2001年9月11日，到浙大报到的第二天，听说美国发生了严重恐怖袭击事件，起初以为是假的。伴随着这个事件，我们开启了新的千年，自己也进入了新的轨道。三年研究生，是基本顺利的。代课赚了不少零花钱，也买书交友，读书写作，吃喝玩乐，甚至有失败的恋爱。

2004年6月，我硕士毕业，随后到位于杭州下沙高教园区的中国计量学院（2016年改名为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报到，此后一直任教至今，一度住单位的房子，挣不太高的薪水，教书育人，读书写作，日子平静如水。但是，从初中教师到大学讲师，从小镇青年到大都会一员，也算是不小的变化。

我甚至在2007年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虽然价格不高，甚至主要还是爸妈赞助的，但总算有一个自己的窝了。那地方叫星星港湾，我就住顶楼，有天窗的，可以看星星，我给它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江南连伊阁”，在这里住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写作了乱七八糟的很多杂文、随笔以及博客文章。

小结：这十年里，世界变化大，中国变化更大，个人的变化也不算小。

我个人经济上谈不上宽裕，但精神还算富足。姐姐结婚了，有孩子了，后来又在镇上盖了新房；家里的石灰厂转产了，父母也生了一些病，身体不太好了。转产后，父母盘下一小块地，算是有了固定资产。姐姐姐夫在镇上盖了新房子，父母也翻建了旧房子，买啊卖啊，转来转去，在镇上就这样安安静静过日子。

2001年，读研的第一年我就买了手机。2004年毕业前夕，买了台式电脑，从此，我的“日记”改成了电子版，如今已经到第20季了，我给那些文字起了一个名字叫《我的日夕录》。从2002年左右起，我的家人逐步都有了手机、电脑等物品，至于其他电器装备，该有的基本上都是有的。

5．2008~2018：黄金十年

从2008年开始，我逐步调整人生的规划。比如，着力解决职称的瓶颈；谋划要考博士；尤其是要成家；也包括卖了遥远的星星港湾的房子，搬到杭州市区住了一年，主要是想多接触人，与朋友来往聚会方便。

江南连伊阁的日子近乎隐居，没有课时，我甚至可以足不出户一周。买足了食物塞在冰箱里，除了下楼倒垃圾，我真的有过一周不离开那幢房子半步的经历。与世隔绝了，人可能会发霉，于是，我开始主动进入到“花花”世界。改变当然从改变住所开始。

果然，改变来的很快。离开江南连伊阁前后，我逐步有了恋人，最终有了爱人。2010年于我，大事有三件：结婚，买房，评上副教授。经济依然很紧张，甚至过着啃老的日子。但，算是成家了，也算是立业了。

2011年，一块多年的心病算是解决，我考上了清华大学法学院宪法学的博士生，师从林来梵教授。我曾和林师开玩笑说：如果没有读上您的博士，我可能放弃学术了。读博对我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肯定了我的人生基本方向。

2012年秋天，我有了第一个孩子，我给他起了一个乐感十足的名字：锵锵。2015年博士毕业，与此同时，我的太太也即将法学硕士毕业。2016年，我们再次有了变化，从下沙高教园区搬到杭州市区，卖房后买房。为了孩子未来读书，也为了双方工作事业便利，换到市区是合适的选择。太太硕士毕业后重新就业，在一家公司做法务。

从2016年开始，我们的小家庭才算正式进入到常态。常态的家庭也难免有变化，比如2017年8月，家里添了二孩，一个千金来到我们这个小家，我给她起了一个依然乐感十足的名字，叫“咚咚”。2017年，我的家庭可谓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喜的是一个新生命降临我们家，悲的是我的姥爷（95岁高龄）和孩子的外公相继病逝。整个2017年就是在奔波劳累中度过的。

从2010年成家至今，短短八年时间，我们夫妻都再度读书深造，太太甚至重新择业；我们有了两个孩子；买房子卖房子再买房子，真的很折腾，家虽然不大，但基本够住了。太太的工作基本顺利，我的事业也波澜不惊。

总会有一点点进步或变化发生，比如我从2008年左右就开始担任电台的评论员，甚至电视的评论员，一直持续至今，也偶尔在报章上写一些评论，算是一个学术之外的业余爱好。

2018年，也许因为工作太平静，甚至有点平平淡淡，期待一些变化，我申请了浙江省的“检校合作”项目。于是，2018年9月，我有了一个新的职务：台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这是一个全新的岗位，虽然只是挂职一年，但也值得认真对待。新的岗位，新鲜的业务，在学习中，有进步的力量和向上的动力。

小结：这十年，我的家庭变化还是很大的：父亲与人合作开发了两栋楼，但却遭遇了小镇楼市饱和，如今还有很多房子卖不出去，还好开发的钱是利用预售筹集的，本人没有亏钱；姐姐在县城买了房子，她女儿要到县城读书，姐夫买了车子；父母也到县城买了房子。

过年的时候，我回镇上或者县城过年，都是相宜的。父母也会来杭州过年，有时候帮我们带带孩子之类。他们用自己的养老钱支持我们购房，甚至贴补家用。我们也会到太太老家绍兴过年，外婆也经常来杭州帮衬我们小家庭。

从经济上看，作为小家庭，我们这十年依然是很紧张的。杭州的房价涨得快，我们也是高价位买的，按揭压力不小。偶尔做培训与讲座，以及为媒体撰稿所得酬劳也不足所用。但是，一切都在逐步改善中。抛开经济层面的压力不谈，这十年是我的黄金十年。

总之，没有太多遗憾，但也不是十分精彩。真实的私人生活，如此而已。

6．未完的总结

1978至2018年，我个人的成长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四十年。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四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批人所经历的的艰辛与坎坷；没有像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人那样至今占据着各方面的制高点；相较于八零、九零后，我们有些传统与保守。

改革开放赐予我们机会，也赐予我们挑战。这四十年，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前后一两代人，大体没有经历战争，没有经历饥荒，没有经历动乱，日子总是总体向上的，甚至是昂扬的。这四十年，有很多不足，但，总体算是比较好的日子；有诸多不满，但人心依然充满着希望；有一些遗憾，但我们还是抱有绝大的希望。

我个人感觉，我们这代人的黄金时代基本上快结束了。我们越来越失去了左右时代前进的力量，渐次从时代的弄潮儿、主力军变成了时代变革的参与者、享受者、见证者，甚至旁观者。

故而，未来四十年，我期待中国能有更向上的力量，更美好的未来，更健全的法治，更多呼吸的自由，普通中国人能过得更有尊严。

那时，我们这代人将进入人生的冬季。我希望能找一个地方，坐看云起云落，笑看花开花谢，静待夕阳西下。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2018年12月18日完稿于浙江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本文作者目前于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挂职担任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