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1990年代流行现象的二月河与帝王小说
【编者按】
12月15日，著名作家二月河不幸逝世。由他的作品所改编的电视剧《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在上个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而时至今日依然可被视为历史剧的巅峰之作。但关于二月河小说的争议也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对此，学者谭光辉在其著作《中国百年流行小说:1900-2010》中进行了一番详尽的剖析，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发。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丰富多元的时代，没有哪一种潮流能够做到“ 一家独大”，即使是在性话语最盛的90年代末期，也没有某一种话语方式能够成为主流。特别是在流行小说领域，多种话语方式颉颃互竞，共同建构了90年代的流行文化形态。历史怀旧话语是其中重要的一维，这类小说的流行，使90年代流行文化向深度沉潜。
重述的历史：二月河与唐浩明
从80年代后期开始，二月河（1945—2018，本名凌解放，山西昔阳人）陆续推出他的“帝王系列”历史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起初几年，这几部小说并未大量流行，但随着整套小说陆续出齐，加上这些小说被陆续拍摄成电视连续剧扩大了影响，二月河便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而历史剧和古装剧也成为90年代电视剧市场的突出亮点。
帝王系列小说大气磅礴，篇幅巨大，历史与虚构交错，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强调可读性，很好地照顾了正史与野史、史实与虚构的关系。专攻清史的历史学家杨启樵评价《雍正皇帝》时说：
“著作颇读了一些清史资料，以文学笔触阐明历史，显得有根有据，并非杜撰。”（杨启樵：《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增订本），上海书店2011年版，第321页）
冯其庸1987年在评价《康熙大帝》第一卷 《夺宫》时评价称其
“大至帝皇之家、天潢贵胄、纷乱繁复的朝局政务，小至京华物情、市井屠沽以及儿女子媳细碎嘲谑、家庭杂事，纵横跌宕，起伏波澜，无不形声绘色，笔笔倶到”。（冯其庸：《冯其庸文集》（第三卷）《文心集》，青岛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267页）
且提到当时的销售情况“报载去岁北京书展，此书当日上架当日售空，可见我的兴趣还是有代表性的”。历史要讲得有趣，这是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的核心观念，历史首先是历史，要尊重史实，言必有据，然后又要好看耐读，这是极不容易处理好的。在大量的褒扬声中，二月河的小说也听到了一些贬抑的声音，如“不算真历史，亦非好小说”，“历史肥皂剧”等。
无论怎样，在数亿人的关注之中，二月河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作家毋庸置疑，电视剧收视率极高，其小说大卖。历史小说，无论真假，无论虚构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题材，这样一种叙述方式，恰好就对了中国人的胃口。所以，从这些小说中分离出一些激发兴奋点的元素，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到底是因为历史的魅力，还是因为帝王的魅力，还是因为叙述的魅力？
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确实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或者是三者兼而有之。对历史产生强烈兴趣的年代，往往是人们对现实比较失望的年代。 当大众无法从现实主义小说中找到弥补价值真空的方法和希望的时候，历史就成为精神寄托的空间。例如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现实令人失望，掀起了一波历史演义小说的潮流。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内，由于现实中对社会主义好的强大宣传攻势和人们对现实生活幸福的确认，年代久远的历史小说基本上没有市场。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着陆，许多社会矛盾开始显现， 改革带来诸多阶层的转型阵痛，社会矛盾激化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剧烈的时期，在历史中去寻找一种盛世气象、对强大的古代君权力量的崇拜便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当我们回过头来观看90年代历史小说的时候，便会发现，此时期流行的历史小说，基本上以帝王故事为主。不但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说成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热点，同期及之后出现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2004)、《铁齿铜牙纪晓岚》（一、二、三、四部，2000—2009)、《还珠格格》（一、二、三部，1998— 2003)、《康熙微服私访记》（一、二、三、四、五，1997—2006)、《乾隆王朝》 (2003）、《宰相刘罗锅》（1996）都是电视剧方面收视率很高的剧目。
二月河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为《雍正王朝》（1997)、《康熙王朝》（2001)。并非所有清帝系列电视剧都改编自二月河的小说（例如《乾隆王朝》就不是），但是二月河小说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
电视连续剧似乎非帝王题材不火，帝王又大部分集中在清朝，让人慨叹帝王泛滥成灾，以致《人民日报》发表了“‘帝王剧热’当降温” 的批评。文章在对帝王剧普遍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时，第一点直指要害，这是 “对历史发展进程严重误读” “隐藏在偶然之中的历史必然性早已荡然无存”；文章还提到王蒙和魏明伦的批评，“直接讨好了某些男人唯我独尊、三妻四妾的龌龊心理”，“这是封建主义君权至上的文化糟粕的沉渣泛起”；并认为“这些意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人民日报》的评论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权威性。即是说，在本年代的民族无意识中，积累了一种对古代君权、明君、仁政、体恤民情、民族崛起、和谐的社会制度的向往。上面提到这篇文章的结论更能说明问题：“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人们需要开拓创新的前瞻意识，而不是浓重的怀旧情结；人们期待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和谐，而不愿意看到争权夺利和勾心斗角；人们渴望建立完善的民主与法制，而不要哪怕是明君与清官的专制与‘仁政’。”
文章非常犀利地指出隐藏在帝王剧中的集体无意识，与本书的研究的结论一致: 帝王剧热潮，正是在政治体制尚未完成改革之前，大众对公平、公正、和谐、民主、法制制度的变相表达和诉求。
这些历史小说还有一些叙述方面的特点，这一点是许多现实题材的小说不可比拟的：一是历史题材的小说可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特别是“戏说”历史的叙述方式，完全可以避免现实叙述的话语禁忌，因而可以相对自由；二是历史叙述可以有丰富曲折的情节，不像现实叙述那样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三是历史叙述可以丰富人的历史知识，还能带来做“翻案文章”的快感。
看帝王剧并非皆起因于帝王崇拜，然而对一个缺乏崇拜对象的年代而言，有一种伟人可供崇拜，至少可以让人的精神有所寄托。在一个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用活泼的形式重述历史，找到颠覆历史的快感，又可寄托潜意识中的英雄主义情结，且可实现话语自由的宿愿，岂非乐事？
所以，二月河等人的帝王系列小说及电视连续剧，正是因为对社会群体的诸多郁结情感的释放而有了在大众话语空间存在的充足理由。
另一部具有轰动效应的历史小说是唐浩明的《曾国藩》。唐浩明（1946 —，湖南衡阳人）在80年代就编辑了《曾国藩全集》（1987年，岳麓书社），对曾国藩非常熟悉而且有自己的见解。小说《曾国藩》第一部《血祭》出版于1990年，第二部《野焚》出版于1991年，第三部《黑雨》出版于1992年。该小说印数惊人，第一部自1990年11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来，至2002年4月印行28次，印数达到79万册。
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再版。在整个90年代的小说中，印数排名第3位。小说《曾国藩》还引发了 “曾国藩热”，无数关于曾国藩的传记、启示、秘闻的书籍层出不穷。在读秀图书捜索中，单是书名包含“曾国藩”的就有 1800多种，其中只有110多种出版于1990年之前。
小说具有丰富的历史材料， 有史诗般的大气磅礴，展示了曾国藩的文韬武略、处世哲学、人格品位、得宠失宠、困顿成功，在历史的剧变中展示一个杰出人物的心路历程，并揭示出时代风云的变化和激烈的文化冲突。小说重点记述了几件事：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处理天津教案、 发起洋务运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他政治、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对后世的影响。
《曾国藩》的流行与曾国藩本人在晚清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密不可分，但是起到更大作用的却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的人生哲学。有人认为原因是曾国藩“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中国人的理想形象”。
这种理解当然有点世俗化的趣味，可能也是原因之一。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一种反思精神。这种反思精神里面既包含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的反思，也包含了读者对自身的处世之道的反思。当时社会上有一个流行语：“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官商之道是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不久之后两个最重要的进身之道，而长期生活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中的国人对此二道早已不再熟悉，读《曾国藩》和《胡雪岩全传》，既是适应新环境的现实需要，又是对自身缺陷与不足的反思，同时还启发人们反思历史，重新评价历史人物。
曾国藩曾经被视为汉奸、卖国贼、刽子手，但是小说《曾国藩》却带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认识历史人物的角度。《北美日报》曾经发社论评价《曾国藩全集》的出版“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区的标志，也表明中国的文艺政策，确实比过去大为开放了”。
“曾国藩热”远远超出了作者唐浩明的预想，该现象经市场化之后，从反思、重述历史变为滥用历史，再无严肃反思精神，因此唐浩明又在2001年至2007年间出版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三本书，试图清理门户，不过市场已经把曾国藩变得面目全非，唐浩明也只能望而兴叹，“心里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欣喜之感，相反的倒是觉得隐隐作痛”。
虚构的历史：戏说风潮
由于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基本上都有正史作为依据，连历史学家杨启樵也不得不承认二月河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的小说看作“重述的历史”，用现代的语言，加上虚构的情节，大体上还是讲述了一个较为真实的历史故事。
2004年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也是走的这个路子，其史实依据来自《史记》和《汉书》，导演胡玫解释其创作意图时说，“我以历史现实主义来区别于目前在历史剧中广为流行的历史戏说类闹剧”，以表明一种严正的历史态度。重述的历史和虚构的历史之间的区别，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判断标准是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
严肃地对待历史，以史为据，可以看作重述；游戏地看待历史，以史为背景，可以看作虚构。同样叙述历史，同样炙手可热的《大明宫词》，导演李少红的自述就很不相同：“像武则天这样非常特殊的人物，特殊的女性，我只是想怎么来解释这些事，能够更让人觉得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李少红的观念中，合理性才是最重要的，情节则是任意虚构的。所以，两部剧作，在题材处理方面，导向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因而剧作也带给人两种不同的历史体验。
在虚构的历史类作品中，以历史戏说类为主要代表。较早出现而有影响的作品是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出品时间是1991年，由大陆、香港、台湾合拍， 在大陆取得轰动效应，开创了戏说历史类作品的先河。之后的多数清宫戏，都可以看作戏说类历史剧影响下的作品。
《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还珠格格》等等，都属于戏说历史的类别。戏说历史类作品完全抛开了历史的真实性，以追求趣味性、娱乐性、收视率为主要目标，在历史叙述中达到放松、释放情绪的目的。在所有戏说历史类作品中，既创下了至今无法超越的收视率奇迹，又在图书市场取得高收益的作品是《还珠格格》。
20世纪90年代，琼瑶一改之前小说的纯情忧郁风格，以喜剧夹悲情、以戏说历史为基本创作手段，以帝王戏为轴心，以纯情三角恋爱故事为结构线索，并以俊美的演员阵容为大众欲望对象，精心打造了一部创造收视奇迹的大戏，风靡亚洲华人文化圈，至今不能超越。能够达到如此效果，与琼瑶敏锐的情感捕捉能力密不可分。
在这部戏中，综合了90年代流行小说所具有的多数流行元素：喜剧、欲望、纯情、帝王、宫廷、戏说、俊男靓女、影视联姻……对欣赏每一种流行文化的人群而言，都可以从中找到可以共鸣的元素。
与《还珠格格》在大众中的火热相映衬的是，批评界对其评价普遍不高，即使是大、中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也不会对其用宏大或赞美的词语，最高评价也止于“消遣”的定性。《还珠格格》因其极端的大众化道路而将自身与高雅、严肃、深刻等概念隔绝，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90年代大众文化中的重要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