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观察｜这件事上美国霸道、欧洲谨慎：背后是中欧间两类结构性因素

自5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调整为100%后，欧洲的态度备受外界关注。与美国政府不同，欧洲方面的表态均偏向谨慎。欧盟委员会也正在对中国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4日在布鲁塞尔表示，欧委会注意到了美国的决定，正在评估这一决定可能对欧盟产生的影响。

而德国总理朔尔茨15日则表示，保护主义最终只会让一切都变得更加昂贵，我们需要的是公平和自由的全球贸易。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也表示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但法国一位官员表示，欧方不会把关税提高到100%以致中国电动汽车无法进入欧洲市场，但欧委会目前确信，需要对电动汽车采取一些措施。

回顾近几年来的中欧关系，可谓起起落落。2019年，欧盟将中国定位为“谈判与合作伙伴、经济与科技竞争者、制度性对手”；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流行；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在上述背景下，中欧关系陷入诸多领域矛盾和冲突中。然而，自2022年下半年起，中欧领导人开始相互接触，尤其一些欧洲领导人纷纷来华，逐渐打破中欧关系僵局；经历2023年双方共同努力，中欧关系很快止跌回稳，持续趋暖。

一方面是中欧关系在经历波折后再次出现整体良好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欧盟不断祭出有意针对中国企业和商品的反补贴调查行动。中欧关系在这几年里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性。

展望未来，中欧关系向何处去？

事实上，未来中欧关系发展既无法维持持久稳定和友好的状态，也不会持续陷入相互激烈冲突的泥潭。中欧关系必定会在时而友好、时而冲突，在某些领域友好、在某些领域冲突的矛盾交织状态下发展，既不会陷入严重的持久冲突，也不会发展出持久的稳定性。根本原因在于，中欧关系既存在结构性友好因素，也存在结构性冲突因素。

中欧关系中存在结构性冲突因素

双边关系中的冲突性因素包括巨大且永久性的制度和价值观差异、强大的跨大西洋同盟及日益严峻的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竞争。这些因素决定中欧关系时刻处于某种紧张和冲突状态中。

第一，中欧之间深刻的制度性差异。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1978年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在1990年代开启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入了国际经济体系循环圈，但中国终究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对于本国资本和金融市场始终存在严格监管，对土地和各重要生产要素有着严格的控制，乃至在塑造国家政治和社会体制、文化观念及民众生活方面都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的和集体主义特质。欧洲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东欧国家经历过1990年代的急剧转型后，也都融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体。这种制度差异决定了中欧在政治、经贸和文化领域潜藏着深刻的观念差距和可能的事实冲突。

为了解决中欧制度差异带给双边关系的巨大矛盾，双方——尤其是中国——另辟蹊径，秉持双方平等交往的原则，基于中国和欧洲（国家）都是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事实和相关理念，中欧双方找到了能顺畅交往的途径。实际上，现代国家及其背后相关的现代理念，也是联合国得以建构与发展的基础。

然而，现代国家身份及其相关理念并不能解决相关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包括主权和领土纠纷或宗教与历史争议，也无法完美解决国家间经贸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当中欧关系存在若干上述冲突时，制度性差异往往会成为放大中欧间冲突的因素。

第二，欧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

自二战结束以来，欧美逐渐形成了以北约为基础的欧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这一关系在外部挑战加剧的背景下显得日益牢固，尽管在策略上欧美时常存在分歧，诸如欧洲防务自主与北约之间就存在紧张关系，但不会根本上改变欧美跨大西洋关系同盟的本质。

这一同盟关系对中欧关系而言具有持久的挑战。在中美持续博弈且激烈程度整体上升情势下，欧美同盟的存在会促使欧洲在关键时刻和核心层面追随美国的对华立场。而中美博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消失，作为霸权的美国不会允许最强大的挑战者存在。基于中美博弈的长期性和激烈程度，欧美同盟只会加剧而不会减轻中欧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欧洲而言，即使追随美国对华政策而导致自身利益损失，欧盟及许多成员国也会因强化欧美关系而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补偿。因此，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在中美博弈背景下会对中欧关系造成长期负面影响。

第三，长期而深刻的价值链在全球范围的高位竞争态势。

中欧经贸合作是奠定全方位合作的基础，是中欧关系发展的压舱石。没有深度的经贸关系与合作，就不会有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然而作为压舱石的经贸关系也是破坏双方整体关系的原因之一，因为中欧双方在价值链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且具有全球蔓延的趋势。

中国正在追求全面复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的市场占有率是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然而，中国各产业能力和竞争力的迅速全面提升与欧洲市场形成了正面高烈度竞争态势。这一现象前所未有。

过去中国曾用几亿件衬衣换取一架欧洲的空客飞机，曾以高价大量购买欧洲的机床、医疗器械和高精尖制造领域零部件。如今中国自身生产的平替产品越来越多，甚至部分产品质量比欧洲产品更好而价廉，正在赢得在第三方市场乃至欧洲本土市场的青睐。对欧洲相关部门的产业界而言，这一现象是无法接受的。随着中欧各自高科技发展及中国产业更新换代，中欧在经贸领域或价值链方面开始在各自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出现高位竞争态势，这一态势在中欧间是不可逆转也日益无法避免，且具有长期性。

可以说，上述三大结构性冲突性因素决定中欧关系无法一直友好相处和保持长期稳定，尽管在上述各方面，依然存在可以缓解矛盾的空间与措施，但终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冲突。

中欧关系中存在结构性友好因素

在结构性冲突之外，中欧关系存在结构性友好因素，它是维持和保障中欧关系在遇到极大挑战后能够化险为夷、重回正轨的保障。对中国而言，这些结构性友好因素包括欧洲市场不可避免的开放性、欧盟的战略自主意愿及欧盟内部的利益和立场差距的永恒存在。

第一，中国和欧洲各自市场不可避免的开放性及“代理型”全球化的出现。

从资本主义革命时代开始，欧洲市场就朝统一的方向持续努力。直到1950年代西欧开始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在1980年代建成真正的经济共同市场，这意味着共同市场内部各成员市场相互绝对开放，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内部开放市场。

不仅如此，欧洲市场一直在寻求对外开放，即使在冷战时代，也试图开启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联系。冷战结束后，欧洲更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的主要力量之一，它利用在技术、规则、市场规模方面的禀赋优势参与全球竞争。欧盟内部最强大的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经济体已成为欧洲奉行自由主义和开放的支柱性力量。

可以说，欧洲经济开放特性并非由主观愿望所推动，而是欧洲资本和市场的天然特性所决定。欧洲单个国家市场有限，今后很长时间依然会维持在诸多领域的禀赋优势，刺激其对外投资和开展商品贸易。而欧洲市场的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对外开放不谋而合。目前中国提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因此不会停止“高质量对外开放”的步伐。从理论上说，中欧在对外开放方面是双向奔赴，中欧经贸互补条件下的深度合作符合各自利益。

双方经贸领域进入高位竞争态势后，欧盟采取对华“去风险”政策，这使欧洲市场对中国而言充满了高度保护主义色彩，日益增多的对中国企业的反补贴调查正严重损害双边经贸利益。然而，中欧各自对外开放确保即使在最严峻的对华“去风险”与保护主义和歧视性措施下，中欧依然能够维持特定的经贸联系。

如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欧美保护主义措施和经济安全化政策刺激下，一些中国外的发展中国家承接了部分来自欧美和中国的产业。这意味着，中欧市场可以在第三方市场重新连接，在各自开放前提下，助力建构新兴的全球化，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可能会通过第三方而非通过直接双边交流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三方成为了主要经济体的代理力量，这就使过去的全球化向可能的“代理型全球化”转型。这表明，无论如何，只要中欧保持经济领域的开放性——这一点几乎确定无疑——中欧间的经贸合作依然能够得以适度维持。

第二，欧洲战略自主意愿。

2010年代以来，欧洲在中美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刺激下开始萌生日益强大的战略自主意愿。欧盟委员会誓言建成为“地缘政治委员会”某种程度上是欧洲战略自主意愿的体现，它制定针对特定地区和全球范围的“印太合作战略”和“全球门户战略”是追求地缘政治竞争优势及提升战略自主能力的重要措施。

尽管在欧盟内部，有关战略自主的目标和途径存在差异，尤其在防务战略自主方面，东欧与西欧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但整体上看，战略自主为欧盟内大国所认同。法国马克龙政府和德国朔尔茨政府都坦承或主张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这意味着至少法德试图推动或适应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并使欧洲在这一国际格局变迁进程中占据一席之地。

无论如何，欧洲战略自主意识一旦产生便很难消失，况且在现实中，欧洲不寻求战略自主就会成为地缘政治竞逐的对象，或难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安全挑战甚至是对其领土主权难以置信的可能侵犯。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欧洲战略自主也会在政治、经济、安全和价值观领域坚持自身的独特立场和利益偏好，这多少会与中国在相应领域形成竞争或对抗。然而，欧洲战略自主具有全球意义，它也针对美国、俄罗斯或任何其他大国或地区力量。因此，对中国而言，欧洲战略自主在特定时刻、特定领域和特定方面在应对相关问题上具有和中国共同或相似的立场与利益，比如共同反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或维持联合国宪章精神。因此，欧洲战略自主意愿是中欧在战略及其他许多领域存在潜在合作或共同努力的机会。

第三，欧洲内部永恒存在的利益和立场差距。

欧盟有27个国家，欧洲有40多个国家或地区，该大陆并不是一个众多国家主权完全共享、利益和价值观完全相同、立场和政策工具都高度相似的共同体。这意味着尽管从许多方面看它可能是一个统一力量，但欧洲不是一个整体，它内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对华利益与对华政策千差万别。这种差异性将决定中国与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在紧密程度和合作领域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与美国类似，中国与欧洲打交道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交流热线，尽管布鲁塞尔在包括经贸在内的许多领域具有决定和监管成员国政策的专属权能，但在社会和安全等领域却无法实质性干预成员国立场。这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它并非一个主权国家政府，在政府间主义政策区间采取“有效多数”（QMV）和“全体共识”的决策机制，确保成员国在关键领域享有自身的主权。即使在超国家主义的共同政策领域，如司法领域，一些国家也并没有充分尊重欧洲法院的司法判决，这引发对欧洲司法优先于成员国法律的迷思的冲击。

这一客观存在的永恒的内部差距可能一方面会给中国和欧洲打交道时带来困惑，但另一方面带来了难得的机会。它意味着，如果布鲁塞尔或柏林无法解决中国与欧洲的问题，或许中国并不必急于就相关问题与欧盟寻求解决方案，而是可以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因此，中欧间即使存在整体关系的僵局，但中国有机会从立场差异各异的单一国家那里找到可能的合作机会。多元主义关系能确保在中欧紧张时获得适度缓解的机会。

中国的应对之策

针对中欧关系中的结构性冲突因素与结构性友好因素的共存，中欧关系必定是稳定性与冲突性长期同时存在的复杂双边关系，考虑到欧洲在我国对外战略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尽量维持和推动中欧关系稳定和健康发展符合中国利益，在上述前提下，中国对欧政策在思路上可以考虑如下几点：

第一，以双方能接受的方式淡化和管理中欧制度和价值观差异。

中欧之间的制度差异无法弥补，双方在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议也会长期存在，为了不让此因素影响中欧关系全局，双方有必要就此进行一定程度的有效管理，使这一冲突维持在可控范围。

对中国而言，为实现这一目的，有必要充分利用中欧人权对话机制以及尝试构建内涵更广泛的中欧政治对话机制，以便将双方的政治分歧在这些机制内以制度化的双边主义方式进行处理，而不任由欧盟单方面进行广泛干涉。但要让欧盟接受将政治问题纳入双边协调机制中解决，我国就应高度重视该机制功能，重视欧方诉求并直面其关切，这是严肃规范和管理双边政治和价值观差异的可行方式。

另外，中欧双方尽管在制度上差异甚大，但也存在共享的政治身份。它们都是现代政治实体，在原则上都建立在尊重主权、重视民族认同、推动现代法治的基础之上。这是双方在政治领域能够寻求共同点的重要基础。故而双方应多从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角度来寻求双方的共性，而不应过分纠结于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

第二，不针对第三方的、致力于全球稳定与繁荣的双边关系发展。

尽管欧洲因战略自主立场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反美要素，中欧关系发展也能因此点而有更多合作空间，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国无法指望欧洲以改变欧美同盟关系来促进中欧关系发展。中欧关系应该是独立和不针对第三国的关系。换言之，中欧关系无法改变任何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实质，也因此对双方而言，中欧都不应针对第三方来发展彼此关系，并排除第三方干扰，在此基础上寻求能够实现双赢和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共同繁荣与稳定的合作项目。

第三，经贸领域的利益互嵌是应对保护主义（包括欧盟对华“去风险”政策）和恶性竞争的最佳方式。

在西方各类保护主义、安全化和“去风险”政策刺激下，中欧之间的经济摩擦在本就存在的产业高位竞争态势下被无限放大，成为引发中欧整体关系复杂化的最大隐患。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不是更多的产业链“脱钩”，而是更多的利益捆绑和互嵌。

这一情况在中欧都是对外开放经济体的事实下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高位竞争态势下实施产业保护或寻求绝对竞争优势只会导致更恶性的经济冲突，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同时，也不能通过非市场的方式压制特定产业迫使对方退出市场竞争。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在各产业的各细分领域和部门形成相互依赖。譬如在电动汽车领域，德国车企采用中国物美价廉的电池产品会提升其全球竞争力，而中国车企采用德国的智能系统也有助增加中国汽车品牌的声誉。本质上，这是一种全球化和产业链互嵌的方式，只有这种产业链互嵌才能确保利益共享而不是零和博弈。

除此之外，双方通过政府合作的形式确保市场竞争的规范化，共同恢复世贸组织的仲裁功能等也是缓解中欧经贸竞争的重要方式。

第四，寻求多元主义的中欧关系发展路径。

尽管欧盟在中欧关系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但中国和欧盟关系不是中欧关系的全部，除此之外，基于欧洲内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巨大利益和立场差距，包括对华政策差异，中国可更多寻求与各成员国及次国家实体的关系。显然，当中国和欧盟关系出现龃龉，或与某些国家产生重大纠纷的情况下，中国发展和其他个别成员国的关系能够弥补因与欧盟和某些国家关系紧张所带来的影响，维持和欧洲关系的连续性。故而复合型的多元主义对欧政策在复杂的中欧关系背景下能更好地促进或恢复一个稳定的中欧关系。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中欧观察”是复旦大学的欧洲研究学者的专栏，立足中国本位，聚焦中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