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平：反思后发优势——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
摘要：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通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事实，也意味着我国“后发优势红利”正趋于消失。后发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低技术模仿和低效率技术创新制度的“后发优势陷阱”，而要走出这一陷阱，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实现从技术外生供给型制度安排转向技术内生供给型制度安排，从追随式发展的后发优势向引领型发展的先发优势转变。唯有如此，才能摆脱中国经济“大而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软肋，也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关键词：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陷阱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利用发展型政府的模式和制度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国经济总量（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跃升至2017年的827122亿元，增长226.9倍，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从1978年的236美元跃升至2017年的8812美元，增长37倍，在短短40年的时间内翻了5番以上，平均每8年就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比起英国耗时58年、美国耗时47年和韩国耗时11年才达到的同等水平，其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马丁·雅克，2010）[1]。与此同时，我国利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并加入WTO，深度融入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之中，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10亿美元提高至2017年的41162亿美元，增长196倍；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而且我国还从世界第二大外资净流入国，转变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大。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达到30%，2017年更是高达34.6%，超过美国、欧盟、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的总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利用后发优势战略迅速缩短了自身与发达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美贸易摩擦不期而遇，中国经济“大而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软肋”暴露无遗。40年改革开放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还有哪些没有做到位？中国因循的后发优势战略到底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本文在对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指出后发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低技术模仿和低效率技术创新制度的“后发优势陷阱”，而要走出这一陷阱，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实现从追随式发展的后发优势向引领型发展的先发优势转变。
一、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一个文献综述
后发优势假说是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1962年提出的。他指出，相对于先发国家而言，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先发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因此如果后发国家能够很好地引进发达国家技术，先发国家花费很长时间实现的经济增长，后发国家在短期内就可以实现。而且，这两者之间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差异将影响其发展进程，落后程度越大、技术差距越大的后发国家，其发展速度也就越快。其二，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先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经验教训，避免不必要的弯路，从而实现弯道超车。[2]格申克龙并没有对后发优势进行明确界定，只是进行了相关阐述。事实上，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发展程度、技术水平的差距上，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制度乃至文化层面。美国经济学家列维（Levy,1996）从现代化的角度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具体化，[3]他认为，后发国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家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家更为丰富和全面；第二，后发国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家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第三，后发国可以超越先发国在技术方面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第四，处于较高发展水平的先发国家，对后发国而言可以起到“榜样”的作用；第五，先发国还可以在资本和技术等方面对后发国提供帮助。阿伯拉莫维茨（MosesAbramovitz，1989）提出了要将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后发优势，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技术差距的存在；二是良好的社会动员能力,即通过教育等形成的不同技术能力,以及具备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法律等制度环境，这是实现经济追赶的内在要素；三是良好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4]日本学者南亮进（1992）认为，战后50—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奇迹主要源于后发优势，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与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技术差距的缩小甚至消失，其依靠引进技术实现赶超的机会日益减少，进而失去了所谓的“后发性利益”。他进而认为，日本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失去动力和方向，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将其模仿能力转变为自主创新能力。[5]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以及欧洲的硬化症与此不无关系。在此基础上，伯利兹(Brezis)和克鲁格曼(Krugman)（1993）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技术发展的“蛙跳”(leap-frogging)模型，[6]即在后发国家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具备一定技术创新能力的条件下，后进国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7]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产业实施跨越式发展。这实际上是克鲁格曼一直以来倡导的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基础。[8]
国内学者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的高潮出现在2002年学者杨小凯和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一场争论中。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的赶超包括两个途径：技术模仿和制度模仿。“后发国家模仿技术容易，模仿制度难。后发国家倾向于模仿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先发国家的制度。通过模仿技术，后发国家可以取得先发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这虽然可以获得短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致长期发展于不可能”。因而，后发国家要摆脱后发劣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9]2002年，杨小凯等进一步提出，经济改革只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经济转轨的双轨制[10]产生了宪政转轨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其赎买既得利益实现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因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所谓后发优势还不如说是后发劣势。此外，杨小凯还认为，最理想的制度模式应该是英美的共和宪政制度，这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模式。[11]林毅夫对此进行了驳斥，认为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战略，从而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先发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12]。张军甚至认为，后发优势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少付代价来学习别人现成的先进制度，而且还可以不必承受制度规范对高度变化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从而在经济结构高度变化的阶段能够保持经济的活力。[13]谢作诗则对杨、林二人的争论进行了“调解”，认为后发劣势内生于后发优势，两者就像收益和成本的关系一样，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后发国家要获得利用后发优势的好处，就必须承担面对后发劣势的代价，这是无可避免的两难冲突。后发国家应该注意并处理好这一两难冲突，其关键不在于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共和制，而在于要切实地维护和保障私有产权，推行法治。[14]
二、“后发优势陷阱”：低技术模仿陷阱与低效率技术创新制度陷阱
综观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实际上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极力推销的“华盛顿共识”翻版。在他们看来，转型就是要利用“机会之窗”，在极短的时间内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价格自由化以及宏观经济稳定化的大爆炸式“休克疗法”，将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所谓“好的制度”全盘移植，即可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国家转型的唯一出路就是西方化。然而，中俄两国转型绩效的巨大差距证实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1991年俄罗斯转轨初期经济总量（GDP）是中国的1.35倍，到2016年，俄罗斯GDP总量只剩下中国的10.8%，与我国广东省的经济总规模相当；再从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看，1991年俄罗斯的人均GNI是中国的9.83倍，2016年只有中国的1.18倍，两者已经基本相当。[15]中俄两国转型绩效的悬殊对比表明，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竭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西方国家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苏联东欧转轨国家推荐的“华盛顿共识”，对这些国家而言，更多的是灾难而非幸福。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历史背景、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最紧迫制约因素的巨大差异，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均会产生不同的制度需求。因而没有、几乎也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如此，西方模式亦是如此。[16]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17]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如果当今世界真有一个关于哪种战略最有可能推进贫困国家发展共识的话，那就是：除了华盛顿共识没有提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之外，不再有任何共识了。[18]理论研究和世界各国发展的实践均表明，杨小凯所谓以英美宪政民主共和制作为制度模仿的典型，是完全靠不住的。
后发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固然可以通过引进先发国家的先进技术，借鉴其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实现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上述学者的后发优势理论，其研究对象针对的是比英美等发达国家工业化时间相对较晚、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并且同样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没有考虑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事实存在的竞争关系，使得后发国家在技术模仿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从而导致“后发优势陷阱”。
这种后发优势陷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低技术模仿的陷阱。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旦一国企业习惯于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往往沉迷于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和模仿，存在可以无限制进行技术引进的幻觉和惯性，缺乏进行自主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即使鲜有先知先觉者进行技术创新，也会在技术模仿甚至技术抄袭流行的市场环境下，迫于成本高昂的市场竞争压力而被迫选择放弃，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进而形成后发国家技术模仿过程中的“低技术陷阱”。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之间的巨大分歧，面对近14亿人口、且实行不同政治制度模式的大国——中国的迅速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等各方面全方位遏制和围堵中国，同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这既是中美贸易存在巨大逆差的重要原因，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爆发的内在缘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19]真可谓“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20]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追随式发展的后发优势向引领型发展的先发优势转变势在必行。
后发优势陷阱的第二个方面在于“低效率技术创新制度陷阱”。[21]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其制度安排是在技术外生供给条件下的最优制度安排，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发挥引进技术的作用，经济绩效很大程度取决于政府动员资源并投向指定产业的能力，此时必然会内生出一个“强势政府”。因为只有强势政府才有能力动员大规模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从而使其在大规模生产别人的创新产品，或者复制其他地方研发出来的产品和服务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青木昌彦认为，东亚各国在经济赶超阶段，“强政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22]，这同样也是我国政府主导型转型经济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在技术外生给定的条件下，后发国家对于专利、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安排缺乏需求，这必然会对该国从技术模仿走向技术创新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曾几何时，国内学者一度认为，假冒伪劣产品、盗版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各种“傍名牌”的山寨产品在中国市场层出不穷，甚至有些名牌产品生产企业一度专注于防伪标志和防伪技术的开发与研究。而当这种防伪技术一面世，反防伪技术几乎可以做到同步跟进，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一旦进入“后赶超”时代，即后发国家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赶超时，此时的技术是内生供给的。在技术内生供给的情况下，最优的制度安排不仅要保证新技术能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还要保证给定的技术能够尽可能迅速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在技术外生供给条件下内生的“强政府”容易产生腐败和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成为破坏私有产权的工具；与此相伴随内生出的滞后的专利制度和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会成为“后赶超”阶段技术创新的障碍。[23]与此同时，由于非正式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尽管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予以改变，但作为观念、习俗等形式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往往是一国历史文化传统长期演变的结果，在短期内很难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尊重知识产权的习惯和观念等非正式制度无法养成，即使一国颁布了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其执行成本会非常高昂，效果亦非常有限。从现实来看，中国“专利泡沫”与“专利沉睡”并存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结论。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的《专利统计简报》表明，中美日等主要经济体涉及《中国制造2025》十大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183214件，占全球总量的87.5%。其中，美国以88086件位居第一位，占比48%；中国以54508件位列第二，占比30%；日本以40620件列第三，占比22%。美国在航空航天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力装备、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六个领域占据全球优势，发明专利授权量占三国总量的比例分别为61.5%、57.7%、53.9%、48.4%、43.1%和39.4%。中国在农机装备、新材料、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和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四个领域具备一定优势，发明专利授权量占三国总量的比例分别为55.9%、46.3%、45.4%和34.9%（详见表1）。[24]这说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总体科技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很多科技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领跑、并行或者跟随阶段，中国高科技事业发展前景可期，但中国专利申请重数量而轻质量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25]
表1.中美日在《中国制造2025》十大战略性产业中的专利分布情况
尽管自2012年起，中国就已成为全球发明专利以及专利申请数量第一大国，但中国专利的质量依然堪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存在大量的“专利泡沫”。2016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1338503项，位居世界第一；每百万人所拥有的授权专利数为287.62项，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42.43项）的两倍以上，仅次于瑞士，位居世界第二。但我国授权专利数只有404208项，专利授权率仅为30.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7.43%的水平。[26]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27]提供的统计报告表明，2015年五局国家/地区全球提交的专利申请中，来源于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增长最快，达到21%，是位居第二名韩国的7倍（3%）；同时，中国在本国申请专利的比例最高，为95%。此外，该报告还表明，2012年，五局同族专利[28]总量为33852件，其中41%来自于美国，25%来自日本，20%来自欧洲专利公约成员国，9%来自韩国，2%来自中国，2%来自其他国家。[29]2017年中国在同族专利总量中的比例上升为3.5%。同族专利所占比垫底显然与我国作为专利申请数量第一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专利的国际化程度相对比较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专利质量偏低，专利泡沫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由于中国各省级政府出台的专利资助奖励政策，扭曲了企业专利申请的动机，在相当程度上对企业申请的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质量造成了抑制效应，使我国出现了专利数量爆炸式增长的“专利泡沫”，从而出现发明专利申请量巨大而专利授权比例偏低的现象。[30]其二，我国专利最终进行商业化转化的比例并不高，即将发明转化为创新的比例偏低，“专利沉睡”现象较为普遍。尽管我国的国家专利审查和批准制度，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各省级政府专利资助补贴政策对企业专利申请所带来的负向激励效应，部分地挤出了“专利泡沫”，但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专利的应用商品化率不足20%，“专利沉睡”现象较为普遍。中国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不到27%，远远低于美国和欧盟近40%的水平。在中国，高等院校和各级各类科研院所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主战场，每年在国内外一流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但研究表明，即便是专利质量相对较高的“双一流”高校，其成果转化率并不高，且大多是基于省内成果转化，同时还呈现出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为核心层，西部地区为边缘层的不均衡分布网络现象。[31]中国专利泡沫与专利沉睡并存的现象表明，相较于各级地方政府专利资助补贴政策所带来的短期物质利益刺激，提供更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是更为有效的提高专利质量及其转化率的关键，这同时也是我国面临低技术模仿陷阱和低效率技术创新制度陷阱这两大后发优势陷阱的有力例证。
三、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摆脱后发优势陷阱
美国学者菲尔普斯认为，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一般而言，活力较弱的经济体甚至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表现出比高活力现代经济体更高的增长率，这种短暂增长率的提升可能是由于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如灵活性的增加，或活力水平在很低水平上略有提高，但随着这些经济体相对位置的提升，对现代经济实现了部分“追赶”，其增速将回到正常的全球平均水平，高增速会在接近追赶目标时消退。即使有全球最快的增长速度，也不意味着某一经济体就具有很高水平的活力，更不用说最高水平的活力。[32]这意味着，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及时将技术外生供给型制度安排转向技术内生供给型制度安排，即从简单模仿转向自主创新，则该国在充分品尝了低处的果实之后，并不一定能保证其顺利收获高处的果实，从而使其陷入后发优势陷阱而不能自拔。这既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深层次原因，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唯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进一步激发市场蕴藏的巨大活力，并在此基础上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近邻日本的例子值得我们借鉴，日本战后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欧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实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1955—1973年，日本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8%。但在后发优势红利消失、尤其是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衰退，经历了“失去的20年”的痛苦历程。在此期间，日本企业进行了艰难的转型和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目前的日本在工业前沿十几个领域稳居前三。[33]200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50年拿30项诺奖”的宏伟计划。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几乎每年均有学者进入诺贝尔奖获得者行列。截止2018年，日本已经产生18位诺奖获得者，成为自然科学领域的第二获奖大国。经历长达20多年凤凰涅槃，日本在相当程度上补上了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日本成为新世纪诺奖大国并非偶然，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良好的学术环境和研究者专业精神，以及从小培养学生喜爱探究、崇尚科学的社会环境功不可没。
鲍莫尔、利坦、施拉姆等将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分为四种类型：[34]国家导向型市场经济，政府试图引导市场，最经常的方式是支持他认为会成为“赢家”的特定行业；寡头型市场经济，权力和财富相当大部分由一小批个人和家族所拥有；大企业型市场经济，在该经济体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是由历史悠久的巨型企业进行；以及企业家型市场经济，该经济体中小型的创新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35]鲍莫尔等人的研究认为，最能实现技术创新和经济长期增长的“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混合体。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要走出后发优势陷阱，一方面，我国必须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追随式发展的后发优势向引领型发展的先发优势转变，摆脱“低技术模仿陷阱”；另一方面，还必须从技术外生供给的制度安排转向技术内生供给的制度安排，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通过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避免技术外生供给条件下的低效率技术创新制度陷阱。也正是缘于此，创新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科技创新，还应该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在内的全方位创新，要以理论创新为先导、制度创新为基础、文化创新为助推剂，为实施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与文化环境，真正意义上实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36]
（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6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项目号：16JDSZK011）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道路与华盛顿共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框架》（项目号：17WTA017）
参考文献与注释：
[1][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68页。
[2]AlexanderGerschenkron.EconomicBackwardnessinHistoricalPerspective[M].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2.
[3]M.levy.ModernizationandtheStructureofSocieties:ASettingforIntemationalRelations[M].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6.
[4]MosesAbramovitz.ThinkingaboutGrowth[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
[5][日]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修订版），毕志恒、关权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第52页。
[6]Brezis,Paulkruman,DanielTsiddon:Leap-froggingi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ATheoryofCyclesinNationalTechnologicalLeadership[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3,83.
[7]即处于投入期和成长期、且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战略性新兴技术，此时该行业或者领域进入者相对较少，竞争不充分，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政策予以扶持，从而确保其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
[8]PaulKrugman.StrategicTradePolicyandtheNewInternationalEconomics[M].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Press,1995.
[9]杨小凯：《后发劣势》，参见http://www.unirule.org.cn/symposium/c181.html。
[10]所谓经济转轨的双轨制是指经济转轨在前、而政治转轨或者制度转轨相对滞后的现象，杨小凯认为，政治转轨相对缓慢会使经济转轨无法进一步深入，甚至会使已有的经济转轨的成就丧失，从而得出进行大规模爆炸式转轨的结论，这实际上就是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所谓“休克疗法”。
[11]JeffreySachs、胡永泰和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4期，第961-989页。Sachs,Jeffrey,WingThyeWooandXiaokaiYang,“EconomicReformsandConstitutionalTransition”,AnnalsofEconomicsandFinance,Nov.2000,Vol.1,No.2,435—491.
[12]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4期。
[13]张军：《关于“制度”的闲话》，《读书》2001年第6期。
[14]谢作诗：《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硬币之两面——兼论林毅夫、杨小凯后发劣势之“争”》，《经济体制改革》2003年第4期。
[15]根据世界银行网站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详细参照世界银行网站：https://data.worldbank.org.cn/?locations=RU-CN
[16]沈伯平：《道路自信与中国模式话语权》，《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18]Stiglitz．，Joseph．PostWashingtonConsensus［C］．presentedattheconference“FromWashingtonConsensusTowardsANewGlobalGovernance”，Barcelona，September24－25，2004．
[19]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10日。
[20]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届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届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29日。
[21]此处所讲低效率技术创新制度的陷阱，并非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的优越性，而在于说明该制度在使一国从技术外生供给转向技术内生供给过程中促进技术创新方面的低效率。
[22]相关研究参见青木昌彦、金滢基、奥野—藤原正宽：《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张春霖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23]谢作诗：《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硬币之两面——兼论林毅夫、杨小凯后发劣势之“争”》，《经济体制改革》2003年第4期。
[24]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专利统计简报》，2018年第10期（2018年5月16日）。参见http://www.cnipa.gov.cn/docs/20180521103511615276.pdf。
[25]一国的专利包括三种类型：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所占比例较能反映一国创新能力的高低。2017年，中国授权专利总量1836434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分别占比23%、24%和53%。而日本发明专利所占比例则高达80%以上。
[26]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7]五局统计报告（IP5SR）由欧洲专利局（EPO）、日本特许厅（JPO）、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和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五大知识产权局”联合编制。五大局受理的专利申请占全球总数的93%，该报告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世界各国的创新水平。
[28]所谓同族专利是指要求单个首次申请的优先权一组专利申请，亦即，基于同一优先权文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以及地区间专利组织多次申请、多次公布或批准的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一组专利文献。
[29]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2016年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统计报告》，详见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www.cnipa.gov.cn/docs/2018-02/20180201144736790625.pdf.
[30]张杰、郑文平：《创新追赶战略抑制了中国专利质量了么？》，《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
[31]李志鹏、谢祥、肖尤丹：《基于专利转让的“双一流”大学知识转化能力研究》，《数字图书馆论坛》2018年第8期。
[32][美]埃蒙德·菲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33]宋志平：《吃惊之后看日本》，澎拜新闻2018年11月24日。转引自澎拜问政：《在新干线列车上，中国建材董事长思考：日本还值得我学习吗》。
[34]该著作讨论的是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及其对增长的影响。如果考虑到冷战之后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了避免在意识形态方面引起的不必要分歧，我们完全可以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市场经济的代名词。
[35]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刘卫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55—56页。
[36]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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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反思后发优势：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宗悦 排版编辑：宗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