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戴维森访谈录
转自：睿翼哲学
唐纳德·戴维森访谈录
厄尔尼·里坡尔
里坡尔（以下简称里）：请谈谈您的早年生活。
戴维森（以下简称戴）：
我于1917年3月6日生于麻省的斯普林菲尔德，父母分别是克拉伦斯（“戴维”）·赫伯特·戴维森（Clarence Herbert Davidson）和格雷丝·科德丽娅·安东尼（Grace Cordelia Anthony）。我母亲的父亲名叫“安东尼”，她的母亲曾经嫁过两次，碰巧两任丈夫都名叫“安东尼”。我母亲的一个同母异父弟弟是安东尼的后代，但我不是这个安东尼的后代，因为我来自于另一位“安东尼”。我曾以为我与那边的安东尼有点关系，因为我知道母亲名叫“安东尼”，并且我知道安东尼在照片上，但是我弄错了。我母亲一家生活在纽约州的格罗弗斯维勒。在那个年代，这个地方以生产手套而闻名遐迩。我母亲的父亲有一座铸造厂，他在那里制造戳子，用这些东西在手套的某个部位打上印戳。他们做得还算成功。他们有五六个小孩，在一个湖畔拥有一座很大的避暑庄园。我父亲在新泽西州的泽西市土生土长。他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的父亲生于美国，但是他父亲的父亲（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跟随着一家人从苏格兰来的，在来到这个国家不久之后，就抛弃了整个家庭去西部闯荡，后来杳无音讯。为了生计，我的祖父担任波尔曼汽车导购员，吃了很多苦。波尔曼汽车生产线那时在布朗克斯。因此他住在这个汽车厂附近。他大多数时间都出门在外，因为波尔曼汽车并不属于任何一家铁路公司；它们原本可以出租，能与任何一辆旧车搭配在一起。我感觉他还挺享受那份工作。他是那种总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身材高大魁梧，总是留着一撮小胡子。
我父亲后来去了康奈尔大学，在校期间他一直在工作。我出生不久，他就与菲律宾人住在一起，直到我四岁那年。后来在阿姆赫斯特住了一年（我父亲在那里的一所学院教初级数学），后来又移居到斯华兹摩，继而又迁至柯林斯伍德，这两个城市都是费城的郊区。直到我九岁或十岁那年全家迁至斯塔登岛学院（Staden Island Academy）之前，我们一直住在那里。在那之前我没有受过任何正式的学校教育，因为我们家一直处于居无定所之中。父母送我上了一所公立学校，我得跑三英里路去上学。但是那所公立学校坚持要我从一年级开始上。因此，我与那些比我小三四岁的孩子们在同一个年级，我比班里的任何一个孩子都要大好几岁。这简直是荒谬的。尽管我没有受到过正式的学校教育，我还是比同龄的孩子们的平均水平要高。学校里的老师们让我练习写字。不过我在那所学校只呆了不到半年时间，那时一位我们称她为“老威尔考克斯小姐”（Old Mrs Wilcox）的女人，我家人认识她，她帮助我们找到了斯带屯岛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进一步深造的学校，即斯带屯学园，给了我一份奖学金，入校后也一直资助我的学业。我从这所学校的四年级开始上，这样才与我的年龄大致相称。
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思考哲学问题的？
戴：我很早就对哲学有兴趣，上高中时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几乎所有流派的哲学书都看。我读了很多尼采的书，读了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我还试着去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些书都是在我高中时读的。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试着读《巴门尼德篇》。我所在的高中有乔维特翻译的柏拉图全集，我都浏览了一遍，并在《巴门尼德篇》上做了批注；我找了朋友合作，两人轮着读，每人读一行，我想这与阅读一部戏剧差不多——那就显得比较容易。实际上，这部书是关于许多种事情的一个大杂烩。这部书很难，有人建议我从柏拉图的《申辩篇》或类似这种著作入手。我一无所知；我只是想全神贯注地快速过一遍。
你所受的所有高等教育都在哈佛吗？你是怎么去那里的？
休谟·道（Hume Dow）是我最早的朋友，他父亲是纽约的澳大利亚裔议员。我们在整个高中阶段都是好朋友。他把许多新事物传授给了我。他比我高一年级，后来去了哈佛大学。但这只是我去哈佛大学的理由之一。我申请的学校有：哈佛、耶鲁、达特茅斯和斯华兹摩学院。出于我那时的考虑，从高中请了一周的假，到这几个学校走了一遍。我给每所学校的招生办主任写信，说我正在了解你们的学校，你是否介意让我去旁听你们的几次课程，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你们的学生宿舍里呆几天，看看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之前没有人这样做过，所有学校都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这仿佛是一种呼唤。他们大概也不太明白怎么去回应这样的做法。所有这些学校都安排我去旁听他们的课程，最终结果是，所有这些学校都给了我奖学金，但是斯华兹摩学院给了我最丰厚的奖学金，一给就是连续四年。这对我来说极具诱惑力。与此同时，在纽约市的哈佛俱乐部，一群富裕的股东们，让我参加了他们每年一度提供奖学金的面试。他们一共面试了50个学生，我是最后参加面试的人。他们找我谈话，问了一些问题。在面试结束时，那些面试官们只是彼此看了看对方，然后点点头，对我说：“你得到了这份奖学金。”这是一个新生所能争取到的最丰厚的一笔奖学金。它的金额远远超过了学费，实际上正是这份奖学金供我上了大学。他们最后对我说的话是，你以较好成绩被学院董事会通过了。换句话说，哈佛还没有接受我。这个俱乐部赶在哈佛前面把奖学金给了我。这样我就顺利地进了哈佛。因此，由于我最爱的就是哈佛大学了，同时也由于我最早的朋友也在那里，我就选择了哈佛。
您是从1935年秋季入读哈佛的。请给我讲讲您在哈佛的早年岁月。
从我的观点看来，哈佛是一所相当奇妙的学校。从自我作为一名本科生开始，就真真切切地参加了许多大牌教授的课程；怀特海在他自己家的厢房里给我们讲课；在我的整个本科生涯中，他都会经常邀请我去他的公寓里喝下午茶。我认识哲学系里的大部分教授：C. I. 刘易斯、怀特海，后来还有蒯因、戴冒斯（Demos）。我认识古典系里的所有人；我还认识英语系的系主任。就大多数时期来说，我后来跟我学生呆在一起的时间，远远没有我的老师与我呆在一起的时间那么长。最近一段时间，基本上都很少与学生们在一起了。我认为部分是因为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用来旅行；而且我们还要花很多时间用来通信联系。但是那个时候，这些人实际上经常邀请我们去他们家里做客。
今日话题：
里：从那时起你就一头扎进到哲学研究中了吗？
戴：哦，你看吧，我开始时事实上还是英语系的一名学生。我攻读莎士比亚，十七、十八世纪的诗歌，还有英语小说。对我来说，圣经和莎士比亚都是非常重要的课程。我跟着哈里·列文（Harry Levin）听课。这就是为什么我从詹姆斯·乔伊斯开始学了。列文写了一部关于乔伊斯的批评著作。列文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创始人——也是该领域的全美第一人。他与一位伟大的莎士比亚专家列奥多·斯宾塞（Theodor Spencer）一起钻研观念史，对从荷马经过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观念进行了追踪梳理。这个课题把文学、古典学与哲学结合起来了。观念史中的那些人物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事实上，怀特海那时也在研究观念问题，他们之间的研究是相通的，因为怀特海那时正好在写作《观念的探险》这样的著作。怀特海也对观念史用功颇深，这些研究与我从斯宾塞那里学来的那些东西当然是非常相通的——比如，荷马的史诗，尤其是《奥德赛》，在中世纪早期是如何受到对待的，在文艺复兴晚期又是受到何种待遇的——它们是如何成为所有事物之象征的。他让我去读奥瑟·列夫乔伊（Arthur Lovejoy）的《存在的伟大链条》，我认真地将这本书啃了一遍。孩子，这本书打开了我的视野。我对观念拥有一种非常之强的历史进路。
当我的第二学年结束，回到学校开始我的第三学年时，我必须参加很多高难度的考试，最终按照哈佛的要求通过了这些考试。主考官会给你一两行字，比如摘自莎士比亚的文字，然后再问你这句话出自何处，是谁说的，说话者在戏剧中扮演的又是什么样的角色，诸如此类。你必须对莎士比亚著作滚瓜烂熟才行。考到《圣经》时，做法也完全一样。每一个学英语专业的人都必须做这些事情。通过这类考试之后，你又不得不选择一个古代的和现代的作者作为研究对象。我选择了阿喀琉斯和歌德。然后，为了拿到一个英语学位，我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里：这些事情都是你在转向古典学的时候发生的吗？
戴：的确如此。这是一件我喜爱的事情做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所出现的一个特点。还好这是一个幸运的特点。我进入古典学领域完全出于偶然。在我进入哈佛大学那会儿，如果要想获得文学学士，就必须学习拉丁文或者古希腊文；否则你只能获得一份理学学士文凭。这就是两种学位之间的唯一区别；至于你另外所学的课程则与此无关。如果哈佛提供了拉丁文课程，我就不得不去修这门课。但是哈佛那时预设你已经学会了拉丁文，但是我对此一窍不通。不过哈佛还开了古希腊文入门课程。现在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修这门课了，无论我想要文学学士还是理学学士。所以我就修了基础希腊文。这门课的老师才华横溢，课上得很棒，于是我就接着学了下去。在哈佛上古希腊文课程，一开始的课程就要看色诺芬的《远征记》，这本书写得非常有趣。接下来的课程就要进入《荷马史诗》了。我非常喜欢这部史诗。必须在上半年看完《伊利亚特》，下半年看完《奥德塞》。我坚持下去了。后来我又学了一门关于剧作家的课程。接下来我修了约翰·凡德雷（John Findlay）主讲的一门很了不起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课程。他是一名非常卓越的教师，绝对是才华横溢。他就是带着我们逐句逐段地阅读那些优美的句子。他拥有一种修辞学上的鉴别力。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人选古典学这个专业。哈佛大学拥有极好的古典学系，可是没学生可教。于是我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在我转到古典学和哲学专业之后，我同时要准备古典学和哲学的考试。我再说一次，我的观点是，如果我必须为某一门课程准备考试，我就不会去修这门课程。因此事实上，比如在大学本科阶段，我从未参加过逻辑学的考试；我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工作中运用逻辑。
看来您在哈佛有过很广泛的教育背景
事实上我广泛涉猎了所有这些课程。我也旁听了关于古希腊艺术和建筑的所有课程，并且也旁听了关于罗马式建筑方面的课程，因此在古希腊方面我有着比专攻古典学的同学更多的优势，因为我懂古希腊哲学、历史，希腊艺术，以及希腊建筑。我阅读过所有的古希腊剧本。记得在我上大四那一年，说服哈佛让我用希腊文出演了阿里斯托芬的《鸟》。我扮演剧中的领导人物佩斯特泰罗（Peisthetairos），这意味着我要背下整整700行的希腊文。列奥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我的一个朋友，也是1938-1939学年大四的学生，我们过去经常一起弹四手联弹钢琴（four-hand piano），他为这部剧作写出了一个初始的乐谱，并且担任指挥。他为那份乐谱写下的某些音乐，在他的芭蕾剧《奇特的自由》中重新露面了。我在音乐方面也有极大的兴趣。我旁听过关于贝多芬的高级研讨班。是的，这是一种极有意思的教育经历，绝对非常奇妙。
那您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学生吗？
我并不这么认为。不过我还算比较优秀，因为我总能拿到一份奖学金，有一年我还拿了三个A和一个B+。如果我拿到三个半的A和一个B+，原本可以列入一个专业的名单，拿到一本免费的书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件事情并没有困扰我，但是我的确错过了一些东西。例如，哲学系原本是要以“最优等”（summa cum laude）的成绩准许我毕业的。为此他们还找了我谈话，但是由于某些东西没有做好，导致我最终只得了一个“优等”（magna cum laude）。不过最大的失败不在此，而是在我若干年后念研究生学位之时。哈佛考虑给我一个初级研究员（junior fellow）职位。我与两个初级研究员生活在一起；蒯因那时也是获此殊荣的人之一。怀特海那时是一个高级研究员。但是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与这份荣誉失之交臂。据我所知的事情经过是，我的这些朋友，他们会去参加一些会议，候选人的名单就在参会人员的文件夹当中，每一周开会之后这份文件夹会变得越来越薄，他们会告诉我仍然在那份文件夹当中。事实上，我是最后一个被淘汰的。
里：但是我并不确定是否理解这对你有什么重要性。
戴：好的，你必须明白，你曾经听到过的每一位在哈佛的成功哲学家，实际上都是一个初级研究员。例如，德里本（Bert Dreben）是一名研究员；克里普克（Saul Kripke）是一名研究员；卡维尔（Stanley Cavell）也是一名研究员。这些研究员形成了一个在哈佛的庇护之下得到丰厚资助的组织。他们在艾略特公寓有自己的房间，这些房间还是带餐厅的。成为一名初级研究员，意味着在未来的三年时间里能够得到充裕的资助。设立这份研究员荣誉的理念是，它会被授予那些暂时尚未获得学位的人，条件之一是他们不能为一个学位而从事研究；成为一名不需要学位的研究员是非常有名望的，这些研究员们有一个学位。克里普克和德雷本并没有取得高一级的学位，就是这个原因。这个规则从未绝对地被刻板执行过。例如，蒯因非常快速的得到了学位，以至于他在成为一名初级研究员之前就拿到了它。事实上，他那时是与斯金纳一起工作的第一批初级研究员之一。坦率地讲，我回首过去想一想，他们不给我这份荣誉是正确的，在那时我并没有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就，而大多数那些研究员都已经学有所成。他们都是聪明绝顶的人。
里：当您说“聪明绝顶”时是什么意思？是否意味着蒯因在那么年轻时就已经聪明绝顶了？
戴：你不是开玩笑。你看，他当初从奥柏林学院毕业进入哈佛大学时，并没有受到过严格的哲学训练。他用两年时间就取得了博士学位。那时在哈佛没有人懂严肃的逻辑；他去哈佛是因为怀特海在那里；蒯因所知的一切就是《数学原理》。在蒯因进入哈佛时，怀特海已经对那些东西没有兴趣了；罗素在那时也是如此。你看，蒯因显然是聪明绝顶的。在成为初级研究员的第三年，每一个研究员都被鼓励去欧洲。蒯因去了，在那里他遇到了卡尔纳普，在他的自传里，蒯因说卡尔纳普是他一生当中给他留下印象的第一位哲学家。
刘易斯（C. I. Lewis）确实也影响了蒯因吧？
我的确认为刘易斯对蒯因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但是蒯因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对此的一个解释就是，蒯因参加刘易斯关于认识论的课程时并没有受过哲学训练，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课程上所讲的东西就是每个人关于认识论所知道的东西。蒯因并没有意识到刘易斯与其他人的区别所在；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在诸如关于分析-综合之区分的问题上与刘易斯持不同观点。我不认为蒯因会这么认为。正如我所说，我不认为蒯因认识到这一点，但你可以在刘易斯的认识论中找到蒯因的多数认识论观点，除了分析-综合之区分外。自然化的认识论几乎是刘易斯理论的核心内容。我并不认为蒯因实际上了解了多少始于康德经由刘易斯再到蒯因的这一条连续的线路。
让我们看看在你1939年春从哈佛毕业后所发生的事情好吗？从某些方面看，你发生了转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转变呢？
在毕业之后，我没有关于未来的计划。我有个女朋友，她有一辆车，所以我们动身前往好莱坞。她父亲在那儿担任了好几位著名人士的经纪人。我为《大都市》（Big Town）写了些广播稿，这是一个由罗宾森（Ediward G. Robinson）主持的每周一次的私人侦探节目。我们很快乐地渡过了1939年夏天，我们去游泳、骑马。在这个夏季，我接到了哈佛打来的一个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一个侧重于古典学研究的哲学奖学金。一个名叫特施马歇尔（Teschemacher）的人慷慨解囊，给哈佛留下了一大笔资金，为哲学研究生们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奖学金。除了我，没有人对古典哲学有兴趣。我接受了一笔奖学金。我那时并不知道除了这样我还能做点什么。
因此这样就又回到了哈佛？后来发生了什么？
这样我就不得不严肃地思考哲学。我必须在我的第二学年参加预备考试。我第一次参加了蒯因的逻辑课程（在1939年秋季），这是一门高级课程，涵盖了后来他的《数理逻辑》中的内容。我并不认为我自己在逻辑学方面有太大的天赋，至少并没有其他学者那样出众。在后来的许多岁月里我必须重新探索我如何能够享受解决一些简单的数学和逻辑学问题的乐趣，尽管我总是知道我在这些方面有少许天资。
在研究生院时，您的同侪有哪些？
有两个知名人士——齐硕姆和福斯（Firth）在那里，他们已成为精研认识论问题的研究生，可以就感觉与料问题展开见识广博的讨论。艾肯（Henry Aiken）无疑是被荐举去占据了系里的一个高级研究员职位，当我战后回到哈佛继续念研究生时他就已经在那里做出了一些成绩。斯穆尔严（Arthur Smullyan）在量化模态逻辑领域对蒯因形成了挑战。当罗素访问哈佛时，他还与罗素谈论命题的本性问题。1940年代初期罗素到访哈佛开展讨论班时，蒯因、卡尔纳普和塔斯基都在，那是一段非常了不起的岁月。
里：除了数理逻辑方面的课程，你早年念研究生时是否参加了蒯因的其他课程？
戴：是的，实际上我参加的第二门课程改变了我对哲学的态度。在那之前，我仍然认为哲学并不是一门严肃的科学，而只不过稍比艺术批评严肃罢了。蒯因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讨论班，是我研究生一年级就参加了的，这门课程彻底地颠覆了我的观点。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经常听到哈佛的研究生们抱怨蒯因的教学方式；他们发现蒯因的课程非常清晰和详尽，但却难以点燃灵感的火花。蒯因自己也写道，他的确不是非常享受教学过程，尤其是当话题超出逻辑之外时。但是他无疑是让我茅塞顿开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哲学态度。在蒯因的指导下，我找到了设计基本形式证明的惊人满足感。从长远来看，对我更加重要的是蒯因对使用与提及、条件句与蕴含句、替代与实体量化之区分的严格认真的关注。这些区别暗含着一种关于语义学和逻辑学之关系的严肃性，我在没有意识到那时极少有哲学家共享了这些关注的情况下就对这些问题全神贯注。当蒯因1933年从欧洲游学回国后，他的学术激情一下子被他在维也纳学派里遇到的同行们激发起来了，这些同行是塔斯基尤其是卡尔纳普。在他回到哈佛后，蒯因一下子开了三门关于卡尔纳普的课程，似乎要公开的声称拥护卡尔纳普的所有核心学说；任何时刻都听不到批评声音。但是在数年后我作为一名研究生参加蒯因的逻辑实证主义研讨班时，他已经完成了对分析-综合之区分的反驳，以及对关于物理世界的普通陈述还原为关于感觉与料的陈述的反驳。在一般的本体论问题上，还促使了蒯因对卡尔纳普的宽容政策（policy of tolerance）的拒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并非蒯因的结论如何——我假定他是对的——而是一种对于在哲学上严肃地获得一种正确观点——或者至少并不获得错误观点——的可能性的实现。通过比较我在观念史中所学到的多数观点，蒯因与他的对手们所争论的那些议题对我来说足够清晰明白，为它们的真理性提供了保证。我在哲学观上的变化开始让我沉浸于对伦理学和哲学史问题的思考；我发现，在布罗德（C. D. Broad）的《伦理学理论的五种类型》和罗素关于莱布尼茨的书中对澄清和真理的关注，开始获得了我的赞赏。我并不足够明白历史上不精确性所导致的干扰，我所喜欢的是他们将当代分析的方法和标准运用到在我之前看来超越了或者凌驾于真或者假之判断的题材上面。刘易斯关于康德的著名课程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产生了相似的影响。
里：你后来某个时刻离开哈佛参加了战争。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又是如何发生的？
戴：1941年秋天，那时我念研究生三年级。到时的局势发展到显而易见我们无法避免参加到那场战争当中了。起初我是反对战争的。我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坚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家们从军火商那里弄钱的一次阴谋，这么认为并不全是错的。
里：的确如此！那时您父亲是一名政治人物吗？
戴：是的，我父亲那时热衷政治；事实上，我的父母亲都是左翼，但是不同于我后来成为的左翼。他就像许多其他的自由主义者一样，认为第一种世界大战整个来看是一件很成问题的事情。也许现在不能从那种角度看问题了，但他们当初的确是这么看的。他强烈支持累进收入税率。他并不认为人们应当继承钱财。
里：您的著述当中很少出现您的政治观念。您早年倾向于哪一种政治立场呢？
戴：我显然就是那种所谓的“同路人”。我的政治看法与所有持左翼立场的朋友们是相似的。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但是我遵循它们的正常路线。然而，要我在做炮灰和挣一笔大钱之间做出选择，我会选择后者。这样我就申请了哈佛商学院。他们为那些将要开办工厂的初级执行官们提供了速成班课程。我觉得这正是我想要的。那时跟现在一样，想要进入哈佛商学院是件很艰难的事情。我同时成为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和商学院的学员。事实上，我那时还教了一些哲学课程。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便于我在河的两边来回穿梭。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哈佛商学院是什么样子的？它有点类似于法学院。学习强度非常大，竞争非常激烈。所有课程都基于案例系统。每天晚上都要阅读一个案例，然后第二天他们就会将大家召集起来。你必须坐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教授手上拿着一张你的照片，他只是盯着他的图表，把你叫起来。他会说：“好吧，你来读这个案例。你的决定是什么，你该如何做？你为何要如此做？”这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这些教授非常的娴熟，他们的教学非常了不起。这样我就必须绞尽脑汁来应付了。还好我那时精力充沛。这就是一个以两种方式进行的速成计划。我整个夏天都在那里听课，他们还留下了广告方面的课程没来得及上。其中一个理念就是一旦你完成了这个计划，你就会知道如何去建立一个工厂。他们会给你一张机械的蓝图，然后对你说，好吧，告诉我们你如何去为了生产这些东西而建立一条生产线。我们被假定已经学会如何去做。我们原本将会被培养成为工厂老板。
里：我确定多数哲学家都对你的这些经历并不知情。你对商学院的感觉如何？
戴：我直接就做了两年的哲学系研究生。第三年我同时身兼哲学系研究生和商学院学员。我在哈佛商学院的班级中排名第三：但是事实上我从来没完成过学业。我有一整年是在商学院学习的，在第二年大概我再过45天就可以毕业时，就被海军应召入伍了。我原本是想说我不想去的，但是我有这个义务。当德国人入侵俄罗斯时，我们这些“同路人”改变了原先对战争本质的看法。现在我们觉得战争有对的一方，有错的一方。这是在1942年12月之前发生的事情。我未被征召入伍；我的抽签号码很低，我原本从来不会被征召入伍的。事实上，没有一个进入商学院的人会被征召入伍。我实际上是完全自愿的。如果我当初说我想完成商学院的学业再说，他们会答应我。但是我说，看吧，如果我打算参加战争，我就不会对商业事务有所怨言了。我总是很高兴去商学院，因为它给了我一个关于芸芸众生所思所想的洞见，如果不这样做，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这些。我喜欢这种感觉，我可以做到。但是我不会喜欢那些人。战争结束后他们说，你可以回去参加一个月的学习，然后你就可以拿到学位。我没有回去。
这样你就长期在战场上服役了？
确实如此。我一共服役了三年半的时间。我是1941年11月参军的，1945年夏天退伍。
你参加海军时的军阶是什么？
我担任海军少尉。这相当于一个第二等的中尉的职务。
里：这是由于你是研究生的缘故吗？
戴：是这样的。但我不是非得进入营地不可，因为在那期间我参加了一个速成班，以期成为一个飞机识别的教官。在1942年夏天，我们的军队开进了北非，我们的舰队大概击落了40架飞机。令人汗颜的是，所有这些飞机都是我们自己的。因为那里没有敌机出现。因此他们就急需一些可以在友机和敌机之间做出区别的人。他们就想，他们最好选拔一些可以教给炮兵如何识别敌机的人。他们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大概由35人组成的分队。他们并不知道应当如何去选拔这些人，只是把看起来像是能够担任教职的人选择起来——包括我在内。他们把我们送到俄亥俄州，那里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觉得自己知道如何去教会人们做这些事情。如果他说得对，那么他们就能在屏幕上看到一个数字，而这个数字只在屏幕上显示百分之一秒。一开始你实际上不能在屏幕上发现任何东西，过了一会儿你可以看到某些东西，并且能写出一些数字。现在你要教会人们所做的是，如果你能在百分之一秒内发现这个东西，那么你就能写出13个数字。好吧，他想，在现代战争中，飞机的速度是每小时1000英里，你必须轻易地将它们识别出来。因此，这项训练包括了向我们以百分之一秒的速度展示这些黑白轮廓。这是他们所见过的做得最好的人。我特别喜爱飞机和舰船，的确我也长于此道。在百分之一秒之内除了做这个也做了别的事情。当我后来去教别人时，我发现这不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方式，我的意思是说，用这种展示黑白轮廓的方式来训练。因为你从来看不到有哪架飞机呈现过完美的黑白轮廓。它们都是以一种有趣的角度向你冲过来的，识别它们的更好方式是通过观察它们是如何移动的。因此我从射击其他飞机的飞机上得到了所有这些射击的参数，因为在战争期间，总是有一架相机从同一个方向瞄准这些飞机，就像战场上的大炮一样，它们直指着正前方。
我后来打算教那些炮手如何去将同盟国飞机与敌方飞机进行识别。他们给了我们新兵训练营的稍许标准。
尽管那是一个好的理由，但那不也是在浪费时间吗？
是的。的确是十足地在浪费时间。但是我的确加入了对西西里、萨里尔诺和恩左的军事占领。在我们最终将德国人赶出了北非之后，我们又将他们赶出了马尔他，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就像一艘航空母舰一样。因此身处于陆海空军协同作战的三个大的占领行动中，接着又在北部参与了一次大规模的占领行动。萨里尔诺是在1943年的9月6日占领的，而恩左是在1944年的1月22日占领的。不过这仍然是一些浪费时间的事情。大多数事情都难以置信地无聊。
里：你在所有时刻都待在地中海一带吗？
戴：在地中海一带待了一年之后，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掌握了更多的关于飞机识别的知识。因此他们说你可以到其他想去的地方继续服役了。我说，可以去佛罗里达吗？就这样我在1943年前后被派往佛罗里达的杰克逊威里海军飞机基地服役。我在那里待了一年时间。后来我又被派于迈阿密待了一年，那一年我们过得很愉快。这是我在海军的第三个年头。现在我来教那些飞行员如何识别敌人飞机了。我有能力在迈阿密北边的海滩上租下了一处很大很漂亮房子。我从那里乘车通勤去海军基地。
里：我想知道您对战争的印象。
戴：我并不喜欢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而我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危险的。每一回登上舰队，舰队里都有过半的船只会被击沉。驱逐舰是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船的外壳非常薄，一发机关枪子弹就足以穿透它。在船里边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鱼雷和其他的一些易爆炸物品。实际上船上的任何东西都可能被炸飞。只要你轻轻地触碰它们，就可能一切都会完蛋。我不断地从一艘船换到另一艘船上。他们总是将我派到在一艘带队的军舰上。这对我是比较幸运的。我痛恨那种被杀的想法。我并不是那么好斗，我非常讨厌好斗的观念。在这些船上，几乎每个人都困惑无比，每一件事情都令人困惑。有一件事情让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我想到的是第一次我们坐在北非的那个港湾中，我们被组织起来占领西西里北部地区。在那个港口中有数以百计的舰船——德国人在那个晚上对港口狂轰乱炸——所有这些搜索线（search lines）——但是你看到的主要东西就是所有这种难以置信的反飞机武器一齐开火——所有口径的，20毫米的，40毫米的以及五英寸的大炮。整个天空都布满了极其绚丽壮观的烟花。我喜欢烟花。
里：但是出于我对您个性的了解，我很难想象您总是被安排到这里到那里，不过参加军队就意味着身不由己的感觉。
戴：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身不由己。你可以做的事情仍然不少。很幸运的是我由于自己的特殊职务而享受了不少的自由。一只船上有很多的军官做着同一件事情。我并没有占据任何既有的角色。我只不过是一个配属性质的军官，我的职责是在理论上能够讲出友军飞机与敌军飞机的区别所在。船长不知道除此之外该让我做点什么。由于他们不能对我该怎么做指手划脚，这样我就在军舰上的食堂里花些时间尝试教飞机驾驶员如何区分友军飞机和敌军飞机。因此我并不像其他人那么受罪。我试图对船长解释我所做的正是我想自己能做的事情。在他们让我去尝试过之后，他们都会深信我能够将这件事情做好。
好吧，后来战争结束了。您最终从海军退役。那是在1946年。关于那个年头您可以说点什么？
戴：那一年我结婚了。在我姐的1941年的婚礼上，我遇到了我后来的妻子弗吉尼娅·波尔顿（Virginia Bolton）。她是我姐夫的妹妹。那个时刻，弗吉尼亚已经和其他人结婚，和一个德国人结婚，这个德国人为了逃避战争而来到了美国。我从俄亥俄州海军训练学校毕业之后我们就结婚了，在1942年新年之夜，正是从那时起开始了我的海军生涯。在那些我漂泊在海洋上的日子里，我的妻子弗吉尼娅回到了纽约。我后来到了杰克逊威里和迈阿密时，她和我住在一起。在我1945年9月从军队退役之后，我从海军释放了，尽管理论上我仍然还有海军编制，弗吉尼娅和我到墨西哥溜达了几个月，那时我在想自己应当干点什么。我做了很多素描，画了很多油画，也写下了不少文字。我从来没有梦想过的一个职业就是成为一名画家，但是我的确曾经梦想过成为一名作家。在哈佛的研究生院毕业之后我曾经有过一段为广播剧写稿的经历，并且关于文学我所知颇丰。但在我为自己预期的长篇小说写了少许章节之后，我发现自己无法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现在我发现自己以一种非常天真的方式想问题。那时我觉得只要你尽力而为，要么成，要么不成，都无遗憾。我不再赞赏在这些事情上坚持到底的重要性，尽管我会觉得在哲学上有些事情是值得坚持的。
正是在这个时刻你决定回哲学领域的？
是的。在那之前的三年半时间里我在哲学上毫无所获。在军队里服役过的就像是一种放逐的生活。当我在1946年3月回到哈佛大学时，我要做的头件事情就是写完我的博士论文。在我服役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我的所有课程和博士论文开题。但是我想知道我怎么可能写得出这样的一篇论文。刘易斯对我说：“看吧，你已经失去了三年时间。但你无论如何必须克服困难继续向前走吧。”看来他比我还感到忧虑。这样，我想，好吧，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写出这篇论文。但无论如何，我必须硬着头皮向前冲。我写了一篇关于柏拉图《斐里布篇》的论文。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对话。在我最近的论文《柏拉图的哲学》中，我又提到了这篇对话。
里：这篇对话有什么特别之处？
戴：苏格拉底很早就退出了柏拉图对话录的。《斐里布篇》是苏格拉底重新回来成为主要对话人物的仅此一篇对话。这件事情发生在他退出对话的二十年之后。其次，在柏拉图后期对话中，这是仅此一篇使用了提问/回答的辩驳的方式的作品，而这一方法在他的前期对话中比比皆是。并且这是一篇关于伦理学的对话，而这个主题恰恰是他的所有早期对话的共同主题。
里：您最近出版了您的博士论文，对吗？
戴：是的，格兰特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很多哈佛大学哲学博士论文。然而，他们要价甚高。再加上我在论文里所写的又是相当枯燥的问题。毕竟这是我在战后仓促写成的东西。不过，在出版一年之后，我从该书中得到了600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这就意味着，有人买了它。
里：回到哈佛大学的话题上来吧。
戴：博士论文的初稿并没有被接受。在1946年夏天，我协助蒯因上逻辑学课程。早在战前我念研究生第一年期间就遇到了了蒯因并和他一起学习了。我开了这样一门数理逻辑课程。这也是我的第一门数理逻辑课程。就在我和他一起学习研究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事实上，1940年夏天，在我研究生一年级临近结束时，蒯因就和我到墨西哥玩了一个夏天。
里：我很难想象蒯因会对您写了一篇关于《斐里布篇》的博士论文持热心态度？
戴：好吧，理解这种态度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在整个论文期间仍然保持好朋友关系。他对我写这样的一篇论文的确有些迷惑不解。但他从未和我讨论过这篇论文。
就这样你就回到了哈佛。
我第二次作为研究生回到哈佛之后没能挣到一分钱。我的妻子弗吉尼娅维持了我们的生活。她为波士顿的一些杂志从事一些封面设计的工作。当我还在海军服役时她一直在那里工作。不管怎样，我觉得自己必须想法挣点钱，这样就必须先找份工作。当我还是一名本科生时，我跟随戴默斯（Raffaello Demos）——也就是在哈佛讲授古希腊文的那个人。我所在的那个部门的教学助理是哥新（John Goheen）。那时我才上本科一年级。哥新是我在哲学上的最老的朋友。当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之后，哥新到了纽约市的女王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哥新在女王学院为我谋得了一份教职。尽管我的博士论文那时仍未被接受，我却得到了数份工作。不过我喜欢和哥新在一块儿，并且我也乐意待在纽约市。就这样，我在1946年9月时接受了女王学院的这份教职。我那时只是一个普通讲师，连副教授都不是。
里：您在女王学院的教学怎么样？
戴：女王学院有一个优美的校园。当然这与她的天主教背景有些关联。那时哥新从哈佛到了学院，当然也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询问是否能够为学院建立一个哲学系。就这样我在女王学院每周承担15个小时的课程，另外还要增加一些时间用来辅导那些有这方面需要的学生。第一年我们住在弗鲁新（属于女王学院）。但我们更希望能住到曼哈顿去。由于我是一个退伍军人，我就处于进入彼得·斯特伊维桑特镇（Peter Stuyvesant Town）名单的上层，这个地方在格林威治村的北边，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他们都是一些联邦部门，我们能够挑选出一些我们想参加的部门。我们选择了顶层，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两年。然后我在1948-49年间离开了一年，因为福德基金（Ford Foundation）习惯于给那些他们认为值得以这方面或者那方面给予资助的那些服过役的人一份资助。蒯因也是那批一年期的奖学金获得者之一。那一年我是在加利福尼亚度过的，部分原因是哥新已经离开那里，与南加利福尼亚河畔（Riverside）的亲戚们住在一起。而我们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就是写作一部哲学史。不过这个计划并没有真正开始过。实际上那一年我所做的不过是写作博士论文。我那时已经三十多岁了。应该说那一年过得很棒。正是那一年我学会了怎么开飞机。我们在坡摩那（Pomona）的住处附近就有一座机场，就在我家地下室开始自学怎么开飞机。我建造了一个小型的机器。它是一只大箱子，你把膝盖放进去，里边安置了脚踏板和油门杆。油门杆控制了风扇的速度，这只风扇被安置在我面前，正对着我的脸吹。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棍，它将一个模型飞机的位置控制在我的正对面。风通过这个模型飞机吹过来，这个模型飞机具有这些控制的装备，我可以用油门杆进行操纵。
里：
您是怎么掌握飞行的？
戴：
我童年时代就对飞行非常着迷。我会在晚上顺利完成操作性演练之后才让自己睡觉。我第一次进入飞机驾驶舱那天就会飞行了。我在海军服役时，在杰克逊威里和迈阿密教那些人，也会让他们带带我。这样我们就走进这些小飞机里，然后他们离开，让我独自在驾驶员座舱里练习飞行。在杰克逊威里我飞的是PBY2这种型号的飞机，它又被称为卡塔利那（Catalina），是一种双引擎飞机。不过在那之前我还飞过一架PBY4，它又被称作马林那（Mariner），是一架大得多的飞机。但在我被调到迈阿密之后，他们都驾驶战斗机了——这是一种水平更高的飞机。我曾经让他们带带我开这种飞机，我也会尝试对这些不同的操作系统进行练习。那时我在加利福尼亚，受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资助参加一种高级研修班，不过我在哈佛的三个月时间里只使用了这笔资助的一部分，这样我就有了余钱让自己参加飞行训练。我没有在加利福尼亚从事教学了。在我取得单独驾驶执照之后，我可以去任何一个我想去的地方，我几乎飞遍了西南部。我飞到了旧金山，也飞到了死亡谷。我有一些非常奇特的冒险经历。我非常喜欢这种经历。那时的飞行比现在更有趣多了。
你是那年底回到女王学院的吗？
我在1949年初完成了博士论文。当年秋回到了女王学院，发现一切都面目全非了。老院长已经退休，取代院长席位的是那个可恶的人梯额堡（Theobald）。这个新院长是个天主教徒，试图铲除整个哲学系，同时雇了一大帮子天主教徒。最终他做到了。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次当这个院长试图批评我（call me on the carpet）时，我跟他干了一架，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顿。1950年秋，我和弗吉尼娅到了欧洲。我们在法国南部租了一处房子。蒯因夫妇曾经到那里造访过我们。蒯因还随身带来了《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文稿，我阅读了这篇论文，给出了些评论。那年秋天我们回到了女王学院。同一年年中，哥新去了斯坦福大学哲学担任系主任，翌年1月，他为我在斯坦福找到了一份工作。
里：那个时候的斯坦福有哪些人物？戴：苏佩斯（Pat Suppes）在1950年9月到了斯坦福。而我是在1951年1月去的。当时的斯坦福哲学系由这些人组成：哥新、苏佩斯、我和其他一些人。那里有一个人名叫马娄歇德（Mothershed），他娶了一个很富有的女人。另外还有一个很风趣的人，叫里德（John Reed），教伦理学。他娶了一名心理学家，她在伯克利开了一个心理诊所。在我到那去的第二年，他决定去一所医学院任教，在那里他成为一名全职教师。当他完成了医学院的第一学年教学之后，他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聘用了，这所大学请他去精神病学系任教。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霍普金斯聘请他显然是非常明智的。于是他离开了斯坦福，那时他年届五旬。
里：您到了斯坦福，这也是一个明智的跳槽。那个时期的斯坦福在哲学上并没有太大的名声吧？
戴：这个系的声望上升得很块，但这并不是我所担心的。我从未考虑过谋求一个终身教职。我并不担心自己的命运浮沉，但是我的确做了大量地理学上的考虑。我很喜欢搬到那儿去。
里：您找到了一个好地方让自己安顿下来吗？
戴：嗯，孩子，我们那时觉得自己仿佛有点钱了。弗吉尼娅那时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陶艺家，她挣了一些钱，但也不多。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挣过很多钱。不过，我们在山景（Mountain View）租了一所很大的宅子。这座房子真的很大，我们当初有一个想法，就是试图去置办一些家产，建一座房子。这样，我们就在租来的房子里住了一年。我只是一个副教授，没有任何终身职位或别的职位。我们在山里购置了7英亩土地，花了7000美元，这块地后来成为林边（Woodside）的一部分。在圣诞节假期里我设计了一座房子。弗吉尼娅是这份设计的起草人，她描绘了一个草图，我们雇请了一些工人浇灌混凝土。我们现在可以住到自己建的房子里了。首先我们为自己建了一个车库。这座车库里设了很多窗户，这样我们在建这个房子的其余部分期间我们就住在车库里。但这座房子没有花费我们过多的时间。我们那块地包括房子在内花费了我们大概18000美元。我那时挣得不多，大概每年还不到6000美元。这笔花费起到了一个长期的作用。我们非常幸运地投资了这块地。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段，它处于距离国道非常近的那个地方的中心地带。在那块地的一端架起了高压电线。因此通电是没问题的。那个卖地给我们的人在那里安装了一个自然水系统。我们七个人都有用水不便的问题。我们是从加利福尼亚自然水公司将水批发过来的，再用一根我们安装的水管用泵将这些水抽吸到山上去。不过尽管如此水价还是比市区要低。因此这是一个好主意。现在（1988）这所房子的价值已经超过两百万美元。
里：好的。那是在1952年的事了。那时你才35岁左右，但你那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哲学计划。我从苏佩斯和麦金塞的早期谈话录里回忆起来，你们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研究过很多决策理论方面的问题。但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计划。
戴：你说得对。他们教我决策理论和测量理论，对我来说是一件比较惬意的事情。在我学到一些知识后，他们说，让我们共同写一篇这样的文章吧：“价值的形式理论”。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科学哲学》杂志。于是我做出了一些小小的发现——也就是我在《信念与意义的基础》一文及其他地方所描述的拉姆塞结论。苏佩斯比我还更加快速地意识到这种研究的潜力所在。于是我们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且我们一起从事了这项经验性工作。这项工作持续了好几年时间。
里：苏佩斯与您年龄相仿吗？戴：他实际上比我年轻。不过他把我看作是一个他要教的人。但实际上麦金塞同时是我们两人的老师。他是量化模态逻辑的创始人之一，尽管他并没有在此领域发表过多少成果。我们之所以雇请他因为他是位于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职员，在那里传闻他是一名糟糕的危险份子，就因为他是一名同性恋者。因此他们剥夺了他的忠诚调查（security clearance），斯坦福后来雇请了他。后来麦金塞自杀了。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被邀请为关于卡尔纳普的“在世哲学家西尔普文库”写文章。很自然他会就卡尔纳普的《意义与必然性》写点东西，他实际上写的是关于内涵和外延的方法问题。他对我说：“你看，我懂逻辑，但是你懂哲学。为什么我们不一起来写呢？”我说，可以呀。后来他就去世了。
唐纳德·戴维森访谈录
里：《卡尔纳普论外延和内涵》是你发表的第一篇严肃哲学成果。我总会假设那是蒯因所促成的？
戴：不是这样，他与这篇文章没什么关系。在我发表这篇文章那会儿，蒯因知道我是谁，但是我们彼此之间还没有任何交集，没有通信或者其他的联系。
里：我曾经教过学生读这篇文章，自己也写过对它的评论文章。这不是一篇枯燥的文章，但篇幅较长，读得有点吃力。不过，读者也能看出您保持终身的兴趣是从这篇文章发端的，尽管这篇文章写于《真理与意义》发表之前13年。
戴：嗯，写那篇文章时对于那个主题还处于自学阶段。在我写完那篇文章之后很多年才将它发表。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初对于卡尔纳普一无所知。我那时在斯坦福教那些初级逻辑课程花费了几乎所有时间。这个情况与我在女王学院时类似。我教古代哲学，以及柏拉图的后期对话；我教现代哲学，比如笛卡、休谟等；我教认识论，还教语言哲学。同时我还成为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当我在斯坦福露面时，它们只是文学硕士的必修课。在我到来之后，每年我都会绕这个国家转一圈挑选一些学生。很快，在50年代中期，我们遴选了大量优秀的学生。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
里：但那时你还没有一个严肃的哲学研究项目。我假设你那时正搞决策理论。
戴：是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将它作为终生的志业。这项研究工作使我忙碌起来。你不理解我的意思。我对一些事情产生了兴趣。我发现决策理论的研究令人愉悦。其实，我也做了其他的大量工作。例如，在1954年11月11日，我做了一个关于卡尔纳普的内涵和外延方法的报告。这次报告塔斯基也到场了。在斯坦福的那些早年岁月里，我做了一些心理学上的工作。我与心理学家及经济学家们有过一些谈话，同时也做了一些其他领域的谈话。在1953年的美国哲学协会会议上我还做过一次关于使用和意义的谈话，在1954年的会上做了一次关于隐喻的讲话，在1954还做过一个关于意义和意义的谈话。在1954年的西部心理学协会年会上，我做了一个关于冲突状态下影响决策的若干因素的经验研究的报告。在同一年的美国数学协会年会上，我做了一个关于主观概率的量化公理化方面的报告。在1954年12月面对一个美学研究小组做过一次关于意义和音乐的报告。让我们回到卡尔纳普那卷文章的写作上来。它花了我很多时间，你可以意识到我当时对于这个主题没有太深的了解，我所能做的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思考那个主题。即使要在我脑子里形成一个关于这个主题的基本想法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在我提交了这篇文章之后，在关于卡尔纳普那一卷出版之前，卡尔纳普邀请我到洛杉矶讨论这篇文章。他是一个极其亲切的人，总能给人和蔼可亲的深刻印象。这样，写作那篇文章实际上成为一次很好的训练，同时在那些年代我每年都要讲授语言哲学课程，这些都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同时，我还讲授导论性的伦理学课程。这样的导论课程我在斯坦福一讲就是17年。
里：那时的斯坦福还是有不少有趣的、让人振奋的人物，至少下面这些人物在那时造访过斯坦福：例如，大卫·魏金斯（David Wiggins）、达格芬·弗洛斯达尔、迈克尔·达米特、大卫·皮尔士（David Pears）。是谁将这些外国哲学家邀请到斯坦福的？
戴：是我邀请他们的。这些都是我的工作，除了我没有人做这些事情。此外除了我也没有人去教这些初级的课程，也没有人知道应当邀请谁。在较早时期，我还担任了这些报告的主持工作。我邀请了赖尔（Gilbert Ryle），通过他我结识了以下朋友：奥斯汀（Austin）、斯特劳森、安斯康姆、达米特、皮尔士、魏金斯、汉普夏尔、格赖斯。达米特来过好几次，至少是两次，也许是三次。
里：你是怎么知道应当邀请哪些人的？
戴：我通过阅读了解这些人。我阅读了达米特关于真理的文章。我阅读了所有这些东西。我每年都教语言哲学，我自然读了大量这方面的材料。我消耗了大量阅读材料。我当时也不清楚为什么我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去阅读这么多材料。
里：抱歉再次回到这个主题上来。不过我，还有我确定还有很多哲学家，都认为你是一个纲领性的哲学家。极少有人像您这样，为自己的哲学计划提供一种整体性辩护。当然这种纲领性绝非无中生有（spring ex nihilo），现在我们已经追溯到了1955年，但直到那时还没有看到这份纲领的成型。我可以追寻到您和苏佩斯、麦金塞等人在决策理论研究项目中所做的贡献，但那也只不过是一些线索。并且，蒯因在那时也没有对斯坦福哲学系产生什么影响。因此，你甚至不知道关于《语词和对象》这本著作的。我对于您的哲学看法从哪来的简直没有任何的历史线索。
戴：我可以轻易地帮助你看到这一点。我在两个领域有了越来越多的建树。一个是行动哲学，另一个是语言哲学。这里是严格地就已发表过的东西的范围而言的。
里：必定触动您的著作的所有读者的一件事情是，您在后来影响深远的那些领域开始发表成果的时间，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是开始得多么地晚。尤其是当一个人像我那样知道您在发表一份成果之前做了那么多的公开报告——比如你在美国哲学学会（APA）所参与的那些公共事件——时，他会觉得更加有趣。因此，我特别想知道当您刚刚说到您“严格地就已发表过的东西的范围而言”时，您是什么意思？所有这些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戴：该怎么说呢？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况。这么做意味着我一直保留了从本科时代就拥有的一种治学态度，这种态度是，哲学是那种从远处来看的东西。尽管我一直在教哲学，并且也从中得到很多乐趣，同时也建立了自己教学上的自信，但是我并没有真正地将自己视为一名哲学从业者。在我实际上发表一篇论文的那一分钟，我也许会发现某些让人忐忑不安的东西，让我感觉到好像每个人都要冲我发火。苏佩斯和麦金塞为什么要将我放到他们的团队当中去，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我这个人真正地想要做一些东西出来。他们确实通过和我合作写出一些东西从而减轻了一些研究方面的压力。因此苏佩斯和麦金塞在某种程度上帮我做到实现了一种跨越，而关于卡尔纳普那篇文章，正如你知道的，是突然降临到我头上的。现在我们可以分两个因素来谈。我带的一名研究生本尼特（Dan Bennett），跟着我写博士论文，后来他动身去了英格兰从事为期一年的访学，试图知道安斯康姆和汉普夏尔正在做什么事情。他回到斯坦福之后动手写了一篇关于行动哲学的博士论文。我认真地阅读了这篇论文，反反复复地想了很多问题。针对他们的如下观点，即考虑到理由解释的性质，理由在某种意义上不能是原因之一，我想我已经看到这些人在思考行动问题犯了一些错误。刚好那会儿，马娄西尔成了美国哲学协会的一个项目委员会发员，他邀请我参与一个东部地区会议的研究计划，这样我就写下了《行动、理由与原因》。我记得在那场报告结束后我遭到了很多批评。我没有意识到，如果你出版了它，就我所知，会没有人打算去关注它。
里：嗯，他们的确给予了极大关注。
戴：的确如此，但过了一小段时间后他们才有所回应。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一旦这些回应出来后，它们都是积极的。过了许多年我才得到一些负面的回应。
里：围绕《行动、理由与原因》这篇文章的确发生了很多事情。难以相信这篇文章不是经历十年磨一剑的长期思考之后写出来的。
戴：好吧，的确没有十年那么长的准备时间，但若算了我将这篇文章整合在一起的过程以及和本尼特一起工作的过程也有好几年了。他读了他那时正在阅读的所有书箱：安斯康姆、汉普夏尔以及其他的出版过红皮书（Red Book）的哲学家的书。
里：那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
戴：另外一件事情是——这里我想说到信念命题。我那时对于信念倒是仍然持怀疑态度，整整有一年时间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写作关于卡尔纳普那篇论文促使我命题的各类问题。正是在那会儿，我发现了逻辑学家塔斯基关于真理概念的论文。我拜读了《真理概念》（Wahreitsbegriff）。我独自一人花了六个月时间才将这篇论文消化完。但当我将它读完之后，它很快就激起我的兴趣。不过，若不是我在决策理论中所做的那些工作，估计我未必能够真正欣赏这篇文章。对于那些提出了一种严肃理论的文章我极为赞赏，我觉得其他的搞语言哲学的人不会对这种文章赞赏有加。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两种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问题的两类人。一种是塔斯基那样的，他们知道一种严肃的理论大致会是什么样子，但又对哲学没有太大兴趣——塔斯基并非从哲学观点讨论真理问题的，并且他对于日常语言这样的东西的语义学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那些在自然语言的语义学领域工作的人，他们对于一种理论应当是什么样子没有一点主意。我看到了如何将这件事情结合在一块儿。这对我来说仿佛是天堂的大门敞开了，于晚开始围绕这个想法写了系列的东西出来。
里：这里有些事情我不是太明白。显然卡尔纳普是对自然语言感兴趣的，他知道塔斯基的工作，也知道自然语言的情况。在您看来塔斯基的工作有什么不足之处，至少就你那时的设想看来？
戴：那里的确存在许多难解之处。在那里你会说，为什么某某人（so-and-so）未能认识到某某事（such-and-such）？比如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没有看到副词的语义学问题何在？你可以问自己无数这样的问题。这些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看问题的——你举的卡尔纳普的例子是一个好的例子——他在芝加哥大学写了一个系列一共三本书。第一本书是关于形式名法的，第二本是关于形式语义学的——在这里本书里他发展出了一种塔斯基式的真理论，而第三本书就是他的《意义与必然性》。在我看来仿佛他在写最后一本书时已经忘记第二本书。阿伦左·丘奇（Alonzo Church）提醒他注意到弗雷格的工作，他对所有这些关于内涵和外延的算法感到痴迷。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提醒自己注意到塔斯基的工作，显然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接下来要说的是蒯因。他从来没有认真看待塔斯基的工作，至今也是如此；我感觉他并非特别欣赏塔斯基的工作。像蒯因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对塔斯基一生了如指掌，知道他所做的所有工作，怎么才写出这种关于塔斯基真理论之应用的一篇不错的小文章？他显然知道关于这种真理论的所有内容，但他为什么最终并没有真正运用它？
里：好吧，在卡尔纳普那里，在搞语义学和搞逻辑的之间存在一个灰色地带。比如就《意义与必然性》这一本书来说，抛开其标题不管，其实是关于指称的。这本书讨论为什么一个句子蕴含另一个句子；所有关于状态描述的谈话所做的都维持了一种指称。在您的文章《为约定T辩护》中，您很清楚地指出这两个计划只是偶然被合并在一起的。在这里，塔斯基是一个焦点，因为他对这两个计划都感到兴趣，但是他在如下意义上并不是以一种哲学方式从事研究的，即将他关于真理论的工作与围绕自然语言的哲学问题勾连起来。
戴：但那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里：我对您的论文《真理与意义》感到兴奋的理由是，正如我在文章说过的，即便一个人不接受真值条件语义学，他也必须会对这篇论文印象深刻，因为它放弃了适当性条件，就我所知，这些条件不能在任何其他地方先天地存在。在那篇论文里，关于一个人所能建构一个理论的所有想法都只是虚构。当然，真理的概念在哲学上得到了长时期的关注。但在那个年代，这个概念在哲学上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正如在知识论的标准描述中那样，我想要的也许正是一种“分析性”。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并不存在一种我所知道的关于形式公理问题的理论，比如：唐纳德·戴维森知道意大利在欧洲。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在认识论家口里的那种理论所意指的与您使用“真理与意义”这个术语时所意指的并不相同。在“知识论”中的“理论”的用法是对理论的一种非常异质的用法。让我们来看一门关于物理学的或化学的理论。你并没有在物理学理论中得到诸多真理的列举或者关于事实之概念的一种分析。因此，知识论中的理论概念从哪里产生这一问题，是当代认识论中的一个有趣的特质。但是，像卡尔纳普这样的哲学家持有一个正确意义上的理论的概念。我认为他缺乏的是关于恰当性的清楚的条件。这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你回去阅读《意义与必然性》，然后问你自己恰当性在这里的条件是什么——这会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回答，那么我们就会对卡尔纳普为何会有如此缺憾这个问题有一个回答。
戴：若是考虑到莱辛巴哈（Hans Reichenbach）的逻辑学著作《符号逻辑》，那么在他那里也能发现这个问题。在我初次进入这本书的主题之时，我也不能相信我击中了对这些人来说并非显而易见的一些事情。我又回到了逻辑主义，《语言的逻辑句法》之类的书。我认为在这里必定会有人持有这样一个想法。
里：这种想法比比皆是。如果您读到刘易斯（C. I. Lewis）的东西，尤其是他关于为什么翻译对于决定意义何以不是充分的论证，即因为一个人可以知道关于阿拉伯语的语言书，并且就有了一本阿拉伯语词典，但这个人不会因此就能理解阿拉伯语。但仅仅那样不足。刘易斯持有这种出色的评论，但他并没有做任何进一步的工作。戴：当我对事件感兴趣时，我有过同样的经历。我简直不能相信没有人曾经真正地面对过这个问题，尤其是像怀特海这样的人，他的整个哲学——也就是过程哲学——都是关于事件的，并且他是一名逻辑学家。我当初以为在他的著作中能够找到一些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并没有找到它们。
戴维森访谈录 ·
里：像其他人一样，我也总是会猜想《行动、理由与原因》在文本上与《真理与意义》文本之间的关系比事实上更为密切得多。但是我也将您对行动理论的兴趣与您之前的学生本尼特从牛津大学回到斯坦福联系起来。这件事情发生在另一个学生华莱士（John Wallace）进入斯坦福之前八年，我倾向于将您对语言哲学的兴趣与华莱士到达斯坦福这件事情联系起来。
戴：在本尼特离开斯坦福与华莱士来到斯坦福之间的确隔了八年时间。但是在《真理与意义》这篇论文发表很久之前我就这篇论文写了不少文字。
里：好的，如果一个人研究您写的那篇关于卡尔纳普的文章，就不难发现在《真理与意义》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在较早时期已经有所体现了。同时我也回忆起了您所说的，这的确让我很好地明白，您在《真理与意义》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以及您在《彻底解释》和《信念与意义的基础》等文章中的观点，受到了您与苏佩斯和麦金塞在实验室一起工作经历的激发——比如说，受到了您在实验决策理论中对表征问题的兴趣的激发。我猜测麦金塞和苏佩斯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困扰了您。但显然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领域，在这里您对语言哲学的兴趣被带入到了您对行动理论（决策理论）的兴趣之中。
戴：嗯，事实上，这些兴趣是一道培养起来的。一开始就将语言哲学与行动理论联结在一起，这一点在表征问题上不是非常明显。但对于事件问题来说就明显多了——让我们来看看事件的情况。在最初阶段这两类问题还是分离的。《行动、理由与原因》只是我意识到以下事情的一个结果，即没有人拥有一个反对行动的因果理论的一个好的论证。于是我对实践推理问题产生了兴趣，这个兴趣导致我写出了《意志薄弱如何可能？》。所有这些提到的论文都写作于我在斯坦福教授语言哲学课程期间。我认为，之所以我在语言哲学领域很晚才写出文章，部分是因为我缺乏信心。我觉得那是一个艰难得多的领域。而那些从事行动理论研究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困惑的状态。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懂逻辑。在那个领域我产生了很大的信心。我真切地感到自己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困惑之所在。然而在语言哲学领域，我想那些聪明的研究者们不会这么轻易地让自己的困惑摆得那么明显。在开始之初语言和行动领域中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仍处于分离状态。然而，非常显而易见的是我这两大兴趣恰到好处地重叠在了一起。因为在行动哲学中，对命题态度的分析总是处于非常核心的位置，而我深入地看到了行动之个体化的问题。这样就引导我从事语义学方面的研究。尽管我刚开始时是单独地进入这两个课题的。
里：正是在那个时期，华莱士作为您的研究生进入了斯坦福，那时他刚从耶鲁毕业。他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戴：我关于语言哲学的观点在华莱士之到来之前就已经产生了。但他对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帮助，因为他比我还要懂逻辑，而且他也非常热心，实际上他对逻辑非常积极。我对我的研究课题非常兴奋。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这个领域的。他并不像本尼特实际上所做的那样让我开始从事行动理论的研究。不过，有华莱士在身边的确是一件美事。那时的我还存在信心不足的问题。我那时想，如果我在语言哲学中得到了一个想法，无疑其他的所有人都已经持有了这个想法。这种是一自然的反应。在我发现自己至少并不持有一些荒谬地错误地观点之前，我极少发表自己的东西。因此华莱士是了不起的，因为他充满热心，人也非常聪明，通过与他谈话，脑子里大量的东西变得清晰明朗。他持有一些非常有用的洞见。
里：我想针对《真理与意义》这篇论文里多说几句。许多哲学家并不清楚您在那篇论文里的立场是什么。您是一名修正论者（revisionist），即对于一种意义理论所说的东西都是一门真理理论所提供的那些东西吗？抑或您是一名还原论者，即所有的意义都可以被还原为真理？在您的理论中有一个这样的观点，即“是真的”这个谓词显得占据了“意谓”这个谓词曾经占据过的位置。因此，他们想知道您的观点是否试图仅仅通过真事实来重构所有的意义事实。换言之，您是否声称在真理事实之上或之外并不存在任何的意义事实？基于多年来阅读您的著作以及与您本人的谈话，我倾向于说您从来没有这样的方式来思考这个课题。情况毋宁是，您所考虑的是一个特定的研究课题，即如何解释和理解说话者，而我们必须拿这个课题的研究结论做什么，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不过这一点是真的，即在《真理与意义》一文中有若干个段落，如果一个人原本就是带有特定的理解构架来进入这篇文章的话，那他就会从这些段落里找到上述有分歧的观点的一些证据。
戴：嗯，这个观点并非源于《真理与意义》，而是藏在多年无人给予指导的语言哲学教学生涯背后，那时我在这个主题上并没有任何背景。因此我像那个时代很多人那样开始，阅读了奥格登（Ogden）和瑞恰兹（Richards）的《意义的意义》，以及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作品。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处于核心地位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意义这一概念：x意谓（meaning）y，在这里x是个语词或短语或句子，上帝知道y会是些什么东西——你想要的是：当且仅当什么？这就是很多人思考语言哲学的方式。聪明的人们确实在寻求对特定的说话方式的分析，但是他们从未说过关于你如何说出你是否得到一种正确解决的任何事情，也没有人说出你在特设性论证之外是根据什么来批评这些东西的。所以我想可能我从发现这门学科所处的状态中得到了比我所认为的其他人更多的挫败感。一方面， 有如此之多的问题是尖锐的：什么是意义？你是如何思考意义问题的？又是从哪里着手的？沿着这条线索的某些地方我发现了塔斯基和我所思考的：你甚至并不想要提出什么是意义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从担心关于一个谓述的意义所说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中抽离出来，经历了一个视角上的巨大转变。阅读塔斯基的著作使我意识到存在一种方式去整体性地把握这些东西——这些与蒯因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有某种相合之处。在那个时期，他们邀请中心里的人建立一个协会，我有一个学期的空闲时间，同意参与并且阅读蒯因后来在《语词与对象》中出现的那些手稿。在那个学期，我除了一篇又一篇地阅读这些手稿，以便尝试去理解这些手稿说了什么之外，的确什么也没有做。在我精读之后发现，这些手稿非常了不起。在这些手稿中我再次看到了这是进入语言哲学的一条完整的进路，其他人并没有抓住这个要点，更不用说深入思考它了。我发现这是一项前途无量的研究，于是我非常仔细地将我认为蒯因说得对的地方与塔斯基作品中的精华之处整合起来。而这正是我关于语言哲学的一般研究进路的一个来源。然而，但是你不会像我看到的那种方式看问题，除非你对我在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全部工作有一个整体了解。没有人知道关于这个主题需要做些什么，尽管每个人实际上都对这些问题非常着迷。
里：因此蒯因在语言哲学上对你的影响不大，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也就是直到你在40多岁之后。这一点我觉得会让您的很多读者感到惊讶。
戴：你说得对。我的语言哲学并不产生于我与蒯因的关系。当我以一种深刻的方式对这个主题产生兴趣时，我回过头来阅读蒯因的著作，就像初学者那样。我开始教授这些东西。蒯因的作品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但《语词与对象》是个新东西，准确地把握这本书里究竟说了什么东西，对我来说还是相当困难的。我一篇又一篇地阅读了这本书的开头两章，试图知道他说了什么。
里：嗯，直到这里我想读者们也许会抛弃这样一个并非不同寻常的印象，即戴维森的语言哲学实际上只不过是对蒯因的修正。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在我看来，蒯因的研究视角与您截然不同。显而易见，他是从修正论者的视角出发的。早在他的论文《语言学中的意义问题》开始，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日常的意义概念中只有极少特征是可挽回的。你完全无法思考这些东西。在您的著述中我未能看到一种修正论的视角。最后还有一个里兹德·蒙太古（Richard Montague）传统，它将我们带回到了卡尔纳普的《意义与必然性》一书里。卡尔纳普试图设计一种意义理论，并且他并不试图通过说意义是一个关联的想法或者一种关联的行为，来分析意义，也不试图提出一种我们在语言哲学导论过程里比较熟悉的其他形式的分析。这样，您的计划与卡尔纳普的计划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说其中哪一个计划更为古老？卡尔纳普所做的不是模型理论。他说他试图设计一种自然语言的语义学。下面还有考虑这一点的另一种角度。根据达米特的看法，弗雷格在很早的时候就试图提出一种您那种意义上的意义理论。不过，这个看法难以置信。如果一个人阅读克莱姆克（Klemke）的弗雷格文选——我相信这部文选是二十年前（也就是1970年）关于弗雷格的一部重要的并且是有影响的文选。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正是从一种历史的（或者如果你愿意也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视角，在整个过程中其他人并不像达米特劝告我们的那样去思考弗雷格。相反，事实上我无法想象你是如何影响迈克尔（达米特）对弗雷格的阐释的，至少阐释者不免带着试图设计一种您那个意义上的意义理论这一想法阅读弗雷格。
戴：我认为存在一种思考关于意义的哲学问题这一想法与得到一种关于尽你所能的所有自然语言的严肃的语义学理论的想法关联起来的方式——嗯，我是第一个说出这种看法的人，我是在《真理与意义》一文里说的。在该文里我指出，我的理想就是试图像乔姆斯基为自然语言的用法所做的那样为自然语言提供一种语义学。不过他并不像我那样持有一个关于理论的概念。比如，我知道给出一个句子的递归定义是什么样子的。但在我写作那篇论文时，我不能相信没有人以那样的方式来思考。因此我试图在卡尔纳普、莱辛巴哈、蒯因这些人的著作中寻求答案，但没有人将这一点作为一个课题来描述。当然，塔斯基使每个人感到气馁的是，你不能为自然语言做同样的事情。蒯因从来没有在一门理论的意义上思考过这个问题。当然，如果你试图稍微歪曲一点地理解，他对翻译问题的讨论可以用一种塔斯基式的方法被描述或被再表述。但是蒯因在《语词与对象》中第一次写作这个主题那会儿，确实没有以这种方式思考这个问题。
里：到那时，你准备离开斯坦福了。戴：我在斯坦福待了18年。1951年我去了那里，离开时已经是1968年。在那一阶段斯坦福实现了从一所或多或少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到成为一所顶尖大学的转变。在那个阶段，学校里有大笔的经费可以用来资助某些领域的研究。斯坦福大学的行政高层被一些科学家所占满了，他们所做的只是决定争取机会雇请那些手头掌握了大量经费的人。他们要争取这些机会，因为这些新来的人带来的经费很快就用得所剩无几。他们只是通过这种方式很快地建成了一个极好的教师团队。
唐纳德·戴维森访谈录
里：在你离开斯坦福那会儿，哲学系发展壮大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优秀研究生前来求学。不过，在那个时期你仍然没有发表太多东西，然而这不妨碍您对哲学系以及那些研究生们的巨大影响力。
戴：我对那些研究生产生影响的一个原因是，那里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讲授了这么多的核心课程：认识论、语言哲学，乃至伦理学。所有这些课程都关注哲学中的核心课题。这样自然而然这些研究生就围着我转。我是学校里唯一教这些课程的教师，在我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想法。我阅读大量的同行成果，并且试图消化它们。我会将这些想法写出来，并且将这些阅读材料分发给大家。我脑子里装了很多博士论文选题，我试图将这些选题带给那些研究生们。我连续担任了很多年的研究生指导教师，我到全国各地去录取他们。为了帮他们申请更多的奖学金，我会特意跟学校行政部门打招呼。
里：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吸引斯坦福之外的目光的？
戴：在《行动、理由与原因》一文出来之后，我立刻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邀请函。那个文章发表后，我被邀请到各种形式的会议上。我的文章也被发发到全国各地。我要看很多东西，但我从不急于将写的东西拿去发表。此外，英国也有很多人知道我。我将他们全部都邀请到斯坦福来过。在那段时间，大卫·魏金斯和我就许多材料取得过一致意见。他是第一个能够抓住我手头所做的事情的英国哲学家。他实际上是我给予影响的年轻一代哲学家，不过我也认识一些老一辈的哲学家。我认识吉尔伯特·赖尔和J. L. 奥斯汀。所有这些人我都非常了解。他们会被邀请到斯坦福呆上一个季度或者做一场报告，在斯坦福哲学系除了我再也没有人注意他们的工作。我有很多学生，他们对这些英国人所做的研究非常感兴趣。魏金斯和达米特被多次邀请来过，后来我还邀请了大卫·皮尔士。即便是约翰·威斯顿（John Wisdom）也来访过。他们非常高兴来到斯坦福，在那里除了我他们谁也不认识。
里：这样离开斯坦福必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选择？
戴：的确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一个原因是我喜欢我的房子，我也喜欢我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我认为学校的政策已经被科学家们所垄断了，我总在试图说服他们聘请一些搞哲学的人到学校来。苏佩斯那个时期已经担任了学校的行政职务，提出了一个我觉得并不荒唐的主意，就是哲学系里应当满眼都是那些正式的人，他们从一种正式的视角表述那些标准的哲学主题。但是，我更倾向于想要一些知道其他领域的逻辑学家。我们雇请了加可·辛提加（Jaakko Hintikka），他以一种逻辑学的眼光对认识以及哲学史都有所了解。我们还雇请了达格芬·弗洛斯达尔，他对欧洲大陆哲学也有所了解，但是也没有忘记他是一名逻辑学家。实际上他是蒯因的学生。诸如此类。我想要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对心灵哲学和认识论很有兴趣。除了指导我自己的研究生，我还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我想要的是这个系不能提供一种挑战。
里：这样您就离开了斯坦福，到了普林斯顿？您到了普林斯顿之后是否觉得自己的研究得到了明显的改变？这一点对于您的读者来说并不明显。
戴：我觉得是这样的。几乎在我被邀请到牛津大学做约翰·洛克讲座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有了一些改变。那时洛克讲座拥有很好的名声。这件事情发生在1969-70学年的结束之后。那一年我在斯坦福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中心（SCSBS），正是在那一年，我写出了最重要的六篇论文。我只在普林斯顿呆了两年时间。这些论文无疑可以被看作是我与大卫·刘易斯及吉尔伯特·哈曼、托马斯·内格尔相互交流的一个结果。我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大群非常活跃的人们中间。所有这些人都影响了我，包括那些像斯图亚特·汉普夏尔和格雷高里·夫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这样的前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即让自己身处于一个特别的学术氛围当中，在那里我不是关注这些话题的唯一一个人。如果你身边没有一个人处在挑战你的那个位置上，那么就很容易让你自己相信你说的都是对的。我发现斯坦福并没有为我提供一个最好的学术氛围。在普林斯顿就不一样了，因为很多人会来参加我的讨论班。我与吉尔伯特·哈曼以及卡尔·亨普尔（Karl Hempel）讨论了大量哲学问题，这种讨论在心理学上让我体会到了一种很大的改变。置身这种氛围仿佛有一种上哈佛高级研究院的感觉。
里：您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放手发表一篇论文之前会一遍又一遍地完善它。
戴：是的，的确如此。1969年我到了澳大利亚，去那里主讲大卫·加文讲座（David Kavin Lectures）。这个讲座相当是澳大利亚的约翰·洛克讲座，是阿德莱德大学的一个大型的系列讲座。（这个系列讲座的主讲人包括赖尔、蒯因、弗格尔（Feigl）、刘易斯·亨普尔（Lewis Hempel）、丹尼特和普特南）。澳大利亚哲学家斯马特（J. J. C. Smart）阅读了我的成果，是他促成了对我的邀请。这些讲座至少包括了我的论文集《行动与事件》中相关讲座的一半。约翰·洛克讲座的情况也是如此。我的论文集《真理与解释》中的最后一篇论文就是来自于这个讲座。那是一个研究成果的可观的整体。这些讲座的内容足够做成两部文集。洛克讲座的其中一篇论文并不包括在这部文集里，也就是那篇最终成为我初次提交美国哲学协会主席讲演的材料，即《论概念图式这一观念》。我花了好几年时间琢磨这篇论文。在入选文集的那些论文正式出版之前数年，我在世界各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们。
戴维森访谈录
里：从回溯性角度看，您是否认为调动到普林斯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戴：我觉得在斯坦福大学的话，心理上的感觉也是非常棒的。我入职普林斯顿时已经50岁了。如果我直接去普林斯顿的话，我也就没有机会在这些领域做出这么多成果了，因为在那里有很多人熟悉相关领域。这只是因为我在斯坦福，没有做这些研究工作，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根据自己的感觉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而没有任何人会反对我。
里：在普林斯顿之后，您后来调入研究院——纽约市的约克菲勒大学。
戴：我只在普林斯顿全职教了两年书。他们当初聘请我去担任哲学系主任。他们觉得像托马斯·内格尔和吉尔伯特·哈曼甚至是保罗·本纳瑟拉夫（Paul Benacerraf）这样的对于担任系主任职务来说显得太年轻了。我觉得这种想法未必是正确的。在那之后，尽管我到了洛克菲勒研究院，但我仍然拥有普林斯顿的正式编制，而不是一个访学者。我有一个特别的头衔，即“教授级的讲师”（Lecturer with the rank of Professor）。关于洛克菲勒，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所有的工作调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女人有所关联，除了去斯坦福那次。我在斯坦福时，我与第一任妻子弗吉尼娅的婚姻出了问题。弗吉尼娅非常急切想回到东海岸工作生活，他的愿望比我强烈得多。我也有很好的理由离开斯坦福，但她真的特别想离开。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块儿。他觉得西海岸没有特别好的艺术氛围。但我觉得她其实弄错了。事实上，在那个时期，西海岸甚至在某些领域比东海岸还要活跃。实际上她并没有能够得到像他通过付出东海岸才能得到的那种提升。事实上，她在西海岸做得更出色。但是她回到东海岩的愿望部分是成为她对我们之间的夫妻关系不满的一个表达。但是普林斯顿是停滞不前的状态，这就是一个离开普林斯顿去洛克菲勒的理由。第二个理由是我自己的。我想要写大量的东西出来，谁不想要有这样一份工作，在那里你根本无需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情？（洛克菲勒大学是一个研究性学院，并没有正式的学生或班级。每个教职成员除了做自己的研究无需做其他事情。）因此，我与普林斯顿达成了一项协议，就是我每年会在那里教一学期的课。这样我就会自己保留了我想要的那种教学方式。因此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教学。我所担心的主要事情就是教学不再像以前那样给予我理智激发。教学让你一直保持向上提升的状态。因此我经常问自己，我是否真的在那种状态下创作力非常旺盛？我与洛克菲勒的很多人交谈过，更重要的是那些离开了的人——比如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悉尼·休梅克（Sydney Shoemaker）。这些都是主要人物。我清楚地看到了危险所在，但是我想如果不接受一个带给自己这么好机会的邀请，那么会是一个懦弱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的非常重要。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它们并不仅仅是让你做，它们会帮助你做好它——倾注你的全身激情，等等。这样我就在1969-70年去了洛克菲勒中心，时间正好选在我在斯坦福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为期一年的研究结束之后。
里：嗯，让我们想想，您在斯坦福呆了18年。刚到那里时你还非常年轻，后来你离开了那里，成为也许是世上最好的一个哲学系的系主任。现在很多人从研究生院毕业后，一股劲儿地努力提升自己，定期地在优质期刊上发表文章，然后有一些好大学去给他们发工作邀请，诸如此类。不过您想要的不是这种生活。
戴：这的确不是我想要的。我在海军的那些年头所形成的生活态度与此有一定关系。我在海军的那些年头里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动力。我没有感觉到被抛在了别人身后，因为我甚至没有一个积极生涯的概念。只是到了斯坦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有了一些有趣的想法，并且开始为没有发表成果的而感到一丝焦虑。不过有两件事情发生了。帕特·苏佩斯比我更年轻，但他发表了一大堆东西，职称也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晋升，要让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鞭策我发表文章的动力就是，我的学生们开始发表我的一些看法。不是说他们剽窃了我的观点。情况完全相反。我那时才开始说，我最好是自己拿出一些东西来。但是如果有一个东西可以在哲学上区别我这一代与你们这一代，就是如今在研究生院的人们形成了一种成为一名专业的行家、拥有一份职业，以及发表一些东西是什么样子的概念，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我并不知道这一点能否成为我与我的朋友们的区别，或者是否我们其实都是如此。我可以说，不管我会得到什么样的成功，我从来没有一开始就想要得到它们，这样它们总是能够给我惊喜。直到现在，当有人介绍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时，完成了这个完成了那个时，我实际上非常窘迫。我在想，他说的是谁？是我吗？
里：我想请问您的写作风格的问题。您是如何描述自己的写作风格呢？
戴：我的大多数文章，要么是出于某个问题，要么是为作出某种答复而写。我认为我关于我的风格唯一能说的就是，我有时发现自己下笔之前常会感到一种仅人难以置信的艰难。我经常在构思第一个句子之后要求自己：“等等！下面该写什么？”很快，我就在脑子里写好了整篇文章。文本的命题或组织中的任何问题都会阻止我写下即使是第一句话，因为害怕自己坠入某个陷阱之中。当我最终写下某个东西时，我经常发现文章的前面几页，也就是让我小心翼翼地进入主题的几页，最好被忽略掉。因此，我将会完全抛弃这些痛苦构思好的前面几页。
里：但您给我的印象是您的文章都要经历多次修改。是这样的吗？
戴：我没有做大量的修订工作。在我写作一篇论文之前，我总是相信我对这篇论文是什么样子有一个清晰的想法。然而，在构思一篇文章的阵痛中，我发现我经常会雕琢打磨我的文章。当我试图去睡觉时，或者当我半睡半醒之时，各种奇思妙想总会纷至沓来，或者当我并不处于写作中途时，一个新的想法或者对某些结构性问题的一些解决办法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发现这些放松的时刻对我的构思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完）
原标题：《唐纳德·戴维森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