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日”与“做人”：《伤逝》的兄弟隐喻与人生观分歧
作为经典文本的《伤逝》是多解的。以往研究对其女性解放主题及其哲学层面上“空虚”“真实”等问题的探讨都已颇具深度。本文借由周作人所谓“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解释入手，分析《伤逝》中的兄弟隐喻，目的并非落实周作人的猜想，也无意将小说人物对应于兄弟关系，而是希望通过这一隐喻讨论周氏兄弟的思想差异和人生观分歧。鲁迅在《伤逝》中通过小说的人物和情节反思了新人物的旧观念和“新的生路”问题，重提“思想革命”和斗争实践的必要性。可以说，《伤逝》的兄弟隐喻已经指向了1920年代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道路和选择。
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写于1925年10月，1926年8月收入《彷徨》，之前并未单独发表。对于这篇作品，鲁迅本人并无专门的议论，只是在谈到《彷徨》时曾经说到：“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然而，与作者本人的不置一辞相反，评论家们对于《伤逝》却似乎情有独钟，多年来对它的阐释与讨论始终是鲁迅小说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大体上说，对《伤逝》主题的解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其爱情与女性主题的理解。比如李长之1935年在《鲁迅批判》中就称《伤逝》为“鲁迅最成功的一篇恋爱小说”，“是他的最完整的艺术品之一”。此类分析不仅肯定小说对恋爱悲剧和女性形象的深刻表现，更看重其通过爱情悲欢所表现出来的对女性解放、婚姻自由等重大现实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由于“涓生的手记”这一叙事角度的采用，小说的主题与情绪似乎变得更与作者本人有关，于是也有不少研究者借由涓生的“悔恨”“空虚”“遗忘”“说谎”等情绪和体验，将作品主题与知识分子的个性觉醒及自我反思，以及思想启蒙的方式与局限等问题相勾连，剖析鲁迅本人的思想与心态，并将之视为隐现于小说的虚构与叙事之外的一条真实的情感线索。
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挑战是，周作人多年之后站出来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这是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周作人的“感觉”或不失据，但涓生的“悔恨”“愧疚”并不能简单等同于鲁迅对待兄弟失和的态度。如何根据周作人的解释去理解《伤逝》，这是一个问题；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伤逝》中潜藏着一个有关兄弟的隐喻，那么鲁迅通过这个隐喻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在我看来，《伤逝》在爱情婚姻和女性解放的话题之外，的确存在一条与周作人有关的隐线。鲁迅通过小说的人物与故事情节，反思的是新人物的旧观念以及“新的生路”的问题，他由此重提“思想革命”与斗争实践的必要性，并通过兄弟隐喻提出了关于1920年代知识分子两种不同道路和选择的重大问题。
“伤逝”的兄弟隐喻
周作人说《伤逝》与“兄弟恩情的断绝”有关，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其原因要从《伤逝》写作之前的几个月说起。
1925年7月20日，《语丝》第36期发表了鲁迅的散文诗《死后》，这是“野草”系列的第18篇，也是《野草》中“我梦见”系列的最后一篇。这篇散文诗以“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开篇，以一个荒诞梦境的想象写出一种奇特的“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的“死后”状态。死在路上的“我”经历了路人的围观、苍蝇的烦扰、巡警的清除，直到入棺即将“六面碰壁”的时候还被兜售古籍的书铺伙计骚扰，鲁迅以一贯的幽默尖锐讽刺了看客（路人）、“正人君子”（苍蝇）、军阀（巡警），尤以漫画的方式批判了推行读经复古的小丑式文人。《死后》以对“死”的想象继续了对“生”的追问和对现实的批判，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合理完整，堪称是一篇内容丰富、构思巧妙的佳作。
有意思的是，就在《死后》发表后不久，周作人翻译了一首希腊小诗，题为《伤逝》，发表在1925年10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译者署名丙丁。原诗如下：
我走尽迢递的长途，
渡过苍茫的大海，
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
献给你一些祭品，
作最后的供献，
对你沉默的灰土，
作徒然的话别，
因为她那运命的女神，
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
已经把你带走了。
我照了古书的遗风，
将这些悲哀的祭品，
来陈列在你的墓上：
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
都沁透了我的眼泪；
彼此永隔冥明，兄弟，
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对于这首译诗，周作人有个注释：“这是罗马诗人‘喀都路死’的第百一首诗，……据说这是诗人哀悼其兄之作，所以添写了这样一个题目。”这个注释中对诗人姓名的古怪译法令人不禁生疑，将Catullus译为“喀都路死”，在用字上明显不合惯例。这个情况应该也引起了编辑孙伏园的注意，孙伏园在“记者后记”中就将其改译为“卡图路斯”。而周作人本人在半年后翻译《茶话已》再次遇到这位希腊女诗人时，则改用了“加都卢斯”。对于这个“路死”的特殊译法是否即与鲁迅的《死后》有关，不能妄下断言，但结合周作人译诗的内容和题目来看，却实在让人产生相关的联想与怀疑。
此外，诗中第六、七行——“对你沉默的灰土/作徒然的话别”——令人不禁联想到鲁迅发表于数月前的《求乞者》。在篇幅很短的《求乞者》中，“灰土”出现达八次之多，文末一句“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的长叹，以及继而四起的“灰土，灰土……”都正是鲁迅针对兄弟失和所发出的歌哭，表达了他对“装可怜”式的虚伪“求乞”的憎恶。而周作人在翻译中明显化用《求乞者》中这两个关键词，也很难说是巧合。
最有意味的是，诗题“伤逝”出自译者周作人之手，据他说是因为“这是诗人哀悼其兄之作”。“伤逝”之典出自《世说新语》卷五“伤逝第十七”，全部是有关悼亡的故事，其中更不乏兄弟之丧，尤以王子猷王子敬兄弟之殇最为动人。周作人以“伤逝”为题译诗，多半典从此出，而鲁迅对此亦不会不懂。于是，鲁迅在周作人的译诗发表后第9天的10月21日，也以《伤逝》为题写了一篇小说，以同题相呼应，这绝非巧合。《伤逝》虽然在收集之前未曾单独发表，但1926年8月《彷徨》出版，周作人必然读到，后来所谓“《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之类的话，就是他做出的回应。周作人说：“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有人的力量。”周氏兄弟的表达都很隐晦，但“伤逝”这个典故在他们私人语境中的深意却已相当明显。而且显然，这个典故指向了兄弟之丧，而不是小说中“男女的死亡”。
鲁迅对《伤逝》的写作没有做过任何说明，以他的性格，用同题作品来回应周作人是可能的，但他回应的方式必定十分隐晦。他本来就特别警惕文学批评中的“对号入座”，甚至曾说：“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预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所以，《伤逝》中两个主人公的情侣关系，应是鲁迅有意采取的障眼法。当然，这也不单是障眼法，因为在小说文本的层面上，人物关系与故事逻辑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与完整性，很好地服务于小说有关爱情婚姻与女性解放的主题。在我看来，《伤逝》中存在着两个文本：一个显在的爱情故事，一个潜藏的兄弟隐喻。两个文本既彼此相关又彼此独立，构成了一种既可相互呼应又可互不相扰的奇特效果。
基于此，本文虽由周作人的解读出发，却并不打算以考证和索隐的方式去解释这篇小说，更无意推翻或覆盖现有的合理阐释。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伤逝》中的兄弟隐喻讨论鲁迅与周作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并由此分析鲁迅在对这种差异的深刻反思中，如何突破了日常生活与私人关系的层面，抵达了对于大时代中知识分子前途与道路选择的思考。
新人物与旧观念
不得不说，周作人看到了《伤逝》中的兄弟隐喻，却错误理解了鲁迅的用意。鲁迅的“痛惜”是对兄弟殊途的痛惜，也是对知识分子阵营走向分歧的痛惜，而绝非周作人所想象的那种私人语境中的感性表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伤逝》的主题已明确触及新人物、旧思想以及“新的生路”的问题。
作为一部爱情小说，《伤逝》的成功不仅限于完满的艺术和动人的抒情，更在于它所深蕴的思想意义，即女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是“五四”时期的热点话题，也是“人的文学”关注与反映的重要题材。鲁迅早在1918年就在《我之节烈观》中讨论男女平等与“正当的幸福”的问题。1923年，他又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专门探讨了女性获取平等独立的现实途径——争取经济权——的问题，他的思考从不是口号式或浪漫化的，而是切实落于具体问题之中。他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提醒那些为娜拉出走欢呼的人们：“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女性要真正获得解放就必须争取与男性平等的经济权，争取到自食其力的可能性。这个观点，后来在《伤逝》中仍有某种延续，他所谓“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在鲁迅看来，空有觉醒之心与自由之梦，不以实际行动去争取现实的保障，则终将走向“梦醒之后无路可以走”的悲剧，而在这个意义上说，子君正是他有意塑造的一个“回来”的娜拉，是他以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为依托对伦理与社会问题做出的进一步思考。
虽然鲁迅一向关注女性问题，但激发他写出《伤逝》却可能还另有原因。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动因就是“女师大风潮”。1924至1925年间，身为教师的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始终站在学生一边，他支持学生不仅因为校长杨荫榆治校粗暴专制，更因为她配合当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推行文言，反对新文学。风潮期间，鲁迅在《忽然想到·七》《“碰壁”之后》《流言和谎话》《女校长的男女的梦》《碎话》《“公理”的把戏》《这回是“多数”的把戏》等多篇文章中，揭露事实、声援学生，甘冒被教育部免职之险，支持被解散的女师大，直至最终光复学校。正如许广平后来在回忆中说的：“女师大事件，就是当时北京的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卖国的军阀政府之间斗争的一个环节。”鲁迅从始至终介入其中，并为之奔走呼号，也正是看到这个事件背后的意义，而并非仅为个人荣辱和学生的具体要求。因此，与章士钊、杨荫榆等“正人君子”之间的论战，虽为具体事件和话题引发，但其牵涉的问题和造成的影响都是超出具体事实的。许广平认为：“这个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走向分化的具体反映。鲁迅当时反对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有些问题常常隐蔽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之下，然而这种斗争，在原则上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却越来越明显了。”至于瞿秋白后来所言“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在“女师大风潮”期间，鲁迅的各类写作都多少与之相关。除大量犀利尖锐的杂文之外，还包括《野草》中《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死后》《这样的战士》等一系列或明或暗涉及此事的篇章。同样的，他在此期间先后完成的《高老夫子》《伤逝》《离婚》等短篇小说，也都反映出此事的侧影。如果说《高老夫子》还只是拘于女校某些现实经验，重在讽刺校长和教师的观念之酸卑朽腐，那么，《伤逝》和《离婚》则是借城市与乡村的女性和婚姻问题重提女性解放、婚姻自主的话题，特别是表现了对女性问题背后的观念问题的深刻反思。而且，由于鲁迅的小说艺术已臻炉火纯青，所以这两篇以女性话题为主线的小说又都各自包含了更为深广的思想和内容。换句话说，由于新的斗争形式、新文化阵营的分裂，以及新的黑暗势力的形成，促使鲁迅在原有有关女性问题思考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忧患和新的思索。
因此，与“五四”初期的《终身大事》等“出走”叙述不同，《伤逝》的重心已不在觉醒与“出走”本身，而在“梦醒之后”和“走后怎样”。并且，“娜拉”式的新女性子君追求自我解放的阻力与困境也不再如《终身大事》中的田亚梅一样来自封建父权与旧家庭，而是来自新式婚姻家庭的内部。这是《伤逝》最深刻也最独特的地方，既是鲁迅在性别维度上对“五四”女性解放问题的深化，也是他对新形势与新问题的某种思考和回应。换句话说，在深入观察和反思新文化阵营内部的思想分歧的基础上，鲁迅当时最重视的就是新人——尤其是新女性——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对自身道路的认识和设想。他在保留了“五四”式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基础上，大大增强了对新女性自身的反思，子君作为拥有某种新身份新特质的知识女性，其在新型婚姻关系中的遭遇，反过来引发了一次对新女性观念内部的拷问和反省。
子君看上去是一个勇敢的、现代的新女性。在她所发出的极少的声音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然而，这究竟是子君自己的觉悟，还是她对于涓生多日教导的一种“回声”？这句话看上去是子君觉醒的宣言，甚至震动了她的启蒙者涓生的灵魂，令他“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但深思其意，会发现涓生不无夸张的狂喜不仅来自宣言式激情的感染，同时更带有对自己教导有方的欣慰与自得。这或许也恰好说明了子君这句话的“回声”性质：它高调、抽象而空洞，它是一句完美的宣言，却似乎并不发自子君的血肉之躯。
随后，子君不断表现出“觉醒”后的无畏与骄傲，无论是对于窥视的“小东西的脸”，还是对待租房途中各种“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与涓生的瑟缩相比，子君“确是大无畏的”，然而，这“大无畏”真的体现了子君的觉醒吗？作者在后面的故事中很快做出了回答。随着涓生失业带来的困窘与平淡重复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无聊，子君的无畏和骄傲渐渐消失了。在涓生的眼里，“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甚而后来他说：“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但也并不是今夜才开始的。我的心因此更缭乱。”问题可能在于，是子君真的在“变化”吗？还是她原来的“大无畏”就是个幻象？一个真正觉醒的新女性真的会在生活的压力下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吗？透过涓生的眼睛，作者鲁迅在观察和思考，他最终通过涓生之口，说出了一段看似无情但其实有理的话：
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
的确，子君一开始的勇敢和无畏并不是因为觉醒，而是因为“爱”，而这份“爱”本身又多少带有一些盲目和依附的成分。鲁迅在这里固然对子君满怀同情，但同时更有清醒的分析和反省。他看到的是，“五四”以来，在各种新思潮的启蒙和感召下，很多人——而不仅是女性——似乎是觉醒了，发出了觉醒的呼声，但那觉醒却可能并不真实，更不彻底，甚而只是一种被感染、被引导后的冲动或效仿。当现实的考验和困境到来的时候，盲目而依附的“爱”变得不堪一击，没有真正的“觉醒”作为基础，所谓的“爱”就可能只是一种新的幻梦，并不带来理性独立的自我的生成。
事实上，在子君这个看似受到新思想启蒙的新女性的头脑中，旧道德旧思想的残余还是相当严重的，小说中有几处细节对此有明确的体现。比如涓生说：“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这里的子君虽不无少女羞涩可爱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潜意识的暴露，可以说，对于异性、对于爱情，她的认识还是相当陈旧保守的。再比如到了吉兆胡同同居之后，子君给买回的叭儿狗改名“阿随”，阿随渐渐取代涓生成为子君最重要的陪伴和感情寄托。涓生“不喜欢这名字”，很明显也是不喜欢这样一种跟随、顺从的关系?这不仅是主人与宠物的关系，其实也是男女主人公之间关系的隐喻。如果说娜拉的觉悟是终于明白并试图反抗作为丈夫饲养的笼中雀的命运，那么不得不说，子君连这一份觉悟都还没有。在她的内心中，仍然残留着根深蒂固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旧观念。
正是通过这些细节，鲁迅观察和反思了子君的内心和思想意识。在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中，涓生的无能和懦弱固然需要批判，但子君本人也同样值得反省。她对“爱”的投靠和依附，最终只是让她离开父权的旧家来到夫权的新家，在“爱”的“梦醒之后”，依然是幻灭的、“无路可以走”的结果。可以说，鲁迅在《伤逝》中对于新女性“走后怎样”的追问已大大加深了一步。比1923年呼吁争取经济权更深刻的是，他深入到精神意识的深层，逼问出新女性精神觉醒的程度问题。在他看来，除了有爱、有钱，更重要的还是有自立和行动的意愿与能力。子君自以为有爱，出走的时候也确乎带了些钱，并以之“入股”了自己的新生活，但她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沦亡的结局，其原因，就在精神意识的深层。
鲁迅算不上女性主义者，《伤逝》也并非“问题小说”，但在女性问题的探讨中，《伤逝》确乎成为一个独特的经典。正是在“女师大风潮”的刺激之下，他反省了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某些新状况和新问题，更深地意识到新文化阵营中同样残存着旧文化的遗毒，因而，他以独特的角度深入讨论了某些看似崭新迷人的新观念和新人物的精神世界，将新文化中的旧问题再次揭露了出来。
“度日”与“做人”的歧途
《伤逝》爱情悲剧的真正根源在于涓生与子君在思想上的“真的隔膜”，按照故事自身的逻辑，他们最终走向歧途恐怕也是必然。而这个歧途，正是兄弟隐喻得以成立的关键和基础。换句话说，小说情节与兄弟隐喻的关联正在于对某种精神隔膜与思想差异的认识与反省，以及对这种人生歧途的痛苦呈现。
周氏兄弟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首先是生命哲学上的分歧。爱好平安凝静式人生的周作人恐怕始终也无法理解一生追求实践行动美学的鲁迅。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讲过的：
就像周作人所说的那样，鲁迅的选择是一个强者的选择，是大多数人很难做到的。而周作人的选择是凡人选择，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如果说鲁迅的选择是非常人生，那么周作人的选择是寻常人生。
正像把斗争、矛盾、反抗、破坏推到极端会带来弊病一样，反过来说，把安宁、和谐、稳定推到极端，也是很危险的。也就是说，失去了破坏和创造的欲望，可能会导致人的生命的保守、平庸、猥琐。排斥反抗、破坏、单纯追求安宁、和谐、稳定，它是保守的。普通人这样做是很危险的。……“翅膀飞不起来了”，这是周作人的选择可能要导致的危机。……特别是把周作人的这种选择放在大动乱的、大动荡的现代社会来看，其弊端就更加明显。鲁迅在这一点上是一再批评周作人的。
在《伤逝》中，子君就典型地代表着一种追求安宁凝固的凡人选择，涓生曾经不无讥讽地代她感叹道：“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子君深陷在日复一日的家务之中，每天“川流不息地吃饭”，“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不能说她对爱情已丧失了追求，但她确是已把爱情与生活完全凝定在了某种状态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她要对涓生求婚的那个瞬间极度迷恋并不断温习的缘故，因为在她看来，那个时刻是她爱情的巅峰时刻，即便时光无法永驻，她也要通过与涓生一起温习的方式不断让自己回到那个瞬间。在子君眼里，那个幸福的时刻就像一个美丽的标本，即便是静态而空洞的，也足以令她沉迷。
而涓生在这一点上显然有所不同。他不喜欢温习那个瞬间，不仅是因为尴尬，更大的可能是因为他对爱情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这或许并不是出于男性的喜新厌旧，而是他内心对于爱情、婚姻，乃至生活的一种基本态度。涓生在“手记”中不断写到的那种“空虚”感，正是来自没有目标、没有活力、没有行动力的凝固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常常变幻形式出现在鲁迅其他的作品中，比如《过客》中老人与女孩的“平安”，或者《死火》的冰谷中既不冻灭也不烧完的凝固的火焰……在涓生的生命里，对于空虚的反抗和对于“新的生路”的追求是一直存在的。最早他“仗着子君走出这空虚”，是因为子君带来了新的生活和希望，但是后来，当新生活成为新的桎梏和新的空虚的来源，他只能在矛盾纠结中选择独自离开。从恋爱关系上说，涓生的孤身前行并不可取，但从观念的角度上看，他的选择自有其合理性。这也正是鲁迅在小说中并没有对涓生形象大加批判的原因，这里所反映出来的，其实不是鲁迅的性别立场，而是他的人生观。
在涓生看来，子君“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这话看似小题大做，但细想起来却符合逻辑。这里所说的“求生”，并不是简单懵懂的生存和苟活，而是行动意义上的“生”，是创造、变动和行动，甚至是“战斗”。在这个意义上，再来重新审视涓生那段一直被人指责为“负心”的言论，或许可以得出新的解释。他说：
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
作为人生第一要义的“生活”，不是温饱，而是奋斗和飞翔。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涓生其实并不全是不体谅子君为求温饱生活而付出的辛苦，更重要的是他无法忍受两人在人生态度上的差异。也正因如此，涓生在婚姻一开始就预感到“我的路也铸定了”，这对他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反倒是刚刚得知失业的那些天，两人因生活所迫而一度挣脱了琐碎而停滞的日常生活状态，感到“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当涓生意识到“忘却翅子的扇动”的危险，他开始不断地对自己说：“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这看似一个喜新厌旧的男人对家庭和责任的逃避，但其实也可能正是一个行动者的基本人生追求，虽然他并不知道如何“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但是他知道，“我活着，我总得向新的生路跨出去”。反过来说，不跨出这一步，不寻找“新的生路”，就连“我活着”的问题都难以证实。这也是涓生所谓“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真实涵义。并不是说只有在保证了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奢谈精神层面的爱情，而是说，没有行动的人生观，没有不断前行的哲学，所谓的“爱”终将是盲目空洞且终将走向悲剧结局的。
在涓生和子君的悲剧中，最大的分歧就是这种一个要静一个要动、一个要停一个偏要走的分歧，而这，大概也正是周氏兄弟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分歧。这样说并不是又要把涓生和子君的形象分别与周氏兄弟对应起来，而是说，这种分歧是真正存在于兄弟二人的思想与现实人生之中的，这是两种生活哲学的对垒，对此他们一定相互深知甚至有过争论，或许，这也是鲁迅希望周作人通过《伤逝》去领会的东西。
在“平安”甚至平庸的时代，喜静还是好动、追求安适或是不断斗争，也许是可以相安无事、各遂所愿的。但是，在如1920年代那样的“大时代”中，这种差异就不仅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是指向了人生道途的分歧。对周氏兄弟而言，从1923年的失和到1925年的《伤逝》，时间过去越久，那些导致矛盾的具体原因和细节或许可以渐渐淡化，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或许也因分居而变得不再重要，但是，两人思想深处的分歧却一定会更多地暴露出来，而且，这种分歧的意义和对未来道路的影响，也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性和典型性。甚至可以说，周氏兄弟的失和问题已渐渐突破私人生活的层面，成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两条道路与两种选择的代表。
正如《伤逝》中所写到的，当子君“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的时候，涓生在通俗图书馆里“瞥见一闪的光明”，看到了“新的生路横在前面”：
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
…………
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
这个想象看似空泛不切实际，但其面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指向却可能大有深意存焉。涓生的“新的生路”并不是一个男人的另求新欢，而是对生活道路的一种全新选择。更确切地说，这不再是从会馆搬入吉兆胡同式的改变，而是一个完全脱离旧轨、重新在大时代与新世界中确定自身位置的自觉。事实上，也正是在1925年的这个时刻，周氏兄弟也分别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鲁迅决意“出了象牙之塔”，而周作人说，“别人离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两个人的殊途，已不再是两年前分家时的“家务事”性质，而变成了——甚至代表着——两种全然不同的人生抉择。
早在1919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曾以十个字概括出他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最高理想，那就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度日”与“做人”分别侧重物质层面的生活与精神层面的追求，两者在鲁迅眼中缺一不可。或许在当时，他对“度日”与“做人”的关系并没有特别深入明确的思考，但在后来的实际生活与斗争经验中，他对这两个词所代表的含义一定有了越来越深切的认识。并且，这个“人”的概念也渐渐从“五四”时期的“个人”深化为更具革命意识和斗争精神的“新人”。1925年，鲁迅两次谈到人生的要务与目标：“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而要温饱，三要发展。”“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在鲁迅那里，“度日”法则固然重要，但更高的追求——“发展”，也就是“做人”——更为他所强调，这与他早年在《文化偏至论》中就已提出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也是完全一致的。
周氏兄弟的人生观分歧或许正可用“度日”与“做人”的差异来概括。兄弟失和之后，鲁迅愈加强调“做人”，而周作人却愈加看重“生活之艺术”。早年鲁迅就曾当着家人的面指出“启孟真昏”；失和之后仍在“小品文”与“小摆设”的问题上对周作人有间接的提醒；及至1930年代“京海之争”，鲁迅对周作人所代表的“真正老京派”的退隐姿态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国难将临之际，他还曾通过周建人发出提醒：“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事实上，越到是非关头，两人在人生观上的差异就表现得越发明显。周作人最终附逆，得意于事敌之后的安稳和虚荣，更暴露了其思想境界与生活哲学中最薄弱庸俗的一面。正如后人所慨叹的：“这是周作人最悲剧的地方，为了啖饭，为了求生，不惜牺牲掉自己过去所相信的主义。”
《伤逝》写作的时期，正是周氏兄弟失和之后在思想上渐行渐远的时期。两人都自1924年11月起开始为《语丝》撰稿，但到1925年春，态度已经出现了变化。鲁迅曾对荆有麟、许广平等人谈到：“《语丝》态度还太暗。不能满足青年人要求”，“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高长虹也说过：“最先对于当时的刊物提出抗议的人却仍然是狂飙社的人物，我们攻击胡适，攻击周作人，而漠视现代评论与猛进。我们同鲁迅谈话时常说语丝不好，周作人无聊，钱玄同没有思想，非攻击不可。鲁迅是赞成我们的意见的。”可以说，鲁迅不满于《语丝》的“无聊”“态度太暗”“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其实就是不满于那个群体日益显露的消极退隐姿态。
“正是在看到了《语丝》之不可为后，《莽原》的创办就成了思想革命‘转移阵地’的一个必然步骤，‘鲁迅想在文艺上创立一个新派别出来’。”正如高长虹所说：
那时候最前进的青年作家们，对于语丝是不很满意的。首先是因为语丝缺乏正面战斗的态度。而在这一点上，也正是大家对于鲁迅所感到的一种缺点。他自己当然把这个知道得很清楚。所以鲁迅与狂飙的会合就创刊了莽原，这有十分充足的理由。莽原在当时的莽原同人看来，是唯一的战斗的刊物。
疏远《语丝》，另办《莽原》，鲁迅当然明白这是他与周作人之间的又一次分道扬镳。对此，他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说：“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 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
对于鲁迅本人来说，《莽原》“思想革命”的方向或许正代表着某种“新的生路”。虽然他也反省自己其实“没有法子”，只是“乱闯”，但面对“穷途”，“却也像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过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他的信念是，“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所以“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莽原》的创刊表明了鲁迅‘思想革命’运动的正式展开，他开始以新的阵地和同盟者，以及‘战斗的姿态’出现于思想文化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重启‘思想革命’对鲁迅来说仍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其实也是鲁迅寻求自我和延续五四的巨大努力，他此时已经‘死火重温’，走出了心灵的彷徨，同时自认为找到了社会问题的根源，试图以重启‘思想革命’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为之注入了新的理念，在坚持‘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基础上，以更激烈的方式开启了对知识阶级自身的批判。另一方面，鲁迅试图和更年轻的一代建立联系，逐渐将自己从一个文学家变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在多数新文化人物落伍之后，反而立于时代的潮头”。
鲁迅与周作人的道路，几乎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选择；他们的歧途，也折射出1920年代那样一个“大时代”的历史。在那样的“大时代”中，个人的选择和承担不仅关乎“新的生路”，也关系着自我生命的最终完成。就像鲁迅在1927年所感叹的：“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本文转载自《学术月刊》2018年第11期，未收录原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