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与“重述中国”（下）｜学术反思、第三条道路与回应
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在这历史转换之机，《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二期“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暨施展新著《枢纽》学术研讨会于今年初在北京举行，围绕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的专著《枢纽——3000年的中国》提出的“重述中国”的主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历史学、民族学、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的国内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枢纽》自上市以来，引发了不同知识群体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中不乏尖锐的质疑。业已近年末，我们重新回顾2018年初的讨论，能发现《枢纽》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和“问题”，但作为一本思想见长的著作，作者所体现出的现实关怀、理论抱负、不凡见识以及“以现代知识话语进行中国知识叙述的可贵尝试”，正是对越来越书斋化、学科化、碎片化的当代学术的反拨。
2018年，世界局势风云变幻，美国对全世界竖起了“墙”，英国正为脱欧忙里忙外，法国巴黎的“黄背心”余烬尚温……或许诚如刘吉先生在《枢纽》序言中所说，“旧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瓦解，新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走上前台，引导全球秩序的新格局。对于这种新格局的认识，需要有新的理论努力和勇气”。
抚今思昔，展望未来。重述中国，是为了从过去看见未来，从世界发现中国。《探索与争鸣》杂志本着百家争鸣以及正确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原则，将与会学者们的观点汇集刊发津要，并以别册形式同期发布全文。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探索与争鸣》杂志授权，刊发部分学者发言与《枢纽》作者施展的回应文章。分三期刊出，以下是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与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的发言稿，以及《枢纽》一书的作者施展（外交学院副教授）的回应文章。
超越宏观与微观：历史叙述的第三条道路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施展的书我只是快速地读了一半，整体的结构有一点了解，这个程度不够我直接做评论，所以只好用曲笔，谈一些联想到的问题，不一定跟施展的这本书都有关系。
我先讲一个日本的掌故。上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位日本学者梅棹忠夫，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后来被结集成册，书名叫做《文明的生态史观》，中文也有翻译，但是我相信没有人注意它。它讲的主要观点是，现在很多人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然后把世界区分为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但是实际上你到亚洲各个区域去看一看，就会发现，亚洲根本就不是一个能统合起来的区域，它到处都不一样。梅棹在这里讲的是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而没有强调文明文化不一样，所以他的表述比较接近于人类学，后来在日本成为一个并没有发展起来也没有被继承的学科，叫做文明生态史。
文明生态史要做的工作，并不是解构亚洲的一体性，而是用一个新的思路重新划分世界。梅棹认为，这个世界应该用第一地域和第二地域的方式来划分：第一地域是那些文明发展得比较晚，比较野蛮的小国，比如说西欧、日本，他们的周边有比较强大的文明，所以受到恩惠于这些大的文明，日本就从中国受到了恩惠，欧洲从希腊罗马受到恩惠。
但是早期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后来全由于游牧民族的入侵受到了破坏，所以就在近代开始之前纷纷挫折，发展不出来所谓的现代化工业社会。而那些没有被游牧民族的铁蹄践踏过的地区，就成功地发展出了现代社会。它大概是这样的区分，还有更具体的论述，比如说东欧和东南亚有没有对称关系之类。总而言之，从他的论述逻辑看，日本应该被划到第一地域，也就是所谓的工业文明地域，它和欧洲应该放在一起，而其他几大文明的区域都是第二地域，因为它们在近代落伍了。
其实梅棹的很多分析，如果仔细琢磨的话，都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它对于游牧民族简单粗暴的定位，不仅政治不正确，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在思考日本现代思想史的时候，他的《文明生态史观》无论如何都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竹内好给了一个定位，他说梅棹的东西我看着很爽，没有讲日本中心的意识形态，也没有讲单线进化论。他说这是一种历史平面化，或者说历史的“零化”。这个表述有些费解，我们不必纠缠于字面的意思。竹内好想要说的，其实是历史分析的去价值化。梅棹的论述里面讲日本的好话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这种好话并不等同于赋予日本以更高的价值。比如说他把日本归入了西欧，但是讲印度的时候，他说其实印度人和日本人比起来，在人种上更接近西欧，所以这样的论述，帮助他完成了去价值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
梅棹所关心的问题本来是重新划分世界，但是他的这几篇评论发表之后，却引起一轮新的日本脱亚论述。同样是说日本不属于亚洲，但是脱亚论者却把这个说法价值化了：他们说我们日本本来就是先进的，我们是第二地域的榜样，因为只有我们在亚洲实现了现代化。其他亚洲国家要在战后把日本近百年来的路再走一遍，必须向我们学习。
假如没有新一轮脱亚论（即日本优越论）的出现，竹内好也许未必高度赞扬梅棹忠夫。但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局面，竹内好觉得，梅棹论述中有一些潜在的可能性，是值得挖掘的。
在上世纪60年代初，竹内好和梅棹有一次对谈，我今天的题目其实是借用了对谈里竹内好提出来的说法，叫做“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历史”。这个说法有特定的上下文。在对谈中，梅棹对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有一个没有任何情感色彩的客观分析。他说亚洲虽然现在处在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万隆会议好像是把亚洲的很多国家结为一体，但是其实只是因为那些大的国家，它们内部的矛盾解决不了，它们在转移矛盾，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意向。梅棹认为，亚洲几个大的文明国家，一旦有了势力之后，发展起来了，一定会有文明一元论的倾向，不会坚持万隆会议主张的那种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他说凡是大的国家，都有文明一元论的倾向，不能说只有欧洲在生产文明一元论。
这个时候竹内好表示了不同意，他对梅棹的这个看法提出了反驳。他说我不认为历史是无限的过去向无限的未来发展的过程，我愿意在有限的范围内来思考历史。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关注到，在有限的范围内曾经出现过的一些特殊的状况，它具有改变历史的意义。比如说亚洲对抗欧洲的反殖民运动，这种对抗不能被宏观的叙事一笔抹杀掉，因为它包含了革命的契机。
竹内好不是思想史家，但是他提出了思想史里面一个非常关键性问题——宏大的历史叙述是否能够解释历史？
平心而论，梅棹忠夫对于万隆会议的分析并没有错误，其实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0年就提出了民族主义是双刃剑这一关键的问题。亚洲国家确实同样面对着文明一元论的诱惑，这一点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万隆会议精神还包含了另外一个方面，确实是西欧不具备的，这就是后发国家的尊严问题。借助于万隆会议，这个问题被正面提出来了，虽然它隐藏在了重新安排国际秩序的诉求背后，但是它并不能被民族国家化和现代化这类范畴回收。而这种要求独立尊严的诉求，只有到了二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才以新鲜的生命力呈现出来。其实过了这个阶段，当民族独立真正获得了之后，这个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又被忽略了。
那么，竹内好为什么要对梅棹并没有错误的分析表示异议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梅棹看到了万隆会议潜在的一个方面，即大国总是有操纵国际秩序的欲望；但是他避开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即曾经沦为殖民地的亚洲国家具有反殖民的和平发展诉求，这个诉求是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西欧不会有的。这两个方面纠缠在一起，才构成了真实的万隆会议，才构成了真实的亚洲。
可以说，在梅棹的视野里，不可能看到历史过程中这种纠缠在一起的复杂性问题。他只关心重新对世界格局给出划分的方案，因此，整合各种表象建立尽可能整齐的抽象范畴，是他关注的焦点。消解欧洲与亚洲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具有解毒的功能，但是梅棹并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取代东西方对立的问题框架。他的第一地域和第二地域的划分方案，并不具有真正的解释功能，因此，热闹归热闹，学界并没有认真地对待梅棹的这个设想。
竹内好与梅棹的接触点，也就仅仅限于后者在化解意识形态化地解释日本现代化进程方面的解毒功能。可是梅棹不仅化解了竹内好日本优越论的价值序列，也同时化解了其他重要的问题意识。竹内好直觉到，仅仅依靠宏观的把全人类装进去的架构，是没有办法面对那些历史里面的关节点的。所以他执意地强调说自己要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历史。
宏观的工作总要有人做，但我想要说的是，宏观的工作要具有解释力，而不是仅仅具有概括力，只有如此它才是成功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宏观的视野是不是一定要用宏观的方式、宏观的结构来呈现，有没有第三种可能？
今天历史学似乎习惯于把研究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种方式，甚至往往把它们对立起来。我们都知道微观史学是非常细致的工作，很多史学家考证完了一个很具体的个案之后，已经耗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对那些做考证的历史学家是心存敬意的。但是我不认为把宏观与微观对立起来，把考证与思考对立起来是正确的做法。其实普遍性完全可以是微观的，可以是特殊的，考证本身就是思考，陈寅恪就是很好的范例。不过我要讲的不是如何考证的问题，我希望提出的问题是，思考为什么必须要用抽象的方式？难道在经验里面就不能思考吗？这也就是竹内好提出的“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历史”的含义。只要我们换一个思路，那么竹内好提出的问题就变得有意思了。
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历史，意味着不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归纳所谓的规律。我不是说规律不重要，但是对于历史这个领域而言，来自自然科学的“规律”需要很多但书才能获得意义。这个论证我就不做了，就结论而言，通常在历史叙述中建立规律的努力，很少能够在解释历史复杂性方面获得成功。宏观、抽象的结构性论述比较容易辨认，所以它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如果不能及物，历史认识论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在西方哲学的意义上，仅仅为了满足知识上的好奇心，依靠逻辑进行推理的思维活动，当然可以不对解释历史负责，但是假如面对历史，那么竹内好提出的问题就不能绕过去。
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历史，只有这样，那些被宏观叙事轻易跨过去的问题，才会显得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怎么去理解大家都谈到的那个问题:中国从哪儿来，中国往哪儿去，作为中国人这是我们最焦虑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社会非常复杂，这个复杂后面的动态平衡，其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解释不了的，只好说中国没有历史。中国是不是真的没有历史？用循环史观是否可以有效地解释历史？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很难用一个抽象的方式，用历史哲学的方式给出回答。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回到施展的书。我读了很有限的一部分，我非常喜欢的是书里处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动态关系的尝试。这个部分让我甚至觉得作者也在做历史的“零化”工作，有点像当年梅棹忠夫做的那样。我们通常是把中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把其他民族的王朝作为外围，但是施展试图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一来一回的拉拉扯扯这种张力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视野，于是有了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这一互动的结构。我开始以为这会成为全书的整体结构，不过后来它似乎并没有形成论述的主干，在事实上被消解掉了，我觉得有点可惜。这不是一句游牧民族是不是中国这样一个抽象的判断能取代的。
施展论述中的一个亮点，是试图把清朝定位为处于草原与中原帝国之间的中间状态，认为这是清朝可以持续统治的原因；这些想法是很有意思的，只是没有发展成结构性的想象，而仅止于一种说法。结构并不是一个筐子，可以往里面装各种东西，结构是论述的机理，它需要变形为各种论述环节。尽管施展也说游牧与农耕民族间的互相牵制关系是中国历史的结构，但是却并没有让它承担有效的论述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它基本上止步于一个抽象的说法。
施展这本书我没有读完，不敢深入评论，所以把竹内好的那句话引用来做题目，就是因为我很希望年轻朋友能走出一条新路来。历史叙述除了宏观和微观之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第三条路，就是在形而下的层面讨论普遍性问题，而不是一定要把它抽象成历史哲学。因为如果这样，我们能够碰到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坦率地说，那些无法整合的问题，才是最棘手、最复杂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任何理论都有用，但是好像它有用的部分也都有限，所以很期待年轻的朋友们继续往前推进这个问题，也期待施展的下一本书能够换一个样子。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本文原标题为《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历史》）
从“重述中国”到“重构中国”：《枢纽》的贡献与不足
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施展的抱负很大，希望以一部书来“重述中国”，亦即重建一套关于中国问题的历史哲学或社会科学叙事方法。这项研究的目的，旨在厘清过去，定位当下，指引未来。
这样的学术努力令人钦佩，甚至令人惊叹。那么，《枢纽：3000年的中国》是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呢？大家知道，《枢纽》上市仅一月，销量几近10万册。由于罗辑思维和得到APP平台的推广传播，这部书甚至已经成为2017-2018年交替之际的一个重要学术事件。可以说，在商业上和传播上，这部作品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而施展也是一月之间成了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七零后学者之一。
但是，传播归传播，学术归学术。无论作品的影响力如何，评价一部学术作品，我们只能坚持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唯有经得起学术标准的拷问——这种拷问并不是说，《枢纽》不应该引发争论或争议，而是说《枢纽》的主要方面应该在这种争论或争议中守住阵地——这部作品才更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术典范，成为拥有持久学术乃至政治影响力的经典。当然，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经过粗略阅读和审慎思考，我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
《枢纽》何以重要
《枢纽》何以重要？我用三句话来总结：一是议题重大，二是理论恢宏，三是见识不凡。
首先，该书试图站在21世纪初的历史时点上，重新厘清过去、定位当下、指引未来，所以，该书只能处理最重大的议题。在厘清过去方面，作者讨论了从封建社会到豪族社会、再到古代平民社会这三个循环背后的逻辑，分析了中国文明基于农耕-游牧互动、中原-边疆互动的多元复合结构，解读了超大规模结构下传统中国停滞结构的成因。在定位当下方面，作者基于全球化背景下，论述了中国的超大规模结构是如何成为全球经济体系“双循环结构”的连接点，或者说是如何成为两个世界交汇的“枢纽”。在指引未来方面，作者讨论了两大问题，一是双循环结构的演化方向，以及中国应该和能够在这种演化中扮演的角色；二是在内部秩序（国内政治）与外部秩序（国际政治）的互动中，中国如何最终完成自我超越，作者呼唤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精神直觉”。当然，在论述中国现实问题与发展方向时，施展碍于尺度，只能引而不发或者点到为止。然而，懂行的读者自然能够在字里行间读出作者对于中国未来命运的深刻忧虑与开阔想象。
其次，处理大议题，需要大理论。作者以大视野、大格局、长时段的恢宏理论来处理重述中国的问题。比如，在解释古代中国不同社会形态的演进、循环与重塑方面，在重述中国历史的多元复合结构方面，在剖析外来文明冲击下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必然性方面，在解读中国40年的经济崛起方面，在探讨新世界格局下的中国战略选择方面，作者都提供了自成一体的宏大理论。应该说，作者的理论野心是巨大的，甚至是如今习惯于处理窄小议题的中国学界所不适应的。大体来说，作者著《枢纽》的“小目标”应该是：通古今中西之变，成施展一家之言。
再次，判断一部宏大叙事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作者是否具有卓越的见识和深邃的智慧。《枢纽》在这方面也是表现不俗。在诸多重要问题的叙事上，作者要么借鉴与整合了已有的理论，要么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从而在整体上构成了一整套视角独特、气度非凡的话语系统。比如，在整体上，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是作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变量。在解释传统中国的停滞与“超稳定”结构时，作者这样说：“一方面，由于在古代平民社会当中，中国发展起超大规模的人口，形成了大量剩余劳动力，遂使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革都不可能出现，中国经济陷入‘内卷化’之中无力突破。……另一方面，还是由于这种超大规模人口的平民社会，政府所能从社会汲取的资源规模是如此之大，一种可对社会形成绝对压制力的集权秩序便会建立起来，对权利的普遍互相承认因此而遭到制度性专权的压制；并且，这种大规模的统一帝国，中央政府所能汲取的资源对于地方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从而帝国也不会再进入持久的分裂割据状态，多元政治竞争的格局也不会出现。”
在解释中国经济崛起和目前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时，作者这样说：“国际经贸结构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所说的‘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向‘双循环’结构的转型，即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了一个循环（第一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第二循环），中国向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出口制成品，从后者进口原材料等，两个循环通过中国而联系起来。”
在施展看来，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和供应链网络的规模效应，这种转型的完成就具有了“终局性”。而中国正是因为这种处在两个循环连接与交汇的中心位置，从而成为了全球体系中新的“枢纽”。
在论述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的互动以及中国需要转型为世界历史民族时，作者这样说：“经济的成长通常伴随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是个关键的时候，如果该国在这一阶段能够完成其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向，我们可称之为精神解放，亦即在精神层面上完成对本国的超越，便有可能成为全面的领导性国家。如果它无法实现精神层面的自我超越，最终可能会在民族主义的激动之中，走向四面树敌的状态，甚至走向毁灭。”
仅凭这几段摘录，我大致上可以有把握地说，《枢纽》是一部见识不凡的作品。
总体而言，《枢纽》并非是在窄小议题上的实证研究——就我熟悉的学术圈，这一点一定会遭到严肃批评——而是一项对重大问题的诠释性或解释性研究。施展试图用气势恢宏的理论框架来处理重述中国这一宏大议题，又在诸种重要的具体问题上给出了一系列见地独特的解释。当然，并非作者的每一项重要解释都是首创性的或原创性的，作者很多时候是借助中西学界已有的成果，进行了借鉴、整合与吸收，最终能够自成一体，构成了一项重述中国或回答中国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新的理论解释。所以，这可能是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著作。作者既打破了对西方理论的复述，又打破了国内史学界的主流叙事，在整合人类已有主流知识的基础上，为重新理解中国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枢纽》的社会科学反思
我很少这样赞美一本书，最近一些年我甚至还在主流学术期刊上批评过世界著名学者的作品，比如《民主的阴暗面》《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等。尽管如此，赞美不代表这部书不存在严肃的问题或缺憾。在展开学术批评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这部作品的批评，并不适合以处理窄小议题的实证研究方法作为基准。既然作者要处理3000年的问题，只能基于适用处理3000年问题的研究或叙事方法。这种叙事方法的主要特质是，基于学理的分析框架应该跟基于长时段历史的宏大叙事之间实现有效结合。这种叙事方法的重点不是解释细节，而是解释脉络；不是解释小节，而是解释大局；不是解释小的波动，而是解释大的趋势。
但即便如此，我认为，《枢纽》仍然需要经受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严格检验。而检验一部宏大叙事的学术专著，常常有三个标准：一是逻辑是否严密，这是基于理论的检验；二是材料是否可靠，这是基于证据的经验；三是逻辑与材料、理论与叙事之间是否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就这个标准来看，《枢纽》一书还存在一定的缺憾。
一个重要方面是该书并没有贯穿始终的分析框架。这意味着作者是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不同的议题。由于每个议题都是重要且特殊的，所以作者解释每一个重要议题的理论也是特殊的。但是，与《枢纽》相比，学术界如今影响重大的宏大叙述专著，往往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它们有着统一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一直贯穿长时段的历史叙事过程，由此展现出一种逻辑一致的美感和理论框架的简洁性。
比如，社会学者迈克尔·曼所著的《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用四个关键变量及其互动来理解社会权力的起源与演进，这四个关键变量分别是军事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关于政治秩序缘起与变迁的研究——《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部作品，也有着统一的分析框架。由有效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构成了政治秩序乃是人类不同的政治共同体政治进化的终极目标，也是解释历史上不同国家政治与治理绩效高低的核心因素。生物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强调了环境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反馈系统，对不同地区或文明演进与分化的重要性。在长达数千年的分析中，作者的分析框架也是一以贯之的。
跟这些作品相比，《枢纽》缺少一个统一简洁、贯穿始终的分析框架。当然，一个可能的辩护是，《枢纽》不是一项专题研究，而是试图回答跟中国3000年历史演进有关的诸种重要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一个统一、简洁的分析框架所无法覆盖的。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作者有时混淆了应然和实然的关系。除了最后一个部分，《枢纽》这项研究，总体是试图解释既已发生的事实，即实然的视角，但作者不时地在叙事中加入应然的视角。问题在于，当实然与应然的视角交替运用和混杂使用时，容易在逻辑上遇到某种困顿。
比如，作者讨论革命问题时，这样说：“而要达成这样一种成熟心态，需要有这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所谓政治成熟，需要这个民族的精英阶层拥有宏阔而又长远的眼光，对于历史、世界、人性，有着一种深刻的理解与把握能力。这也是对于世界历史民族提出的一种必须的要求。”
从谋篇布局来看，这段话的上下文都是在中国内部革命与外部革命的问题，作者当然是一种实然的视角，目的旨在解释革命何以发生。然而，作者关于政治成熟的这段文字几乎完全是一种应然的视角。在“大国的自我超越”一节中，作者的大量叙述也是应然视角，这就导致了实然分析与应然探讨文字的交替使用。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作者的“自由预设”。实际上，作者的这项研究整体构成了一种关于中国历史的辉格史观式的表述。作者下面两段话非常清晰地强调了“自由预设”：“所谓世界历史民族，不在于它可以统治其他民族，而在于它作为世界秩序的自变量，有能力理解到自身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能在自我意识的展开中把握世界历史的命运，从而引领人类的普遍自觉。这种命运与自觉，就是自由的普遍实现与展开。”“咨诸中国的历史，我们发现其在若干轮的大循环中，内在地包含着一个自由的展开过程。”
无论是期待自由，还是追寻自由，都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讨论中国历史进程与方向时，这能否成为一种预设？进一步说，我们能否根据这种自由预设来展开关于中国历史演进的叙述呢？这种“自由预设”以及基于这种“自由预设”展开的关于中国历史进程与方向的思考，是否有着充分的依据呢？这可能就是一个问题。
此外，作者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大胆论断比较多，但这就冒了一种可能的风险，即有的论断可能尚未经受严格的学理拷问。比如，讨论国际经济体系转型时，施展这样说：“清教经济伦理是一种以生产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其所有的法权设置都是围绕于此，其所转化出的制度安排可以称为‘生产的政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可以用更繁荣的发展来消化掉。在其逻辑走到尽头之后，试图再靠发展来消化问题已行不通，此时需要新的经济伦理来置换掉它；新的伦理还需要将自己外化为一种‘分配的政治’，以解决‘生产的政治’所带来的问题。”
这一段文字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所谓“生产的政治”一定会走到尽头，这是一个论断。尽管这一论断与凯恩斯对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不足的理论相一致，但这一论断本身存在着重大争议。第二，作者认为，“生产的政治”会转向“分配的政治”，这也是一个很强的论点。但问题在于，这究竟是基于何种逻辑呢？作者似乎并没有提供实质性地论证与证据。但这一点有可能会引起争议。
讨论中国未来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时，作者又对“双循环结构”未来的演进提出了一个论断：“非洲国家有可能被促成的发展，将不会是基于其工业化的进程。供应链网络的逻辑使得这条路已经被封死……”
换言之，双循环结构已然形成，而中国以外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则很难突破这种双循环结构。这几乎就是一种宿命论，即中国之外的第三世界已经进入一种终局性的结构，因而再也无法实现新的突破。当然，很多读者完全理解，中国的规模优势、全球供应链与中国互相锁定的可能性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可能处在一个较为尴尬的历史时点上。然而，即便如此，这种宿命论仍然会遭到质疑。特别是，经济学家们普遍相信，相对价格的变动仍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资源配置调整，或者促进新的实质性的创新。
尽管这里上面讨论了很多细节问题，但这些细节是重要的，因为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枢纽》这座学术大厦的砖块，而每抽走一个砖块，这座学术大厦是否依然坚固，就容易会遭到质疑。所以，如果《枢纽》有修订版，或者《枢纽》还有续编，我希望施展能够对这里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从“重述中国”到“重构中国”的政治逻辑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更关心《枢纽》一书的政治叙述部分。无论是基本历史形态的演进，还是中国未来方向性的选择，都离不开政治问题。本质上说，政治问题甚至还具有某种压倒性的优先性。因为，当跟国家、安全、秩序与政治权力有关的问题不能解决时，经济发展与科学昌明就无从谈起。
由于种种可以想见的原因，施展对中国当下与未来政治的论述并没有充分展开。这种策略性的处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政治其实应该是作者历史叙事中的基本问题，但作者的叙事方式在很多方面却是“非政治的”。
在讨论中国前景时，作者基本是以共同体本身为单位的，即中国是一个整体，甚至“应该是”一个带有精神自觉的、有智慧的、有理性的主体。比如，作者这样说：“基于对这样一种生成中的世界的理解，中国必将自己的现代转型最终落实为宪制，在制度层面上将自己的内政秩序与国际秩序联立起来，从而在实力、理想、制度三个层面上完成自己的世界主义转型。”
这段话出现在《枢纽》全书靠近结尾的部分。作者的言说逻辑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如何，特别是作者强调了宪制的重要性。然而，作者几乎完全回避了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为任何的现代转型或世界主义转向，都有赖于一个个的人去完成。特别是，政治家、政治精英与大众往往都在这一政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一，即便存在着一种对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在整体上有利的政治方案，此时此地的政治行为者能否认识到这种“真理”与逻辑？
第二，没有人保证一个政治共同体会像一个人一样行动。在政治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与利益纷争，这里既有利益的不一致性，又有对政治权力本身的争夺。这种利益分化与权力冲突完全有可能使作者论述中的共同体最优方案或最优路径可能落空。
第三，从政治过程来看，政治精英之间、政治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互动模式，并非是由事先的结构性条件决定的，而往往包括了选择的偶然性。特别是，重要政治人物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有时足以改变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方向。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因素是不能被低估的。大体上，政治就是在过程中塑造的，其演进路径既非由结构性条件单方面决定的，又非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所指引的。而越是考虑具体选择的重要性，越是考虑关键时刻的重要性，具体的政治因素往往会变得更重要。
然而，《枢纽》一书并未处理类似的政治问题。所以，尽管《枢纽》最终指向的是中国发展的政治问题，但碍于叙事风格、言说空间或分析技术的原因，作者总体上呈现的是一种非政治化的叙述。那么，经由这种非政治化的叙述，能否指引一种别样的政治前景呢？
当然，所有这些学术批评对《枢纽》而言，都可能是一种过分苛刻的要求。我认为，这些可能的问题并不会损伤这部作品所具有的真正价值。特别是，对于过分关注窄小议题的中国学术界来说，这部作品造成了一个新的冲击。有理由相信，这部作品已经成为讨论中国问题的一个新起点。而这本身就是《枢纽》一书的独特价值。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原标题为《“重述中国”的理论贡献与学术反思》）
历史哲学写作何以可能——对诸师友批评的回应
施展（外交学院副教授）
感谢《探索与争鸣》青年学人支持计划提供的平台，感谢诸位师友对于拙著《枢纽》的谬赞，感谢诸位师友对于拙著所提出的批评。这些批评可以督促我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考，更可以在互动讨论中打开一些新的问题域，这也是我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下面扼要回应一下诸位的批评。我总结了一下，这些批评大致可以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在基础方法论层面的批评。比如有几位老师在质疑，我的写作究竟是历史写作还是历史哲学写作，边界似乎不够清晰，以至于经常会在实然与应然之间来回切换，伤害叙述的一贯性（任剑涛、包刚升）；如果是历史哲学的写作，那么这种写作在今天是否成为可能（孙歌、梁治平）；即便成为可能，是否还有比黑格尔更好的哲学框架（孙歌、王人博）？
第二类是对于书中一些价值取向的批评，比如对于中国的世界历史民族地位的表达，可能内在地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取向，则中国未来的走向将不知伊于胡底（任剑涛）；再比如书中对于边疆问题的讨论，似乎全然是从王朝或中原的视角出发，没有边疆自己的视角，导致了一种无视边疆的边疆叙述（鲁西奇、王人博）。
第三类是对书中一些具体论断的批评或质疑，比如我在书中所做的历史分期可能是很值得商榷的（姚大力、任剑涛）；中国是否真的在世界秩序中占据了枢纽地位（赵汀阳），等等。
先来回应第一类批评。首先要明确的是，我的写作并不是历史学的写作，而是历史哲学的写作。我在研究里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史实，我调用的都是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这些卓越的成果，就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每一颗都非常有价值，一旦找到一个好的论述框架，把它们串起来，不仅每一颗珍珠的价值都会被充分表达，并且由于它们进入到了一种结构性的观念秩序当中，每颗具体珍珠的意义也可能会发生深刻变化。这种结构性的观念秩序，就是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的写作在今天不仅仍然可能，甚至是必须的。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种自我身份的困惑与焦虑当中，无论是在对内还是在对外的层面上；历史哲学的重构，可以为克服这种焦虑提供一些必要的前提。历史哲学对于政治体的自我身份之确立有着重要作用，我在《枢纽》的“导言”中便提到，“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我身份，要基于两种理论叙事的构建：一是政治哲学的叙事，它会为该政治体确立其所要追求的正义之目标；一是历史哲学的叙事，它会确立该政治体的认同边界，确认何者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两种叙事加在一起，才会带来政治体的精神凝聚力。单纯依靠政治哲学的价值表述，无法回应共同体的特殊历史处境；单纯关注历史的特殊性，则无法理解共同体与世界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历史叙事，直观上呈现为对过去的重述，实际上是在勾勒未来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就是未来学。”
因此，历史哲学的写作有着很强的政治性。说到这里，对政治的研究与写作，便关涉到了三种学科进路：历史哲学的写作，政治哲学的写作，以及政治社会学的写作。我先对后两种进路的学科边界加以一定的解释，再返回来讨论历史哲学，差不多就能回应包刚升所提出的拙著在应然与实然之间来回跳跃的问题了。
政治社会学研究的起点是，搁置价值判断，先说清问题是什么，也就是实然研究。而政治哲学则是提供一套叙事逻辑，使得未定型的现实被导入某种规范化的秩序，让各种具体存在都获得统一连贯的意义和判断标准，它并不负责对现实给出一套真实的刻画与解释，但却能为现实赋予确定性，也就是应然研究。假如现实的逻辑跟政治哲学的路径不匹配，那政治哲学就只是个理想的目标，但没法解决怎么达成那个目标。此时便需要一套政治社会学的分析工具，把现实跟政治哲学连结起来。但因为政治社会学只关注现实，搁置价值判断，有可能导向某种很强的价值相对主义，所以需要政治哲学为它充当一个终极的锚，来锚准这个方向，但这个锚本身，并不负责解释现实，否则锚就不稳定了。
而历史哲学则同时兼有实然与应然两种气质。它需要在实然层面说清楚历史过程，又需要在应然层面对历史过程给出某种规范性的意义赋予，如此，方能在历史叙述中，将共同体的身份边界打造出来。所以，在《枢纽》一书的写作中，尝试以历史哲学的手法来整合我在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思考。先把价值判断、政治哲学搁置起来，从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这一系列角度，从古代到当下，把整个中国历史演进的逻辑尽量完整地梳理出来，然后我才能知道，哪种政治哲学的叙事逻辑有可能驯化这样一种历史逻辑；政治哲学有多种叙事逻辑，诸多派别，没有哪种叙事逻辑能适应所有历史处境。但用这样一种方法的代价是，我所调用的实然与应然的不同思考进路，有可能会相互影响对方的理论逻辑。包刚升在这个层面上提出的质疑，我是接受的，并且愿意进一步深入讨论，如何能够尽量避免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相互干扰。
由此又会有一个新的质疑被提出来，就是对于价值判断的搁置，是否能够成为可能。我的回答是，“搁置”是分层次的或者说分位阶的，在一定位阶上的搁置完全有可能，但这以在另一些位阶上不搁置为前提，否则甚至连提出问题都不可能。因为，对问题的提出，首先要有一个被提问题的对象，而对于对象的取舍，已经包含着某种价值判断在内了；在给定对象的前提下，在这个层面上，对价值判断的搁置是可能的。
历史哲学中所包含的应然性表达，还会引出一种质疑，就是它似乎是在寻找一种“历史规律”，但“历史规律”真的存在吗？我对此的回答是，历史哲学的写作不是要发现历史规律，其应然表达，会有某种似乎像是“历史规律”的外观，但这只不过和政治哲学一样，是要找出一种精神秩序，对各种特殊性加以某种规范性的整合，从而对于价值与方向给出引导与约束。历史哲学所呈现的“规律”并不指向一种实然存在，而指向一种应然判断。
那么，这种历史哲学的写作，是否一定要用黑格尔式的哲学框架呢？当然不一定，完全可以有基于其他哲学框架的写作，只不过我是选择了黑格尔式的框架。这就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做此选择了，这与我对中国近代转型历史的理解有关。
近代中国的转型历史极为动荡起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代价发生在对外与对内两个方向上。从对外来说，正是外部世界的压力与冲击，启动了中国的转型历程，这也是一直自视为天下的传统中国逐渐获得自我与他者相区别的边界感，其自我意识在与世界的互动中逐渐生成的过程。值得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中国单方向地被动接受的过程，中国的体量决定了，西方冲击中国的过程，反过来也会在西方世界造成改变，因此这是西方、中国各自的自我意识不断地相互激发、相互生成、共生演化的过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当中所提到的“主奴关系”辩证法，可以提供一种宏大的视野与格局，对这样一种过程有着强大的整合能力；不至于过多地偏重于抽象价值的表达，从而对历史的某些面相会有一种拒斥。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叙述中，经常把中国近代史表达为一种屈辱史，然而在黑格尔式辩证法中，正是这段历史为中国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充实提供了基础。这样，我在书中就不仅仅是从具体的史实层面击穿对于近代的屈辱史叙述，也从哲学层面击穿了它。倘若屈辱史叙述不能被击穿，则中国只有与世界在绝对意义上相对抗，才能成就自身，这种叙述在当下直接就会引导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借用黑格尔式的框架，则能够在一种历史哲学的叙述中，直面中国与世界的对抗关系，并从中发现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这对当下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从对内来说，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有着各种血泪、心酸、痛苦与死亡，中华民族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很多自我撕裂。中华民族要想实现自我和解，此前历程中各种阵营与派别的痛苦与死亡，便都需要获得意义。否则，撕裂就始终无法被弥合，始终会有一部分人被历史性地甚至被现实性地排除在人民的范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自我意识便仍有残缺，民族的自我立法过程也就仍未完成。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辩证法，可以在民族的精神生成史当中，将各种战争与死亡都整合为统一的历史进程，让它们都成为民族精神生成史当中的路标，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与角度激活民族的自我意识，便都能够获得意义，上升为牺牲，从而为民族的自我和解提供一个重要的哲学路径。
另一方面，这样一种精神生成史的视角，也会提示我们另外一种历史可能性，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超级复杂的国家而言，其“身份决断应该是在一段绵延的‘历史时间’中完成，不似一般国家可以通过非绵延的‘历史时刻’而完成”。同样，“中国的制宪过程本身应该是在一个‘历史时间’中完成，而不可能是在一个‘历史时刻’中完成”。李筠、翟志勇、周林刚诸位对拙著的讨论当中，也都提到了这样一种思考，这也可视作“大观”学术小组的一个思想共识了。
民族的自我意识充实起来、精神自觉达成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自我表达为一部宪法，通过宪法，而将作为个体之宏观条件的民族精神，以及作为宏观之微观基础的个体精神，整合进统一连贯的规范性秩序当中。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整体抑或局部，若哪一个层面未曾被整合进来，则民族的精神自觉便仍未完成，它可能仍然面对着自身社会中某种形式的内在对抗性，但这种内在对抗性，却恰恰是不断向更深层次激活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基础。这个过程是一种过渡性的阶段，我们同样需要某种法权秩序对其加以规范。中国所需的这种类型的法权秩序，也是“大观”小组近年来着力思考的内容，我们目前暂称其为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基本法。
再来回应第二类批评。先说任剑涛老师对于书中民族主义色彩的批评。我觉得，这是任老师对拙著的巨大误读。梁治平老师在其评论中便注意到了，我在书中对于民族主义所作的批判。但是任剑涛老师的这种误读也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现象，我在很多学界同仁乃至网上对拙著的批评中，都看到了这种误读。所以我想进一步讨论的是，何以会有这样一种误读出现。我的直观感觉是，这可能与我的写作手法有关。我在写作中，在实然与应然之间经常会有来回跨越，前面刚刚解释过为何我会做这种跨越；但这种写作手法可能会产生的代价就是，容易让人把我在书中所做的事实判断当成是价值判断。于是，我在书中从事实层面深入分析中国经济成长的内在机理，可能会有读者以为我是在从价值层面鼓吹一种民族主义情绪。仔细阅读的话，这种误读并不难避免，但是读者有可能在粗读之际形成那种误读，进而丧失仔细阅读的兴趣，这是很遗憾的。我在未来的写作中，需要努力将其表达得更加清晰。
再说一下“无视边疆的边疆叙述”这个问题。鲁西奇老师和王人博老师在这方面的批评，颇有人类学的气质，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出发，批评大一统对它们的压制和消弭，进而批评我的写作视角。这样一种批评很重要，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值得深入讨论。
我个人也很重视多元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所带来的文化价值，也很喜爱其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美好。但对应的，有另一个维度必须注意到，这种地方性的美好之所以得以形成，就在于其相对独立的小环境，但这种小环境又往往都是脆弱的、难以保护自己的，它们往往要面对强力的保护或征服。这是内在于人性的一个事实，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一事实，都不得不面对它。因此，为了守护美好，反过来便必须思考驯化强力的问题，让强力本身得以上升为正义之剑，而不是堕落为邪恶之矛。强力本身就是个工具，是中性的，它究竟会守护正义还是为虎作伥，取决于是否能找到办法驯化它，而驯化它的技术之一就是政治哲学及历史哲学。这是我的写作会有当下这样一种重心选择的原因：我越是重视人类学的价值（我在书中的某些地方曾深入表达了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珍视），就越是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入手。我认为，成功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建构，能够自然地为地方性知识撑开其所需求的精神空间，起到守护后者的作用。
再来回应一下第三类批评。这里面都是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分别来说一下。
先是关于历史分期问题。
姚大力老师质疑，我在书中依据社会结构，将古代中国历史区分出三轮大循环，即“封建社会”“豪族社会”以及“古代平民社会”，这样一种历史分期用来勾勒汉地社会的历史形态变迁是可以的，但却不能将其当作今日中国全境范围内的整齐划一的变迁，各种非中原地区并没有同步地出现这种形态变迁。我完全同意姚老师关于中原以外与中原的历史形态变迁并不同步的看法。我在书中一直将中国史表达为远远超越于中原之上的，包括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多个亚区域在内的体系史；但我之所以用中原地区的社会结构变迁作为整个体系史的分期依据，在于中原地区是这些亚区域当中人口、财富规模最大，社会秩序最为复杂的地区，它发生结构性演化的内生历史动力也是最大的。中原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会直接影响到中原内部的朝廷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博弈关系，进而影响到中原与其他亚区域之间的互动模式。从而，即便其他亚区域的社会结构变化有限，整个体系的运动逻辑也会发生演化。也就是说，体系史的演化逻辑，与中原史的演化逻辑之间，是有着特定意义上的同步性的，中原的演化是促动体系演化的自变量。将中国史作为体系史的写法，此前很少有过，也就更没有对这种体系史的分期标准了，于是我只好暂且用中原地区的社会变迁分期，来刻画整个体系的历史分期了。这种写法确实无法令人足够满意，希望未来可以找到更好的分期表达方式。
任剑涛老师质疑我的历史分期中“平民社会”一说，认为精英治国的现实，使得无论在宋以后的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都难以被称为“平民社会”。这里有个概念使用上的差异，我所说的平民社会，并不是说统治者也是平民，相反，统治者一直是精英，这是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内在于人性的现实。我谈论平民社会时，所关注的角度是社会结构，我在关注社会中是否还有具备强大组织能力的豪门大族。有豪族的情况下，与没有豪族的情况下，政府与社会的博弈逻辑是大不相同的，从而引出的历史后果也是大不相同的。比如，我在书中分析到，中原地区自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时期的分裂状况，一个大一统崩溃了，取代它的是另一个大一统，而不是大分裂，这是与中原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的。
赵汀阳老师质疑我对中国的枢纽定位，主要是从两个角度。一是古代中国难以被称为“枢纽”，一是现代中国远非可以从世界收租的霸主国家，称为“枢纽”恐怕也不是十分合适。这需要分别解释一下。我用“枢纽”这个概念，仅仅是用来描述当代中国的，古代中国当然并不合适用此概念来刻画；但是对于当代中国的理解，却脱不开对其历史由来的解析，所以“枢纽”这个书名在论古代史的时候可能还不是足够切题，但也不算离题太远吧。而赵汀阳老师对当代中国是否为“枢纽”的质疑，是从“世界中心”的意义上来理解枢纽的，这也是我的书名可能引起的歧义之一。我所谈论的枢纽，并非世界的中心，而是指在最新一轮创新经济带来全球产业大分工的时代，中国的一种特殊地位。西方国家在这个时代主要从事创新经济所拉动的高端第三产业，以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主要从事第一产业，而中国则作为西方创新产业的生产外包地，作为世界工厂承担起第二产业，为全球进行生产。一、三产业没法直接发生经贸循环，而是必须以第二产业为中介，中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衔接全球经贸循环的枢纽。中国是一个谁也绕不开的中介，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此成为了世界的中心，这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两件事情。
我在书中还提到，作为全球经贸循环过程的中介，这个地位蕴含着巨大的政治与外交意涵，中国需要获得精神自觉，才能够理解到这些意涵，并进一步地去实践它，承担起自己的世界历史责任。从对枢纽地位的讨论过渡到对于精神自觉这个问题的讨论，这里面有着从实然到应然的一个跳跃。这种跳跃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我认为中国当下的经济力量，已经意味着中国成为了世界的中心，或者以为我认为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的中心。这种误解可能确实与我的行文方式有关，所以我需要特别澄清一下，我不仅没有认为当下的经济成长让中国成为世界中心，而且我认为中国对经济成长的真正历史意涵还远未获得精神自觉；书中的思考，正是要讨论，这个远未达到的精神自觉，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希望在“它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方面的讨论上，获得师友们的更多指教。
以上就是对于这次研讨会中诸位师友批评的简单回应。在此之外，我还想就之前一些朋友所提出的一个较具普遍性的批评加以回应。很多朋友在质疑，我在书中的政治哲学取向，是一种从权力出发的霍布斯路径，而非从权利出发的洛克路径，但霍布斯路径很容易带来对于权利的伤害，为何不从洛克路径出发？后者显然更加可欲。
在我看来，“可欲”与“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事，霍布斯路径与洛克路径，哪一种能够成为可能，有一个历史处境差异的问题。英美的历史处境与法德这种大陆国家的历史处境是不一样的。英美走的显然是洛克路径，在这个路径里，天赋人权是整个理论架构的基础前提。但是霍布斯曾经提问，在“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当中，所谓的“权利”由谁来保障？没人能够保障的话，“权利”就相当于没有。因此，霍布斯所关注的首先是政治奠基的问题，这才能让权利的保障者出现。再一次地，因为内在于人性的一些困境，政治奠基问题讨论的起点就只能是权力。此处还要多解释一句，我所说的政治奠基当中的“政治”，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其核心问题是对共同体的打造与健康延续，共同体的打造不仅仅是一个权力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打造成功之后，权利始获得其基础。法德这种大陆国家，走的就是广义的霍布斯路径。
那么，英美为何就能走得通洛克路径呢？在“权力”底定之前，它们的“权利”是由谁保障的呢？答案是，强大的社会。英国的君主（以及美国的政府）从来没有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有能力碾压社会，相反，强大的社会先在于政治奠基，这使得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奠基问题在英国甚至不需要，政治问题基本上都能法律化处理；定义着“权利”的法律，则是来自于传统、基于社会自演化过程的普通法/习惯法。只要习惯法一直在，洛克路径就能走通，也肯定更理想。可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习惯法或说传统，因为一个强大统治者的出现而断裂了呢？此时便无法走洛克路径了，权力问题于是成为核心，霍布斯路径便登场了。这是法德这种大陆国家的历史无奈。
很多朋友都在批评我，说霍布斯路径有个很大的风险，以此为基础的主权论叙事，难以让国家避免二战前日本、德国的那种风险。在我看来，本质上来说，日、德风险，并不是霍布斯路径所导致的，而是强大的统治者已经碾压社会所导致的；这样一种现实，换成哪个思想家也改变不了，思想者只能先直面这个现实，再来寻找出路，对它做抽象批判没多大用处。二战前的魏玛德国，其宪法被人们称作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但是这成功阻止希特勒上台了吗？当时有多少德国的思考者已经看明白前面的风险了，说绝不能这样下去，但他们还是只能痛苦地看着这个国家朝向深渊奔去。因为政治发展路径的可能性边界，不是政治哲学决定的，而是个政治社会学问题；能够阻止日、德风险的，是其强大的市民社会。二战后德国不再成为问题了，起点也不是它的社会成熟了，而是美国力量的碾压性覆盖；后来在欧洲框架下，德国社会发展得更成熟了，才能在根本上阻止德国再走上恶路。而美国力量碾压性覆盖了德国，又如何确保美国不会走上恶路呢？前面刚刚说过的，美国的强大社会，是其能够避免可怕的政治风险的基础。
话说到这里，似乎有些悲观。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层面的理论努力，对于历史究竟能有多大影响呢？有很多历史条件的孕育，不是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写作所能替代的，于是我们的写作颇有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色彩。但这不是说我们在现阶段就不要做理论努力了，相反，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理论努力的空间仍然是存在的。虽则这种努力的结局也要取决于历史大势的进程，与学者个人的期待没直接关联，但学者的本分就是要做这种西西弗式的努力，否则等着谁来做？愿以此与诸位共勉。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