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访谈｜张军：听讲座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

【编者按】

近几十年，世界承平日久，乐观的人们以为，个人命运可以握在自己手中。回头看来，在逝去的岁月里，个人命运是随时代起伏的，个人命运与时代有极强的关联。在跌宕起伏的大势中，经济学家群体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和个人选择，他们的经历和治学与国家时代命运又有着怎样的交织？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经济学家访谈”系列，讲述中国经济学家个人成长、治学故事，以及大时代背景下的家国情怀。

今天我们刊发的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的口述。

37年前我作为安徽考生以高分考入复旦大学时，今天我们的经济系当时还叫政治经济学系。实际上，那个年代，全国都一样，只有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与今天千军万马抢学经济金融不同，在当年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并不吃香。不过，作为文科生，复旦的政治经济学系那一年居然录取了90多位同学，后来分成两个班，一个读了经济学，另一个班专攻人口学。我在经济学的班。

政治经济学系的课程虽然也涉及高等数学、英语、统计和经济史，甚至计算机语言，但我们当时课堂学习的主要内容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资本论》、国民经济计划管理、财政、社会经济统计等，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样的经典原著是花了较多时间的。要知道，那时候除了课堂学习之外，校内校外的一些讲座更是对我们有巨大的吸引力。

上世纪80年代是年轻人思考人生价值的年代，所以我们最喜欢听的讲座毫无疑问是哲学。我们那一代人都喜欢哲学，校园的3106教室或3108教室的讲座最受欢迎的也一定是哲学讲座。讲座大多数都是安排在学生们吃了晚饭和洗了澡之后。现在想来那是校园生活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候。

我喜欢哲学，但对科学哲学尤其感兴趣，觉得物理哲学是特别重要的一门学问，因为科学哲学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科学是什么，科学不是什么，科学和真理的关系是什么，科学会不会错，科学是怎么进化的，科学是怎么发展的等等这些问题。

讲科学哲学的学者往往是研究物理学，或者自然科学科学史的人。这些人那时候称自己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我听过的科学哲学讲座大部分讲物理学历史与量子力学这些内容。我买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也向图书馆借了一些。我有一本澳大利亚的学者写的《科学是什么》，这本书在我的书柜还能找到，中国科学院有一本自然辩证的期刊，叫《自然辩证法通讯》，我也喜欢看。我中学就喜欢数学和物理学，对化学兴趣不大。在大学校园里又开始对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情有独钟，读了很多书，当然也不见得完全看得懂，但还是经常到书店去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书，我读过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德国人海森堡写的《物理学与哲学》。读了卡尔·波普尔的《科学的结构》后，觉得非常重要，一定要去研究这本著作，费了很大劲去弄懂它。后来我还读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也是研究科学结构的著作，它讲的是关于科学如何由内核和外围来构造出来。

你一旦接受这些理论，就想去看有关物理学家写的东西，也特别喜欢听物理学名师做的报告，有些我不大听得懂但还是要去听，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典型的物理粉。记得大概在1982、1983年的时候，周培源先生来复旦做一个讲座，我蹭进去听，那个讲座关于天体物理的，由谷超豪教授主持，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周培源先生，相信我是现场唯一的文科生。

对于周培源先生的印象从我少年时代就有了。我在念初中的时候订阅了《人民画报》，我记得有一期上面有一幅爱因斯坦的黑白照片，爱因斯坦坐在一个躺椅上，照片摄影者的署名是周培源，我那时候就猜周培源是不是爱因斯坦的学生，他怎么能给爱因斯坦拍照？这给我带来很多遐想。所以后来我对周培源这个名字就有了深刻印象。

那个讲座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周培源讲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建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国门封闭，在国门再次打开后，他发现国际物理学杂志上发的文章他基本都看不懂了。听到这句话我很惊讶，连他那样的著名物理学家都看不懂了，一方面说明物理学已经成为年轻人的工作，也说明国内物理学研究和国际物理学前沿脱节了很久。类似的话我们的苏步青校长在那个年代也讲过，他说自己已经不能跟上学科研究的发展步伐，今后不想再参加数学系博士论文的答辩。

我去听的另一个大物理学家的讲座是1984年冬天杨振宁教授的。他到复旦来接受名誉博士证书，之后做了非常有意思的报告。那天正下着雪，讲座先定在复旦数学系的小礼堂，苏步青老校长、谢希德校长他们都在，谢校长主持报告会。但那天人太多，礼堂比较小，还分上下两层，二楼上站了很多人，怕承受不了，谢校长说我们得改地方，就换到不远处的相辉堂，当时叫大礼堂。所有人冒着雪跑到大礼堂。我冲到了大礼堂的主席台，就站在旁边听完杨振宁教授的报告。他报告的题目叫读书教学40年，讲他从抗战时到西南联大念书，后来去美国读书和做研究，结识国际上很多物理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当时国内还没有讲座用幻灯的习惯，但杨振宁教授带了一台幻灯机，幻灯片是自动翻转的，像一个圆的转盘，可以有上百张照片。我记得他的幻灯片中有很多我特别敬仰的物理学家，包括狄拉克、海森堡、波尔、吴大猷、李政道、吴健雄等。我记得他有一张照片，是他的儿子在电梯里跟爱因斯坦站在一起的一张合影，他的儿子那时候还很小。这是我在校园里听得比较完整的关于物理学家个人成长的讲座。1994年我到香港访学，在香港三联书店发现三联书店为杨振宁教授的这个讲座出了书，名字就叫《读书教学40年》，我一看基本就是那个讲座的文字版，里面所有的照片就是那天讲座播放的照片。我如获至宝，赶快买回来收藏。

自从听了那个讲座，对杨振宁先生的个人成长以及他后来在物理学界的人脉、学术研究，甚至包括他跟李政道之间的纠纷都很感兴趣。现在关于杨振宁所有的传记，大概有六、七个版本我都有，我也很喜欢看他写的文章，包括翁帆编的《曙光集》我也认真地读过。我见过杨振宁教授三次，其中有一次在他的讲座中我还问了他一个问题。

当时复旦的校园里有很多著名的物理学家，谢希德校长、华中一校长、杨福家校长都是研究物理的，我跟杨福家校长和华中一校长后来成为私交甚好的朋友。杨校长前不久还送了一本别人为他写的《杨福家传》，里面有很多杨校长接触过的国内外的著名物理学家照片，我还发现了一个错误。有一张照片是李政道教授75岁生日时，周光召教授率团去纽约参加生日party。有一张照片图说写的是周光召、李政道、杨福家。我看了那个人应该不是周光召，就发短信给杨福家教授，杨教授回复我，你看得很仔细，确实写错了，那是李政道在大陆的一个研究助理。物理学界的很多著名学者像吴大猷，邓稼先，还有吴健雄，我都关注他们。

当然在校园里我也听了很多经济学的讲座。

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虽然已经很开放，思想解放的氛围很浓重，但坦率讲课堂上的内容还是有点陈旧，我们反而喜欢听高年级学长做的一些讲座，他们是研究生或者大三、大四的学生。当时流行这种讲座：先介绍一个外国经济学人物，再关注他个人的研究，主要是讲美国经济学关注的东西，那时候大家不注重对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更多是了解某个理论或思潮。

一旦接触这样的东西，就特别想把英文学好，只有熟悉了英文才能去读文献，这对我有很大的刺激，一定要把英文学好，每天晚上都在学英文，拿一个无锡出产的红梅牌无线电，听美国之音慢速英语，后来慢慢到正常语速，那是很小的收音机，听短波不稳定，听得很吃力，但很有帮助。

到我1985年留在复旦读硕士时，复旦校园里的老外多起来了，1985年前后复旦谢校长跟美国一些大学的交流搞得很好，来了很多美国的学者，经济学界也来了不少人，大部分是从美国和英国来访问，大概待几天或者稍微长一点，那时候我们这边还没有能力请一个老外在复旦待上一个学期，基本上都是来访问，然后做个讲座。为了练习说英文的能力，我喜欢主动跟老外交流。

大部分来的访问学者研究自然科学，也有一些政府的官员，比如总统的科技顾问这样的职务。我也去听这样的讲座，还有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我们经济系也有一些老外的讲座。这些外籍演讲者只是短期过来，不是长期任教。

我听这些讲座主要是为了训练英文表达，所以每次不管什么样的讲座我总是坐在第一排，还要准备一个问题。后来我们老院长注意到，我每次听讲座很积极，还要去提问，他不认识我，就问我是否是世经系的？因为世经系的同学考进来的时候英文都很好，而经济系的学生英文一般都不好，他觉得我是个例外。

老外讲授经济学的机会并不多。但对我经济学的学习影响比较大的是这一次，1983~1984年上海海运学院（现在上海海事大学）跟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有一个关于海洋经济方面的合作项目，在海运学院办一个班，这个班大概有二十个学生，将来搞海洋经济方面的研究，由曼彻斯特大学派经济学教授来讲经济学基础课，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还有产业组织理论。我们自己的课表里还没有这些内容。

我不知道怎么得到了这个消息，和班里的几个同学商量后，决定去旁听，这个课程每周有好几节。海运学院在浦东，复旦在浦西，当时交通非常不便，我们每天晚上从复旦骑自行车到黄浦江码头，再坐轮船摆渡到对岸听课，下课再赶回宿舍，回来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就那样，旁听的人还蛮多，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英国教授，海运学院那个班的很多学生和我成为朋友，他们大多数人去英国留学了。海运学院的课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英国教授带来一些英文教材，那是很难得的。这个经历实在是意外之喜。

我从海运学院课堂上听到普林斯顿大学的William Baumol的理论，专门研究公用事业的市场结构。听讲之后对产业组织理论感兴趣了，一直影响到我研究生的阶段。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产业组织。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美国航空业在撤销管制之后的市场结构变化。我对这个题目特别感兴趣，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去阅读文献，还让复旦图书馆去买了这方面的书，当时图书馆可以由我们的建议购买外文书籍，如果觉得某本书重要，图书馆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把这本书买来。尽管很麻烦，还是买到了威廉·鲍莫尔关于产业组织的书。当时那个理论叫可竞争市场的理论（Theory of Contestable Markets），还有这方面其他的书，后来也看了《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些论文。我们经济系资料室的外文期刊，美国主要期刊我们都有，时间比美国那边晚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每一册我们都能看到，就这样看了很多文献。

我们虽然在研究生阶段已经开始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但我那时候还没有真正用这些理论来思考中国的经济。当时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我的注意力还没投向中国经济自身。那时候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变化还没有什么感觉，更没有能力去解释。在我的这个西方经济学的专业方向上，我们似乎对美国的经济学家和里根时代的美国经济的变化更感兴趣。

不过，学院和学校的各类讲座中已经有一些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了。因为改革开放，校园内吹进来很多新思潮。当时中科大的温元凯到美国去了一段时间，回国后他到复旦做讲座，介绍美国的科技。偶尔也有一些中国本土研究者的讲座，周其仁来讲过一次，讲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他们跟杜润生先生下去调研，掌握了一些情况和数据，很开眼界。朱嘉明后来也来讲过一次，我有印象。后来世界银行对中国有个援助项目，是关于中国大学发展的项目，涉及经济学科的课程表改革，谢希德校长请来了很多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来复旦出席研讨会，包括邹至庄。我也蹭进去旁听。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邹先生。

那时候复旦经济系也有一些年轻学者，试着用现代经济学来看中国经济。我估计很大程度是受到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的影响，那本书的英文版不知道怎么进入国内，大家就复印，读来特别有劲，觉得他的分析方法很实在，大家就模仿那套方法来思考中国的问题。

当时复旦经济系的几个青年教师（如符钢战、史正富、罗首初、朱民等）成立了一个国民经济研究小组，他们尝试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中国经济现象，让大家耳目一新。后来他们写了书，还得了孙冶方奖。我和我的部分同学也会蹭进去参加他们的讨论。

我这个年龄段基本上没有参与那个年代的重要会议，譬如莫干山会议什么的。在校园里我还是对物理学、自然辩证法这些东西感兴趣，没有完全把精力放到现代经济学上。

现在回头看，当年复旦的那些讲座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学术人生。复旦毕业之后我留校任教，30年来我的足迹遍布国内、欧美和亚洲各地，这让我有机会对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有了更直观的看法。我觉得，西方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受到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经验科学的思维方式已经从传统变成文化。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经验科学的传统都一样影响科学工作者的行为和思维。科学，即便是社会科学，建立在实证意义上的理论的构造都是最核心的工作。科学可以错，科学不是真理，它是我们不断接近真理的工具。

【口述人简介】

张军，1963年1月出生在安徽亳州市电力系统的干部家庭。自幼学习琴棋书画，念小学时是篮球队员，念大学时则是复旦诗社的早期社员，还曾参与创办演讲协会。

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入选国家万人计划，荣获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称号、上海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以及复旦大学校长奖，更是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获得者，以及美国比较经济学会最佳论文奖Bergson Prize获得者。曾受邀参加李克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