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文能武的大象，在宋朝成为了“害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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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9 07:20

上海

原创知了君知了x FUTURE

大象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往往是温和敦实又憨态可掬，虽然体型巨大，肌肉发达，但它们友好、温顺、易于亲近，是力量与柔和的矛盾统一体，有着鲜明的“反差萌”。然而在历史上，“大象”的地位尊贵过，也人人喊打过。

能拉车、能打仗，还能跳舞

大象在古代，一直是祥瑞的代表，其庞大的身躯给人一种憨厚稳重的印象，是吉祥的象征。古代民间每逢结婚或庆典，很多地方的人们会用到充气大象，寓意吉“祥”如意，万象更新。

看似体型庞大，行动不便的大象同样也是可以披挂上阵。在《三国演义》第九十回中叙述，诸葛亮南征过程中，为孟获助阵的木鹿大王“腰挂两把宝刀，身骑白象，从大旗中出阵”，与蜀军对抗。可见，大象不只是摆着看的吉祥物。

除了能冲锋陷阵，也因为大象巨大的身躯，还被人们用来拉车，搭乘鼓吹乐人。史籍载曰：“汉朝舆驾，象车鼓吹十三人中道。”

在汉代之际，大象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中比较罕见的物种了。在中原地区如果想要见到大象的话，只能依靠南方各个小国的进贡。

物以稀为贵，大象作为“珍奇异兽”，其形象的内涵也发生改变。“大象”很快跻身于祥瑞动物的行列，与龙、虎、熊、翼兽、嘉禾、祥云等处于同一画面，出现于画像石、墓室壁画、器物装饰中。

安徽萧县文管所藏石

除了单独的“象”图外，汉代的大象图像往往与人物图像组合，且多为胡人或僧侣。这一现象基于张骞通西域之后，打开了中原人认识中亚或南亚的窗口，得知该地人民善于驯象，同时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因此，“胡人-象”、“僧侣-象”这一题材沿丝绸之路东传至汉地，被固定为一种艺术模式并融入汉代的艺术传统之中。画面一般呈现驯象、骑象的场景。

汉代后，驯象作为一种珍稀的外来动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唐人的社会生活及文化视野中。不过，也许是受到生态环境及运输成本的影响，虽然古老的丝绸之路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前代，但是除了个别情况外，已经很难见到有来自南亚及西域各国输入内地的驯象身影。

这一时期的人们，对域外驯象的认识与印象主要还是来自遥远的南方边疆各族及东南亚地区。张籍在《送南迁客》诗中这样描写异乡风情：“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战象与市银这两项珍稀物品，成为诗人心目中对遥远的南方民族地区最深刻的文化印象。

传说中大象帮舜耕田

《岭表录异》卷上也记载：“蛮王宴汉使于百花楼前，设舞象，曲乐动，倡优引入一象，以金羁络首，锦襜垂身，随膝腾踏，动头摇尾，皆合节奏。即舞马之类。”舞马在盛唐时期曾盛极一时，出现过“舞马四百蹄”的壮观场景。

在唐人眼中，象舞类似于马舞。用象舞来招待唐朝的使者，应是当地外交礼仪中的重要活动之一。由此可见，驯象在当地人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大象在礼仪中所扮演的作用

《新唐书》中记载：“开元初，闲厩马至万余匹，骆驼、巨象皆养焉。”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中，饲养大象逐渐成为了一种风潮，对于唐朝的人民来说，通过敢看大象的表演，人们也能感受到其作为祥瑞的意义。

是吃亏了，还是“违物性”？

宋朝可谓是唯一一个将大象视为“害兽”的朝代。社会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大象的地位仍然非常高贵，作为君主的象征，大象往往出现在社会的许多祭祀活动中，此时的大象除了祥瑞意义之外，更是被赋予了很多政治色彩。《玉髓真经》中就曾有过对大象的描述：“驯象贡珍形、番奴驯象形、番王骑象形、驯象驾辂形。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风雨飘摇中建立起来的南宋王朝，迫不及待地想恢复昔日荣光，从宋高宗所取的年号“建炎”就可看出，延续大宋“火德”的涵义一目了然。礼仪当然也要重建，必不可少就是大象。绍兴25年（1155年），宋高宗就曾说过“祖宗时，每遇大礼，须用此（指大象）”，把大象提升到“祖宗之法”的高度。

宋代大象的来源，一般是进贡和购买，其中最主要的来源地，就是交趾，也就是今天的越南。据统计两宋时期，交趾曾经26次进贡大象。

但是，可不要以为进贡就是白给这么便宜的好事。中国古代的朝贡，和册封、称臣一道，形成了一种庞大的国际政经体制。

其他地方来朝贡时，中央不仅得一股脑地收下朝贡物，还要“估价酬值”回赐赠礼。除了钱币以外，锦袍、银帛、车马、兵器、茶、药，都在回赠清单里。朝贡国往往是“厚往薄来”，带着廉价产物来，换取巨额暴利后离开。

宋高宗

这种不合算的交易，让宋高宗倍感吃亏。到了绍兴31年（1161年），他就指示：“如今后贡方物，不必以驯象入献”。

从高宗晚年到孝宗时期，南宋朝廷多次想要减少交趾贡象。但此时的礼仪庆典中，象仍然不见减少，交趾又不愿意宋以购买代替朝贡，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对于大象在宋朝变为害兽的又一种说法是，宋高宗时期盛行“违物性”的言论，君主在放归进献的珍禽异兽时多以“违物性”为依据，逐渐形成定式，意思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都必须效法自然；豢养本该自由奔跑的大象违背了自然之道，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根据。而至于祥瑞传统，则应该以内心之诚来替代“天人感应”下对祥瑞的需求。

宋孝宗时期停止用象的缘由又有了新的论据，大象因踩踏庄稼被视为害兽，朱熹担任漳州知府时，象群蹂躏庄稼，“本州管内荒田颇多，盖缘官司有表寄之扰，象兽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开垦。”本来只是好心提醒农户注意大象，但在农害多发后，人们变本加厉地妖魔化大象的形象，给无辜的野象也招来了杀身之祸。

宋朝理学兴盛，在理学确立的新天观与君主论中，“天”本身无意志，其实无法判断君主政治的良善与否，只有通过君主主动地将义理化道德内化才能构建上天与君主之间的联系，因而君主统治的优劣其根本也在于约束君主的道德水准，而不需要讲究一些虚无的形式主义。

在颇为实用的思潮中，大象就卸任了祥瑞的功勋，但比较损失的一点在于，大象沦为变革中的牺牲品，被视为“害兽”而被残酷捕猎和折磨。

清朝绘画中的卤簿宝象

随着朝代的不断更迭，元明清时，大象又恢复了其“祥瑞”的地位。清朝从事朝仪工作的大象均属于外籍象种。它们都要一路翻山越岭，涉川过河，经过千辛万苦才能来到中原新家，途中安排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接送进京。即便这样，途中也难免死亡，而负责伴送的官员还会因此受到降级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