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丨危机与秩序：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
旧世界已然老去
而新世界尚未最终形成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
探索欧亚地区的危机与世界秩序的更替
在危机中把握时机、发现机遇
转危为机、化敌为友
《危机与秩序：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
冯绍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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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为冯绍雷教授十年磨一剑之作，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转型的进程为大背景，以世纪之交以来俄罗斯与大国关系为切入点，探讨了欧亚地区一系列危机与世界秩序演进之间的关系。对此，在作多方位思考之后，作者将所获得的的认知与结论归结为两个词：“危机”与“秩序”。
一方面，作者以危机现象为分析重点，讨论了未来，俄罗斯能否超越“危机应对式”的外交战略，进入一个新的面向全球的格局：既有政治与经济的均衡，又有国内与国际的均衡，兼顾俄罗斯本身处境与国外反响之间的均衡，以及当下与长远的平衡。另一方面，作者以全球转型为思辨的轨迹，进一步讨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即未来的世界秩序将走向何方？作者提出，全球化和国际转型本身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纠偏和完善的历史进程。当前的调整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片段而已。但是，如果把握得当，短暂的调整期对于全球转型的宏大进程，乃至未来世界秩序的更替，都会起到重要作用。而我们理当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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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智库——周边研究中心主任，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华东师大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人文学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中国俄罗斯东欧与中亚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俄罗斯、国际史、国际政治理论、全球转型等问题。曾在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亚、日本、美国、西欧、拉美、非洲等国多次访学与考察。专著《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获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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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推荐
作为冯绍雷教授十年磨一剑之作，本书不仅凝结了他多年来对于世界秩序、全球转型、国际危机以及俄罗斯的内政外交等各领域研究的综合性思想与理论观点，更表达了他对未来世界变局与走向的基本判断，为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秦亚青
本书汇集了冯绍雷教授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客观论述了俄罗斯当前的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并准确地把握了当前重要的国际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未来世界秩序转型趋势。
——杨洁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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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目录
序 言
第一篇 危机与秩序转换中的俄罗斯对外关系
第一章 危机、世界秩序与当代全球转型
第一节 国际史上的危机与世界秩序
第二节 “半秩序”：冷战后全球转型的过渡期
第三节 长、中、短时段作用下的国际秩序的延续与更替
第二章 冷战后俄罗斯外交：主体、观念、结构与周期
第一节 有关俄罗斯外交主体的争论
第二节 冷战后俄罗斯外交中的民主与专制之争
第三节 俄罗斯所处的对外关系结构
第四节 周期演进中的俄罗斯对外关系
第二篇 第一波：世纪之交的大国博弈
第三章 危机孕育中的世纪之变
第一节 北约东扩——自由之神的降临，还是动荡之源?
第二节 1997—1998年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
第三节 多重危机交织下的科索沃战争
第四章 “9·11”事件与大国合作的昙花一现
第一节 世纪之交大国关系的转机
第二节 “9·11”事件之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大辩论
第三节 “9·11”事件后的中、美、俄三边关系
第三篇 第二波：走向欧亚冲突
第五章 地缘与文明冲突的锋芒初试
第一节 地缘政治、文明冲突与伊拉克战争
第二节 “颜色革命”：欧亚大博弈的前奏
第三节 俄乌能源危机的前因后果
第四节 从俄格冲突到国际金融海啸的“危机政治经济学”
第六章 大国认知中的暗流涌动
第一节 俄、美、欧三边关系的重新思考——历史、文化、关系结构及其前景的讨论
第二节 中、美、俄：合作与竞争中的相互认知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俄、欧、美在中亚
第四篇 第三波：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欧亚抗衡
第七章 地区危机中的大国关系
第一节 美俄关系“重启”的缘起与终结
第二节 乌克兰危机：新秩序的前奏，还是大混乱的征兆？
第三节 叙利亚战争：乌克兰危机的“孪生子”
第八章 危机深渊中的观念博弈
第一节 欧盟与俄罗斯：为何从合作走向对抗——论围绕乌克兰“东一西”取向的三边博弈
第二节 危机下的美国对俄认知变迁
第三节 北约东扩新形态与俄欧安全的未来
第九章 乌克兰危机：三边关系视角下的反思
第一节 危机后俄、美、欧三边关系动荡中的启示
第二节 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中、美、俄三边关系
第三节 乌克兰危机中“金砖中立”的启示
第五篇 走向大危机中的结构重组
第十章 “制裁案”闹剧：漩涡中的美俄关系
第一节 美俄“制裁”危机的过程、背景与缘由
第二节 美俄“制裁”危机的若干特点
第三节 “制裁”危机对未来俄与西方关系走向的影响
第十一章 惯性与变局下的俄欧关系
第一节 制裁案后俄欧反响
第二节 美国“退群”中的俄欧关系双重性
第三节 影响俄欧关系的关键因素：文明消长、认同与地缘政治
第四节 俄欧关系：重塑前景还是遵循惯性？
第五节 科尔图诺夫的预测
第十二章 特朗普参选以来的中、美、俄三边互动
第一节 高度不确定性挑战下的中、美、俄互动
第二节 当今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主要问题
第十三章 “三套车”还是“四重奏”？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不合时宜，还是有备而来？
第二节 中、俄、欧三大板块的差异：走向疏离还是互相接近？
第三节 推动三大板块互相接近的经济、结构与理念诸因素
第四节 大陆各板块间的接近与合作又为何远非易事？
第五节 “一带一路”对三边互动的意义与路径
第六节 几点结论
第六篇 通向未来世界秩序之路
第十四章 东西方均衡中的艰难求索
第一节 大历史中的新定位：俄罗斯在叙事一话语建构领域的探索与问题
第二节 中俄关系的当代意义
第三节 挑战中前行的上海合作组织
第四节 俄罗斯全球外交的新取向
第十五章 自由国际秩序、多极化与未来世界秩序
第一节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一去不复返？
第二节 “多极世界”构想的演进
第三节 基辛格的担忧与期待
第四节 争论中的未来世界秩序
第五节 “全球转型”背景下的“2024议程”
结束语
后 记
下文节选自本书序言
全球转型的“再转型”（节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正处于一个全球转型的过程之中。这里的全球转型的含义主要是指：其一，各国内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其二，在此背景下的国际秩序的调整与改革；其三，作为内部制度变迁和国际秩序这两者间连接物的各国对外政策与战略的转型。这三者经过互动而形成的普遍性趋势与进程，可被视为全球转型的总的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差不多同一时段，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推出新保守主义改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改革的决定，而苏联的安德罗波夫时期也确实在高层内部开始准备大规模的改革方案。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中、美、苏的政治领导阶层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无论国际国内都面临着的严重危机状态。于是，尽管各自的应对方式和时机选择不同，但都顺应当时内外体制和秩序构建的紧迫需求，提出了改革与转型的要求。这与终结冷战、构建新国际秩序等外部进程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这究竟是历史巧合，还是意味着无论东西方，在整个国际社会中的确存在着某种深层结构与态势，正超越各国内部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在探寻新的前景？
更为重要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特别是冷战结束后10年左右时间里被大大推广、以“华盛顿共识”为基调、以西方模式为导向的全球转型，进入21世纪后，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逐步转化成为以主权加强为背景，以多元化的文明复兴为载体，以多样化的制度转型为主题，以多极化的力量格局为依托的另外一种全球转型。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复杂的转变。像笔者这样既经历过冷战结束前后的戏剧性变化和内外秩序转型，又目睹世纪之交以来全球转型本身的再一次“转型”的一代学者，恐怕无不为之而感叹沧桑巨变。
对于21世纪前后的这种全球转型的“再转型”，可将其动因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历史进程的逻辑演进，另一方面是人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条件的推动。从自然历史进程的角度而言，推动“华盛顿共识”为导向的全球转型在世纪之交逐渐转变为后一种转型的最主要动因，乃是科技、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等当下趋势与地理、气候、文明等长时段因素的相互交织而高速扩展。在这一进程当中，西方的衰落，新兴国家的群体成长，成为既是现实、又是预见中的潮流。随着全球化大潮滚滚而来，人们看到一个多元化、多极化、多样化的新世界正在渐渐地呈现轮廓。
而就后一种人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条件选择的动因而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包括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人们在制度选择上究竟是走向开放，还是趋于封闭；在意识形态领域究竟是走向僵化，还是务实；就交往方式而言是走向对抗，还是趋于和谐；在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中，究竟是一国独霸，还是多元共存。显然，这几十年的历程证明，主张开放、务实、和谐、多元共存的力量逐渐地显示出了不可阻挡的优势，展现出先是学习西方、但又迅速超越“华盛顿共识”这一制度模式的巨大潜能，导致了向后一种全球转型范式的深刻转变。
在旧世界向新世界转换的过程中，人们依然遭逢的关键问题之一，乃是以旧日的简单划分来区分敌友。比如，当今世界是否仅仅能简单地以“专制”“威权”和“民主”“自由”的对立来加以划分。2020年疫情前后与大国变局的无情冲击，揭示出把世界一分为二的那种简单化的图解，大大扭曲了世界的真实面貌。人们往往难以相信，为什么一个不久之前还互相尊重而发展合作的世界，会如此迅速地跌入互相直言谩骂、乃至于兵刃相见的世界？为什么崇尚民主，竟会把一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置于前所未有的人种族群、思想观念、财富差距、社会分层的高度撕裂与对立之中？更加危险的，危机正在从国际领域转向国内，从发展中、转型中国家转向欧美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带。2020年大选中，世界最强大国家——美国的选民出现了几乎是一半对一半的分庭抗礼状态。冲击美国国会的暴行表明：曾经被西方用来主导世界事务的意识形态与制度设计，一旦被夸大和滥用，将会导致何等不可预计的风险。
记得曾经在2010年雅罗斯拉夫论坛上，我与参会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先生有过一番对话。当时，俄罗斯是梅德韦杰夫总统执政，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打算“重启”对俄关系。最后一个登台讲演的布热津斯基先生在他的论坛发言中公开主张，现在是到了由北美、俄罗斯、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共同建立一个“北半球民主共同体”的时候了。他讲完话走下论坛，我们便一起步入餐厅。布热津斯基先生一边走一边主动地问我：“您从中国来，您对我今天提出的这个论点有何看法？”我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您主张成立‘北半球民主共同体’，那么，您打算把一些正在学习民主、实践民主，但不一定是西方式民主的国家作何处置呢？”布热津斯基先生当即回答说：“我曾经主张G2，你们不接受。那么，你们可以同伊朗、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一起来组成另一个联盟。”当时，我回答：“您不担心这样来组建另一个联盟可能会导致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吗？”说到这里，布热津斯基先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马上对我说：“今天我们的对话是属于私人对话，请不要见诸媒体。”我说：“好的。”然后，我们就入席开始了晚餐。我一向尊重作为前辈的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先生。直到他去世之前，我履行承诺，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公布过以上我们这一段对话。现在，一方面因老先生作古多年；另一方面，美国民主党上台执政后，有人认为，布热津斯基先生曾主张过的观点可能会重新成为现实的战略选择。因此，对此做一介绍，便于理解当下的事态。值得指出，乌克兰危机后，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有所变化。面对国际局势的总体恶化，与其说他依然恪守“民主共同体”之说，还不如说，在其晚年，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的是“中俄美三边合作”这一命题。我觉得，布热津斯基先生本身思想的微妙变化就是一个值得探讨、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这是全球转型的“再转型”中一个小小的但不无启示的侧面。
理论上，我并不赞成作为超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关于大国竞争必然走向对抗的论点。但是，他本人对于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批判还是非常犀利的。他认为，如果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一个单极世界还有存在理由的话，那么，到21世纪以后的多极世界，民族主义和主张力量均衡的现实主义的重要性绝对压倒了自由主义。这也说明，即使在西方国际理论的前沿发展中，对于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简单划分世界的做法，也存在着很大争议。
从理论渊源上说，有人说，民主国家才能导致和平；并且认为，这一观点是起源于伊曼纽尔·康德的《永久的和平》这篇长文。我在阅读这篇文章后发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康德此文所担忧的恰恰是“民主的暴政”。有学者认为，他更多倾向于是共和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才能维持和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虽然，世界上现存的各种制度模式，确有权力的集中分散、效率的高下之分。民主和自由，毫无疑问是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但是，当这一目标被运用于国家间关系，便面临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各种制度模式的改善和优化，首先是各国自己的事情。这是确认主权高于一切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几百年来能延续至今的根本性原因。同时，人们也力争学会通过良性的竞争与合作，而不是简单地以“民主与专制”把世界一分为二；也不是通过战争和破坏、通过构建军事联盟进行威胁和施加压力的方式，来优化和改进国内制度和构建世界秩序。原则上说，全球化提供了一个和平地重建秩序的客观条件。而冷战时期的对抗性格局30年来和平地向新秩序过渡，虽然代价巨大，且前程艰难，但还是证明了以超越意识形态与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国际秩序更替的现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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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荐书丨危机与秩序：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