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能接住馅饼”的古生物学家
编者按
从古至今，人类对自己来自何处的好奇从未停止。读过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人可能对物种的形成和演化有一定了解，却不知世上还存在很多远古生物的未解之谜。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本科生学业导师的周忠和院士，在25岁时的发现填补了古生物史上的一小块空白，在他看来，万事万物的规律都可以在生物进化中找到答案。今日，国科大官微特转载《国科大》杂志文章《能接住馅饼的人，访古生物学家》，聊聊古生物学的院士每天都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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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古生物研究动不动就要跨越几亿年的时间，考虑全球的板块构造与移动，思考上万英尺的隆升与沉降，个体实在太渺小。所以时间紧迫，干点实的，别玩虚的。”周忠和说。
25岁时的发现填补了古生物史上的一小块空白，45岁获评美国科学院院士，46岁获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本科生学业导师的周忠和承认自己的运气，也肯定自己抓住机遇的能力，他称自己为“能接住馅饼的人”。他没有通过描述以往的高光时刻与苦难经历来获得自我价值的倾向，或许在他看来，万事万物的规律都可以在生物进化中找到答案，获得一种“逻辑自洽”。
北京，初秋，碧空如洗，万里无云。
鸟
办公室一隅立着只翅膀大张却再不能动的鸟儿——“孔子鸟”（复原模型）。
它曾飞翔在距现在约1.2亿年前的白垩纪，那时的地球温暖而潮湿，恐龙统治着陆地。在飞翔了几千万年后，最后一只孔子鸟以一种不太完美的姿态从空中落下，与同期的恐龙老伙计们一道陷入1亿多年的悠长睡梦中。
直到1990年被周忠和唤醒。
1990年7月，刚刚完成硕士论文的周忠和去辽西找寻白垩纪的鱼类化石。
无数次锤子下去，尘土翻飞、石沫迸溅，却一无所获。
但这次，周忠和一锤子下去，竟在劈开的岩石间发现了一种白鲟科鱼化石——现代长江白鲟最早的祖先。
科考结束后，当大家都沉浸在亚运会的精彩纷呈时，周忠和却依然惦记着那块出土白鲟化石的“幸运地”。
小别两月，周忠和再次出发，独自一人又回到了辽西的山沟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趟，他没找到期望中的鱼类化石，却从坚硬的泥灰岩里打出了两块保存得相当完整的鸟类化石。
经古鸟类专家侯连海研究员鉴定，两块化石中那件保存了整个头骨的完整标本，是当时世界上已知的白垩纪早期地层中最为完整的鸟类化石，也就是后来被周忠和命名为“燕都华夏鸟”的那只。
这一发现，被同行称为“填补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的空白”。
而这一年，周忠和只有25岁。
接下来的两年里，由周忠和、侯连海等科研人员组成的发掘队又在同一地点采集到近20件鸟类化石，且保存得相当完整。
就此，周忠和的关注重点从鱼转向了鸟。
1999年，周忠和34岁，获美国堪萨斯大学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系博士学位，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研究员，他回国挑起了辽西热河生物群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的担子，周忠和及其团队仅在《自然》《科学》杂志就发表论文数十篇，两大杂志还为他们的成果撰写了多篇评述、新闻。
2000
周忠和35岁，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
2008
周忠和43岁，任中科院古脊椎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所长，两年后转为所长
2010
周忠和45岁，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11
周忠和46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履历脉络清晰，看起来潇洒顺当。
“成功可能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但不过我很幸运。”用周忠和自己的话说，他没什么曲折的故事，经历很简单，运气比较好一点，过得顺利一点。
别笑，许多年长者都愿意将过往诗意化，承认个人成功的一部分原因在于运气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生物进化，没有一个特定的程序指引方向，基因突变是偶然的，环境是变化的，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多就是要靠运气，靠机遇，靠碰。”
但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倾向于将成功者的成功全部划归于幸运，选择性无视成功背后的东西，以减少自我苛责。诚恳来讲，周忠和不算天生有一副好牌的人，过过苦日子，干过农活儿，下地挑过粪。17岁从江都的小乡村走进南京大学，是他第一次进入一座大城市。
生物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虽然自然选择是冷酷无情的，但生物不是完全被动的，生物有自己的“选择权”。“机遇固然重要，但馅饼给了接不住，馅饼来了把人砸死的情况也常有。”周忠和将自己比喻成“能接住馅饼的人”。
2010年的一天，有位德国朋友发邮件祝贺周忠和，周忠和一头雾水，“啊，祝贺我什么？”又过了会儿，另一位并不熟悉的同行来祝贺周忠和“你评上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了”！
“不敢置信，从未想过”，周忠和查了一下，名单里真是自己的名字，没搞错。
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只能由院士提名，过程全部保密，候选人并不知道自己被提名，公众只知道最后的当选名单。
8年过去了，周忠和到现在都不确切知道究竟是谁推荐的自己，“完全没想到，那就假设我做得还不错吧，那就继续做下去。”就像吃掉了蘑菇的超级玛丽还要更奋力奔跑。
进化一定是往更高级的形式走吗？
“显然不是，我们常说恐龙为了变成鸟如何如何，但这是拟人化的说法，恐龙的一支偶然变成了鸟，非常偶然，并没有什么目的和预期。”周忠和说。
生物的演化是一种自然的演变过程，高级与否只是人为强加的价值判断，而进化的特点是规则与随机的交织，物种或个体只有不同之分，没有高低贵贱。
“年轻人要有一点内心的气质，干点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事，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感觉自己内心不太喜欢抛头露面，更喜欢独处、思考。几位同学一起去看老师，我不是到了老师家门口敲门的人。”
本科毕业后刚读研究生的周忠和也曾动摇过：“不想干古生物了，太穷了”。
1986年，经商和下海的风潮正席卷着全国，到处流传着“拿手术刀的不如拿理发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顺口溜。周忠和想过下海，但就想过“一下”，“我不会游泳，下海肯定不行，我不适合，如果看别人下海我也下海，那就要被淹死了，要不就呛几口水湿淋淋地爬上来。”
周忠和讲得生动直白得可爱，“科学家也是人，这种想法俗吗？我觉得不俗，不用特意拔高显得高尚。”
他给自己全面评估，个人的优势劣势都掌握得门儿清，或者用他的原话“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不是追求富贵的人，穿着打扮也不讲究，注重精神，喜欢安静，爱瞎琢磨事，搞科研适合。
“虽然穷但穷得乐观，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的。”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周忠和一个月能领到将近100元，第一次觉得能吃好吃饱了，早餐去玉泉路的食堂买糖三角，白天满满当当科研一天，晚上有时候通宵恶补好莱坞大片，一宿看五六部。
“进化也是有规则的，人就是不会飞，鸟会飞，但是鸟会飞就一定好吗？鸟为了会飞也一定失去了很多东西。”
猴
有年轻人问周忠和许多关于成功的问题，这让他挠挠头不知该如何作答。
“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别老想着成功，要想着幸福。人从树上下来这么多年，也进化了这么多年，现在科技这么进步，看起来挺成功吧，但人变得更幸福了吗？”
周忠和的表情淡淡的，但对话者能感受到，他的眼睛是抓人的，透过眼镜片敏锐地观察、感受着周围的一切。
“如果不做古生物，可能我会去做侦探，搞刑侦，李昌钰那种。这两种行当挺像的，通过线索，在有限的证据下推理复原。”
1990年，周忠和请他住店的邻居老王协助他在小山沟里采集化石，二人花了几天时间挖出个3米多高的人工陡壁。背倚着大土坡，二人在陡壁的阴影下边聊天边工作。突然，周忠和发现老王的“眼神不对”，虽然老王还没来得及出声，但周忠和立马反应过来，一个“鱼跃”蹿向对面。此时，就听得“轰”地一声，大土坡全然塌陷，正落在周忠和坐过的地方，他随身携带的工具都被土埋得不见了踪影。
“遇到纠结的、人性或社会的问题，我会本能地先把人看成一个动物，比如猴子，你我都是。”镜片后面，周忠和的眼睛闪过狡黠。
这让人想到莫里斯的《裸猿》：现存的猴类和猿类共有193种。其中的192种身上遍布体毛。唯一例外的物种是一种全身裸露的猿类，他自诩为人类。
下个月，周忠和要去浙江作一次科普报告，讲《达尔文进化论与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他没讲过的更大的题目。“但是要讲，脱离人的动物性去讲文化和精神是虚无缥缈的，进化是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问，宣扬科学精神比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
科普报告是周忠和做的最多的科普工作，给大、中、小学生讲，给普通公众讲，到各个省市讲，到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讲。讲达尔文进化论，讲鸟类的起源、演化，讲热河生物群的概况、埋葬，讲古生物学，讲化石……每年十几场。
“作一个科普报告容易，但是作一个精彩的科普报告并不容易。”
前期，针对不同的听众设计报告的题目、内容与讲演方式。周忠和不是自来熟的性格，也不属于现场high的舞台型讲演者，儒雅从容才是属于他的形容词，他的幽默也需要与人熟稔后才能自然显现，但这并不重要。
“虽然没有天生的喜剧细胞，不过我注意到好的报告人会在报告中加入幽默元素，所以我可以去学去尝试，怎么讲大家会笑，用点心思来总结。”
在华盛顿国家自然博物馆做访问学者时，周忠和住在一位固执且好争辩的馆员家中，这位馆员全方位地锲而不舍地对周忠和进行观点灌输，但一段时间后，馆员认清了“要让这个年轻人相信别人的观点，挺难”。
“我有自己的思考体系，但不是固执，看见好的我会学。”周忠和办公室里的整整一面墙都是书柜，密密麻麻塞满了书，古生物学、地质学、生物学、历史、哲学、美学等不一而足。
报告中，他常和年轻人说要有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别人云亦云。即使讲完了，周忠和还会在大脑里对刚才的情景复盘，琢磨琢磨，想着哪里还能改进一点儿。
“不太喜欢面对摄像机的感觉，它架在那录着我有点紧张。”
科普报告并不是周忠和唯一的科普探索。
读高中时，班主任给班上订了本叫《化石》的科普杂志，周忠和时常翻看；读研后进了中科院古脊椎所才发现《化石》杂志就是所里主办的刊物。
“或许是出于对发表文章的虚荣与诱惑。”他笑道，研究生期间周忠和开始给杂志写科普文章。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他又与媒体打上了交道，将“科研—科普—媒体”融为一体。
他给科普同行们写书序、书评，梦想像偶像StephenJ.Gould一样做原创的科普图书。他参加科协等举办的一系列科普活动，被《知识分子》聘为专家委员会一员，给“国家科学评论”写的社论除了刊登在传统媒体上，还刊在《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上。
科普似乎并不是传统意义能马上看到收益的事，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好坏，或者更直白点，有没有用？有啥用？有多大用？
“不要这样想，从事科学的事业需要纯净的心态，不要过于功利，不要认为发展科学，就要立马见成效，就要在GDP上有所反映。科学的本质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求知与探索，我们之所以提倡科学精神，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向全社会提倡科学活动本身的客观、公正、自由、非功利性等价值理念。”周忠和说。
人不是从天而降的天使，而是由地而生的猿猴。
我们用一只眼睛审视自己的动物性，用另一只眼睛凝望人性。
我们曾富有经过磨砺的好奇心，经过强化的探索冲动。
“我们的好奇心都去哪儿了？人要有一点单纯的好奇心。”周忠和在文章中写，在报告中讲了又讲。
人
在微博热搜“易烊千玺杨千玺”的评论下，有网友评论意指“科研人员都不学数学、物理的吗？科研人员怎么还追星？”
对此，周忠和表示，“聊聊就过去了，对科学家的宣传不能老陷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认知，科学家是一种职业，科学家是人，科学家讲科学精神也追求真理，但不是不吃不喝的神人。”
公众仿佛透着一块毛玻璃来看科研人员，他们朝毛玻璃哈气，用袖口擦拭想看得更清楚：这些挺厉害的人，他们在干什么？
同样，公众看院士们的那块毛玻璃更厚，毕竟院士作为一种终身荣誉，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
院士每天都干嘛？
“院士很普通，院士很实在，院士是人。”
“院士是一种荣誉，但是不是院士没什么区别，科研是要搞的，科普也还行，带着博士生也带着国科大的本科生，给他们上着《进化生物学》，当他们的本科生导师；事务性的工作干着，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担任理事长，是《国家科学评论》的副主编，还兼着社会性服务。”参加政协会议，担任第十二届、十三届政协委员，这些是周忠和口中的社会性服务。
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周忠和讲对科研人员出国难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讲科技体制改革，讲科技界反映强烈的问题，比如基础研究的短板、科技评价体系建设、薪酬分配制度、科技资源分配、知识产权保障……
“我们代表着科学家群体的参与，带来的是科技界的呼声，今年政协换届时院士数量也增加了，国家重视科技人员参政议政。国家需要你，那你就去提（建议）。”
“直率一点，无欲则刚。我希望干什么都能干出点事来，别浪费时间玩虚的，不然顶着虚名我心里难受。”
近一年，周忠和发声不少。他谈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责任，谈知识分子的责任，谈伦理与科学，谈世界一流大学，谈中国与诺贝尔奖……
古生物学是生物演化的墓志铭。生物的演化纷繁复杂，如同万卷丛书，它记载的地球生命的故事就印刻在化石中。尽管这套历史之书已经被大自然“撕碎揉烂”，并“散落四方”，然而古生物学家不知疲倦地寻找着岩石中生命演化的蛛丝马迹，执著地将这些不同“章节”中的零散“段落”“字句”拼接起来，为人们重现数十亿年来地球生物演化的故事。
这个曾为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卷）担任主编，并在导言中如此写道的人，开始关注更宏大的问题。
“知识分子不能满足做自娱自乐的一群少数人。”
这是周忠和谈知识分子责任那篇社论的标题，文章的配图是周忠和的半身照，脸庞骨骼清晰、棱角分明，头发浓密地向上蓬松着，剑眉，鼻梁挺直，架着副眼镜，目光清明——一张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画像。
知识分子担负的不仅是知识的普及，还包括科学与理性精神的提升，以开启民智、提升国民科学的素养为己任。
“知识分子应当是对社会发展担负道义的学者，他们应能自觉地凭着社会良知和独立批判精神来启蒙公众，唯有如此，他们在社会中所享有的崇高声望才算实至名归。”搜索引擎上显示的，古生物学家周忠和的名言如是。
我们思考责任，我们相信，我们在做的是有价值的，只不过有的价值能立刻显现，有的则要放在更宽阔的尺度上。
“我的专业对我思考人生很有帮助，我们研究的，动不动就要跨越几亿年的时间，考虑全球的板块构造与移动，思考上万英尺的隆升与沉降，个体实在太渺小了”，周忠和顿了顿，“所以时间紧迫，干点实的，别玩虚的。”
交流过程中，原本“陷”在沙发里的周忠和总是聊着聊着就从沙发上不着痕迹地弹起来，凌波微步般“飘”到一边的化石收藏柜旁，打开柜顶的小灯，饶有兴致地介绍“这块是在德国……这块是在北极……这是鱼，你看它的骨骼……”像招呼小伙伴来看自己玩具的小朋友。
“喜欢森林、草原、星空、动物……喜欢一切自然的东西，不喜欢珠宝，没意思。”当生物遗留下来的痕迹被泥沙掩埋，历经漫长的岁月，有机质被分解殆尽，归于虚无，只有坚硬的部分才能石化为化石，永久保存。
“这个院士很普通，不聪明，干活儿还玩命，说点实话，追求点实在事。”这是周忠和眼中的自己。
采访伊始，周忠和就与记者约定——“千万不玩虚的”，采访过程中，几乎每隔半小时他都要换个说法再次强调：“不玩个人乱吹的”“浪费时间玩虚的讨厌”“绝对别整虚的”……
近些年，周忠和不怎么再接受个人人物采访，不想聊自己的事，对个人隐私有明确的界限，不过可以谈一些观点，聊一些就事论事的。
“因为觉得讲自己做的多好挺没意思的，发什么文章得什么奖就这点事。”他没有通过描述以往的高光时刻与苦难经历来获得自我价值的倾向，从不使用以“我告诉你”“想当初”“我当年”……等为开头的中年人常用句式。
收到记者“就是将院士当成父辈人物，想请教一些人生问题，获得院士指导”的回复，周忠和整个人松弛了一些，似乎是感受到此次采访还不“虚头巴脑”的诚意，他在沙发里换了个姿势“陷”进去说:“谈不上指导，就是交流沟通。”
“不自由的事儿我不干，我喜欢自由，也给别人自由。”
北京，初秋，流云浮动，瞬息万变。
本文原载于《国科大》杂志2018年第五期，原题为《能接住馅饼的人——访古生物学家周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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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金立旺、苗光耀、贾友信
美编：唐武
责任编辑：曹关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