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巡礼：一个历史的随想
（一）
2017年8月19日，从西安出发，趁着鄂尔多斯不那么热之时——或者它的夏季基本没有“内地”那么酷热难耐，我第一次踏上属于内蒙古的土地。9月27日，华北的暑气尚未退去，从天津出发，又趁着鄂尔多斯不那么冷的时候——实际上在这里早晚已经需要穿秋衣秋裤，我再次来到鄂尔多斯。
基本与此同时，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农村中还洋溢着秋天丰收的喜悦。火车即将到站的那一刻，看到外面等站旅客厚厚的衣装，我意识到，虽然仅仅时隔一月余，我身上的短袖已然成为不太远的“过去”。想象的美好总会不时地被现实冲淡。对于一个游客来说，选择在这个季节去鄂尔多斯，无疑是一种失策，给人一种性价比不高的感觉。天津虽然进入了秋高气爽的时节，但短袖还是可以沾身的。从上车前的短袖-短裤一下子过渡到长袖-长裤，如果没有时间流逝的调解和平衡，如同几日混乱的倒时差，总是让人有些许嗔念和不适之感。
11月24日，由于档案查阅、寻见朋友等种种原因，在天津刚刚下雪后的潮冷之际，再一次前往内蒙古。而这次，我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也备足了足够的厚衣服：即使如此，我显然低估了冬日的温度，当我在包头转车时，依旧被冻得不得不在那清高的阳光下，来来回回踱步。
时间如梭，2018年的初冬，再次来到了内蒙古草原。从东胜西站到康巴什新区和到东胜区城内类似，需要穿过草原上特有空旷宽阔的公路。出租车司机驾驶的速度飞快冒进，以致于有些胆怯的我总是用委婉而善意的语气提醒他：师傅不着急，您开慢点，我都看不清路边的风景了！而司机似乎一下子就识破了我的忧虑，用一口极具晋北色彩的口音回答我：你放心！
虚惊一场，幸亏这是一个老司机！
（二）
明成化十五年（1479），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孙达延汗再一次统一蒙古草原，并设立了六个万户。封其三子孛儿只斤·巴尔斯博罗特为济农，并执掌新秦中草原（黄河几字弯内的地区）为鄂尔多斯万户，镇守一方。
从地图上俯瞰鄂尔多斯（Ordos），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西北东三面为黄河环绕，南临古长城，毗邻晋陕宁三个省区。东西长约400千米，南北宽约340千米。东部、西部和北部分别与呼和浩特市、山西省忻州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盟隔河相望；南部与陕西省榆林市接壤。目前市辖2区7旗，即东胜区、康巴什区2个市辖区和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杭锦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7旗。这里大概有15%的蒙古族，使用内蒙古方言的鄂尔多斯土语。语言学家说，这里的汉语方言大部属于晋语方言系统，同时也与晋北晋语、陕北晋语、冀西晋语有着很深的渊源。所以，毗邻的山西人、陕北人、河北人去往鄂尔多斯基本没有语言障碍。
历史上的鄂尔多斯，是多族群混合之地、交汇之所。在这片古名为达达田地（monggul-unghajar）的地域之上，猃狁、匈奴、乌桓、鲜卑、羌、蒙古族等多个民族曾据于此。《元史·本纪》记载鄂尔多斯有牧人三千户，为马政渊薮之地。在蒙元帝国全盛之时，牧民的歌声一直绵延到了欧洲东部，而骑兵铁蹄的范围也扩展至那个时代所认识的大部“世界”，无远弗届。而战争机器的开动，更使得“四夷宾服”。在日本学者冈田英弘看来，蒙古人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第一次从地域空间上连接起来，开辟了所谓以游牧民为中心的世界史。而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则更为直接，倡言“蒙古时代是世界历史的大转向”。这就无怪乎波斯人志费尼曾如此感慨道：亚历山大在世也会将成吉思汗尊为自己的老师。
时间机器总会遗忘日常，但英雄的事迹永远不会被轻易过滤掉。在鄂尔多斯，至今还口耳相传，流传着关于成吉思汗的故事。近800年前，“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牧马之地”的成吉思汗率领军队征伐西夏之时，途经鄂尔多斯草原的包尔陶勒盖，目睹水草丰美、花鹿出没、飞鹰环绕的美景，这位“拥有海洋四方”的可汗，在十分陶醉留恋之际，穆纳（马鞭）失手，掉在地上。他有感而发，吟诗一首：
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
难以还原或不可言状的是，或许惊骇于长生天赠予之自然风光的瑰丽，或许一时间心有契合而做出临时决定，铁木真对随行部从说道：“我死后可葬此地”。又据《黑鞑事略》记载，蒙古人采用密葬习俗：
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平如平地。若忒没真（按：铁木真）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为卫。
与其说铁木真禀赋异常、绝世无双，倒不如客观指出：游牧的生活模式，塑造了草原的政治社会结构，也造就了优秀勇武的战士，形成摧枯拉朽的军事优势。铁木真威名远播，南征北战，他所奠基的社会机体和开拓精神，元朝最终大功厥成——有的人甚至誉为无中心的开放世界，这甚至比蒙古本身更有名，不乏礼赞，吸引了无数对此好奇的学者和作家。在马克波罗的笔下，铁木真集合智慧、贤明、权术于一身，是“最好的君主”。法国作家欧梅希克称他为“蒙古苍狼”。大漠之主的深情总会有些许记忆与痕迹的，英雄的归宿也总是孤独的，铁木真没有悠然变成寻常的白发老翁在鄂尔多斯享乐，安度晚年。时至今日，曾经驰骋草原之上的射雕英雄，那热血与奔腾已不复存在，安放其肉体和灵魂的安息之所也不可考，但担负守陵使命的500户“达尔扈特”的后人，依然在鄂尔多斯生生不息。坐落于此的成吉思汗衣冠陵，对传说也是一个颇为绮丽的佐证。
在观看鄂尔多斯博物馆时，虽然人迹寥寥，略显冷落，但一位解说员以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神情对游客说：蒙古族三大史诗中《蒙古源流》和《蒙古黄金史》便渊源于此，给这片草原上增添了许多人文色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文化式的浪漫气息和丰满的地方知识——希望看到的不是职业气息。
《尚书·禹贡》《荀子·正论》《国语·周语》乃至《汉书·地理志》，对于五服皆有论及。根据传统的政区设计，以王畿为中心，其外围按相等远近作正方形或圆形边界，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一曰宾服）、要服、荒服，合称五服。从畿服重地到藩属下国逐层管理，兼举文教武卫，声教讫于蛮荒。先民以自我文明为本位，展开朴素的空间想象：“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宋人石介《徂徕集》卷10）。华夏为尊而夷狄皆卑，上下、内外、顺逆之别相当浓厚，具有强烈的圈层色彩。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是一个有层次、明等级的政治构想，从皇权直接可控制治理的郡县，到通过册封、羁縻、土司等制度间接统摄的边疆（frontier），再及或远或近的辐射的朝贡诸国，此种模式形成了实体的内外（中心-边缘）之分，也塑造了文化意义上的华夷之别。异族的强盛（就是魏特夫所说的征服王朝）有时候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每当华夏文明不兴、国运式微之时，士大夫阶层那套严夷夏之防的理念便“其命维新”，屡行其道。
若超越于琐细的考据和涓滴的变动，一个大致的认识是：由于历代对鄂尔多斯的管理体制一直在不断变化，控制力度有所不同，加上行政系统的管辖地往往犬牙交错、界限模糊，故而所呈现的面貌就不是静态的。著名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当年的调查和研究，也与此有所暗合。以中原文明为核心，这里无疑是边缘之地。长时段视野和多元脉络下，这种区域演进无疑是整体的、持续的和前后因革不息的。
聚焦于这一地区的现状，从横向上来说，不仅有时代变迁的差异，也有文化上的相对异质。文本和传说中的故事结构下的历史实相，在各种势力此消彼涨的情境下，既缺乏文本上纵贯各时代的同一，也难以形成跨地区的同质认同。中原文明的渐次渗透与融合是一个历史过程，往往中心较为明晰而边界不断变动。有人研究，早在7万年前，先民就在鄂尔多斯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在无定河、红柳河流域周边形成“河套人文化”。在遥远的史前时代，以中原为中心对于世界的想象，总是边际模糊的。这里既非华夏，也非蛮夷范畴。毕竟当时的中国人脑海里还没这样的概念，对于极边之地，由于条件所限，往往是神往与畏惧并存之态。关于中国早期的文明起源，苏秉琦先生曾做出满天星斗起源且逐步形成有核心文明体系的断言，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划出六大区系与版块，这是天才般的见解。同时指出：文明的发展延续是多元一体之机制，不同文化之间在碰撞中融合。
这是很高明的见解，无论是隔离、冲突、融合还是同化，不可质疑的是，文化边界与实体疆域在此过程中斡旋纠葛，逐步形成地图上所能看到的、被描粗的边境，也就是帝国边界相对稳定之后的内陆边疆。当中华文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时，位于边界的地区可能尚处蛮荒，未被开化。文明历来都是由周边和中心共同构成，相互依存。帝国亦从来没有绝对的边界，依靠于军事力量、文化优势四面辐射，基本上是王朝演进的动态过程。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在它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交流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杉山正明对于中国如此定义：由各类人群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多元复杂体，可谓精要。
路过内蒙古乌珠穆沁的榆木川，仿佛还有1424年永乐皇帝朱棣北征回师突然殡天的历史气味。我三次所逗留的东胜区，位于鄂尔多斯中部偏东，有强大的煤矿工业。在元代设置东胜州，明代置东胜卫，但因边界范围不居，治所几度变更。公元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清朝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东部被开垦的地区设东胜厅。1949年12月，东胜县由绥远省直辖县改归绥远省伊克昭盟所辖。1954年，绥远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县属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领导。在包头的朋友告诉我：包头在蒙古语中是“有鹿的地方”，我不可避免地想起了成吉思汗所说的“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我们人为的区划分割，还是挡不住如“梅花鹿”般奔驰的腿脚。
历来交杂融汇之所，往往难以求一。不同于东南海上的交锋，内陆的磨合冲突更具传统性。对于边疆的管控与开发，基于治理经验和认知范围考量，在成本-效益的比对中不免沦为“塞防之绝地”，到了清中期一度形成蔚为可观的“边疆舆地、筹画边防”之绝学。元明清是中国北地边疆秩序继续整合的一个长程阶段。“华夷之辨”用于区别华夏与蛮夷，但边界不断变更，人群不断流徙，是内陆抑或边疆，中心还是边缘，权力核心还是切线地带，这种话语范式所带来的影响远不如类似于天气、战争等缘故带来的贸易延迟或中断，由此所引发的普通牧民（甚至上层贵族）生活凋敝，是最基本的素面需求。草原虽然相对自给自足，但却有对外贸易的社会必要性。而日用品的交易是短距离的，而且也是符合最简约市场理论的现实实践。亨廷顿多年前所提出的地理与气候决定论虽然有些粗暴和片面，也非首创，但在一些具体的事实上，却仍有强大的解释力。
目前一些叙事理论在现实面前不免透露出“深刻的片面”，边界线上的人们不会去思考什么是“正统性”。王化虽然无外，但随着距离的变远，王的味道逐步淡化。沿边农耕发达之地纵然是令不少野心的统治者垂涎欲滴、挥鞭南下，但是草原风土的肥美也使得马背上民族奔波不休、逐水草而居。在成本的考量下，大部分情况下最多是打打闹闹、劫掠一番罢了，偶然的擦枪走火多于有预谋的真枪实弹。一旦中央政府的视野跨越模糊地带，将触角延伸至此，事情就起了变化。政治性争议一旦归于事务性操作中，就会被繁杂与交叉的日常处理模式所淡化。统治权力的变更迭易不代表具象生活的质变，似乎永远是过渡、过渡还是过渡！长城内外，不仅是一条确定阻隔的“实线”，更是确立文化边界的隐性隔膜。无论是雍州、上郡之类，还是后来的一系列变动，都不是恒久的静态管束。处于边缘，虽然不是恣意与随机，在势力消长与整合后，统治机关和建制随时变更。单线的行政管控往往在操作上实效太差，在朝贡的同时，册封、羁縻的多元模式依然存在，交错管辖、飞地、分寄治所习以为常。但不变的是，依旧是那些难以记载的、口耳流传的、意会的生活感知、风土习尚和日常图景。正如拉铁摩尔所言，在边缘环境中形成的边缘团体，不但能够保存某些不合规范的东西，而且还能将其发展成一个新的规范。
历史过程总是那么冷漠与机缘巧合，世界变化的色彩斑驳，而生活模式却基本恒定如一。人还是活生生的人，村落还是活生生的村落，蒙古包依旧如雪般洁白。在不断磨合中，口音和山西北部很类似，只是不知道是否那么“原始”了。就是在这种自然区域与行政划分的过渡中，各个单元地貌以及空间内的族群，抹平了许多特色。或大或小的每个区域，纵然存在特色，但也没有那么有特色，许多被神话、不断研究的“个性”似乎就可以冰释些许了：即使在鄂尔多斯的指示牌上经常能看到蒙古语与汉语并行。但从饮食和口音看，在鄂尔多斯隐隐有一种在山西北部的错觉，原因可能就在于此吧。传统历史的陈词滥调难以让普通个体耳目一新。近代以来，鸦片战争的炮火没有直接影响到牧民的数量，也难以割裂日常生活中习俗与惯制特征。
在中国古代，传统总是那么顽固与难以更改，吃肉吃素与婚丧嫁娶，不会因为谁来行政管理而彻底改变，也不会因所谓“冲击”就立刻“反应”。孕育和延续于基层社会土壤的种种习性，时常在变动时代展现出难以想象的纠缠与韧性。无数迭见的暴动、饥馑、自然灾害没有摧毁区域秩序，在久远的演变中，反而形成了社会秩序。费孝通曾言：所谓乡土中国的基层社区单位便是聚族而居的村落。基层村民生活在这样一个共同的地理空间内，逐步就形成了自己的交际圈子、思维模式和行为取向。这实际上是乡土社会圈子自我认同、构建和过滤的一个过程，也是乡村社会文化张力的“自觉”与展现，是长期的习惯性表达和活生生的历史叙述。这种秩序的稳定性，远远超越于社会结构和功能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无疑是一种秩序的表达。
过去的故事在当下虽时时被表达或书写（writing）着，然而并不是如复制般、原本不变的刻画。不仅一个人的记忆是一个机动的过滤框架，一个族群乃至国家的记忆亦复如是。即使努力溯源钩沉，经过冥想或还原之后，无非也是不成系统的只言片语。常态与不变往往难以被历史所刻画，过去发生的事情被时间忘记司空见惯，被历史记住的那一些成为常识。随着研究不断深化，通过蛛丝马迹勾勒出来原本属于同一演进过程的历史事实却成为解构原有常识的工具。空间不变，可谓恒久。如今除了置放于博物馆的陈迹旧物，这里的故事与金戈铁马，又有几许不被遗忘呢？
历史发展由普罗无数的个体组合而成，更多是一种复合连续的过程，延伸至当下，伸展到未来，形成互动的格局。1980年代，为了谋生，我的祖父随着去新疆打工的潮流，两次前往乌鲁木齐摘棉花和给牧民放羊。2003年，父亲背起了行囊，足迹遍及了榆林、府谷、东胜的煤矿。他们没有——也难有回、维、蒙等族群的概念，有的只是很朴素的描述：“那里的生活习惯与饮食‘我’刚去是不太适应的，之后也就逐步习惯了。”而在这些具象的描述和生计背后，就是构成历史曲线每一个个体的直面感官。当我拿起这枝笔书写着曾经他们讲述的故事，想着这里曾经有过亲人的足迹，这是历史的内在统一罢？人与地理环境的历史，似乎如此的重叠与相似。
在当下，鄂尔多斯与前几年的“黄金发展”不同，这里人烟稀少，坐出租车不易且价格不菲。与许多旅游区相反的是，住宿相当便宜——假设对于“星级”没有特殊要求的话，不过百元而已。而相比于内地，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饮食比较昂贵，普通的饭菜日均消费80元上下。
有一朋友在内蒙古铁路局工作，他让我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谈谈对鄂尔多斯的印象，有没有什么内在的线索和建议。酒过三巡，我沉吟了一会，又显现出久违的轻狂：
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永恒总是有范围的。组织力量的衰退，乃是共性问题，不仅与民族无关，也与空间碍难相连。不久以后，谓之于文明的东西又变成了需要打破的传统和阻碍继续进步的桎梏。具备可循环的内生动力才是良性发展的前提，比如曾几何时依赖于煤炭工业、房地产的大量开发和当下撤资带来的经济萎靡和消费不振。
令人失望的是，朋友脸上浮现出一丝不解的痕迹与尴尬，但他还是礼貌地表示很受启发。对我来说，随着年龄的逐步增长，失去了大快朵颐、一醉方休的兴致。而那天质量不算上乘的红酒，虽是小酌，但也使人微醺，让人“心醉流连”。
行走在草原的路上，看着条条铁路线路交错纵横，公路蜿蜒曲折，傲然展示着人类文明塑造的特有轨迹。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铁路的承载量骤然增大，形成人群之间交流迁徙和国家影子的隐性折射。若与所能追溯到的历史事实与经验相接续，国家权力与基层秩序是一个不可割裂的一个连续性过程，这个过程无法用“边界-华夷”线性地加以概括。节庆、旅游在互动中，表现出若合符节的历史规律和接近于球状体般的循环往复。
在平日，对比于许多胜地的喧嚣，东胜西站比较冷清。但回程那天游人出奇的多，拥挤不堪。安检机旁一个美丽的工作人员疏散队伍，让我稍等一下，然后笑着说：谢谢你配合。我意识到一种温暖，而同时也深刻地反思了自己内心的狂妄。或可借用和改编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但生活与感官之树常青。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更希望不会忘却。
但愿，此行不是一场徒然的历史寻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