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丨陶文钊：中美之间积累了丰富的危机管控经验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屋内的访谈却是另外一种氛围：一个半小时的采访，陶文钊神采奕奕、侃侃而谈。谈笑风生中，他对中美交往史实信手拈来，对两国外交政策演变解析独到，对国际格局变动思考深邃。
历史书写者，时代亲历人
澎湃新闻：1972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撤销，近代史所恢复工作，您回到北京，而1972年也是中美关系开始“破冰”的年份，您是否还记得最初获悉尼克松访华这一消息时的感受以及当时您对中美关系的认知？
陶文钊：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我还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当时没有电视，报纸也不是每天都能看到，我对此了解不多，但这个消息还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干校的一次班级讨论上，近代史所的老副所长黎澍的发言让我印象深刻，他说“邀请尼克松访华，是给我们思想上的形而上学一个很大的打击”。以前，我们觉得美国就是帝国主义，美国和中国是敌对关系，但是如今，最大敌国的首脑居然到北京来访问，毛主席还接见了他，确实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意义。
对我个人而言，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尼克松访华以后，1972年的5月，就在我从干校回到北京的时候，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发起了全国第一个英语广播讲座节目。我在大学里学的是俄语，对于作为第二外语的英语已经很生疏了，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一个好机会。当时，我还没想到以后要从事中美关系研究，只是觉得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最好能够多懂一门外语。我跟着这个广播讲座一直学了三年，从初级班到中级班，边学边做练习，给我的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完中级班以后，我阅读一般的英文历史文献和著作就没什么问题了。
澎湃新闻：您曾经说过，1982年公派赴美进修是一生的转折点，这是一次什么样的经历？
陶文钊：这次赴美进修是国家教委的项目。现在卡特总统的回忆录也披露出来，在中美建交以前，邓小平和卡特就已经决定中国要向美国派出留学生。我是第三批赴美留学生。1981年的春天，我接到通知说国家教委有赴美进修的名额，6月将有全国性的选拔考试。我抓紧时间准备，后来以63分的成绩通过了考试。当时，国家教委的标准是50分是培训线，60分是派出线，即50分需要在国内的外语院校参加培训，60分就可以直接派出了。我虽然达到了派出线，但是为了夯实自己的英语基础，还是选择了前往西安外国语学院参加培训。
我赴美的时候带了一个研究课题，即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中美关系史。我当时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正在编写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这部书当时已经写到第二卷，即写到晚清和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接下去还准备写第三卷、第四卷，在后面的部分里，中美关系的分量就很重了。3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到40年代解放战争时期，美国介入中国的内政越来越深。对于这一段历史，恰好美国的档案都已经开放了。所以，我是带着这样一个研究课题赴美的。
澎湃新闻：从史料中阅读美国，到现实中接触美国，您的最初感受如何？当时的美国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如何看待中国？
陶文钊：由于中国与美国隔绝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对美国的了解很少，到了那儿以后一切都觉得新鲜。首先是觉得美国确实很富裕，我第一次到国会图书馆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震撼。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比我们对美国的了解要少。但他们都希望知道更多的情况，尤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感兴趣。总体来说，美国人对中国是比较友善的。
澎湃新闻：从最初的俄语专业毕业，研究中苏关系，到后来自学英语，研究中美关系，您研究领域的变化，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反映了中国外交在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转移。您如何看待个人和时代、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您这一代美国问题研究者的使命是什么？
陶文钊：“文革”以后的40多年，我有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学俄语到学英语、用英语。我大学时期学的是俄语，做中美关系的研究以后，俄语基本上就不用了。我现在到了晚年，还是想把俄语重新捡起来，这也是我现在研究美俄关系的一个原因，阅读一些俄文材料时，拿着俄语和英语对照。
第二个转变是从翻译到研究。我在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的时候，做了一些俄语的翻译。做了一段时间翻译以后，我觉得这样下去可能没有自己的专业所长，当时刚好近代史所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编写《帝国主义侵华史》，这个项目需要年轻人。我就提出参与这个项目，由此进入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第三个转变是从历史研究到现状研究。1994年，我调入社科院美国所，就逐渐从历史研究转到现状研究。如果我还继续在近代史所工作，大概不会有后面两卷的《中美关系史》了。这方面的转变，我觉得不是很困难。因为研究工作总是有一个共同的方法，尤其是在近代史所，我受到的最大的教育就是需要掌握丰富的资料，尤其是第一手的资料。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一定要扎实严谨。
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老所长刘大年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20世纪50年代，他撰写了《美国侵华史》，他们那一代人的主要使命是在全民族中消除亲美、恐美、从美的意识。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初，美国研究在中国很难说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使美国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当然，美国研究服务于我们国家的外交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于中美关系，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我们首先是以事实作为基础，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我们是在努力地做，当然会存在很多的不足。
澎湃新闻：对于年轻一代的美国问题研究者，您有什么样的希望？
陶文钊：年轻学者的条件比我们更好，他们都经过系统的国际政治训练，到国外访学、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条件也很优越。我希望年轻的学者在我们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是要开拓研究的范围。另一方面，要挖掘研究的深度。
中美关系还有很多的领域可做研究。例如，我特别主张做个案研究。可以研究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波音飞机在中国这样的案例，然后再做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案例，通过对企业的研究，反映中美两国在商务上的互相交流。我们也可以做姚明在美国的个案研究，姚明在美国的影响力很大，小布什和奥巴马都很赞赏姚明，通过这样的案例可以反映出，中美关系不仅仅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国社会、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三卷中美史，百年风云录
澎湃新闻：是什么原因推动您撰写了三卷本、一百五十万字的《中美关系史》？
陶文钊：如果我还继续留在近代史所工作，也许只能完成第一卷。1994年，我调到美国所。社科院的国际学部主要从事现代问题研究，不从事历史研究，当时我们所没有人研究美国史，研究中美关系史的人也不太多。刘大年同志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当时，建国以后的很多档案都已经开放了，美国也正式公开出版了《美国外交文件集》，许多在国家档案馆、总统图书馆的档案也都可以查阅。第二卷写到尼克松访华，但是不能以尼克松访华作为这本书的结尾，因为他只是“破冰”，所以必须得再往下写。后来，我决定写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写到克林顿政府通过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这也正好是20世纪结束了。以一个积极的结果收尾，可以使人对未来充满希望。
澎湃新闻：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时，您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哪些档案让您印象深刻，有没有哪些内容改变了您的原有认知？
陶文钊：我在华盛顿的时候，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国家档案馆。美国查档案很方便，只要有一个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很快就能办好手续。那里的档案非常丰富，让我受益匪浅。
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是档案改变了我对“美蒋”的认识。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总是讲“美蒋”，把美国和蒋介石放在一起，意思是两者铁板一块，实际上并非如此。看完档案以后我发现，1947年1月马歇尔调停失败返回美国，当时他对中国的形势很悲观，对蒋介石政权、国民党基本上已经失望了，但是他又不能站在共产党一边。在当时的战略大背景之下，他还是要想方设法来给共产党制造麻烦，所以当时美国的政策是对国民党提供有限支持。1948年出台的《美国援华法案》给国民党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包括1.25亿美元的军援。但是美国没有介入中国的内战，美国驻华的军事顾问团很快就撤回去了。
后来，1948年底宋美龄去美国，1949年李宗仁的代表去美国，反复要求美国增加援助。我看到档案，当时杜鲁门对李宗仁的特使和顾维钧大使说：“我来自密苏里。”密苏里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州，杜鲁门是来自密苏里的独立城，这句话在美国是个双关语，意思就是“我是一个讲实在的人”。杜鲁门说：“我希望看到中国战士准备和愿意去打仗”，这表明他对国民党已经完全没有信心。到三大战役进行的时候，杜鲁门、马歇尔都已经很明白了，国民党是打不赢的。他们对蒋介石政权内部的腐败也非常痛恨，说这些人都是骗子，援助都落到自己腰包里去了。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美国还考虑过各种方案，包括抛弃蒋介石来支持台湾的地方势力，或者是支持国民党里的异蒋势力。一直到1954年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实际上美国与蒋介石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分歧。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但是现在这已经是史学界的共识了。所以，档案研究很重要。
澎湃新闻：人物访谈是对档案材料的有益补充，为了撰写《中美关系史》，您曾经采访多位美方政要和专家学者，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两个让您印象深刻或者给您的研究带来巨大帮助的访谈经历？
陶文钊：人物访谈是美国学术界的传统，他们研究历史时都尽可能这样去做。我对美国政要的采访主要是在2002年的夏天，当时我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访问学者。我采访了很多人，级别最高的是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是部长级。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采访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睿哲，他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我和他谈了三个上午。我们从开罗会议谈起，一年接着一年、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地谈，内容涉及美国对台政策、中美关系。和他谈完以后，我对美国每个阶段的对台政策就非常清楚了。特朗普当选后不久就接了蔡英文的电话，并声称“一个中国”也在谈判之列。很多美国学者都站出来发表不同意见，卜睿哲写了一封致特朗普的公开信，指出“一个中国”政策不是中国强加给美国的，是美国自愿提出的。确实，基辛格1971年7月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主动向周恩来总理作了不赞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不鼓励“台湾独立”的表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又提出五点承诺，其中也包括“一个中国”。对卜睿哲的采访对我后来研究台湾问题、“美台关系”非常有帮助。
另外一个例子是韦德宁。在小布什执政的八年里，他一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任职，前四年是负责中国事务的主任，后四年是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任。我对他的采访次数很多，尤其是2006年、2007年的时候，台湾问题比较紧张。我每一次去美国都要见他。他也很乐意见中国学者。我的《中美关系史》第四卷中写到小布什政府的事，有很多是对韦德宁的采访。而写奥巴马政府则用了很多对麦艾文的采访。所以，我觉得采访也很重要。
老骥犹奋蹄，壮心仍未已
澎湃新闻：您现在正在撰写《中美关系史》的第四卷，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进展？
陶文钊：第四卷是写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16年的中美关系。目前我觉得有很多的不足，因为很多事情只能依据报刊材料，没有别的信息可以去发掘，有些问题目前还解释不了。例如，2005年六方会谈的“9·19共同声明”出台，这正是六方会谈要达成成果、形势最好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却发起了对澳门汇业银行的制裁，冻结了朝鲜在澳门汇业银行的2500万美元账户。我不知道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的猜测是布什政府内部可能有两派，一派赞成六方会谈，包括当时的国务卿赖斯、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希尔，另外一派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以及副总统切尼。是不是因为强硬派故意捣乱？还是因为别的原因？我在书里也做了说明，这事现在解释不了，需要以后有更多的档案材料被发掘出来。
写当代史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局限，我写《中美关系史》第四卷，是把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的主要事实记载下来，把演变的主要脉络描述出来，把我们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为后人研究中美关系提供参考、借鉴。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亲眼目睹的，有的是我们部分参与其中，有自己的亲身感受。我们也和美国学者以及一些决策者交流，这些东西对于后来的研究者会有所帮助。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史》第四卷是从2001年到2016年，这应该算是21世纪的中美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一段时期可以用“接触+遏制”来概括美国的对华政策，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
陶文钊：我一直不赞成在冷战结束以后还用“遏制”这个词，因为“遏制”这个词是冷战的产物。我认为用“接触+牵制/平衡”来概括比较合适。我们官方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里，从来没有用“遏制”这个词。如果美国是在遏制中国，中美之间的贸易怎么可能发展到5000多亿美元？当然，美国对华政策确实有“牵制和平衡”的一面，或者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两面下注”（hedge）。美国对中美关系最好的定位，是2005年9月21日佐利克的讲话，他提到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戴秉国同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对这个讲话评价很高，他认为这个讲话表明，美国不再把中国看作是国际体系的“异端”。这对于后来进一步探讨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贡献。
澎湃新闻：如何解读40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
陶文钊：中国的对美政策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是相当一贯的。中国的对美政策都是最高领导人亲自抓。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他们都是亲自抓中美关系。90年代，我们经常说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现在，我们虽然不常说这句话了，但实际上中美关系仍然是重中之重。1978年到1979年，一方面是中美的建交谈判，最后邓小平亲自出马，另外一方面是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条线同时并行，这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在邓小平的设计中，对美关系正常化，就是改革开放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政治上看，对美关系正常化以后，我们就可能营造出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很多欧洲国家虽然和中国的关系已经正常化，但是他们都在看美国的眼色行事，中国与他们的关系不能充分地发展起来。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渐渐发展了以后，我们和欧洲的关系也发展了起来。这也是后来领导人所说的中美关系的拉动作用。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恢复，对美关系正常化也促进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从经济上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市场、技术到资金，都离不开美国。小平同志的这个设计，40年的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要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扩大中美的共同利益，发展中美之间的合作，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历任领导人相当一致。美国每换一个总统，对华政策都会有所调整，而我们的对美政策非常一致，不需要美国人去琢磨。这是我们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正能量。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特朗普上台后的对华政策调整？
陶文钊：最近的中美关系确实让人担心，这一次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可能是中美建交以来最深刻的一次调整。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务战略报告》以及《核态势评估报告》颠覆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的两个共识。第一、报告称，美国处在一个“异常危险的”“竞争的世界”当中，威胁来自三个不同的层面：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朝鲜、伊朗这样的“流氓国家”；恐怖主义。国防部的《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摘要）明确认定了地缘战略的回归：“国家之间的竞争，而非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而与美国竞争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这一判断颠覆了过去二十多年国际社会、也是历届美国政府的共识：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安全威胁下降，非传统的威胁上升，国际社会应联手应对非传统威胁，诸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跨国犯罪等等，这是大国关系的新的基础。
第二、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或《国家防务战略报告》但凡讲到中国，都会讲两面：首先用大篇幅说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安全、开放、繁荣的中国的崛起（不同总统会选用这些形容词中的三个），会肯定中国对地区安全起到的“建设性作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中国对地区和全球脱贫、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中美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然后会讲到两国之间的分歧，会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对中国进行一些批评和指责，提到人权问题、军费增长和“军力发展的不透明”、中国与伊朗、苏丹的关系等等。总之，既讲中国崛起的机遇，也提到中国带来的挑战。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任内情况大致如此。
但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只有一句话勉强地提到“美国继续寻求与中国合作”，报告通篇30多处提到中国，都是对中国崛起的指责和对中美竞争的渲染，这种竞争是全面的，在经济（这是美方特别关注、报告中讲得最多的）、地缘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无所不在。报告于是明确地把中国定位为“竞争者”“修正主义国家”，这也是以往类似报告所未见的。
实际上，美国人的这一认识在2010年前后就开始形成了。2008年和2010年，我们相继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是在世界舞台上的精彩亮相。2010年也是中国入世以后的第十年，这十年是中国经济真正起飞的十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奥巴马当时提出的“亚太再平衡”，就是为了牵制和平衡中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提出的时候声势很大，最后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是因为受到了很多牵制。最主要的两个牵制是叙利亚战争和克里米亚事件。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总是抱着一种“传教士式的热情”。80年代，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欢迎，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就会引进西方的民主。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美国人又产生了希望。他们觉得，中国如果搞市场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那么最后一定会导致政治上的自由化。但是经过40年的发展，美国将中国西方化或者说让中国引进西方民主的期望没有实现，他们现在觉得很失望。
美国人对我们的一些提法也有误读和曲解，包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的美国学者就直截了当地问我，你们提出的复兴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让中国在世界上重新拥有像唐朝和汉朝时那样的地位？还有我们提出的“新安全观”“一带一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等等，美国人对这些都有误解，以为中国要把美国从亚洲赶出去，然后在全世界挑战美国的地位。
澎湃新闻：在中美建交40周年到来之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觉得对双方而言，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什么？您对两国领导人的建议是什么？
陶文钊：过去40年的中美关系服务了中国的现代化，我们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对美政策，从大政方针的角度来看，都是正确的。即使是遇到了“炸馆”“撞机”这样的危机，中美关系最终还是克服了困难，得到了发展。经过这40年，中美之间积累了丰富的危机管控经验。
我们需要对美国人说，中美关系是互利双赢的。如果中美关系不是互利双赢，就不能理解两国间的贸易怎么会发展得这么大。贸易不完全是国家之间的事情，贸易还是两国社会、商家之间的事。所以，不能把商业行为政治化，这也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中美关系有个特点，就是只要稳定了，就会有发展！只要中美关系稳定了，就能够对中美两国、地区和整个世界带来好处。最令人担心的是出现颠簸，但是今后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中美关系会有更多的颠覆、摩擦和分歧。
希望中美双方能够继续将两国关系维护在合作共赢的主干道上，继续使中美关系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如果我们能够再维持到2050年，中国真正成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两国之间没有发生所谓的“战略摊牌”，或者说是没有真正掉入“修昔底德陷阱”，那么中美关系就实现了“新型大国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中美两国会有很多的“适应”（accommodation），以及互相的妥协，国际秩序也会慢慢进行调整，这就是基辛格所说的“共同演进”（co-evolution）。
